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法是家務，利生為事業”，弘法利生是僧信的責任與使命，曆代高僧大德，有的以講說度眾，有的以慈悲濟世，有的用梵音弘法，有的以苦行[1]示範，所謂方便善巧，隨緣度化，這便是弘法利生最佳的寫照。今從各個層麵列舉弘法利生的人物特色及貢獻。
在詩[2]、詞、書[3]、畫[4]方麵，曆朝人物中知名者眾多，例如：唐朝王維[5]的“詩趣禪機”，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清末八指頭陀寄禪的“洞庭波送一僧來”[6]一詩堪稱絕作；宋朝蘇東坡的“焰口召請文”，道盡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情懷；東晉王羲之的行書《遺教經》；南唐李後主[7]的辭章淒美，描述世事苦空無常，哀怨動人；唐朝懷素有“書法草聖”之稱，所書《金剛經》一卷，被喻為稀世之寶；唐朝柳公權的楷書《心經》，清末林則徐繕寫的“行輿日課”等，均流傳於世。另外，八大山人[8]等明末四大畫僧[9]的書畫，唐末貫休的“十八羅漢圖”，民國豐子愷的《漫畫護生畫集》，民國張大千的“洞窟臨摹佛像畫”，皆為繪畫藝術的瑰寶。
在文學[10]方麵，如：南朝劉勰的《文心雕龍》、謝靈運的《辯宗論》，唐朝白居易的淨土詩詞，以及北宋歐陽修的撰文向佛，皆使文學蘊含信仰，啟迪人心。
科學方麵，唐朝一行禪師製訂“大衍曆”，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曆法，因而被尊稱為中國四大科學家之一[11]；民初王小徐發表《佛法與科學的比較》、尢智表以《一個科學家研究佛經的報告》，以及李恒鉞教授《向受過現代教育的人介紹佛教》等，在在證明佛學的理論無不符合科學的觀念。
在曆史方麵，有梁代慧皎、唐代道宣、宋代讚寧、明代如惺等所著作的高僧傳，合稱為“四朝高僧傳”，使佛教僧傳史淵遠流傳。民初湯用彤[12]撰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思想史》、蔣維喬編撰《中國佛教史》，這些著作都很有係統地建立了中國佛教史的架構。
在地理方麵，有晉朝法顯的《佛國記》、唐朝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義淨的《南海寄歸內法傳》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他們在西行求法時傳播中國文化[13]，都作了弘法利生最大的奉獻，並且改變了世界史地學者對中亞、南海的印象。
在學術方麵，民初丁福保編纂《佛學大辭典》，梁啟超撰述《佛學研究十八篇》，章太炎[14]、呂澂[15]、梁漱溟[16]、蔣維喬[17]等在佛學上努力地耕耘，為佛教學術留下豐碩的成果。道安[18]、慧遠[19]、鳩摩羅什[20]，乃至民國的太虛[21]、月霞[22]、倓虛[23]及大醒[24]、慈惠[25]等諸法師，致力於人才的教育，延續了佛門的法身慧命。
在致力於文字般若傳播方麵，有發願刻經助印流通的明朝紫柏[26]、日本鐵眼[27]、民初楊仁山[28]及孫張清揚[29]等大德，雖備嚐艱辛，卻使後代佛子有機緣親炙佛陀的言教。佛光山為了使經典更加普及，慈怡[30]、永明、永進等為古版的藏經重新標點、分段、編排印刷；首創光盤版的《佛光大辭典》；出版佛教書籍，並翻譯成多種語言；慈容[31]成立“佛光衛星電視台”，使佛法傳播無遠弗屆。從經典書刊的平麵弘法，到聲光彩電的立體傳教，這些努力都是為了嘉惠全球，利益法界眾生。
此外，也有祖師大德以藝術、文化來宣揚佛法，綿延了佛教無價的精神內涵及跨越時空的宗教生命。創作於外的有石窟[32]大佛壁畫：如龍門石窟、前秦樂僔的敦煌鑿窟、僧祐的棲霞山千佛崖石窟、曇曜的雲岡石窟、道憑的寶山石窟朱砂洞、靈裕的響堂洞、靜琬的房山石刻等，皆留下千古的美譽。
