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會曾給州長送去一項議案，即撥款六萬鎊供奉給英國國王使用（其中一萬鎊歸將軍勞登勳爵使用），州長則受製於領主的指示，否決了這項議案。議會最終做出了判斷，即領主頑固地堅持下達這些指示來束縛他的代理人州長，這與民眾利益是相違背的，而且也是同王室利益相矛盾的。這讓議會決定提請英國國王廢除這些指示，並要我作為代表到英國請願。
我答應了莫裏斯船長，要乘坐他的郵船從紐約啟程到英國，行李也一並送到船上。這時，勞登勳爵竟然親臨費城，按照他的話說，目的是要調和州長和議會之間的矛盾，以便為國王分憂。因此，他要求州長和我同他會麵，他好當麵聽取雙方的意見。會麵時，我們討論了當前需要解決的問題。作為議會代表，我站在議會的立場上，闡述了我們的理由。這些都記錄在當時的官方文件中，由我執筆，跟議會記錄一起付印。州長則為那些指示辯護，他表示自己必須遵守這些指令，如有違背，將會遭到貶黜。盡管如此，他表示如果勞登勳爵也建議取消指示的話，他願意冒這個風險同領主大幹一場。但勞登勳爵似乎並不打算這麽做，雖然我認為曾一度就要說服他了。最後，他寧願選擇要求議會聽命於領主的指示，並且請求我運用自己的影響力來達成這一目的。勳爵聲稱，他不會派出國王陛下的一兵一卒來駐守我們的邊境，如果我們自己不做好防禦工作的話，就將暴露於敵人麵前。
我把這次會晤的經過告知了議會，並提出了我起草的一係列決議，宣布我們的權利。我們絕不會放棄這些權利，現在僅僅是由於外界的壓力，才不得不暫停這些權利，而且我們有理由對這些外界壓力表示抗議。最後，議員們同意放棄原先的議案，另外提出了一個符合領主指示的議案，這次州長當然沒有否決。
這件事之後，我才繼續我的遠航，但此時郵船已經帶著我的行李先行一步，這對我來說是個損失。而補償這一損失的，隻有勞登勳爵對我不盡的感激，但這次和解全都歸功於他自己了。
勳爵先我一步到達紐約，郵船的開船時間也由他控製。當時碼頭上停泊著兩艘郵船，他說其中一艘很快就要起航了，我便問了他準確時間，以便及時趕到。他對我說：“我已經公布郵船將於下周六起航，但他要我保密，說隻要周一早晨趕到，就能趕上船，再晚就不行了。”由於在擺渡船上遇到了些麻煩，我星期一中午才趕到紐約。我看了看天氣，風平浪靜，唯恐船已經開走了，但經過打聽，才知道船將於星期二起航，這才放下心來。許多人大概都以為我馬上就能動身去歐洲了，我當時對此也深信不疑，但那是因為我實在不了解勞登勳爵的脾性，他的性格極其猶豫不定。就拿這次的事來說，我到紐約時是四月初，可一直在那裏等到了六月底，船才起航。當時停在碼頭的兩艘船，都因為等待將軍的信函而一天天地拖延時間。他總是說明天就準備起航，結果就這樣扣下了兩艘船。等我們出發時，第四艘郵船都抵達了。因為我們的船已經滯留了很長時間，所以當由我們率先起航。
旅客們也都訂好了位置，有些人已經等得不耐煩了，商人們為他們的信件和秋季貨品的保單而焦躁不安。不過這些都沒用，勳爵大人的信件總也寫不好，而且無論誰拜訪他時，他都在那裏伏案寫作，奮筆疾書，於是，很多人都在想他一定有好多東西要寫。一天上午，我去拜訪他，那時他正坐在客廳見費城來的信使。信使是來送交丹尼州長托給勳爵的包裹的，還交給我一些費城朋友的來信。我問他什麽時候返程，在什麽地方會稍作耽擱，因為我準備寫幾封回信請他捎給朋友。他告訴我，勳爵讓他明天上午九點來取給州長的回信，然後立即返回。於是，我在當天就給朋友寫好了回信並交給他，可是兩星期後，我又在那裏碰到了他。
