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自有商品房自由交易以來，配套教育資源就一直被納入人們置業的考量因素當中。然而這幾年中國民眾對“學區房”近乎偏執的追捧，已引起了越來越多的社會爭論與反思。
表麵上，“學區房”大熱是因為中國城市在適齡兒童小學入學政策上采取就近免試入學：對哪條街道哪一棟樓房裏的孩子可以進哪一所小學都作了明確劃分；而哪幾所小學對口哪幾所中學，分配到重點中學的比率亦大致可以計算出來。因而重點中小學劃片內的房子自然成了房地產市場熱炒的概念——家長買學區房，為的是孩子進入重點學校接受優質教育，房子小點、性價比不高也能忍受。
然而，在這個看似理所當然的邏輯背後，卻存在著一個悖論——按地區入學，本意是為實現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通過各學校的生源平均化，達至教育質量的平均化，最終使各個社會階層的孩子都能享受同等的9年義務教育。但由按地區入學衍生而出、以重點中小學與普通學校教學質量差異為依托熱炒起來的“學區房”概念，卻形成了對教育公平的現實性反諷。
年過70的陳建明老師曾在廣州市荔灣區一家公立小學任教30年。當我們穿過隱藏在小巷道的校門走進熟悉的老校區時，他不無感慨：“在我整個任教生涯裏，我們的校園就是一個小操場、一個遊泳池及一棟舊教學樓，占地麵積不過數百平方米。上世紀80～90年代，教室裏很多桌椅已經破舊不堪，卻沒有經費淘汰。而就在同一片區，西關培正小學的占地麵積卻有2200平方米，建築麵積4400平方米，他們大樓嶄新、教學設備之完善在片區內首屈一指，每年還能得到區教育部門不菲的撥款。”這並不是荔灣區或者廣州獨有的比對。應該說20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與經濟建設上集中體現“效益優先，兼顧公平”一樣，全國各地的教育政策也都在價值取向上發生同一趨向的變化——開始強調質量和升學率，開始興辦重點學校並將有限的人、財、物等資源集中在重點學校上。
薄弱學校每年對整間學校的投入，可能都比不上重點學校對一個示範班級的投入。辦學條件及資源分配的差異進一步導致學校間師資力量的懸殊對比。名校畢業的年輕教師都不願意到這樣的學校來。那時候，弱校學生對數學老師兼教體育、體育老師兼教美術等等怪現象都已習以為常。
這其實是一種政府主導的精英主義教育政策，人為地將學校劃分為三六九等，在培育出不足10%的“重點”及“示範學校”同時，犧牲了90%的非重點學校。校際資源差距向兩極分化，更造就出一批備受歧視的所謂“垃圾學校”。
隨著廣大民眾對教育越來越重視，對教育均衡發展的需求近年終於被提上日程：按學區入讀小學，取消升中考試、對口中學派位等政策的推行，均是基於教育公平的目的。然而長久以來義務教育資源分配失衡形成的痼疾，並非一夕間就能通過簡單的政策調整得到轉變。
就近入學的最直接初衷，是打破以往名校與弱校間通過入學試篩選形成的學生分流現象。就這個初衷來說，對薄弱學校當然是利好。但在資源和教學質量的巨大落差麵前，一刀切的對口入學，對很多望子成龍的家長來說，比起以往“公平競爭”形式的入學篩選更令人難以接受。“僅僅因為彼此住址相隔十數米，別人的孩子入讀重點學校，我的孩子則隻能進入‘垃圾學校’——如此‘公平教育’，豈非造就另一形式的不公平？”他們詰問。
而進一步造成人們對“對口入讀小學”排斥的另一個原因，則是“小升初”的配套對口政策。對口入學政策下的“小升初”雖然號稱也是秉承平均分配入學原則，但公立重點中學、普通中學及極薄弱學校間的實際生源還是差異甚大。
