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休提，言歸正傳。我在父親的店鋪裏幹了兩年，一直到我十二歲為止。我哥哥約翰原本也是從事皂燭製造的，後來他離開父親，獨自成家立業了，而後在羅德島開起了店鋪。很明顯，我父親是有意要我接替哥哥的位置從事皂燭製造的，但我一直不喜歡這個行當。最終，他意識到如果不替我找一個更令我滿意的工作，我會像哥哥約賽亞一樣離家出走，從事航海，這事令他十分惱怒。為此，他會時常讓我陪他去看一些木匠、瓦匠、車工、銅匠等的工作，目的是要觀察我的誌趣，以便把我牢牢地束縛在陸地上，而不是去駕船航海。這種細心觀察還是有用的，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以致一時間找不到工人時，我便能夠充當家裏的小維修工。當我突發奇想想要做某種實驗時，便自己動手製造器械以供實驗所需。父親最終決定讓我從事製刃業。那時，我伯父本傑明的兒子撒繆爾在倫敦學習這一行，並在波士頓開了業，於是我被送到他那裏，跟他試學了一段時間。不過，這位堂兄想從我身上收取學徒費的做法讓我父親非常不快，很快我便被領回了家中。
其實，我從小就喜歡讀書，手中但凡有一點兒零花錢，便都用來買書了。我迷上了《天路曆程》，於是開始收集約翰·班揚單獨發行的小冊子。後來我把它們賣了，用這筆錢購買了伯頓的《曆史文集》。這些書都是從小書販那裏買來的，價格便宜，而且全套有五十集。父親也有一些藏書，主要是關於宗教辯論方麵的，雖然我已經決定不當牧師了，但還是把它們都讀完了，因為那時求知欲旺盛，手頭又實在沒有其他適合的書籍。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本普魯塔克寫的《名人傳》，我曾反複閱讀，不覺得是在浪費時間，因為實在是受益匪淺。還有笛福的《計劃論》，馬太博士的《論行善》，這兩本書對我的思想起到了轉折性的作用，從而影響了我的一生。
我對書籍的強烈愛好，最終使父親決定讓我去當印刷工，盡管他另外一個兒子（詹姆士）已經從事了這一行當。一七一七年，哥哥詹姆士從英國回來，帶回了一架印刷機和鉛字，在波士頓開始了印刷業。相較起來，我對印刷業的愛好遠勝過父親的行業，不過對於航海的向往仍無法忘懷。為了遏製這種令人擔憂的想法，父親急切地把我跟哥哥拴在了一起。父親主意已定，我反抗了一段時間後，最終還是妥協了，在十二歲那年就簽訂了師徒合同。按照合同，我得充當學徒直到二十一歲，在最後一年才可以獲得出師職工的工資。但我隻用了很短的時間便熟悉了印刷業，很快便成為哥哥得力的助手。
最重要的是，我有機會讀到一些更好的書了。我結識了書店的學徒，時常能跟他借一本小書讀。當然，我必須十分小心，盡快看完奉還，同時保持書的整潔。為了避免老板或客人發現書不見了，我常常晚上借書早上歸還，所以養成了通宵達旦讀書的習慣。
過了一段時間後，一個聰明的書商馬修·亞當斯先生因為經常來印刷店，便注意到了我，於是邀請我去他的藏書室，並十分樂意把我喜歡的書借給我讀。他的藏書可真不少，很快我便愛上了詩歌，寫了幾首小詩。我哥哥認為這或許有利可圖，便鼓勵我寫下去，還讓我寫了兩首應時的故事詩：一首叫作《燈塔的悲劇》，講的是沃斯萊克船長和他兩個女兒溺斃的故事；另一首是《水手之歌》，講的是捉拿海盜鐵契（黑胡子）的故事。這兩首詩的格調低級粗俗，毫無價值，印好之後，哥哥叫我到鎮上沿街叫賣。第一首賣得還不錯，因為它所敘述的是新近發生的事，正是人們茶餘飯後的“甜點”。這一度使我沾沾自喜，不過卻遭到了父親的奚落，說詩人大多窮困潦倒。這讓我幸免成為一個詩人——低劣蹩腳的詩人。不過，散文寫作在我一生中是十分有用的，可以說是我取得成就的主要方法，所以，我將告訴你，我是如何在那種情況下寫好散文的。
