裏邊黑乎乎的讓人不敢下腳，樓梯腳一踩上去咯吱吱亂叫，好像隨時都會坍塌下來，讓人心驚肉跳。裏邊被分割成了一個個小房間，房間都是用紙筋板隔開的，每個房間都如小小的鴿籠，裏麵沒有床，跟著日本人的習慣，打地鋪，叫榻榻米。
來到二樓，走到過道最裏間，趙剛掏鑰匙打開了門，裏邊黑呼呼地沒有開燈，地上鼓起了一個人形的丘陵，趙剛過去用腳撥拉了一下：“大滿，起來，看看誰來了。”然後拉開電燈，地板上的丘陵蠕動著爬了起來，果真是黃大滿。
他揉著眼睛，躲避著刺眼的燈光，嘟嘟囔囔地說：“來之前怎麽也不打個招呼？”
好幾年沒見麵了，在異國他鄉重逢，他對我的到來完全沒有我想象中的那份兒熱情，甚至沒有電話裏的熱乎勁兒。我就覺得有點沒意思，訕訕地站在那兒不知道該怎麽辦。公雞在我後邊，揪揪我，沒說話，意思我卻明白，讓我走。
黃大滿坐起來，盤著腿，啥話沒說先掏出煙來散給我一根，然後指著公雞問：“這位誰啊？”
我說跟我一起來的，也是從北京來的，叫鞠紅旗。黃大滿和趙剛同時笑了起來：“這哥們爹媽真有才。”
公雞有點不高興：“怎麽了？誰拿我爹媽打哈哈我跟誰急啊。”
趙剛連忙說：“沒有那個意思，就是隨便說說。”
黃大滿招呼我：“坐下啊，杵在那兒幹嘛？別嫌乎，出門在外，瞎湊合。”
我就地坐下，這才能夠細細打量他。他比原來瘦了一些，也憔悴了一些，可能剛剛從睡夢中醒來，反應還有些麻木、遲鈍。
我問他：“怎麽樣？還好吧？”
黃大滿夾著煙頭的手隨意劃了一圈：“還行吧，就這樣兒，你都看到了。”
趙剛給我們端來兩杯水，我聽到他剛才在水龍頭上接水的聲音，怕喝涼水拉肚子，沒敢喝。趙剛很聰明，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告訴我這水是可以直接飲用的。
黃大滿起身，叫我：“屋裏太悶了，走，我們倆到外邊去。”
趙剛和公雞都是聰明人，明白黃大滿的意思，都沒有跟著我們出來。
這間屋子在過道盡頭，從過道盡頭的門洞裏出來，外麵是一個露台，露台上扔著一些廢棄不用的廢舊家具，黃大滿拉過一張破椅子讓我坐：“這兒好多了吧？”
從露台上可以看到四周低矮擁擠的房屋，夕陽懶洋洋地坐到了屋脊上，反差強烈的明暗把這個世界變得棱角分明，淒清的色彩讓人的心境既悵惘，又深沉，就如黃昏落日下的大海。
“那個人，就是跟你一起來的那個，怎麽樣？”黃大滿過去是一個性格外向、熱情，富有行動活力的人。幾年不見，他的變化很大，平和了，穩重了，也冷漠了許多，甚至連說話的聲音都比在北京的時候低了八度。
“挺好的，沒什麽心計，他爸爸是高幹。”
“他爸爸跟他都傻冒，高幹子弟跑到這邊受什麽罪來了？不好好在國內享福。”我告訴他，公雞他爸爸已經離休了，能夠給他提供的優越隻限於離休工資。黃大滿說還是級別不夠，級別夠了退了也照樣作威作福。
停了停他又問我：“那人可靠不？”那語氣讓我有點忐忑，很像港台影視劇上黑幫頭目吸收馬仔。
他見我沒回答，扭回頭看看我：“發什麽愣？我聽趙剛說你不是想出來麽？我是問你，他跟你一夥，還是跟螞蟥一夥？”
我還真有點不好回答，公雞從感情上說，肯定跟我一夥，從利益上說，應該算作胡大叔那一夥的。我把情況給黃大滿說了，黃大滿沉吟片刻，告訴我說：“你回去以後，就對那個螞蟥說，學校登記注冊要核對護照。”
我告訴他，如果那麽說，胡大叔寧可自己跑到學校，也不會把護照給我。
“那你就說你要辦務工證，沒有護照辦不了，辦務工證必須本人親自去，他去人家也不給他辦。他怎麽吃你的？”黃大滿又問。
我告訴他，就是讓我給人推拿按摩，我出力，他收錢。黃大滿搖頭歎息：“我要是有你那兩下子，到日本這麽長時間，混不出來起碼也能掙不少錢了。趕緊跟他脫離，你要是怕養活不了自己，就回北京去，要是覺得能養活自己，就別怕苦別怕累，什麽掙錢幹什麽。”
我把我的擔心說了：“我要是跟他脫離了，他取消我的擔保怎麽辦？”
黃大滿告訴我，他的擔保僅僅是入國擔保，當我取得日本留學生資格以後，就已經在日本入管局記錄在案，隻要我沒有違法犯罪，擔保人沒有權力單方麵取消擔保，即便他要取消，也不影響我的簽證有效。
“你現在最要緊的是趕緊擺脫那條螞蟥，他擔保了你也別領他的情，給你提供擔保，他是賺錢的。你就朝他要護照，他要是不給，你就說要報警，要到入管局告他用提供擔保榨取你的錢財，你看他敢不敢卡住你。”
我還有點擔心：“他要是硬不給我，我真的找警察告他？警察能管嗎？他可是日本籍。”
黃大滿說：“不信你就試試，在日本，非法扣押別人的身份證件，是犯法的，警察可不管你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法律麵前人人平等，這是日本，不是中國。”
分手的時候，黃大滿說：“第一次見麵，本來應該請你們吃頓飯，晚上我還要加班。你擺脫了螞蟥，要是願意，就搬到我們這邊來，房租可是要分攤的，別說我小雞肚腸啊。”
我理解他：“別說那種話，大家在外邊，都不容易。我們認識又不是一天兩天，在這裏相逢，就是緣分，我把護照要出來就搬過來。”
回家的路上，公雞問我在露台上跟黃大滿說什麽呢，我說沒說什麽，就是聊了聊過去在北京認識的一些人的現況。
7、我還沒有想好該怎麽樣向胡大叔要回我的護照，胡大叔卻又給我找了個活。他告訴我說，有一家醫院在大阪的分院原來的中醫按摩師因為簽證到期回國，而接替他的人簽證沒有辦好不能及時過來。那家醫院急需一個中醫按摩師過去頂兩個月的班。
“我已經開學了，不上學怎麽行？”我很想去，可是去了勢必要耽誤課程。
胡大叔勸說我：“那有什麽？日語學校麽，我沒上過，現在不照樣日語說得跟漢語一樣？關鍵還是要有語言環境，跟日本人多接觸、多對話，自然而然就會說了。”
讀日語學校除了學習日語便於在日語環境裏生存，還有一個非常現實的意義：取得日語學校畢業證，才能以考大學等理由，申請延長簽證。我擔心的倒不是不會說日語，這方麵胡大叔說得有道理，隻要多跟日本人接觸、交流，自然而然就能學會，起碼口語溝通應該沒有大的障礙，關鍵還是那張畢業證。
胡大叔說：“讀日語學校沒有按期畢業的人多得是，沒畢業可以申請繼續讀，隻要你交學費人家還巴不得呢。你再想想，眼下是掙錢重要，還是上學重要？兩個月就回來了，耽誤不了多少課程。”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明擺著的，對我而言，從小到大，從來都是掙錢最重要，因為我沒有錢。自從我爸爸那一年從東北逃到北京，靠沿街賣藝為生，似乎就決定了我這一生都不會有錢。自從我爸爸讓我從小練武，帶著我行走五湖四海賣藝開始，似乎就決定了我這一生都要為錢而奔波。每每想到這一點，我就非常沮喪。