首先，每年“小升初”派位前，各重點學校都會有“擇校試”。對成績有自信的學生，可以通過在“擇校試”中取得優異成績而獲取該重點學校的“擇校”資格，再交納不菲“擇校費”，則可繞過電腦派位直接取得心儀的重點初中學位。其次，每家小學都會有一定的升中推薦生名額，可保證在小學五、六年級一直取得優異成績的資優生在第一批電腦派位中派到比較優質的學校。
而當“擇校”及第一批派位完成後，才輪到剩下的學生進行二批電腦派位。此時重點中學的學位其實已所剩無幾，剩下的多是普通中學及薄弱學校學位。但即使是這個時候，派位也非完全按平均化原則進行。學生可在派位前先按意願順序填報誌願，“也就是說，在二批派位過程中，與薄弱學校相比，條件較好的學校依然更容易優先錄取到相對資優的學生。”
如果說一刀切的小學對口入讀政策體現了政府對教育公平的迫切追求；那“小升初”猶抱琵琶半遮麵的“擇校”、“推薦”加“派位”組合政策卻又明顯遺留著上世紀“精英教育”傾向的痕跡。
這種思路的矛盾性和搖擺性不僅體現在入學政策上，在教育經費的劃撥上也時見端倪。以往，教育部門劃撥的資源和經費絕大多數都集中在重點學校上，近年這種情況有所改善，區教育局不時會以包括資金投入在內的各種形式扶持薄弱學校發展。但這種傾斜並不穩定，常隨著官員短期的政績需求而變動。想冒尖子的時候，就向重點學校集中資源；想提高整體成績時，就傾向於往普通學校投入。重點學校與薄弱學校間的軟硬件發展不平衡是由先天因素及多年政策、資源投入傾斜累積而成的，在生源和師資都無法達到平衡分配的局限下，很難通過一些簡單的再投入將其教育質量大幅提升至與重點學校相當的水平。
所以，一切都是利益的角逐。在經濟成為主導社會發展的中心問題時，任何東西都在不由自主的為他服務，包括分配，哪一種分配能獲得最大的利益權衡，就采用哪一種分配，也就是所謂的效率優先。當整個社會都在向錢看得時候，我們的孩子卻在求學的路上苦苦掙紮，他們所接受到的教育將把他們繼續引向對利益的追逐中，因為他們在哪一所學校上學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利益的分配，付出的是辛苦勞作的父母，得到利益的是學校。
這樣一來，學校作為公益性質的單位便變得麵目可憎了，他們的目的不是單純為了培養學生，而是成為賺錢的手段，對擇校費的收取便是最好的證明。正常的是，任何孩子，不管家庭出身，經濟力量，智力水平，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和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可是由於對升學率的角逐促成了名校與普通高校的區分，使家長和孩子都去追逐“好”學校，認為在這樣的學校裏，更容易成材。其實不然，在任何學校上學都可以成材，都可以學到相應的知識，關鍵是看你如何對待這些知識。如果是把學習作為獲取文憑的工具，而不是為了對自身能力的提高，那麽當你離開校園時，你會發現自己一無所獲，父母為你付出的擇校費和購房費也浪費了。
很大程度上，一個社會的教育問題往往會反映出這個社會的整體健康形態，在一個講求民主、公平的社會裏，孩子們上什麽樣的學校是由他們的興趣愛好和學習成績決定，而不是家庭的財力大小決定的。中國目前出現這樣的狀況，是在變型時期的陣痛，而家長的盲目跟從和愛子心切無疑加劇了這種熱潮的變異。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如果一個家長真的懂教育，我想，即便他的孩子不上學，他也能交給他一生受用的知識。比如，童話大王鄭淵潔，他就自己為自己的兒子編寫教材。當然，不一定每一個家長都要去這麽做，但起碼我們在看待學校作用的時候，不要過於偏激。不要犧牲整個家庭的幸福去換來孩子的求學路，這樣也會為孩子帶來極大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