鎮上還有一個愛讀書的孩子，叫約翰·柯林斯，我跟他來往甚密，我們時常爭論，也樂於爭論，都想駁倒對方。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愛爭辯的癖好，很容易發展成為一種令人反感的壞習慣。為了爭辯，你必須提出相反的論點，而這往往令人生厭，甚至產生敵意，因此它不但妨礙談話，更會破壞本來很有可能發展融洽的友情。我好爭辯的毛病是在閱讀我父親的那些有關宗教論辯的書籍時形成的。從那時起我才發現，除了律師、大學生以及在愛丁堡受過訓練的各種各樣的人以外，具有良好興致的人是很少染上這種習氣的。
有一次，不知怎的，我跟柯林斯就婦女是否應該接受教育，以及她們的學習能力問題展開了爭論。他認為婦女不應該接受高等教育，因為女人不具備學習的天性；也許是出於一點兒爭辯之心，我則持相反意見。柯斯林天生雄辯，言辭豐富。有時我會想，他之所以能夠壓倒我，不是因為他有理，而是他口若懸河的辯辭起了作用。有段時間我們分隔兩地，不能相見，於是我便坐下來將自己的觀點付諸文字，然後寄給他，他也總是認真地回信辯駁。這樣，雙方交換了三四次信件，而後碰巧被我父親發現，他讀了一遍之後，雖沒有參加我們的論戰，但趁機討論了一下我的文章體裁問題。他這樣分析，說我在拚寫和標點方麵勝過對手，但在措辭、敘述方法以及主題的清晰等方麵要遠遠遜於對手。他還舉例說明使我信服，由此，我開始關注文章體裁風格方麵的問題，並下決心要努力改進。
這時，我偶然發現一本單卷本的《旁觀者》，是其中的第三卷，在此之前，我還沒見過這樣的刊物。於是我把它買下來，反複讀了幾遍，覺得趣味無窮。文章寫得好極了，這讓我萌生了模仿它的風格的想法。因此，我拿了幾篇論文，將其中的概要簡單抽出來，然後擱置幾天後，在不看原書的情況下，用我自己的詞句，將每一點概要完整地表達出來，重新湊成整篇論文，盡量使它像之前一樣完整。然後，我把我的《旁觀者》與原文作比較，從中發現自己的缺點，並予以修正。
我發現我最大的問題是詞匯貧乏，或是不能很快地想起更為適當的詞語來，我想假如之前我沒有放棄寫詩的話，堅持到現在，詞匯量一定會豐富得多。因為在寫詩的過程中，你會不斷地尋找具有同樣意義而長度不同的詞去適合韻律，或用不同音素的詞去湊節奏，這有助於掌握大量的同義詞。基於這個原因，我又將《旁觀者》中的一些散文改寫成詩，等過一段時間，我幾乎遺忘了原來的散文時，又把它們複原成散文。有時候，我還會把我摘錄的東西故意打亂，幾個星期後，再設法將它們重新排序還原，然後再組成完整的句子，拚成論文。這樣做讓我學會了如何整理思路，每當我把複原的文章同原文比較時，都會發現許多錯誤，從而加以改正。
有時候，我會幻想在某些無關緊要的細節如句法和詞法上，我的改編是超出原文的。這種想法鼓舞了我，使我有信心成為一個很好的英語作家，這喚起了我的雄心壯誌。於是，我堅持在晚間工作完成以後，或早晨工作開始之前，或在星期日，閱讀書籍和做這類練習。在星期日，盡管我父親常常逼我去做禮拜，而做禮拜也確實是我應盡的義務，但我還是盡可能避免參加這種儀式，獨自留在印刷店裏玩遣詞造句的遊戲。
那年我大概十六歲，偶然間找到了一本特恩寫的關於素食的書。當時，哥哥尚未成家，我們都在別人家搭夥吃飯，我突然拒絕食肉引起了大家的不便，大家對我這種怪癖紛紛抱怨。按照書上教的方法，我學會了自己做菜，如煮土豆、米飯、速食布丁等，這樣算下來的話，還能節約不少搭夥費。於是，我向哥哥提出了自己開夥的要求，而他隻需要每周支付給我一半的搭夥費即可。哥哥欣然同意。很快，我發現自己還能從夥食費中節省一半下來，於是用這筆錢買了書。當哥哥和其餘的學徒們離開印刷店吃飯時，我便迅速地吃一些點心，比如兩塊餅幹或一片麵包，一把葡萄幹或一塊餡餅，再加上一杯水。這樣，到他們吃晚飯回來之前，我又節省下一點兒時間用來讀書。節製飲食讓我覺得頭腦清醒，增強了理解力，在學習上也進步不少。