我最終向胡大叔妥協了，跟著他到那家醫院去見院長。院長是個非常文明禮貌熱情的人，同時也是一個對業務要求非常認真、細致的人。他彬彬有禮的請我先在醫院本部做一周，再決定是不是派我去大阪分院接替那個回國的中醫按摩師。
看來我的表現令那位院長非常滿意。一周以後，他在院長室裏召見了我，遞給我一個信封：“許先生，謝謝你。”他的中文很不利落，日語我又聽不懂，他就用筆再加上形體語言告訴我，他決定請我到大阪的分院擔任中醫按摩師，月薪二十萬元。
“這是您這一周的報酬，不多，請您多多關照。”
我接過他遞給我的信封，挺厚，心裏急不可耐，卻不好意思當麵打開看看有多少。
院長告訴我，大阪的機票以及到大阪以後的接待他都已經安排妥當，考慮到我不懂日語，他們在那邊的醫院安排了一個翻譯到機場接我。等到我去的時候，他親自送我去機場。
從院長那裏出來，我跑到衛生間，打開信封數了數，五萬日元。我在心裏盤算了一下，幹了一個禮拜拿了五萬日元，一個月四個禮拜，那麽，我如果能在這家醫院長期幹，每個月保證二十萬日元是沒問題。然而，這二十萬日元如果由我和胡大叔、公雞三個人分，我每個月隻能拿六萬多，自己養活自己都難。
回到家，胡大叔馬上朝我要錢：“我們說好的，我幫你找的活，按照三一三十一分，院長給你發了五萬吧？”
我隻好把錢掏出來，按照比例分給了他們。胡大叔又告訴我：“我已經給院長說了，我是你的擔保人，你在這家醫院幹活，每個月工資我替你領，你就安心到大阪分院去吧。”
我那一刻恨透了他，也真正理解了“螞蟥”的含義，其實他比螞蟥更可惡，螞蟥小，吸血量有限，而他的貪婪和胃口都是螞蟥望塵莫及的，他是僵屍級別的吸血鬼。我的精神猶如陷入沼澤般窒息，我現在沒有辦法，我隻能忍。
我爸爸過去就經常對我說，人最難活的就是一個忍字：“孬男頭頂三把火，好男心頭一把刀，說的就是一個忍。”我媽媽也常說：“吃虧的人常常在，占便宜的人是禍害，人活著就不能怕吃虧。”以我的體格和武功，我可以毫不費力的把胡大叔這具僵屍滅掉，然而，我隻能忍，隻能明明白白的吃虧。總算可以離開胡大叔家了，我搭乘飛機去大阪，盡管僅僅是短暫的分別，我渾身上下仍然有了久違的輕鬆感，現如今，跟他同處一個屋簷下，對我的神經都是一種折磨。
東京羽田機場非常繁忙，人潮湧動，讓人心裏莫名的慌亂。好在機場的路標、指示牌等等，大都是漢字，對於中國人來說，不懂日語，光看字，倒也不至於迷路。我找到了辦理登機的櫃台，拿到了登機牌之後，卻開始犯難，登機牌上的航班、登機口等等內容，卻都是日本的那種片假名，以我當時的日語水平根本就看不懂。廣播裏不時提示的登機通知，我一句也聽不懂。我怕走錯地方，耽誤航班，就盯準了一個剛才跟我一起辦理登記手續的日本人，他走哪我跟到哪，深怕一轉眼看不見他我沒法上飛機。
日本人進了廁所，我也跟了進去，我跟蹤的男子在小便池跟前站了片刻，卻沒有解手，轉身又出來了。我連忙跟上，他疾步前行，我也加快步伐，他慢下來，我也跟著慢下來，突然，他奔到一個值勤的警察前麵，指著我跟警察說著什麽，警察馬上衝了過來，叫住了我。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他用對講機叫來了一個翻譯，有了翻譯居中傳話，我們大家才弄明白，那個日本人見我老緊緊跟著他不放，不知道怎麽回事，嚇壞了，就報了警。我連忙解釋，我要去大阪，卻不認得登機牌，也聽不懂廣播，看到他剛才跟我一起辦的登機手續，登機牌顏色款式也一樣，就想跟著他一起登機，免得誤了航班。
消除了誤會，警察和那個男子都非常熱情客氣，男子說他跟我乘同一個航班，讓我跟著他就行了。有了這個免費的向導，我總算順利搭機，到達了大阪。日本人安排事務非常精細，我一出機場，就看到一個女子手裏舉著牌子，上麵寫著我的名字，那是院長安排來接我的人，一個漂亮雅致的中國女士，她告訴我，她是從大連過來的留學生，現在在醫院裏打工，勤工儉學護士兼翻譯，偶爾還做接待。
在大阪分院工作的兩個月時間，我的意外收獲就是，他們每周還給我發放八千日元的夥食補貼。這是東京的院長沒說過的。白天工作非常緊張，一天至少要給二十個人整體，幹一天下來，累得精疲力竭。在日本工作的特點就是，你千萬別想像在中國那樣偷懶耍滑，人家表麵上不說什麽，可是你的一舉一動都看在眼裏，人家不會像中國的領導那樣批評幫助你，但是，人家會很客氣、很禮貌的辭退你，口氣柔和、充滿歉意，但卻堅定不移。
為了省錢，我自己做飯，說出來可能會讓別人笑話，我做飯的原材料大都來自於醫院裏醫生和病人的剩飯。我注意收集那些醫生護士吃不完剩下的食物，我知道這樣做被人家發現了會很丟臉，很被人看不起，所以我收集的時候非常小心，我的應急預案是：如果被人家發現，我就裝成一個動物保護主義者，把食物送給街上的流浪貓狗食用。所以，我說的自己開夥，真正的意義不是做飯，隻是熱剩飯，熱別人吃剩下的飯。
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目標，或者說理想，前麵說過，我的理想很卑微，就是能夠每個月積攢十萬日元寄回北京的大雜院，讓我的父母妻子還有我的弟弟他們能夠過得好一些。開源節流，在無源可開的情況下，就隻剩下節流這一條路子可以通向我的理想。
每周八千塊日元的夥食補貼，我絕大部分都存了起來，幹了兩個月，一共是十周，我掙了八萬日元的夥食補貼，積攢了六萬日元，兩個月，我隻花了兩萬日元，當時相當於人民幣八百多塊錢。這在日本，是普通日本人一周的消費水平。
從大阪出發的時候，我專門給胡大叔打了電話，請他到機場接我一下，因為我不熟悉路。胡大叔答應得很好，可是等我出了機場，卻根本找不到他的影子。沒辦法，我說不清楚他的住址，隻好咬牙跺腳，狠著心打了出租，我把醫院的名片給的士司機看，出租車把我送到了醫院，我就便去找院長，向他報告一下我的工作情況，以及接替我工作的人的情況。
院長對我的工作由衷地讚賞，額外獎勵了我五萬日元，這又是一個小小的驚喜。我請求院長派車或者派個人送我回胡大叔家，因為我自己找不到他們家。院長不知道跟胡大叔是怎麽認識的，又是一種什麽關係，似乎對他家的情況很了解。院長給我派了車，把胡大叔家的地址告訴了司機，司機送我回到胡大叔家的時候，太陽已經落山。胡大叔的家裏沒人，門鎖著，我沒有鑰匙，隻好在外邊等。