我很驚訝地問：“你回來了？”
“回來？不，我還沒走。”
“為什麽？”
“我這兩個星期每天上午都被叫到這裏等勳爵的信，但他總是寫不好。”
“怎麽可能？他是個勤於文案的人，我常常看到他坐在桌旁寫著什麽。”
“對，但他就像招牌上畫的聖喬治一樣，總是騎在馬背上，但永遠也不動一步。”
信使說的話其實是有據可查的。在英國時，我就知道他已經被阿姆赫斯特將軍和沃爾夫將軍所取代，他被免職的理由之一，就是大臣們從未收到過他的信函，不知道他每天都在忙些什麽。
在每天盼望起航的日子裏，已經有三艘郵船聚集到了港口，準備同艦隊會合。好多旅客認為最好在船上待著，以免郵船突然起航，而把自己落下。如果我沒記錯日子的話，我們在船上一待就是六周，把準備在旅途中吃的食品全都吃光了，因此不得不下船重新購買。終於，船隊出發了，勳爵和他的部隊都上了船，向路易斯堡進發，想要攻取那個要塞。而所有的郵船都受命跟隨勳爵的船隻一同前往，以便必要時接受勳爵的調遣。在起航的命令到來之前，我們又等了五天，然後才和船隊分開，向英國開去。另外兩艘郵船仍被他扣住，隨船隊到了哈利法克斯。他在那裏稍作停留，指揮士兵進行攻擊要塞的演習。然後，他又改變了攻打路易斯堡的主意，帶著他的部隊和兩艘郵船返回到了紐約。就在他離開時，法軍和印第安土著人攻取了紐約州的邊境喬治要塞，許多士兵被印第安人俘虜屠殺。
後來，我在倫敦見到了波奈爾船長，他是其中一艘郵船的船長。他對我說，當他的船被扣留了一個月時，他對勳爵說他的郵船底部都長滿了海藻貝殼，嚴重影響到了船的航行速度，這對一艘郵船來說十分重要，於是請求勳爵給他時間清洗船底。勳爵問他需要多長時間，他回答三天即可。勳爵說：“如果你能一天完成，我就答應你的請求，因為你的船後天就要起航了。”結果他的要求從沒被允許過，盡管他的船一天接一天地被扣留了三個月。
我在倫敦還遇到了一位乘客，他是波奈爾船長的乘客。他因為勳爵的欺騙，被扣留在船上那麽久，又平白無故地被帶去了一趟哈利法克斯，這讓他非常惱怒。他發誓要起訴勳爵，以賠償他的損失，後來是否成真，我便不得而知了，但他似乎真的蒙受了相當大的損失。
總體來說，當時我可能閱曆尚淺，十分納悶為什麽會讓這種人物擔當重任，指揮大軍。多年以後，等我見多了賣官鬻爵的伎倆後，也就見怪不怪了。在我看來，如果繼布拉德多克而掌握軍權的謝利將軍不被免職的話，一七五七年的戰役一定會打得漂亮得多，而勞登勳爵在這次戰役中輕舉妄動，耗資巨大，使我們的國家遭受到難以想象的恥辱。謝利雖然並非行伍出身，但他很有遠見，精明機警，樂於聽取別人的意見，決斷英明，總能迅速而正確地做出謀劃並執行。勞登則不讓大軍去保衛殖民地，反而讓殖民地暴露在敵人麵前，自己則愚蠢地在哈利法克斯演習了一番，結果就丟掉了喬治要塞。此外，他還攪亂了所有的商業活動，為了不讓敵人獲得糧食，便長期禁止糧食出口，使我們的商業走投無路。其實這隻不過是他的借口，目的是壓低糧價，以便承包軍糧的人從中漁利。據說，人們懷疑他也從中分得了一杯羹。最後，當禁運令終於撤銷時，他還忘了將這個通知送往查爾斯頓，使得卡羅萊納艦隊多滯留了近三月，以至於船底受到了嚴重的侵蝕，其中許多船隻在歸途中就沉沒了。