在佛法內學的開展上，有將茶道[33]匯入佛法大海者，如：茶神陸羽“宿棲霞寺，研茶事，著《茶經》”、趙州禪師的“趙州吃茶”、如寶禪師的“飯後三碗茶”[34]，以及日本禪僧珠光的“無心之茶”、千利休“以茶道諫君主”[35]等。
更有以佛教音樂[36]發揮淨化心靈之功者，如三國時代魏國曹植的“漁山梵唄”、梁武帝的“懺儀唱頌”、東晉慧遠的“梵樂弘法”等，成為千古傳唱。乃至悲智雙運，剛柔並濟的佛教武術，也是護國衛教的方便法門，曆朝有降虎的北齊僧稠，輔佐唐太宗征戰的少林武僧曇宗、誌操、惠場，以及清朝時與倭寇作戰的月空等。
曆代佛教人士於修身律己之外，也關懷民間，福利社會，入世教化；在公益環保及福利事業方麵有：植樹造林的宋朝明遠大師；墾荒辟田的唐朝百丈、普光、永淨禪師；鑿井施水的吳越德韶，唐朝慧斌、澄觀大師；整治河川的宋朝明遠、道遇大師；興建水利的宋朝維溪、師振大師；築橋鋪路的宋朝道詢、普足、覺先、道遇大師。此外亦有搭建涼亭、點掛燈火、利濟行旅、經營碾磑[37]、設佛圖戶[38]等，以佛教公益事業疏解國家經濟、社會問題者。
在公益活動方麵：近年來，國際佛光會為重整道德，舉辦了“淨化人心七誡運動”[39]、“反煙毒運動”、“監獄八關齋戒修道會”、“慈悲愛心人運動”[40]、“世界佛學會考”[41]、“三好運動”[42]等，借著佛法的力量來淨化社會的活動。
在慈善濟世方麵：有唐朝曇選、鑒源大師的賑災施粥；有慈湣好施而感動帝王贈糧的隋朝曇延大師；有以勞役做工所得捐助貧苦的隋朝法純大師；有研究醫術，救護病苦的東晉佛圖澄、南北朝寶象、隋朝智大師等；現代的台灣，有慈濟功德會的設立，專職做慈善救濟的工作；佛光山的雲水醫院急難救助、下鄉施藥、器官捐贈、冬令救濟，乃至養老育幼等老人精舍、育幼院的設立，為人的一生做了全麵的照顧，更是圓融佛教六度的慈善事業。
總之，佛教在曆代君王[43]、宰官[44]及四眾弟子的護持下，得以紮根繁衍，佛陀的思想和教義的實踐，得以遍布全球。曆朝弘法利生的祖師大德們，證明了佛法不僅具有時代的適應性，更有文化的傳承性；這也是佛教“同體”、“共生”，“尊重”、“包容”，“平等”、“和平”的精神表現。因此，身為佛弟子的我們，應當要有“佛教靠我”的信念來護持正法，在浩瀚的宇宙中，發揮正知正覺的力量，為個人及大眾無限的生命留下善美深遠的價值。
【注解】
[1]泛指斷除肉體欲望，堪忍諸種難忍之行持。
[2]撰題蘊含佛教教義詩作的代表人物尚有印度馬鳴，唐朝孟浩然、柳宗元、李商隱，宋朝蘇東坡、九僧（淮南惠崇、劍南希書、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汝州簡長、青城維鳳、江東宇昭、峨眉懷古）等人。
[3]曾撰寫有關佛教詞作、書法的主要代表尚有南北朝智永，唐朝顏真卿、褚遂良，宋朝蘇東坡，元朝趙孟頫，明朝董其昌，清末民初印光，民國弘一、宗仰等人。
[4]佛畫主要代表尚有三國吳曹不興，南朝顧愷之，隋朝陸探微、張僧繇、宗炳、展子虔，唐朝尉遲乙僧、閻立本、張孝師、吳道子，明末石濤、石溪等人。
[5]王維（701—761），字摩詰，盛唐時期田園詩人，其作品表現無常寂滅的心境，如《鹿柴》、《竹裏館》、《渭川田家》等。
[6]此詩全文為：“危樓百尺臨江渚，多少遊人去不回。今日扁舟誰更上？洞庭波送一僧來。”乃八指頭陀寄禪於同治十二年（1873年）重遊洞庭湖所作。
[7]即李煜（937—978），南唐最後一位皇帝，故稱李後主。工書善畫，精通音律，多才多藝。其詞作內容體現兩期不同的生活情境，在後期如《烏夜啼》、《清平樂》、《虞美人》、《浪淘沙》等，表現其深沉的哀愁及人生無常的悲苦。
[8]係明宗室朱權後裔，本名朱耷（1626—1705），以書畫著稱於世。
[9]或稱為清初四大畫僧。指八大山人、石濤、石溪、漸江。
[10]有關佛教的文學，主要代表人物尚有唐朝皎然、黃庭堅、白居易，宋朝蘇東坡、歐陽修等人。
[11]即：一行禪師、張衡、祖衝之、李時珍。