遠處墨黑的山嵐和深藍的天際在遠方交融，地上的斑斑燈光和天上的寥寥星辰默默相對，一切都在朦朧的清淒中向我展現著難耐的孤寂和彷徨。遠處不知道什麽地方，傳來秋田犬的吠聲，似在向我宣告，這個世界還活著。我在門外的台階上打坐練氣，以捱過難耐的等待。可是，我的心情卻極不利於打坐，因為我心潮難平，忐忑不安，我擔心胡大叔和公雞向我要錢，我祈求上蒼千萬不要讓他們知道我除了醫院的工資報酬以外，還有大阪的夥食補貼和東京總院院長的獎勵金。
蒙矓中我似乎在打坐中睡了過去，胡大叔沉重、踉蹌的腳步聲驚醒了我，黑暗中，他跌跌撞撞地走了過來，顯然，他喝多了。我看看表，已經深夜十一點多了，我在門外等了他五個小時。
“你回來了？”他看到我站在門外等他，沒有驚訝，也沒有歉意，就好像把我關在門外等他是理所當然的。
“我不是事先給你打電話了麽？你不去接我沒啥，起碼也不能讓我在門外等你這麽長時間啊。”
“嗬嗬，我中午去喝酒，忘了，進來吧。”
我跟在他後麵進了屋子，他馬上朝我要錢，一點沒有遲疑，也一點沒有婉轉，完全是一副理所應當的坦然和急迫：“錢呢？該交電費水費還有煤氣費了。”
我反問他：“東京醫院的工資你都領了，我還得問你要錢呢，你倒反過來朝我要。”
他的賬倒很清楚：“東京醫院這邊兩個月是四十萬日元，扣去稅收八萬元，還剩三十二萬，我們三個人每人十萬六千六百六十六，四舍五入，給你和鞠紅旗每人十萬六千六百六十七，我不會虧你們。我跟你算的是你從大阪那邊拿的錢，還有回來以後院長給的獎勵金，一共也有十三萬吧？”
我騙他：“大阪那邊給的是夥食費，我都花光了，隻有東京院長這邊給的五萬塊獎勵金了。”
他瞪著我：“你還舍得花八萬塊錢吃飯？剩下的呢？”
我怒了：“我不管舍不舍得花八萬塊錢吃飯，那是我的飯錢，我省多少是我自己的事情，你別太過分啊。”
我真的怒了，他也不敢跟我正麵衝突，他靠我掙錢，打架他也不是我的對手，真打，我一個人可以打他那樣的十個。
“好吧，我這邊應該給你的一共是十萬六千六百六十七塊，你那邊應該給我和鞠紅旗分的是二十一萬兩千塊，零頭就不算了，水電費你看是我們各給各的，還是我從應該給你的裏邊直接扣了？”
我無奈，也沒心思跟他你給我來我給過去的數錢，就說：“你直接扣，剩下的給我。”
他便從東京總院發給我的工資中，扣除了六千塊的水電費，剩下的錢給了我。我辛辛苦苦兩個月，掙了五十多萬塊日元，最終落到我手裏的不過才十六萬多，其中還有我從自己嘴裏扣下來的六萬多塊夥食補貼。那天晚上我怎麽也睡不著，我想，誰碰到我這種事都會睡不著。我暗下決心，一定要擺脫這隻螞蟥，不，要徹底擺脫這具吸血的僵屍。好在我的資金，如果這點錢也能算作資金的話，已經從來日本時候的三萬日元加上我弟弟偷偷塞給我的二百塊人民幣，增加到了十六萬多，我用這個數額安慰自己。
臨睡著之前，我想，應該再給家裏寄錢了，這一次我應該直接寄給我妻子，讓她也知道，我在這邊已經能夠立足掙錢了。
8、回到胡大叔家的第二天，胡大叔遞給我一封信，是我爸我媽來的。我爸我媽在信裏告訴我說，我寄回去的錢家裏收到了，我爸爸把他給我借的錢都還清了，剩下的都交給了我老婆：“你爸你媽老了，也用不著什麽錢了，退休金夠花了，以後寄錢，直接寄給你媳婦，讓她也高興高興。”信的落款，是我爸和我媽兩個人。
收到我爸我媽的信，看得出來，他們以為我在日本混得還不錯，起碼有工作有收入，這讓我寬心，高興。信的後麵，還附了我兒子的一句話：“爸爸我想你了。”“想”字不會寫，畫了一個心形。
父母的來信讓我有了好心情，兒子的附言卻又讓我惆悵，一縷思鄉之情充塞著心胸。我兒子再過兩年就要上小學了，從小到大，我很少有時間帶他玩耍，我的時間和精力都耗在了掙錢謀生上，現在，更是與他遠隔太平洋，在這陌生的國度，我的前途未卜，與他相見之日遙遙無期，不知道兒子能不能理解我呢？
我裝作隨意地告訴胡大叔，這兩天我要去辦理務工證，需要護照，讓他把護照給我。胡大叔放下碗筷，盯著我看，我跟他對視著，平和但堅定地說：“沒有務工證，不能掙錢，幹什麽，除非是義務的，隻要掙錢就是非法的。”我的言外之意很明顯，如果辦不來務工證，我就什麽掙錢的活也不幹了。
在日本，對留學生從業勤工儉學管理得很嚴格，必須有留學簽證的護照，然後由就讀的語言學校或者大專院校出證明，證明你在讀，然後才能到入管局的相關部門辦理務工證，這樣打工掙錢才是合法的。
胡大叔說：“現在開學了，你又要上課又要打工，很累，明天我抽個空去幫你辦吧。”
公雞連忙說：“那你也幫我辦一下，省得我也得跑一趟。”
我說：“行啊，那就麻煩你了。不過，據我所知，辦理務工證，必須本人去，要有很多簽字畫押的手續才行。”
公雞說：“是嗎？那我還辦不辦了呢？”
我說：“你想辦就辦，不想辦就別辦，反正有我養活你，隻要你好意思。”
公雞讓我給噎了一通，胡大叔埋頭吃飯，吃過飯對我說：“我明天陪你去吧，你自己去我不太放心。”
我抓住他的話頭追問他：“你不太放心什麽？怕我逃跑？我能跑到哪去？”
胡大叔尷尬地吭哧著說：“你別誤會，我說的不放心，主要是對你的安全不放心，萬一碰到個什麽事兒，把護照丟了，你就麻煩了。”
我不能跟他來硬的，他現在已經對我有了戒備，擔心我拿到護照之後，脫離他的控製，如果來硬的，徹底決裂，會造成什麽結果，我心裏沒數，也不敢輕易嚐試。所以我隻好對他說：“那也行，你明天去，我沒時間，要上課。”
我覺得自己陷入了怪沼，淹不死，卻也逃不脫，被活活地困在沼澤中，周邊是美妙的景色，陽光燦爛，花紅柳綠，藍天白雲。很多人在那裏悠閑地享受著美景，享受著生活，我朝他們掙紮、呼救，他們卻充耳不聞。我恐怖極了，因為我不知道，是他們的冷漠，還是我已經發不出聲音，讓我處於眼睜睜看著別人卻無法獲救的境地。我拚命掙紮，拚命呼喊……一隻看不見的大手，拍擊在我的腦門上，不但沒有拯救我，反而將我用力朝泥沼裏麵壓著，眼前一片墨黑，要命的窒息感令我驚醒過來，心髒突突蹦跳，渾身大汗淋漓。
公雞俯身看著我，滿嘴酒氣：“怎麽了？作惡夢呢？”
我喝了口水，看看表，已經午夜一點多鍾了。
公雞跑到衛生間去洗漱，片刻回來，坐到床頭脫衣服：“你怎麽了？情緒很不好啊。”
我沒心跟他聊天，我心裏的話對他這種人無法說，他跟我不是一條路子。