讓一個不熟悉軍事的人指揮一支大軍，必然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因此，我倒相信謝利是很願意被免職的。當我參加紐約市民為勞登勳爵舉行的接風宴會時，碰到了謝利，雖然他當時已經被免職，還是出席了宴會。出席宴會的有許多軍官、市民以及不認識的陌生人，大概由於人太多，便向鄰居借了許多把椅子，其中有一把很矮，而坐在上麵的正是謝利。我坐在他旁邊說：“先生，他們給你的座位太矮了。”他說：“沒關係，富蘭克林先生，我發現矮座位最舒適。”
在我逗留紐約的那段時間，我還收到了替布拉德多克采辦糧草等物的所有賬單，當初有些賬單還在請求我幫助提供軍需的人手中而沒有收回。於是我把賬單送到勞登勳爵那裏，請求償清餘款。他命令主管人員對這些賬單加以徹查，那位軍官認真核對了每一張付款憑單後，證明賬目和差額無誤，勞登勳爵就向我保證會給我一張支票。這件事一拖再拖，盡管我經常按照約定時間去取，但從來沒有拿到過。最後，在我動身離開紐約之前，他告訴我說經過仔細考慮，他不會把他的賬款和前任的賬款混淆，又說道：“到了英國，你把賬單呈送財政部，他們會馬上償清你的款項。”
我提出，由於我被迫長期逗留在紐約，這項巨大的意外開支使我蒙受損失，所以我要求立即付款。我還指出，在我墊付款項時並未得到任何傭金，因此他們應當立即償還我墊付的款項，不應當再繼續增加我的麻煩和繼續拖延。聽到這句話，他回答說：“唉，先生，你不要試圖讓我相信你沒有得到什麽好處，我對那種事再清楚不過了，沒有誰不會從提供軍需中中飽私囊的。”我向他保證我絕不會這樣，我並沒有從中得到過任何好處，但很顯然，他不相信我的話，我知道確實有人在從事這項工作時發了橫財。至於欠我的那些錢，直到今天都沒有得到償還，此事我日後還會再提到。
開船之前，船長大大地吹噓了一番他的船速度有多快，結果不幸的是，航行一開始，就證明它是九十六艘帆船中最慢的一艘，這使船長出了大醜。我們就船速過慢的問題做了很多推測。有一次，當我們靠近另外一艘跟我們一樣慢的船時，卻被它超越了。這時，船長命令全體人員都到船尾去，盡可能地站在旗杆附近。當時連乘客在內共有四十人，統統站在了船尾，船的速度奇跡般地提了上去，一會兒就把旁邊的船遠遠地甩在了後麵。這證明船長的推測是正確的，船頭裝的東西太重了。經過檢查，發現盛滿水的水桶都放在了船頭，船長便命人將這些水桶移到了船尾，這時船速果然提升了上去，成為船隊中速度最快的船隻。
船長說，這艘船曾經達到每小時十三海裏的速度。船上有一位海軍乘客肯尼迪上校，他力辯說這是不可能的，沒有船能行駛得這麽快，一定是船長把測線上的刻度弄錯了，或是計程儀出了問題。於是兩人打賭，等有足夠風力的時候就一決勝負。之後，肯尼迪仔細端詳那根測線，認為達標後，決定親自動手來測量。過了幾天，我們遇到了很強的風力，郵船的船長路德維說航速達到了十三海裏，肯尼迪親自做了測量，結果他輸了。
我之所以提到上麵那件事，是想說明下麵的觀點。我們的造船技術存在一個缺點，一艘新船造好之後，要想判斷它的好壞，得通過試航才能知道，因為盡管是嚴格按照好船的模型仿造出來的，但這艘新船很有可能在航行時速度很慢。我想部分原因是海員們裝貨、裝帆和航駛的方式各不相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方法。同一艘船，在不同船長的指揮下，行駛起來快慢不同，並且從來沒有一艘船從製造、裝備到航駛都是由同一人完成的。一個人造船身，另一個人造帆，第三個人裝貨、駕駛，其中沒有一個人能夠完全了解其他人的思想和經驗。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後，就難以判斷這艘船的優劣了。
