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爾夫和我成了不可分離的旅伴，我們一起住在小不列顛客棧，每周支付三先令六便士的租金——這也是我們當時能支付的極限了。拉爾夫曾投奔好幾個親戚，但他們都很貧窮，沒有能力幫助他。直到這時，他才告訴我他準備留在倫敦再也不回去了。可他已經身無分文，出門時所帶的錢如今都花在路費上了。我還有十五個匹斯托幣，時常借給他一點兒錢以維持生計，同時他也在設法找工作。一開始他想要進戲院，料定自己是塊當演員的材料，於是向威爾克斯申請戲院的工作。但威爾克斯直言相告，勸他不要幹這行，他永遠不可能在這行取得什麽成就。之後，他向佩特洛斯特街的出版商羅伯茨提議，打算給他編一份像《觀察家》那樣的周報，並且提出了相應的條件，但羅伯茨沒有答應。後來他想找一份謄抄的工作，替神廟附近的文具商或律師們抄寫文書，可惜沒有空缺。
我倒是很快在巴士洛米巷的帕爾默的印刷店找到了一份工作，這家印刷店在當時很有名，我幹了差不多一年。我工作勤勉，可是不少錢都花在陪拉爾夫看戲和娛樂上了。很快，我的匹斯托幣就花光了，然後我們隻能勉強度日。拉爾夫好像徹底將妻兒忘了，而我也漸漸淡忘了和裏德小姐的海誓山盟。我隻給她寫過一封信，告訴她我可能不會很快回來。這是我平生所犯的又一個大錯誤，如果人生能重新來過，我一定要糾正這個錯誤。事實上，相傳是因為我們的開銷太大而湊不足回家的路費。
在帕爾默的印刷店工作時，有一次他們讓我給沃拉斯頓的《自然宗教》第二版排字。當時我見他的一些推論站不住腳，便寫了一篇哲學文章針鋒相對，題目就叫《論自由和必然，歡樂和痛苦》，然後把此文送給了拉爾夫。我將它印了一些出來，帕爾默看後，雖然對我的一些原則不能苟同，有些言論甚至令人討厭，但我還是引起了他的重視，認為我是個有才華的年輕人。不過，我印這本小冊子又是一個大錯。
我住在不列顛客棧時，認識了一個叫威爾考克斯的書商，隔壁就是他的書店。那時因為還沒有流通圖書館，而他又有大量的舊書，我就跟他達成協議，我可以隨意借閱他的圖書，代價是我要滿足他的一些條件（具體是什麽條件，我早就記不清了）。我覺得這件事十分劃算，便盡可能地加以利用。
我所印的小冊子不知為何落到了一個外科醫生利昂斯的手中，他曾寫過一本名為《人類判斷力的可靠性》的書，正是這本小冊子讓我們倆相識。他很器重我，經常與我討論問題，並帶我到奇普賽巷附近的一個名叫範恩斯的淡啤酒酒店，介紹我認識了《蜜蜂的童話》的作者曼德維爾博士。他在那裏組織了一個俱樂部，由於他的風趣幽默而成為俱樂部的靈魂。利昂斯還介紹我認識了派伯頓博士，他答應我找機會見一見艾薩克·牛頓爵士，這是我夢寐以求的，不過這夢最終沒能實現。
我從美洲帶來一些珍奇的玩意兒，其中最好玩的就是一個用石棉做成的荷包，是用火精煉而成的。漢斯·施隆爵士聽說後，專門來找我，邀請我到他家中，向我展示了他所有的古玩，還勸我把手頭的東西出售給他珍藏。他果然慷慨地給了我不少錢。
我們所在的客棧住著一位年輕婦人，她是個製帽商，在克勞斯特有一家店鋪。她受過貴族教育並且頭腦聰慧、舉止活潑、談吐風趣。拉爾夫因晚上念劇本給她聽而使兩人的關係變得親密起來，後來她換了個地方，拉爾夫也跟著去了，他們同居了一段時間。然而，拉爾夫始終沒有找到工作，而T夫人的收入也隻能勉強供養自己和她的小孩。於是拉爾夫決定離開倫敦，到鄉村教書，他自認為能幹好這個工作，最起碼他能寫一手漂亮的字，還懂得算術和會計知識。不過，他覺得教書實在太委屈自己了，並堅信將來能時來運轉，到那時，他可不想有人知道他曾經幹過這樣一份低賤的差事，所以他改名換姓，竟用了我的姓氏。不久之後，我收到他的來信，說他已經在一個小村子任教（大概是在伯克郡教十一二個孩子閱讀和寫作，每周能掙六便士），還囑托我照顧T夫人，並希望我能寫信給他，寄給該地的教書先生富蘭克林。