“你真的想要護照？”
我懶懶地說：“當然了，誰不想把握自己的命運呢。”
公雞說：“既然這樣，你別著急，明天我把護照給你弄到手。”
我對他沒有信心，他不是那種能把事情做成樣兒的人：“算了吧，實在不行我就回國，我要回國他總不能不給我護照吧？”
說完，我倒頭接著睡，希望能做個像樣的夢，別在夢裏自己嚇唬自己了。
第二天我練完功，洗完臉，看到公雞還在睡著，我就叫他起來跟我一起去上課。
公雞讓我給他請假：“我今天不去了。”
我出門，我現在顧不上管他，我暗暗祈禱，今天早上，那幫送飯團的老婦人千萬別不來了，我沒吃早飯，還指望她們送早飯呢。到了日本以後，我基本上沒有吃早飯的條件。早上我五點鍾就要起來練功，然後洗涮上課，胡大叔這個時候還在酣然大睡，根本不可能起來給我做早飯。出門買，又舍不得，隻能把早飯從每天的日子裏給省略了。
然而，早上不吃飯，很難堅持到中午，快到中午時分，就會餓得渾身無力，心慌冒汗。日語學校門口，每到早上上學和下午放學時分，經常會有一些日本老太太，挎著籃子，裏麵裝著飯團、鹹魚等等吃食，見到學生就問是不是中國人，如果是中國人，她們就會給你送吃的。你接受了，她們還要給你深深鞠躬，不像你吃了她的東西，反倒像她接受了你的饋贈。
剛開始我不明白，一般情況下都拒絕接受她們的饋贈，覺得接受她們的饋贈，既丟個人的麵子，也有損我們中國人群體的麵子。後來，趙剛告訴我，這些老婦人的丈夫或者父輩，都是參加過侵華戰爭的，現在可能都不在世了，她們用種方式向中國人道歉，也為自己的親人贖罪，可望通過這種行為，能讓他們的親人上天堂。
“日本人跟中國人不一樣，西方人說中國人曖昧，婉轉，日本人比中國人更曖昧、更婉轉，有過之無不及，你也別覺得掉份子、沒麵子，想吃就接受，對自己沒壞處，對她們也是心理上的安慰。”
我每每看到那些守候在日語學校門前，提著籃子，不管天寒地凍還是刮風下雨，給中國留學生送飯團、鹹魚的日本老婦人，心裏不知道怎麽總會想起我的母親。我母親曾經給我說過，人這一輩子，最難就是謝世那一天，能夠百無牽掛，落個心安。她們，這些日本老婦人，為的不就是個心安嗎？既為自己，也為自己的親人。從那以後，隻要有老婦人給我遞飯團，我再也不會像過去那樣，生硬地謝絕。
現在，更發展到了渴望吃到她們的飯團，因為我餓，她們送來的飯團，可以讓我既不傷害自尊，又能吃飽肚子，還能讓她們得到一份遲到的、卻也是必要的安慰。
還好，學校外麵今天又有幾個老婦人在分發飯團，我接受了一個麵目慈祥的老婦人遞過來的壽司，還有兩個雞蛋。她彎腰給我鞠躬，連聲說謝謝，我也趕忙給她還禮，連聲道謝，今天也不知道怎麽回事，習以為常的事情，卻弄得我有些傷懷，也許，她的相貌和神態跟我母親有幾分相似吧。
課間，趙剛找我，帶來了黃大滿的話，追問我把護照要回來沒有，我說沒有，趙剛搖頭歎息：“許哥，我說一句你不愛聽的話，在這邊，真正坑我們中國人的，都是中國人。”
我說：“胡大叔不是中國人，他是日本人。”
趙剛糾正我：“日籍華人。”
回到家裏，胡大叔沒在家，公雞一個人守著電視發呆。我問他既不去上課，也不去找千葉小姐，一個人守著電視幹嗎？他說他跟著電視學日語，比在日語學校學得還好：“你放心，你能拿上畢業證，我保證也能拿上，落不下。”
說著，他不動聲色地遞給我一個信封。
“什麽東西？”
“你想要的。”
我打開看看，裏邊是我的護照。
我問他：“你怎麽要出來的？”
公雞說：“要什麽？要他能給嗎？我今天沒上學去，趁他不在就手到擒來了。”
拿到了護照，我非常高興，甚至有些激動，這是我夢寐以求的東西，盡管它屬於我，卻一直被胡大叔捏在手裏。越是渴望的結果，得到了，就會越加忐忑：“要是他回來發現了怎麽辦？”
公雞輕描淡寫：“你應該想的是他能怎麽辦？本來就是你的。”
第二天一早，我和公雞就離開了胡大叔家，上學的路上，公雞對我說：“其實啊，我爸爸跟你說的那些你也別太在意，別說你跟我沒什麽親戚關係，就算咱們倆是親兄弟，我這麽大了，也不能靠你養活。”
我說：“我也沒想著養活你，首先我得養活我自己，有剩餘了，才考慮你。”
公雞哈哈笑了：“好容易說真話了。”
我發現他笑的時候，滿臉燦爛，天真無邪的童稚從笑紋裏隱隱約約還能看到。過去，我沒發現他這個特點。
晚上放學回家，胡大叔發現我的護照沒了，卻並沒有像我擔心的那樣爆發，冷冷地追問我，我實話實說，護照在我手裏，今後將繼續在我手裏，因為那是我的身份證明，我的身分不能由別人決定。
胡大叔是個善於隨機應變的人，看到事情已經這樣，我的態度又非常堅決，便說：“你也是的，要護照就明說，至於偷嗎？我又不是不給你，我還不是擔心你給弄丟了。”
公雞接過話茬說：“不是他偷的，是我找到後給他的，再說了，你也不能說人家是偷，護照本來就是人家的麽。”
胡大叔瞪了他一眼，沒說什麽。第二天上學的時候，我對公雞說，因為我的護照，你把胡大叔得罪到家了。
公雞哈哈一笑：“沒事兒，我不怕他，怕他我就不那麽做了。”
我看到他的臉上滿是一副誌得意滿的詭秘，追問他：“怎麽回事？你們家是不是跟胡大叔有什麽默契？還是他有什麽把柄在你手裏捏著？”
公雞說：“你想哪去了，我跟你是怎麽回事？跟他又是怎麽回事？跟你是哥們，是一起到日本來闖**打拚的，跟他不過就是相互利用一下而已。”
他這話讓我臉紅，我想起了對黃大滿說，他跟我不是一夥的，跟胡大叔那隻螞蟥是一夥的。
“你犯傻啊？我們到日本來幹嘛來了？不就是為了掙錢嗎？你辛辛苦苦掙的錢憑什麽三個人分？”那天放學後，我去找黃大滿閑聊，他讓趙剛給我傳話，說他今天四點鍾以後有時間，要請我吃飯。因為他沒有提公雞，我也不好意思帶公雞去，就自己跟著趙剛找他。
黃大滿聽我說在日本給人推拿按摩掙錢，要分給胡大叔和公雞，替我打抱不平。我說，誰願意把自己辛辛苦苦掙的錢白白分給別人，可是，那些病人都是胡大叔招來的，沒有他我也沒錢可掙。最要命的是，他是我的擔保人，過去我的護照他一直卡著，昨天公雞才把給我偷出來。
黃大滿說：“在日本，就怕你沒本事，有本事，肯吃苦，講信譽，就有出頭的日子。你的本事我了解，出頭隻是遲早的事情。”
說這話的時候，我們在附近的一個叫“川湘園”的中餐館裏頭，我、黃大滿還有趙剛，我們三個人。點了燈影牛肉、麻辣雞絲、鬆子魚、暴炒蝦仁幾個菜，然後三個人灌啤酒。過去在北京的時候，我吃不了辣，從到了日本，就再也沒能吃到中餐，實在饞了，隻能自己弄點味道糊弄一下。這一頓飯我覺得似乎就是我長這麽大吃得最香的一餐。川菜辣得人渾身冒汗，舌頭火辣辣地，隻能拚命用冰啤酒涮嘴漱舌頭，酒喝得格外多。