即使是簡單的航海駕駛操作，我也注意到，在不同的值班時間裏，不同的船員會下達不同的命令，即使風向、風速是相同的。這個船員可能會比另外一個船員把帆船扯得高一些或平一些，而並無確定的規則可循。但我想或許可以做一係列的實驗來解決這一問題：第一，確定航速最適合的船體做樣本；第二，確定桅杆的大小尺寸和桅杆最合適的位置；第三，確定帆篷的式樣、數量以及隨著風向不同而扯動風帆的方式；第四，確定裝貨的位置。如今是個實驗時代，我想，做這樣一係列的實驗，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聰明的科學家會從事這種研究，我預祝他們成功。
航行途中，我們幾次受到敵艦的追擊，但沒有一艘敵艦追得上我們，三十天之內，我們就駛到了淺水地區。我們的航海測量很準確，船長根據他的判斷把我們迅速帶到法爾茅斯港附近，這樣，如果我們在夜間全速航行，第二天早晨就能駛過該港口的入口處。夜間航行可以避免引起敵艦的注意，因為它們常在海峽口附近巡邏。於是，我們盡可能地扯起所有的帆，順著強大的風力飛快航行。船長經過觀察確定了航向，以為這樣就可以遠遠地避開希利群島。但是，聖喬治海峽似乎偶爾會出現一股強大的海流，它經常讓海員上當，曾經就使得克勞徳斯利·肖維爾爵士的艦隊遇難。或許，這股海流正是使我們的船出事的罪魁禍首。
我們的船頭有一個瞭望哨，有人負責在那裏瞭望。人們總是不斷提醒他“注意觀察前方”，而他也總是回答“是，是”。但有時他的回答隻不過是機械反應，而他可能正在打盹，以至於連前方的燈光都沒有看到。燈塔的燈光被副帆遮住了，所以掌舵的和其他值班的人都沒有看到，當船身偶然一偏時，他們立即發現了這個燈，大家大驚失色，因為我們的船正快速駛去，而此時燈光已經大似車輪了。這時正值午夜，船長正處於酣睡中，但肯尼迪上校跳上甲板，看到了險情，立即命令舵手調轉船頭。當時，所有風帆都高高地扯開著，這個動作對桅杆來說無疑是十分危險的，但這樣一來卻使我們躲開了燈塔的礁石，故而幸免於難。這次的經曆加深了我對燈塔的印象，在茫茫大海中，它的存在實在太有必要。於是我決心，如果我能活著回美洲的話，一定提倡多多修建燈塔。
到了第二天早晨，我們通過觀察，發現已經駛進港口了。但由於大霧彌漫擋住了我們的視線，使我們看不到陸地。九點左右，霧氣開始消散，在水麵上看就像舞台帷幕被拉開了一般，法爾茅斯的市鎮、港口的船隻以及四周美麗的田園風光都一一呈現在我們眼前。這漫長的一路，所能看到的無非就是海水，這樣的美麗風光實在是讓人心曠神怡。它讓我們從戰爭的焦慮中解脫，變得滿心喜悅。
我跟兒子立即前往倫敦。途中，我們隻是稍作逗留去參觀了索爾思貝利平原的史前石柱、威爾頓的彭布羅克爵士的宅邸和花園，以及他收藏的奇珍異寶。一七五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我們抵達了倫敦。