他不斷地給我寫信，還寄給我許多他撰寫的史詩樣本，希望我能批評指正。我每次都照他的話做了，但仍不忘提醒他不要再寫詩了。當時，他剛剛發表了一部《諷刺詩》，我把大部分抄下來都寄給了他，詩中指出追逐藝術之神繆斯是毫無意義的，但這似乎對他並不奏效。他的詩作照舊源源不斷地寄來。
與此同時，T夫人因為拉爾夫而失去了許多朋友和生意，生活陷入窘境。她總叫我過去，向我借一點兒錢以渡過難關。漸漸地，我喜歡上了跟她待在一起的感覺，那時我沒有宗教約束，而她看起來又很需要我，於是我便試圖同她發生關係（這又是一個錯誤），她十分憤怒地拒絕了我，還將我的所作所為告訴了拉爾夫。這讓我跟拉爾夫的感情產生了裂痕，當他再次回到倫敦時，表明了態度，即我過去給他的所有恩惠從此一筆勾銷，而我知道的是，別再指望他歸還欠我的錢了。這在當時已經不重要了，因為他完全沒有能力償還什麽，而我發現失去他的友誼之後，反倒輕鬆了許多。
現在，我隻想為將來多攢下一點兒錢，而這需要更好的工作，於是我離開了帕爾默的印刷店，來到林肯客棧廣場附近一家更大的印刷店——瓦茨印刷店，在這裏我一直幹到離開倫敦。剛進這家印刷店時，我就意識到自己在美洲時簡直就是個運動健將，因為美洲的印刷和排字是分不開的。在這裏，我隻喝水，而其餘的近五十名工人全喝啤酒，因此他們稱呼我為“隻喝水的美洲人”。我有時會雙手各托一塊排字版上下樓梯，而他們隻能兩手托一塊。從這些事上，他們驚奇地發現，我這個“隻喝水的美洲人”竟然比他們這些喝啤酒的人更強壯有力。一家啤酒店的跑堂經常給我們印刷店的工人送餐，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每天早餐前就能喝下一品脫的啤酒，早餐時就著麵包和乳酪再喝一品脫，下午六點左右再喝一品脫，結束一天的工作後又喝一品脫。我認為這是個令人討厭的惡習，但他們卻認為這是必需的，因為喝酒能讓他們幹活更有力。我設法給他們普及科學知識，告訴他們人的體力與生產啤酒時放入穀物和大麥粉的多少有關係，啤酒中所含的麵粉量絕對比不上一便士的麵包。因此，就一品脫的水吃一便士的麵包所產生的體力要比一誇脫啤酒還多。可他們根本不聽，照樣喝啤酒，每到周六晚上領工資時，照例先拿出五個先令的酒錢。我節省了那筆開支，而那些可憐的酒鬼總是過得相當拮據。
幾個星期後，印刷店的老板瓦茨要我到排字房工作，於是我就跟那些工人分開了。但排字工人竟要我拿出五個先令請他們喝酒——這簡直是敲詐，況且先前在印刷部時我已經付過酒錢了。老板也站在我這邊，叫我不要拿這筆錢。這樣，我堅持了兩三個星期後，他們就開始把我當成異教徒似的排擠，還在背後搞小動作。我隻要稍離開片刻，他們就會攪亂我排好的鉛字，顛倒頁碼，破壞排版等。然後他們竟然將這些誣陷給鬼魂，說鬼魂最喜歡捉弄排外者。最終，盡管有老板給我撐腰，我還是照規矩付了酒錢，因為我相信，同整日抬頭不見低頭見的人搞僵關係是十分不明智的。