我問黃大滿，到日本這麽長時間了，他的感覺怎麽樣。黃大滿說，到日本要經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新鮮階段，剛來一兩個月時間吧，看啥都新鮮。第二個階段是惶惑，思鄉，想家想得要命，卻又不知道該怎麽才能混下去。第三個階段就是啥都不想了，就一門心思的想錢。
“許哥，你幹脆出來吧，自己幹，勤工儉學，再跟那個螞蟥混下去，你就完蛋了。”趙剛勸我。
“要不是胡大叔卡著我的護照我早就出來了，明後天我就搬出來，跟你們住，你們要我不？”
黃大滿拍了我一巴掌：“胡說什麽呢？別說自己養活自己，自己的費用自己擔，就是你有難處了，沒地方住沒地方吃了，到我們那兒混堆兒，趙剛怎麽樣我不敢說，我要是說一個不字，你就像砍磚頭一樣把我的腦袋砍了。”
黃大滿這話說得我心裏熱乎乎地，我給三個人斟滿酒：“哥們，今天這頓飯，這頓酒，是我到日本這麽長時間，吃得喝得最暢快的一頓，我們幹一杯，算我敬二位了。”
幹過杯，我們商量好，第二天黃大滿和趙剛就跟我過去搬家，胡大叔不吱聲好說，我們客客氣氣，好合好散。如果胡大叔阻攔，動硬的還是動軟的，我們三個人一起上，黃大滿說：“狗日的我就不相信他還沒有王法了，他講王法我們就跟他講王法，他動私的我們就跟他動私的。”
9、黃大滿和趙剛也許到日本比我久，看人真的比我準。過去，我憧憬和胡大叔分手，又懼怕胡大叔亦我無法預料的手段阻止我，那樣，我不但不能脫離他的控製，可能還會帶來無法預料的麻煩。然而，當我們三個人放學以後，一起到胡大叔家裏，我鼓起勇氣對他說，我不想再在這裏住了，因為這裏離學校比較遠，很不方便；因為我付不起他的房租和水電費還有煤氣費；因為我想跟我的朋友們一起住……我把我事先能夠找到並且背誦熟練的理由磕磕絆絆顛三倒四地告訴他以後，他變成了地地道道的日本人，鞠躬致禮，感謝我這長時間的關照，請我原諒他的照顧不周雲雲。他反倒把我弄得一頭霧水，我實在拿不準，他這些話，還有恭敬謙和寬容的態度，是在表演，還是真的。
黃大滿朝我擠眉弄眼，趙剛裝猛，把我的零七八碎掛滿一身，反倒是我和黃大滿沒什麽可拿的了。這件事情我上午就給公雞提前打了招呼，公雞有點訕訕地，也有點惆悵，卻沒有明確反對。我們離開的時候，他站在胡大叔身邊送我們，除了再見，什麽也沒有說。
我住到了黃大滿他們的“寮”裏，為了省錢，我們三個人擠在一個小隔間，房租、水電費都是三個人均攤。從胡大叔那兒搬出來以後，我再也沒有回去過，也再沒有跟他見過麵，黃大滿告訴我說，那種專門吸窮人血的螞蟥，不值得搭理他。擺脫了胡大叔，我也有損失，沒有給日本人推拿按摩的條件了。黃大滿給我介紹了一個活，到NEC株式會社本部大樓當清潔工。在日本，清潔工工資很高，按小時計價，一小時一千日元。
我馬上答應：“沒問題，我幹。”我不幹也不可能，日語學校的學費和我自己的生活，每個月最少也得十萬日元。
黃大滿說：“你要真的幹，就要有思想準備，在這邊幹活可跟國內不一樣，錢是掙得多，可是不好掙。”
我不相信還有我吃不了的苦，受不了的累，我到日本幹嗎來了？不就是受苦受累來了嗎？受苦受累的目的是什麽？就是要改變我和我們家人的生存條件。
我問黃大滿在幹什麽，他說給一家酒店當雜役，他已經從日語學校畢業，現在除了打工掙錢，還在利用業餘時間讀日電公司的機電專科。他告訴我說，在日本，讀大企業自己的專科學校，畢業以後工作更容易找，如果成績好，不等畢業，就有可能被企業自己留用。
趙剛算是活得比較瀟灑，平常到處打雜，掙夠錢了就歇著，到日本各地玩。他說，既然來了，就要抓住機會好好認識日本，整天埋頭打工，連日本什麽樣都不知道，掙了錢也沒啥意義。我問他怎麽看日本人，他說，日本人有很多地方其實跟中國人一樣，勤勞、能吃苦、能忍、有韌性，什麽都信，其實最終什麽也不信，超現實主義，超實用主義，嘴上不說，實際上是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一理論的忠實踐行者。
他說得我和黃大滿哈哈大笑，趙剛一本正經：“你們別笑啊，硬要說比中國人強的地方倒也不少，守紀律，講公德，團隊精神強，我說的這些優點是整個社會層麵上的表現，當然，哪個國家都有好人，也都有壞人，有流氓，也有無賴，還有惡棍，這都是正常的。”
聽他在那兒發表高談闊論，我覺得挺好笑，趙剛轉頭朝我說：“許哥，你可別碰上惡棍啊，日本的惡棍比中國的更惡劣。”
趙剛說的話就像不吉的讖語，命運給我發放了惡棍穀倉，讓他來折磨我，考驗我的忍功和韌性。我當清潔工第一天就發現，我的工頭穀倉可能應該算是日本人裏邊那種壞東西。穀倉是一個粗壯漢子，戴了一副黑框眼鏡，穿著藍色的工裝顯得非常彪悍。我們負責打掃的NEC大樓在東京的田町，剛好在我們寮到日語學校的中途。
我每天早上五點鍾起床，按照習慣到樓下練功，然後洗涮，直接趕到NEC大樓清潔。穀倉不知道為什麽老看著我不順眼，跟我對話一向都是嗬斥的口氣。我懷疑他是一個民族主義分子，右翼，所以對我這個中國人有很強烈的歧視、敵意，所以才會那樣。
頭一天發工裝的時候，穀倉從供我們休息的小庫房裏掏出一件皺皺巴巴的藍色衣服，扔給我：“你就穿這個。”
這件衣物顯然是別人穿舊了的，這我倒不在乎，反正就是一件工作服。我在乎的是，這是一件沒有經過洗滌的髒衣服。日本是一個很講衛生的國度，即使是給清潔工使用的舊工作服，也會洗滌得幹幹淨淨，折疊得整整齊齊放在更衣櫃裏。像這種未經洗滌的舊工裝，給我，而且是扔給我，其中包含的輕侮意味是不言而喻的。
開始工作了，穀倉讓我扛清洗機上樓，清洗機至少有二十公斤重，我當時估計他是因為我是新人，所以才讓我扛。到了電梯口跟前，穀倉卻不讓我乘坐電梯，別的清潔工可以趁電梯，唯獨我不準乘坐電梯，要扛著清洗機從樓梯爬上去。我問他為什麽不讓我坐電梯，他說因為我扛了清洗機，所以不能坐電梯。
我隻好扛著沉重的清洗劑爬樓梯，而其他清潔工手裏最多拿著拖布和空塑料桶，而我們要爬的是十五層。乘坐電梯當然比我扛著二十多公斤重的清洗機要快得多，等我上到樓上，其他清潔工人已經開始工作，有的在衛生間裏清掃馬桶，有的在地板上清理以我得眼光來看，根本不存在的汙漬。我氣喘籲籲、大汗淋漓的爬上十層樓，穀倉卻對我劈頭一通臭罵，我雖然對日語還不嫻熟，可是他罵的話我卻能夠聽懂，全中國大多數人都能聽懂：“八格牙魯”。後麵是一連串誇張激烈的手勢伴隨的斥責。