[12]湯用彤（1893—1964），甘肅人（一說湖北黃梅人），字錫予。為學術界研究中國佛教史學之泰鬥。留學美國哈佛大學，精通梵文、巴利文、英文、日文，熟諳東西哲學與文學，曾在南京支那內學院親近歐陽漸。其佛學造詣深湛，義理、史學皆通達。所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往日雜稿》、《魏晉玄學論稿》、《印度哲學史略》等書，皆為學術界之上乘作品。其中，尤以《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取材豐富，方法嚴謹，在考證、義理上頗多創見，極受國際學界重視。
[13]除法顯、玄奘、義淨大師等西行取經之外，其他對佛教文化交流方麵有重大貢獻者還有印度阿育王須那、鬱多羅，漢朝朱士行，晉朝慧深，唐朝鑒真、杯度、文成公主，以及民國法舫等人。
[14]章太炎（1869—1936），又名炳麟。曾提出“由佛學易天下”的救世主張，為中國近代史上佛學思想濃厚的國學大師。
[15]呂澂（1896—1989），字秋逸，也作秋一、鹙子。通曉多國文字，在佛學研究、教育人才、學術上都有重大成就，可謂是近代佛學的巨擘。
[16]梁漱溟（1893—1988），字煥鼎，其有關佛學的著作有《印度哲學概論》、《唯識學與佛學》、《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唯識述義》、《人心與人生》等。
[17]蔣維喬（1873—1958），曾在南京大學開講“佛教入門”、“百法明門論”等課程，其中《中國佛教史》曾被選作武昌佛學院教材。
[18]道安（314—385），致力於組織僧侶，科製佛經，製定戒規，以釋為姓，撰注佛典，主持譯經，編纂經錄，縱攝佛法等，誠為中國佛教的奠基者。
[19]慧遠（334—416），棲止廬山三十餘載，學風莊嚴宏遠，佛教著述頗多，並廣納賢才譯經，使廬山成為南方一大佛教中心。
[20]鳩摩羅什（344—413），開辟中國譯經史上的新紀元，共譯出大乘經典七十四部三八四卷。當時四方義學沙門仰慕其高風義節，計有八百佛門俊彥一同參與翻譯佛經。
[21]太虛（1889—1947），一生致力於弘法利生不輟。曾設立武昌、閩南佛學院及漢藏教理院教育僧材；創辦《海潮音》、《佛化報》、《佛化新青年》等雜誌以弘揚佛法，更著手組織“世界佛學院”以建立人生佛教。
[22]月霞（1858—1917），曾開辦“華嚴大學”，培育佛教人才。
[23]倓虛（1875—1936），一生致力於“僧伽教育”，認為“佛法弘揚本在僧”，故在每個道場完成後，皆創辦佛學院。
[24]大醒（1899—1952），在民初種種迫害佛教事件發生時，衛教護法，筆耕不輟，在當時產生巨大影響。創辦雜誌、學校，大力提倡人間佛教，為太虛大師佛學思想的推動者。
[25]慈惠，1934年生，1965年出家。日本大穀大學文學碩士、日本國立京都大學研究員、美國西來大學榮譽博士。曆任佛光山都監院院長、佛光山教育院院長、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覺世月刊》及《普門雜誌》發行人、文化大學教授等職。負責籌建美國西來大學、台灣嘉義南華大學、宜蘭佛光大學、大陸湖北弘道大學。於僧眾教育、信徒教育、佛教行政、佛門行事等，無不嫻熟。
[26]紫柏（1543—1603），有感梵夾本大藏經卷帙重多，不易流傳，所以發願將刻經改為方冊，其方冊藏經稱為《徑山藏》或《嘉興藏》。
[27]鐵眼（1630—1682），日本黃檗宗僧。有感於日本佛教大藏經嚴重缺乏，因此發願刻印，曆經十餘年終於完成一部總數七三三四卷的大藏經，世稱《鐵眼藏》，又稱《黃檗版藏經》。
[28]楊仁山（1837—1911），名文會，創辦“金陵刻經處”。其在經典的保存、校勘、刻印的成就，功不可沒。他曾由日本尋回我國失佚的隋唐佛教著述，並刻印流通。並曾校刻經書二百十一種，一千一百五十五卷，佛像版共計四萬七千餘片，同時於刻經處開辦佛學學堂，稱祇洹精舍，培養振興佛教人才。
[29]孫張清揚（1913—1992），在20世紀40年代台灣佛教界，佛教典籍流通不易情況下，不僅開辦佛經流通處、書局，更協助東初法師影印大藏經，此舉關係著台灣佛教的複興。
[30]慈怡，生於1943年，1965年出家，日本京都佛教大學文學碩士學位。曆任《覺世旬刊》、《普門雜誌》主編，並主持《佛光大辭典》、《佛光大藏經》及《佛教史年表》的編輯工作。《佛光大辭典》於1989年獲頒金鼎獎。現任臨濟宗大阪佛光山寺住持。