查爾斯先生一早便為我們安排好了住所，安頓下來之後，我就去拜訪了福瑟吉爾博士。人們曾向他大力推薦我，並建議我向他請教關於訴訟方麵的問題。他的意見是，反對馬上向政府提出控告，認為應當先同領主進行私下調停。也許經過朋友的調停和勸告，就能將問題友好地解決。接著，我又拜訪了老朋友——記者彼得·柯林遜先生，得知那個弗吉尼亞的大商人約翰·漢伯雷委托柯林遜，等我一到就馬上通知他，他好帶我去見樞密院院長格蘭維爾勳爵，勳爵也希望能盡早見到我。我答應第二天上午與漢伯雷一同前去見勳爵。於是，漢伯雷先生來接我，我便跟他同坐馬車去見那位貴人。
格蘭維爾勳爵謙恭有禮地接待了我，就美洲的時局做了一些詢問並發表了意見。他對我說：“你們美洲人對憲政體製的認識有誤：你們力主國王對州長們下達的是指令，而並非法律，並認為可以自行判定是否遵循國王的指令。但這些指令並非是出使外國的大臣所攜帶的有關外交禮節方麵的指示，它們是由熟諳法律的法官們起草，然後經樞密院考慮、辯論和修改之後，才由國王簽署的。所以，這些指令對你們來說就是王法，別忘了英國國王才是‘殖民地的立法者’。”
我對勳爵說：“這種說法我聞所未聞，根據我們的憲章，我一向認為我們的法律是由我們，也應該由我們的議會製訂。當然，它的確也要呈請國王批準，但是一經批準，國王就再無權廢除或更改。所以，議會不經國王批準就不能製定永久的法律，但同樣，不得到議會的同意，國王也不能對我們立法。”他說我完全搞錯了，但我並不這麽認為。不過，經過這番談話我卻產生了一種憂慮，即英國國王政府對我們的態度而產生的憂慮。回到住所，我便把談話的內容記錄了下來。我記得大約在二十年以前，內閣向國會下議院提交的議案中有這麽一條，即將國王給殖民地的指令變成法律，但被下議院否決了。為此，我們還特別尊崇下議院為我們的朋友，自由的朋友。直到一七六五年，從他們對我們的態度中來看，當時之所以拒絕國王的絕對統治權，僅僅是為了給他們自己保留這一特權罷了。
幾天後，福瑟吉爾博士跟領主們交談過後，他們同意在潘先生的四季花園家中跟我會麵。談話開始時，雙方都表示願意尋求合理的解決方案，但是我想雙方對於“合理”一詞一定各有自己的見解。接著，我們就我所列舉出來的雙方互相抱怨的問題進行了討論，領主們盡力為自己的行為辯解，我也替州議會的行為辯護。當時我們分歧很大，意見也是相距十萬八千裏，在我看來根本無望達成什麽協議，但是最後他們卻要我把我們所控訴的項目寫成書麵文件，交給他們，他們答應加以考慮。我照辦了，但沒想到的是，他們竟把我們的控訴交給了他們的律師斐迪南·約翰·保利斯。
保利斯替他們處理過跟鄰州馬裏蘭的領主巴爾迪摩勳爵的訴訟，這件大訴訟案已經持續了七十年之久。領主同州議會爭論的所有文件和信函都是由他執筆的。這個人生性傲慢，脾氣暴躁，在過去州議會的複文中，我曾對他的文件進行過抨擊，說他的文件論據無力，言辭無理，於是跟他結下了不解之仇。每次見麵，我都能從他的表情中看出仇恨，領主們要我和他單獨討論爭議的問題，我拒絕了，除了領主，我不會跟任何人談判。
然後，在律師的建議下，他們把我們的控訴交給了檢察長和副檢察長，征求他們的意見，並希望他們提出解決辦法，但是這件案子在他們手裏拖了差八天就一整年的時間。在這期間，我多次要求領主們答複，但是他們都以沒有得到檢察長和副檢察長的答複而拒絕回複。後來，他們終於接到了檢察長和副檢察長的意見，但同樣沒有告訴我那是什麽。不過，他們倒是給州議會寫了一封冗長的谘文（由保利斯起稿和簽署的），文中引述了我的控訴書，說我粗魯無禮，同時為自己的行為做了些許辯解，最後表示，如果州議會派遣一個公正坦率的人前來談判，他們倒是願意和解，暗指我並非公正坦率之人。