日本人並不是一個善於罵人的民族。日本人的罵人話基本上就有三種：八格牙魯，原話是“馬鹿野郎”，這句罵人話本源是跟中國人學的，來自於中國古代指鹿為馬的典故，基本含義是“不講理騙人、讓別人當傻瓜”。後來引申擴張為“傻瓜”、“笨蛋”、“混蛋”等多種意義。另外常用的兩句罵人話是“畜牲”、“狗屎”。平心而論，也許是罵人的語言太貧乏，日本人並不罵人，也很討厭罵人，他們將罵人稱之為“惡態”，在正常生活裏，極少見到日本人的“惡態”，隻有影視作品中塑造的黑道流氓惡棍才會有這種“惡態”。
原來，清潔工脖子上都圍著一條毛巾，出汗了就用毛巾擦拭，穀倉看到我用衣袖擦拭汗水，便對我大罵不休。旁邊的清潔工看不過去，指責穀倉：“你沒有給他發毛巾，他隻能用袖口擦汗，你怪他不公平。”
穀倉對別人絕對不會像對我那麽苛刻，有了別人出麵說公道話，他也不再罵我，下班的時候，從不知道什麽地方抽出來一條毛巾扔給了我，那條毛巾黑黢黢油膩膩的，當抹布都不合格。別的清潔工發的毛巾都是新的，唯獨給我的不但是舊的，還是髒的。
我不知道為什麽那麽不幸，偏偏碰上了一個穀倉，對別人他沒有惡態，唯獨對我，動則“惡態”，上班第一天就對我用上了日本人最強烈的罵人話“八格牙路”。美國人亞瑟.亨.史密斯在其《中國人的性格》一書中，表揚中國人的忍耐精神時分析道：“忍”這個詞包括三層完全不同的含義，首先，它表示長期不抱怨、不生氣、沒有不滿情緒的一種品質或行為；其次，表示默默地忍受或承受任何苦難、坦然處之，鎮定自若地忍耐的一種能力或行為；再次，它也可以作為堅韌的同義詞。顯而易見，這裏所涉及的各種品質，與中國人的生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聯係。
我是一個中國人，我可以說，麵對穀倉，不論“忍”字表達的哪一個層麵，我都踐行了最高準則。麵對穀倉的欺辱，我忍了，為了那每小時一千日元，我還有什麽不能忍的呢？我的理想，那個小小的卑微的理想，就是每個月能存十萬日元寄回家的理想，支撐我卑賤地活著。
然而，我的忍耐是理智的、有我自己底線的：你不能對我施暴，這裏的施暴特指動手打人，侵犯我的身體，因為，身體不是我個人的，它還屬於我的父母、妻子兒子，如果侵犯我的身體，動手打我，我一定會反抗，豁出去拚個魚死網破、玉石俱焚。麵對穀倉，我想，如果我動手，倒還不至於魚死網破、玉石俱焚，我常常拿這一點安慰我自己。我常常在入睡前，想象著痛毆穀倉，讓他飽嚐中國武術能夠造成的種種痛苦，這種想象和憧憬，曾經相當長的時間是我重要的精神享受。事後我回想起那一段時間的生活，就會苦笑，穀倉讓我品嚐了當阿Q的滋味，有時候憧憬、想象，的確能夠讓人產生虛擬的、空妄的滿足感。
我的生活基本上固化為一定的程式：上午五點，起床洗涮、練武，六點趕到NEC大廈做清潔工，八點鍾朝日語學校趕，上課到下午四點，再趕到快餐店做兩個小時的幫工，到了下午六點，還要再去NEC大廈做三個小時的清潔工作。
我的生活從精神層麵也基本上分成了兩個部分：跟黃大滿、趙剛在一起的時候，我能感覺到我是人，是一個有朋友、有尊嚴、有自我的人。另一個部分就是在穀倉手下幹活的時候，我就感覺不到我是人了，當別人不拿你當人的時候，當你不得不接受別人不拿你當人的時候，你就感覺不到自己是人。
為了能多攢一點錢，早飯我依靠那些經常等在學校外邊給中國留學生送飯團等食物的日本老奶奶。午飯，我也盡量省了，我撿拾大樓裏白領們毫不吝惜扔棄的午餐充饑。我在國內還有一大幫生活在貧困中的親人，我說不準他們什麽時候就需要用錢，需要我這個到國外“發展”的長子、兄長提供經濟支撐，所以，我一分錢也不敢亂花，能省則省，午飯，對於我來說，也屬於不能“亂花”的範疇。
那天，我趕到NEC大廈做晚清潔。當我打掃白領員工們午休時離開的辦公室的時候，看到一些盛著便當的便當盒基本完好，裏邊的便當基本上沒有吃，於是我就把這些便當盒收留起來，放到專門為我們清潔工人準備的小休息室裏，準備幹完活拿來充饑，這樣就可以把晚飯省了。
清潔工的最大特點是工作的精細，最高的要求是絕對不能有任何犄角旮旯留下汙痕。即便是光潔如鏡的地麵，我們也要按照程序先用清掃機清掃一遍，然後再用清洗機清洗一遍，最後用烘幹機烘幹，然後再用打蠟機打蠟。這種使用工具的工作一般輪不到我，我隻有肩扛手抬給別人搬運沉重工器具的資格，使用它們卻不是我的權利，因為使用工器具清掃是相對比較輕鬆的活，隻要用手扶著把手，就如駕駛手扶拖拉機一樣，在地麵上順序擦抹過去就可以。穀倉絕對不允許我幹那種活，他的理由是，我笨，弄不好不但打掃不幹淨，還會把工具搞壞。
我的工作一律是手工的，趴在地上一寸一寸的用抹布蘸著清潔劑擦拭衛生間的地麵、牆壁、便池以及所有邊邊角角，因為這些地方不適用清掃機、清潔機那些工具。穀倉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好像從來對我的工作就沒有放心過，每當我作業的時候，隻要他能脫開身，就一定會站在我的身前身後，凶狠地嗬斥、指點，無論我怎麽做，他從來沒有滿意過。有幾次，我發現，當我在寫字間裏清掃衛生的時候，他會在外麵偷窺監視，顯而易見，他是在監督我會不會偷東西。
我從寫字間撿別人剩下的午餐，也會成為我的罪過。那天，我忙碌完了，回到休息室，已經饑腸轆轆，便想抓緊時間吃點東西。我剛剛端起撿回來的便當盒，穀倉從外麵一頭闖了進來，我還沒明白過來，他一把搶過我手裏的便當盒子，狠狠摔在地上，嘴裏罵著我：“豬，你是豬……”然後狠狠地把散落一地的便當踩了個滿地狼藉。
羞辱、怒火還有委屈，我的心被淹沒在淚水的苦澀中，我強忍著不讓淚水流出來，轉過身去脫工裝，借此掩飾我的羞恥和憤恨。手指活像狂風中的枯枝，抖得根本就捏不住扣子。穀倉卻變本加厲，搶身過來，拉開我的更衣櫃，把裏邊我留著當晚餐的便當盒全部扔到地上，全都踩成了爛泥，然後罵了一聲“豬”，命令我把休息室打掃幹淨：“如果不想幹，就永遠不要再來了。”
我“咳咦”、“咳咦”地答應著，這是到日本以後養成的本能，整個日本社會都是這樣，下司對上級的訓斥、指示一律用“咳咦”這個表肯定的詞匯應對。
