菩薩是印度語“菩提薩埵”的簡稱，菩提譯為“覺”，薩埵譯為“有情”，凡是覺悟到生命苦空無常，發起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人，不論出家在家，不分地位高低，隻要能發菩提心者，都有資格稱為菩薩。
下篇第一章，先說菩薩道的起點——發菩提心的因緣。菩薩，不是生下來就是菩薩，所謂：“沒有天生的彌勒、自然的釋迦。”從菩薩的因位到成佛的果位，是多生累劫，自初發心經過五十一個階位[1]精勤不懈地修行各種濟世利人的功行而完成的。就如要成為大學教授，必須經過小學、中學、大學的學習，最後取得碩士、博士學位等，才有資格任教。從無知的童蒙到廣博的學士，除了本身的勤學好問，也須有父母、師長、社會諸多的因緣資助。同樣的，要從初發心的菩薩因位到等覺菩薩的果位，發菩提心是重要的起點，但發菩提心也要辨別其邪正、真偽、大小、偏圓，以免誤入歧途，偏離正道。
如何辨別發菩提心的邪正、真偽、大小、偏圓呢？
1．不為名聞利養，不耽世間欲染，隻為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如是發心，名之為正。
2．不怕佛道長遠，不畏眾生難度，隻為佛法興隆，人民安樂，如是發心，名之為真。
3．不求個己解脫，不望當生成就，隻為悲智雙運，菩提道成，如是發心，名之為大。
4．不滯人天福報，不欲聲聞獨覺，隻為三覺圓滿，萬德具足，如是發心，名之為圓。
發菩提心的人，需要發恒常久遠之心，視人溺如己溺，鼓舞內在的動力能源；以不忍聖教衰的護法精神及不忍眾生苦的菩薩心腸，而發上弘下化的大願，一方麵勇猛地修習對治煩惱生死的法門，一方麵無畏地深入五濁惡世，隨處拔眾生之苦，與眾生之樂，示教利喜。如《現觀莊嚴論》說，菩薩以“智不入諸有，悲不住涅槃”的悲智雙運精神，同處眾生的生死煩惱海中，發起大悲哀湣一切眾生的利濟之心，勇猛精勤地開展菩薩的世界。
清朝省庵大師說，發菩提心有十種因緣：一者，念佛重恩故；二者，念父母恩故；三者，念師長恩故；四者，念施主恩故；五者，念眾生恩故；六者，念生死苦故；七者，尊重己靈故；八者，懺悔業障故；九者，求生淨土故；十者，為念正法久住故[2]。
發菩提心應以慈悲為本，方便為門。菩薩道的起點，就在慈悲的培養，方便的增加。菩提心不是一時的情緒，而是從生活中點滴的受持奉行：不放棄一個眾生，不輕視一點小善，以佛道為依怙，以真理為法侶；如此行持菩薩道，才不致沉淪無邊的苦海裏。
曆代聖賢發菩提心，行菩薩道者，均可作為修行人的典範。如《本生經》載，佛陀往昔行菩薩道時，曾不惜性命“舍身飼虎，割肉喂鷹”[3]，以完成菩薩布施度的宏願。作忍辱仙人時，為歌利王割截肢體，以不生瞋恨而完滿忍辱之修行[4]。另外，如舍利弗獨自一人前往北方監造祇園精舍[5]，並勇敢地麵對驕慢自高的六師外道，以神力降伏之。目犍連為維護正法的傳布，無懼於異教徒的伺機迫害，終於為教殉難[6]。富樓那到西方輸盧那國教化粗獷的人民，隻為佛法可以興隆，犧牲生命，亦在所不惜[7]。摩訶男自沉於水，以救族人，乃至須達多、梨師達多舉所有資產以為供養、布施等，這一切都要靠菩提心發起的力量，才能有此大願大行。
劉宋曇無竭，曆經險難，前往中印度求取經典，幾乎喪命。唐代神會大師欲振師門六祖之風，設無遮大會論戰時賢，多次遭遇迫害，甚至因禦史盧奕的誣奏，奉敕黜離洛陽荷澤寺；然為大事也，不惜身命，終於確立南宗為正統禪門[8]。智實大師因唐太宗重道輕佛，以僧為末座，智實不受詔令，被流放嶺南，無怨無悔地說：“我非為爭先末，隻為讓後世知大唐有僧耳！”惠主大師因陵陽公將驢騾放任在大殿遊走，為力衛殿堂，以死抗拒，不懼權勢。誌超大師，不畏嚴敕——私自度僧者加以極刑，仍照常剃度，以維護僧寶。元代法珍比丘尼為法寶流通，毅然揮刀斷臂募資刻藏，感動四方信士，發心讚助，積三十年始成《趙城金藏》[9]。設若沒有上述成千上萬人的舍身舍命行菩薩道，佛法命脈如何延續於後世？
修習菩薩道者，如果能發心嚴正，時時自覺有所不知、不淨、不能、不圓，勤奮地遍學一切法門，心心上求佛道，念念下化眾生，發揮“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的菩薩精神，此即為菩薩道的起點。
【注解】
[1]詳見上篇第三章《菩薩道的次第》。
[2]詳見《勸發菩提心文》。
[3]“舍身飼虎”，見《金光明經》卷第四《舍身品》；“割肉喂鷹”，見《菩薩本生鬘論》卷第一屍毗王救鴿命緣起。
[4]歌利王是佛陀本生譚中所出現之王名。佛陀於過去世為忍辱仙人時，歌利王惡逆無道，一日，率宮人出遊，遇忍辱仙人於樹下坐禪，隨侍宮女見之，舍歌利王而至忍辱仙人處聽法。王見而生惡心，遂割截仙人之肢體，然仙人仍不起瞋心。這是菩薩忍辱行滿之著名例子。《大唐西域記》卷三載，北印度烏仗那國瞢揭厘城之東有大塔，即世傳忍辱仙人受苦之處。
[5]詳見《賢愚經》卷十《須達起精舍品》。
[6]詳見《增一阿含經》卷十八。
[7]詳見《雜阿含經》卷十三。
[8]神會大師為唐代禪僧，荷澤宗之祖。年十三，參謁六祖惠能。六祖入滅後二十年間，曹溪之頓旨沉廢，兩京之間皆宗神秀，由普寂等續樹法幢。師初至洛陽，欲振六祖之風，乃於開元二十年（732年）設無遮大會於河南滑台大雲寺，與山東崇遠論戰，指斥神秀一門“師承是傍，法門是漸”，欲確立南宗惠能之正統傳承與宗旨。天寶四年（745年）著《顯宗記》，定南北頓漸兩門，即以南能為頓宗，北秀為漸教，“南頓北漸”之名由是而起，竭力攻擊神秀之漸門，於是南宗日盛而北宗大衰。（詳見《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下、《宋高僧傳》卷八、《景德傳燈錄》卷五）。
[9]元代法珍比丘尼於募刻藏經之外，並參與各種慈善義舉，造福社會人群。詳見《佛教·弟子篇·斷臂刻藏法珍比丘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