現在，我已經跟他們建立了交情，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我建議他們將規矩做一些合理的修改，並壓倒了所有反對者。在我的帶領下，許多工人告別了啤酒早餐，開始吃麵包和乳酪。他們甚至學我那樣從鄰居那裏弄一大碗熱粥，撒上些胡椒粉，加上碎麵包和牛油，吃得津津有味。這些東西的價錢僅和一品脫啤酒差不多，隻有一個半便士，而且這樣的早餐既便宜又舒服，還能讓頭腦保持清醒。那些依然沉湎於濫飲的人，由於經常拖欠酒錢，酒館已經不再給他們賒賬了，於是就讓我為他們付賬，用他們的話說，沒錢就叫“光已熄滅”。到了周六晚上，我便查看付賬表以收回為他們墊付的酒錢，多的時候竟達三十先令。這件事再加上我幽默詼諧的諷刺家般的言辭，讓我在他們中間樹立了威信。我每天都不缺勤（從不休星期一的法定假），這博得了老板的好感。我排字的速度也超出一般水平，於是老板經常給我急件工作，這樣報酬就增多了，所以這段日子我過得十分輕鬆愉快。
我在小不列顛的住處離印刷店太遠了，於是在天主教堂對麵的公爵街上找了一個住宿的地方。它坐落在一個三層意大利貨棧的後麵，房主是個寡婦，有個女兒和一個女用人，再加上一個看管倉庫的工人，不過工人住在別的地方。房主派人到我原來所住的地方打聽了一下我的人品，然後就同意我入住了。她答應我按照原來的租金支付房租就可以了，每周三先令六便士。她說沒有再比這便宜的租金了，她是希望家裏能有個可靠的男人才租給我的。她是個寡婦，上了年紀，又是個牧師的女兒，從小就信仰新教，可她的丈夫使她改信了天主教。提到丈夫，她滿臉都是尊敬之情。她曾和許多上流社會人士來往，因此很了解他們的奇聞逸事，甚至連查爾斯二世時代的事都知道。她的膝關節患有痛風而致殘，很少走出房門，因此很需要有人能陪她。她談吐風趣，無論何時，隻要她有需要，我很情願陪伴她一個晚上。我們的晚餐就是每人半條鯉魚，外加一小塊麵包和牛油，共飲半品脫的啤酒。這不重要，真正有趣的是同她談話令人心醉。
我十分守時，安分守己，從沒給她添過什麽麻煩，因此她也不舍得我離開。所以，當她聽我談起離我工作地點更近的地方有一處房子每周隻收兩先令的租金時，她立刻為我減掉了兩先令的房租。這樣，在倫敦期間，我就以每周一先令六便士的價格一直住在她那裏。
她家屋頂的閣樓上住著一位七十多歲的老處女，過著離群索居的生活，關於她的事我從房東那裏聽來了一些。她是一位羅馬天主教徒，年輕時就被送出國在修道院中修行，想成為一名修女，但因水土不服不得不返回英國。英國沒有修道院，她就盡量營造一個有利於修道的生活環境。因此，她將所有的財產都捐給了慈善事業，自己僅僅保留每年十二英鎊的生活費，她還要從這筆錢中抽出一部分做慈善。她隻喝稀粥，除此之外從來不燒火。她在那間閣樓裏生活了許多年，住在她下麵的房東，隻要是天主教的都給她免除房租，認為她能住在上麵是一種福氣。還有一個神父每天都來聽她懺悔。我的房東說:“我曾問她，像她那樣的生活，哪裏還需要懺悔呢？”她說：“哦，人們不可能避免錯誤的思想。”有一次她允許我去探望她，她顯得十分快樂、彬彬有禮，談話也令人愉快。她的房間十分整潔，沒什麽家具，隻有一個墊子和一張桌子，桌子上放著十字架和一本書，一張讓我坐的凳子以及掛在煙囪旁的一張聖維羅尼卡手帕的畫像。手帕上畫著一幅血流滿麵的耶穌聖容像。她曾表情嚴肅地向我解釋這幅畫的意義。她麵容蒼白，但從不生病。這又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即收入微薄並不影響身體健康。
在瓦茨那裏，我還結識了一個聰明的年輕人，他叫華蓋特，家裏有有錢的親戚，因此顯得比其他印刷工更有教養。他的拉丁文還算說得過去，會說法語，酷愛讀書。我教他和他的朋友學遊泳，下水兩次，他們就成了遊泳好手。他把我介紹給鄉下的紳士們，然後一起坐船到切爾西去參觀學院和唐·沙特羅先生的珍藏。回來的路上，華蓋特向大家說起我的遊泳技術，這讓他們十分好奇，在他們請求下，我便脫去衣服跳入水中，從切爾西附近一直遊到布萊克弗賴爾，一路上表演了各種各樣的水上技巧。他們大概從來沒見過這些遊泳花樣，都感到新奇又興奮。