穀倉詈罵著離開，我癱坐到地上，地上的便當就如汙泥，粘在我的褲子上，深沉的屈辱感和無奈的仇恨令我恍惚，頭腦熱哄哄地發脹，方才還在胸中翻卷的淚潮此刻卻幹涸了，心也像枯竭的古井，黝黑、深邃、陰冷。我茫然地站在那兒，一時竟然失去了行動思考的能力，不知道該做些什麽。
時間永遠是撫平創傷、撫慰心靈的良藥，越是急性病療傷的速度也越快。十幾分鍾之後，激憤的心情平複下來，我恢複了行動的能力，我默默地用鏟刀將粘在地上的食物鏟起，默默地用抹布蘸著清潔劑，一寸一寸的將地麵擦拭幹淨，然後再用清水一寸一寸地把地麵衝洗幹淨……
做這一切的時候，我的精神是麻木的，我的心靈是幹涸的，唯有我的肢體，服從著本能的支配，按照穀倉的指令做著我能做的事情。
那天晚上，我躺在榻榻米上，久久不能入睡。北緯三十五度的東京，冬季天寒地凍，室內沒有取暖設備，我蜷縮在被窩裏，腦子似乎也被這冬季的嚴寒凍僵了，沒有思考的能力，卻又好像萬念俱來，什麽都想到了。這種狀態的大腦就如繁華的大街，人來車往，卻誰跟誰都沒有什麽聯係，繁忙，淩亂，卻也留不下任何有意義有價值的痕跡。睡不著，就更覺得冷，我索性爬起來，一個人到了樓下，開始練功。
我從小接受的訓練是我爸爸傳授的運氣內功，他從來沒有從理論上給我闡釋過，就是讓我集中注意力，控製住自己的念頭，用意念導引體內的氣息按照人體經絡遊走。實際上，與其說是練氣，不如說是練意念，練意誌，練控製自己思緒的能力。很快，我就進入了定態，這是一種寧靜、專注、似睡似醒、若真若幻的精神狀態。我的氣息按照我的意念指點，在我的體內暢遊，就如大江大河在廣袤的田野上奔流，我關注著每一縷氣息的動態，想象著我正在腐爛、幻滅，我似乎看到了我的肉體逐漸褪去，白骨猶如晶瑩的玉石**在湛藍的天空下，碧綠的大地上，這是白骨禪的境界，過去，我也曾經試圖練過，然而，每一次不等腳部的白骨完整呈現，就已經控製不住思緒，不是心猿意馬，就是酣酣睡去，今天，在這曉星初上、殘月尤明的東京寮外，我卻不經意間進入了白骨禪的高境界。
我深深地吸進東京冬夜清冽寒冷的空氣，放任氣息從丹田如綿綿不絕的長江大河灌注到我的經絡穴道，就如消防隊員使用高壓水龍滅火。精神上、心理上、生理上的焦躁、煩惱、鬱火逐漸熄滅，我仿佛進入了空曠、明淨、清涼的禪界，身心清朗，四周的一切，均在我感我知我覺的範圍之內，卻都又距若無限、遙遠無邊。
10、緊張忙碌的日子過得快，春季一眨眼就過去了，夏天姍姍而來。那天，當我把拿到手裏的三萬日元工錢存進帳戶的時候，心裏有了難得的欣慰。中國人勤勞、節儉、忍耐的品格讓我的賬上積累了三十多萬日元。雖然距離每月積攢十萬日元的目標甚遠，可是，有了這三十萬日元，我心理上有了些許穩定、可靠的感覺。如果失業，起碼我不至於馬上流落街頭、衣食無著。
回家的路上，我想，在一起混了這麽久，黃大滿和趙剛也沒有少幫過我，應該請他們一起吃一頓，慶賀一下我的存款突破了三十萬日元。當然，這個小小的卑微的慶賀理由我不會告訴他們，我們三個同居一室，個人的收入不會告訴別人，別人也不會去打聽。不說不等於不明白，大體上從過日子的德行也能估計個八九不離十，我們三個人，沒有一個月薪能超過十五萬的，這在東京，絕對屬於低收入階層。
然而，回到我們蟄居的那座寮裏，黃大滿遞給我的一封電報令我請他們吃喝一頓的念頭煙消雲散。電報是我弟弟發來的，告訴我，我姐姐患了子宮癌，要立刻作摘除手術，如果擴散，就完了。
那個年頭國家還沒有進行醫療體製改革，醫藥費還沒有貴到老百姓寧可等死也不敢看病的程度，可是做這個手術也得一萬多塊人民幣，家裏肯定是拿不出這筆手術費的。弟弟的電報沒有明說，但是意思很明確，讓我趕緊支付手術費。
姐姐，我那個從小幾乎沒上過學、讀過書的姐姐，自幼就跟著我爸我媽在天橋賣藝，就像一頭拉幫套的小毛驢，相幫著父母拉拽著我們家這輛破車，在坎坷崎嶇的道路上蹣跚前行。早早的就嫁人的事實背後，包含著給家裏騰房子、省嘴的卑賤目的。婚後，夫家也不富裕，兩口子苦掙苦紮過著艱難的日子，現如今，好容易把孩子拉扯大了，應該鬆一口氣為自己活幾天了，卻又患了這要命的病。
我剛剛存夠了三十萬日元，按照當時的匯率，相當於一萬五千塊人民幣，剛好能夠支付姐姐的手術費。這個時候，容不得我猶豫，我連忙跑到街頭的郵電所，把兩年來積攢下來的三十萬日元統統匯給了我姐姐。我又變得囊空如洗了，那一刻，實話實說，我確實有點心疼，兩年多的苦苦掙紮，今天不到十分鍾，就化為了烏有，我想，放在誰身上也不是值得高興的事情。然而，當我離開郵電所，行走在寂靜寥然的小巷，踩著晚霞給小徑點染上的斑斑桔黃，一縷安然油然而起，一絲可憐的成就感撫慰了我。姐姐，我能做的我都做了，我慶幸到了日本，如果我不到日本闖**，我敢肯定，就是這三十萬日元，一萬五千塊人民幣我都拿不出來，那樣，姐姐恐怕隻有等死這一條路可走了。
回到寮裏，樓上飄下紅燒肉的濃香，誰會在這裏做紅燒肉呢？狹窄的過道裏，黃大滿上身**，大汗淋漓的守在煤氣灶前，旁邊，蒸鍋裏冒出騰騰的熱氣，日本大米獨有的芳香彌漫在空間。日本大米比所有進口大米都貴，也都好，我們平常根本舍不得花錢買日本大米，今天會不會是黃大滿也發了小財要慶賀一下？
我還在發愣，背後趙剛捅了我一杵子：“讓開，擋道，發什麽愣？趕緊準備吃飯，老黃今天請客。”趙剛手裏拎著一大包罐裝啤酒，起碼有三十筒。看樣子，他們今天真要大吃大喝一通了。
我問：“大滿有什麽喜事？”
黃大滿板著臉：“非得有喜事才請客？我今天就是專門請你，趙剛屬於蹭飯的。”
我犯愣，黃大滿問我：“錢寄了？”
我點頭：“不寄怎麽辦？能眼看著我老姐姐死了？”
黃大滿狠拍了我一巴掌：“這才對，全寄了？”
我點點頭：“累死累活，吃糠咽菜，好容易攢了三十萬日元，一下就又回到舊社會了。”
“到露台上吃去，”黃大滿張羅著從鍋裏起紅燒肉，然後又補了一句：“錢包回到舊社會不可怕，人沒回去就行。”說著，吆喝我盛米飯。到了露台上，我才看到，露台的桌上上還有一些牛肉片、醬紫藍、日本漬物之類的涼菜，漬物是日本式鹹菜，酸甜鹹，非常可口，適於下酒。
趙剛興致勃勃地把啤酒擺在每個座位前麵，然後就座，急不可耐地等著難得的美食，咽口水時候喉結上下蠕動，活像嗓子眼有一堆饞蟲躍躍欲試。
黃大滿端了一大盆紅燒肉過來：“紅燒肉應該算我們中國人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到哪吃了紅燒肉，就等於回國了。”