以前上學時，我曾兩度失去學習算術的機會，現在終於感到因對數字無知而帶來的窘境，於是我找到了考克的算術書，從頭到尾自學了一遍。我還閱讀了塞勒和謝爾米的航海著作，並從中學到一些幾何知識，不過除此之外，我並沒有再深入研究過幾何問題。這段時間，我還閱讀了洛克所著的《人類悟性論》和波爾羅亞爾派的《思維藝術》。
正當我致力於提高語言水平時，偶然間發現一本英語語法書（我想是格林伍德所著），書的末尾處有兩篇是介紹修辭和邏輯的運用方法的。邏輯這一篇在結束時舉了一個蘇格拉底論辯法的實例，不久我便買到一本色諾芬的《回憶蘇格拉底》，裏麵有許多蘇格拉底式的辯論實例。我為之著迷，於是放棄以前那種生硬莽撞的反駁和獨斷式的立論，通盤接受這種辯論方法，把自己偽裝成一個謙遜的提問者和懷疑論者。再加上我閱讀了沙夫斯布裏和柯林斯的著作，對教義上的許多論點就更加懷疑了。
總之，這種辯論方法十分穩妥有利，它讓對手陷入了絕境。當我使用這種方法，十分巧妙而嫻熟地迫使對手讓步時，從中得到了快樂，即使那些極具學問和修養的人，也不得不對我讓步。而這種讓步往往是無法預知後果的，這便引誘他們進入更深層的問題，被糾纏而無法自拔，最後我和我的論題僥幸獲勝。
後來幾年時間，我一直使用這種方法，但最終還是放棄了，唯獨保留下來的是在表達個人意見時謙虛而穩重的習慣。遇到有爭論的情況時，我從不使用“一定”“絕對”這種表示十分肯定的字眼，而是說“我猜想”或“我理解”如此如此，或說“在我看來”“我猜可能這樣”“基於這些因素”“假如我沒弄錯的話”。每當我表達個人觀點或勸說別人接納我的提案時，我相信這種表達方法對我十分有利。因為談話的目的是“告知”或“被告知”，讓人高興或說服人。因此我奉勸那些明智之士，切勿采取這種獨斷自負的態度，它往往使人反感，引起人的反對，結果破壞了語言交流思想、增進感情的目的，使你好意的勸說變成了惡意的詆毀和中傷。
如果你有事相告，武斷教條的態度隻會引起爭議，使人無法公正地對待你的意見；假如你想從別人的知識中汲取營養、提高自己，而同時又不打算放棄自己原來的觀點，那麽你隻會讓那些明智之士對此感到不屑，從而遠離你，任由你堅持錯誤。因此，這種方法無論如何都不會令聽眾愉快，也無法勸說別人讚同你的觀點。對此波普說得很好：
教導別人不能用教訓的口氣；
別人不懂或不理解時，就像提醒遺忘者一樣即可。
他又進一步指出：
談話時，即使你內心對此深信不疑，也當謙遜地表達。
在這裏，波普本來可以用更好的一句與上麵相搭配，可他卻用了這樣的對句，我覺得不夠妥帖：
因為缺乏謙虛就是缺乏明智。
假如你非要問為什麽不太妥帖？我隻好引用原詩了：
大言不慚毫無辯解的餘地，因為缺乏謙虛就是缺乏明智。
那麽，缺乏明智（這樣的人實在不幸）不就成了缺乏謙虛的托詞了嗎？所以，這兩行詩這樣寫不是更合理麽？
大言不慚的話隻能這樣辯解，即缺乏謙虛就是缺乏明智。
但究竟是否妥帖，願高明之士不吝賜教。
大約在一七二〇年或一七二一年，我哥哥開始出版報紙了，這應該是全美洲第二份報紙，名叫《新英格蘭報》，第一份報紙叫《波士頓新聞通訊》。當時，記得哥哥的朋友都勸他不要從事這個行業，因為他們以為美洲有一份報紙就足夠了，辦新報可不簡單。可是到了現在（一七七一年），美洲已經有了不下二十五種報紙了。哥哥沒有聽從朋友的勸告，依舊按照原計劃進行，當報紙排好版、印出之後，我就成了挨家挨戶送報紙的人。