[31]慈容，1936年生，1969年出家，日本京都佛教大學（社會福祉學）畢業、美國西來大學榮譽博士。曾任台北普門寺住持、佛光山都監院院長、西來寺住持、台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榮譽觀護人。現任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秘書長、《普門雜誌》發行人、佛光衛星電視台總經理。1983年榮獲好人好事代表。
[32]石窟的開雕，尚有河南鞏縣石窟，四川廣元千佛崖，杭州西湖石窟、飛來洞，山東濟南千佛崖，青州雲門山、駝山，甘肅天水石窟，太原天龍山，遼寧萬佛洞等石窟，遺存有豐富的尊像雕刻、裝飾、壁畫等。
[33]茶道最具代表的尚有日本榮西，唐朝慧寂（釅茶三兩碗），宋朝惟儼、克勤（茶禪一味）、子儀（煎濃濃茶水）、鬆山、本先、智常等。
[34]飯後三碗茶的公案載自《景德傳燈錄》卷十二：“門人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如寶禪師曰：‘飯後三碗茶。’”
[35]豐臣秀吉以強勢命令千利休為他的茶室“插花”，千利休憤怒地用花擲打豐臣秀吉，並毅然剖腹自殺，以身殉道。千利休的弟子宗二，也用茶道的宗旨規勸豐臣秀吉放棄侵略中國和朝鮮的政策。
[36]另曾以佛教音樂弘法的尚有印度唄比丘、馬鳴，東晉鳩摩羅什（佛曲十首），唐朝文淑、善本，民國弘一等人。
[37]寺院於其莊園或寺領地設置碾磑，用以脫穀、製粉，不僅提供當地民眾就業機會，所得收入也成為寺院重要的財源。
[38]佛圖戶乃北魏沙門統曇曜上奏文所立之一種社會事業。與僧祇戶同時設置，為寺院經濟之基礎。即集重罪犯人或官婢於寺，從事寺院清掃或田地耕作。
[39]淨化人心七誡運動乃以淨化人心，建立祥和社會、杜絕毒品泛濫、敦厚倫理道德、創造全民安和樂利的生活為主旨。內容為：一誡煙毒、二誡色情、三誡暴力、四誡偷盜、五誡賭博、六誡酗酒、七誡惡口。
[40]慈悲愛心人運動乃國際佛光會有鑒於社會治安日益惡化，因而發起淨化心靈運動，名為“慈悲愛心列車”，以環島街頭布教方式，展開全省巡回倡導，主要為散播慈悲愛心的種子，帶給社會光明和希望。
[41]世界佛學會考由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每年舉辦，主要宗旨是推動佛學研究、充實生活內涵、追求靈性世界、提升信仰層次、培養正知正見。
[42]由於社會功利主義掛帥，導致價值觀念嚴重偏差，造成種種脫序的現象。有人主張“亂世用重典”，但嚴刑重罰隻能收一時治標之效，正本清源，以宣揚因緣果報的觀念為治本之道，故有淨化人心三好運動之發起，即：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用三好去三毒，期能收化暴戾為祥和，化嫉妒為讚美，化貪欲為喜舍，化濁惡為清淨之效。
[43]從佛世到今日，世界上護法君王不勝枚舉，主要代表有印度的頻婆娑羅王、波斯匿王、優填王、阿闍世王、阿育王、彌蘭陀王、迦膩色迦王、戒日王；中國有東漢明帝、桓帝，三國魏朝陳思王，十六國石虎、石勒，前秦苻堅，後秦姚興，梁朝武帝，北魏文成帝、文獻帝，隋文帝、煬帝，唐朝太宗、高宗、武則天，清朝順治、康熙、雍正、乾隆等。世界各國如日本有欽明、敏達、聖德、聖武；韓國有法興王、高句麗太祖、宣宗王、高宗王、李朝世祖；泰國有坤藍甘亨王、立泰王、三界王、怛萊洛迦王、頌曇王、拉瑪五世、拉瑪九世；錫蘭（今斯裏蘭卡）有天愛帝須王、摩哂陀第四王、末羅王、度他伽摩尼王、吉祥稱王師子王；緬甸有阿奴律陀王、敏東王等。
[44]曆代宰相、官員護教者，主要代表有東漢笮融，三國支謙，東晉孫綽、郗超，南朝謝靈運、何尚之，唐朝梁敬之、裴休、張說、王維、柳宗元、白居易，宋朝李遵勖、晁明遠、王隨信、文彥博、王安石、蘇軾、張商英，明朝宋濂、陸光祖、瞿汝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