我們三個人坐定，每人啟開一罐啤酒，黃大滿是請客的主人，自然應該先說兩句，黃大滿倒也明白，不等我們推舉，舉起啤酒罐就說了起來：“我今天請客，就是一條理由：老許夠意思，沒忘本，今天我把那封電報給了他之後，他那臉色真嚇人，用文人的話說，就是萬念俱灰、神不守舍啊。然後，他轉身朝外邊跑，我就明白了，給他姐姐寄錢去了，毫不猶豫，毫不吝嗇，我們誰不知道，在日本掙的錢，一分一厘都是血汗錢，有幾個人能這樣毫不遲疑？老許，你是個真男人，這樣的人我敬佩，來，我先幹，先幹為敬。”
讓黃大滿這麽一說，我還真有點不好意思，我謙虛：“別這麽說，遇到這種事誰都會這麽做。”
趙剛說：“我能不能做到我就不敢保證，來，許哥，我們幹了。”
我們舉起杯子正要灌酒，從涼台的門外走進來一個人喊我：“許哥！”
我一看，竟然是鞠紅旗這隻公雞。他背著大包小裹，活像逃難的：“你們吃飯呢？”說著把身上背的大包小裹朝地上一放，然後湊過來涎皮涎臉：“我還真有口福啊。”
趙剛跟他開玩笑：“你這家夥不是公雞麽？公雞怎麽鼻子也這麽靈，聞到味就來了。”
黃大滿連忙讓他：“快坐下，沒吃就一塊吃，吃了就一起喝兩杯。”
公雞從來就不是個拿自己當外人的人，在空位上坐下之後，自己給自己拉開一罐啤酒，既不讓人，更不等人讓，先咕咚咚灌了一氣：“我的媽啊，累死我了，渴死我了，我宣布，從今天起，我就加入你們的隊伍，正式搬過來住了。”
不用說，從他剛才肩扛背負的大包小裹我們就已經明白，他這是投奔我們來了。隻是不知道為什麽他也跟那位胡大叔鬧翻了，我們誰也不好直截了當地問。該說的，人家肯定會說，不該說的，問了，人家說也不好，不說也不好，也等於給人家添麻煩。到了日本不久，我們就學會了不給別人添麻煩這一日本社會普遍遵守的準則。所以，公雞說他加入我們，我們誰也沒有問為什麽，直截了當表示歡迎：“來，為了歡迎鞠紅旗，我們幹杯。”
在日本吃紅燒肉格外香，也許黃大滿的手藝好，也許是我們跟紅燒肉闊別太久。我們剛剛開吃，涼台上又來客人了，這一次來的是日本人，他住在樓下，一個五十歲左右的男人，我們誰也不知道他是幹什麽的，以什麽為生，知道的是，他屬於酒鬼，自己做飯，天天酗酒，孤身一人，每過幾天就有一家米店的老板親自上門給他送大米。
這位日本人也屬於不拿自己當外人的主兒，客氣的跟我們鞠躬問候之後，我們略一邀請，他就坐到了飯桌前，而且第一個動筷子夾紅燒肉，鬧得我們麵麵相覷。可是，這個人有個好處，邊吃邊嘮叨：“好吃，真好吃，太好吃了。”他這一嘮叨，滿足了黃大滿的廚師虛榮，黃大滿就熱情洋溢地給他斟酒，他卻不喝，起身跑了。
我們還沒明白過來他到底犯什麽毛病，他卻又回來了，手裏拎著一瓶日本吟釀，吟釀屬於日本清酒中的高檔酒，他能在這個時候，拎著一瓶高檔清酒過來跟我們共享，足以證明這人也是個性情中人。更讓人沒有想到的是，他的第一杯酒居然是敬我的：“拜托許先生，我這兩天腰部扭了一下，能不能給我摩挲技，整體一下？”日本人把按摩、推拿叫做“摩挲技”、“整體”。
我懵了，我弄不清楚他怎麽知道我會推拿按摩。趙剛連忙解釋：“那天米店的富士雄過來送米，不小心把腰扭了一下，我當時多了一嘴，說要是你在就好了，你會推拿按摩術，保證一治就好，沒想到他聽到了，還記在了心裏。”
吃飽喝足了，我就開始給他推拿按摩，他傷得不重，我讓他坐著別動，然後抬起他的胳膊，他連忙告訴我，他是腰扭了，不是胳膊扭了。我也不給他解釋，以我那個時候的日語水平，解釋也解釋不明白。退一萬步，即使我日語說得跟母語一樣溜，給他說也解釋不清楚。
武術對於人的體質結構認識，跟中醫學理論同源同宗，強調主觀的、統一的、聯係的、發展的、變化的辯證唯心觀點。往大處說，人是宇宙的組成部分，盡管這個部分微不足道，但是仍然會和宇宙有千絲萬縷的聯係，這就是天人合一。往小處說，人自身又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體係，每個部分既是獨立的又更是聯係的。就拿他的腰來說，腰扭了一下，之所以會疼，用中醫和武術的觀點解釋，就是氣血瘀積，經絡不通，所以，我把他的胳膊朝上、朝後麵掰，實質上就如上遊發水下遊泄洪，把淤積的氣血引導開來。
我把他的兩根胳膊掰得咯吱吱響，他發出了痛苦的呻吟，黃大滿和趙剛在一旁看著直咧嘴，趙剛悄聲用中文勸我：“許哥，這人還不錯，你別禍害人家。”
我沒搭理趙剛，告訴日本酒鬼，疼了就放聲嚎，然後又用了一把力氣用力掰他的胳膊。他果然疼得受不了了，嚎叫起來，我抓住機會，把氣力灌注在掌上，朝他扭腰的部位不輕不重地拍了下去，然後猛然放開了他的胳膊。他一時還不明白發生了什麽，我讓他站起來走幾步試試，他小心翼翼地站起來，走了兩部，滿臉都是喜色：“好了，好了，徹底好了，一點都不疼了。”
我們身後傳過來一聲驚歎：“神妙極了，真的神妙。”
我們回過頭去，經常給酒鬼送米的米店老板富士雄站在我們身後，忠厚、端正的臉上滿是驚詫和敬佩，手上還提著半袋大米。顯然，他是過來給酒鬼送米的，隻是，平日裏都是早上送，今天已經晚上了，不知道他怎麽又跑過來送米了。
過去我們經常能夠碰麵，不過也就是相互客氣地點頭致意而已。在日本，相互碰麵的人，除非常仇人，一般不管認不認識，都會相互客氣的點頭致意。有的時候他來得早了，碰到我練武，就會站在一旁觀看，看得很入迷。我一直沒有對他太在意，他看上去有四十五六了，比我至少大一輪，而且話很少，隻看不說，我關注到他，他便客氣地朝我笑笑，露出潔白結實的牙齒。
黃大滿和趙剛對他比我熟，見到他馬上過去拉他過來正式給我介紹：“富士雄先生，米店老板，劍道高手，”又把我介紹給他：“許先生，中國硬氣功和螳螂拳高手。”
富士雄按照日本人的標準禮節，向我深深鞠躬，我也連忙入鄉隨俗，對他深深鞠躬，連鞠了好幾個躬，總算輪到握手了，我們倆握手，他的手幹燥、硬朗、有力，端正的臉上露著憨厚的笑。
我們相識的那一刻，頭頂是磨藍的星空，旁邊是杯盤狼藉的菜肴和啤酒罐，身旁是醺醺然的朋友，還有遠處隱隱約約傳來的夜聲，對麵的富士雄有幾分靦腆，不停搓著雙手，似乎那雙手不知道放在什麽地方才合適。那一刻，我萬萬想不到，就是這位日本米店老板，代表日本社會正式接納了我，讓我在日本能夠立足、發展，乃至改變了我的後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