哥哥認識一些頗有才氣的朋友，他們會替報紙寫一些小短文，自娛自樂的同時也提高了報紙的聲譽，報紙的需求量逐漸增大了。這些紳士們常來印刷店，當我聽到他們高談闊論，說報紙是如何受人歡迎時，我便有了躍躍欲試的渴望。但我還隻是個小孩子，況且如果讓哥哥知道是我寫的文章，那他一定會反對在他的報上發表的。於是，我設法偽裝筆跡，匿名寫了一篇文章，到了晚上，我便偷偷將它放到印刷店的大門底下。第二天，果然被哥哥發現了，他便將文章給朋友們傳閱。當我在一旁聽到他們朗誦、評論，並對它讚不絕口，還揣測文章出自那些飽學多才的知名人士之手時，我簡直高興極了。不過，現在想起來，我很僥幸得到他們的鑒賞，因為他們並不如我想象的那麽高明。
不管怎樣，這次得到認可使我又接連寫了幾篇稿子，並按照老方法投到印刷店，雖然同樣受到了稱讚，但我並不打算將這個秘密公之於眾，直到我所積累的知識已經用盡之時，秘密才得以拆穿。這時，哥哥的朋友們才對我稍加重視，但哥哥並不喜歡我這麽做，他或許有他的理由，說這樣做會讓我變得自負。後來，這件事可能正是導致我跟他產生分歧的原因之一。盡管他是我的哥哥，可總以師父自居，把我當成他的學徒，認為我應該像其他學徒一樣為他賣命。可我是他的弟弟，我認為他應該多關照我，但他卻對我過分要求，讓我覺得降低了身份。我們的爭議常常攪得父親也不得安寧，不知是否因為我正確的時候比較多，還是我比較能言善辯，總之父親是偏向我的。不過，哥哥生性粗暴，經常揍我，這讓我十分不滿，覺得學徒生涯漫漫無期，永無出頭之日，於是我總是想縮短學徒時間。不久之後，這個機會終於來了。
哥哥的報紙上刊登了一篇政論性文章，觸怒了議會，題目我已經想不起來了。他們出示了一張議長的拘捕票就帶走了哥哥，他們控告了他，將他關了一個月。我想，這大概是因為哥哥不肯將作者供出而導致被關押。我也被帶到議會接受審訊，不過他們並沒有從我這裏得到滿意的答複，隻是對我訓斥了一番，就放我離開了。他們大概覺得作為一個學徒，我一定會保守師父的秘密的。
盡管我跟哥哥意見不合，但我還是對當局表示憤慨。在他被拘捕期間，我主持報務工作，並在報上大膽地抨擊統治者的行為。哥哥對這些文章很是欣賞，但另外一些人卻對我產生了惡劣的印象，認為我是一個癖好諷刺中傷的青年。當哥哥被當局釋放出來時，州議會下達了一道命令，“禁止詹姆士·富蘭克林繼續出版《新英格蘭報》”。
於是，哥哥和他的朋友們在印刷店中開會商議對策，在這種形勢下究竟該怎麽辦。有的人建議為了規避法令，還是將報紙改頭換麵比較好，但哥哥認為這樣做太麻煩，最後他們決定，今後采用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名義出版。他們考慮到了州議會可能會進行非難，說他通過自己的學徒出版報紙，於是便把我原先的師徒合同歸還給我，並在背麵寫明一切義務完全解除，當有人要來看時就給他們出示這張合同。同時，為了能讓我在剩下的學徒時間裏繼續為他效勞，我必須另外簽一份新的師徒合約，當然，這個合約是不對外公開的。雖然這個計劃並不高明，但還是馬上實施了。就這樣，報紙以我的名義出版了好幾個月。
終於，我和哥哥之間的矛盾再次激化。我料想他不敢將新的合約拿出來示人，便以此為契機充分地維護我的自由，這種趁火打劫的做法的確不夠光明磊落，因此我把它當作我人生中的第一個大錯誤。當他對我大發雷霆和大打出手時，我的憤恨之情淹沒了對錯誤的認知能力。要知道，他平時不是個暴躁的人，也許的確是我過於無禮，逼人太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