所謂舉止粗俗，大概是指我在給他們的文件中沒有寫上他們的尊稱“賓夕法尼亞真正的絕對的領主”。我之所以省略這一稱謂，是因為在這個文件中沒有必要出現，此文件的目的，隻在於把我口頭所講的內容用文字的形式表達出來。
在信件來往的期間，州議會已經成功動員丹尼州長通過了一項法案，即領主要跟百姓一樣必須繳稅，這成了當時的焦點問題，因此就沒再答複領主的信函。但是當這個議案送到英國時，領主在保利斯的建議下，決定阻止國王批準該議案。於是，他們在樞密院向國王請願，樞密院決定為此舉行聽證會，領主們雇用了兩個律師來反對這個議案，我也雇用兩個律師來支持這個議案。他們聲稱，這一議案是為了加重領主的財產負擔而減輕民眾的負擔，一旦這個法案得以實施，以民眾對領主的反感和憎恨，就會隨意決定抽減稅率，任由他們擺布，這樣領主們必將破產不可。我們則回答，此項法案不含有這種目的，也不會出現他們所說的結果，因為評稅員都是誠實而謹慎的人，都曾宣誓要公正合理地進行估稅。況且，即便是通過增加領主的捐稅來減少他們的捐稅，這其中的利益也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計，他們沒必要為此發假誓。在我的記憶中，雙方就是在圍繞這件事爭論。另外，我們強烈反對廢除該法案，否則將導致嚴重的後果。因為我們將國王使用的十萬英鎊紙幣付印，而且已經發放流通了。這項法案一旦廢除，民間流通的紙幣將會成為廢紙，這會讓許多人破產，到時就更別指望政府撥款了。但領主們現在卻因為害怕被過高征稅而強行製造這種災難，這完全是自私自利、損人利己的表現。聽到這裏，樞密院的成員之一曼斯菲爾德勳爵站了起來，向我招手，示意我到秘書室。於是，當律師們還在外麵進行辯論時，我被他拉到了秘書室。他問我是否保證實施這項法案不會給領主們的財產帶來損害，我做了肯定的回答。他說：“那麽你大概不會反對立約擔保這一點吧。”我說：“不反對。”然後，他就把保利斯叫了進來。一番商議後，雙方接受了曼斯菲爾德勳爵的建議。於是樞密院的秘書起草了這樣一個協議，我和查爾斯先生一同在上麵簽了字，查爾斯是賓州日常事務的代理人。接著，曼斯菲爾德勳爵回到了樞密院的會議室，這項法案就通過了。不過，樞密院又提了一些修正建議，我們向他們保證一定會把這些修正放在法案的附件中，隻是州議會認為沒有這個必要，因為在樞密院的命令到達之前，該法案的第一年捐稅已經征收完畢了。州議會指定了一個委員會來檢查估稅員的工作，當然，為了公平起見，在這個委員會中安置了領主們的幾個密友。經過全麵細致的調查工作後，他們全體一致簽署了調查報告，證明估稅工作公平和公正。
州議會審閱了我立約擔保的第一部分後，認為我對本州做出了重大貢獻，因為它確保了流通於民間的紙幣的信譽。在我返回費城後，他們向我鄭重地致謝。由於州長批準了這項法案，領主對他惱恨有加，要撤他的職，還威脅要起訴他，認為他違背了他應該遵守的盟約。但他也是奉命行事的，並且是為了英國國王的軍務，他在英國宮廷中也有一些勢力，根本不把領主的威脅放在眼裏，所以這些威脅最終從未實現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