我從小就喜歡遊泳，曾經鑽研過賽沃諾的遊泳動作和姿勢，再加上我自己的一些獨創，然後就把這些全部表演給同伴看了，他們在讚賞的同時，難掩羨慕之情。華蓋特想成為像我一樣的遊泳好手，再加上我們所研究的東西相似，於是兩個人越來越親密。最後，他提議我們到歐洲各地旅行，就靠我們的手藝沿途打工以維持生活。我曾一度想這麽做，後來在同朋友鄧漢提到此事時，他勸我放棄這個想法，並建議我目前隻考慮如何返回賓夕法尼亞。此時，他正準備返回費城。
我應該將這個好人的優秀品質記載下來。他以前在布裏斯托爾做生意，無奈生意失敗，欠了很多人的錢，通過協商解決後，他便去了美洲，在那裏一心一意經商，幾年內就賺了不少錢。他與我坐同一條船來英國，到英國後，他便邀請過去的債主們前來聚會，在宴會上，對他們過去通融的態度，以及寬大處理他所欠下的債而表示感謝。這些債主們本來就隻是前來赴宴的，根本沒有想到要他還債，但當他們就餐移動第一個盤子時，卻發現每個盤子底下都壓了一張支票，上麵是鄧漢所欠的債和這些年的利息。
這時他才告訴我他要回費城去開店，這樣他就需要攜帶大批貨物，因此提議雇我為店員，替他管理賬務（由他教我管理賬務）、抄抄信件以及照看店鋪。一旦我對這些業務熟悉起來，他便會提升我，給我一批麵粉和麵包到西印度群島去經營銷售，我可以從中獲取豐厚的傭金，如果我經營得法，便能為我日後的發財致富打下很好的基礎。他的話讓我心動，因為我已經開始厭倦倫敦的生活了，回憶起在費城那幾個月的快樂時光，我真想立刻回去。因此，我當即答應以每年五十英鎊的條件為他效勞。這五十英鎊是賓夕法尼亞貨幣，要比我當排字工掙得少些，但更有前景。
當時我以為將永遠離開印刷業了。我每日從事新的工作，跟著鄧漢先生穿梭於各種商人之間，購買各種商品，監督包裝，出門辦事，指派工人發送貨物，等等。當一切裝送上船之後，我得到了幾天的空閑時間。就在空閑的某一天，出人意料的是，我接到了一位大人物的召喚——威廉·威德漢姆爵士，以前我隻是聽說過此人，從未見過，於是我拜訪了他。他不知從什麽地方聽到我曾從切爾西遊到布萊克弗賴爾，並在幾個小時內教會華蓋特等幾個青年人遊泳的事。原來他有兩個兒子，正準備出門旅行，他希望他們能在旅行前學會遊泳，假如我教會他們的話，將給我豐厚的報酬。不過，他的兩個兒子現在還沒到倫敦，而我又不確定在倫敦究竟能停留多長時間，就沒答應他的請求。不過，從這件事中我發現，假如我繼續留在英國，開辦一個遊泳學校的話也能賺不少錢。這個想法如此強烈，以至於他如果早幾天提議的話，也許我就不會那麽早回美洲了。多年以後，我跟威廉·威德漢姆爵士的一個兒子因為一件大事有過交往，那時他已經是愛葛蒙特伯爵了，以後我還會提到他。
我在倫敦一共度過了十八個月，大多數時間努力工作，除了在看戲和讀書上花費多一些之外，生活得十分簡樸。我的朋友拉爾夫讓我變成了一個窮人，他欠我的二十鎊再也不可能要回來了，這對我這個可憐的人來說真是個不小的數目。盡管如此，我還是愛他，他身上有許多可愛的品質。我雖然沒有賺到很多錢，但結識了一些有識之士，跟他們的交往使我受益匪淺，而且我還有機會讀了不少的書。
我們於一七二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從格拉夫森啟程。關於這次航行，你會在我的航海日誌中讀到詳細記載。這次航行最重要的就是我製訂了一份計劃，是我在海上構想而成的，用以指導我今後的生活。當我做出那個計劃時，還很年輕，但我一直到晚年還忠實地堅守著，這是十分不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