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這裏是東京遠郊一個叫福成町的地方，距離成田機場不遠，四處都是農田。到了東京之後，胡大叔如約到機場接我們，然後直接就把我們拉到了這裏，這裏距離成田機場大概也就是十來公裏，頭頂不時有起飛降落的飛機掠過。
晚飯時間過了，我才吃過不久，卻又已經餓了。天空墨黑，遠處有疏朗的星辰，還有隱隱約約的犬吠。我沿著田疇小心翼翼地走著，白天我已經查看清楚，這塊地裏種植的是蘿卜，那種白色的，壯若小臂的蘿卜，饑餓，讓我晚上偷偷溜出來，我的目的很明確，從地裏拔根蘿卜充饑。
那位胡大叔把我和公雞安排到他家跟他一塊住。我和公雞萬分感激，我們原以為這樣能讓我們省不少錢，第二天他向我們收房租的時候，我們才恍然，我們住他的房子，並非免費，而且一點也不便宜。胡大叔家並不像在國內吹得那麽富足豪華，小小一套公寓，比我弟弟的那套北京老式樓房強不到哪兒，好處是，隻有他一個人住，他好像沒有其他家人。他住大間，我和公雞住小間，倒也不覺得擁擠。
日語學校還沒有開學，胡叔叔就安排我們倆幹點臨時活，他給我招攬一些日本人，推拿按摩，日本叫形體整理，簡稱整體，不屬於醫療項目，所以用不著考執照。我不懂日語，他對日本人說些什麽，我不明白。我以為這些日本人都是他的朋友，幫他給這些日本人“整體”，從我這個角度來說，是感謝他為我提供擔保。他給公雞找了一份到一家小超市當搬運工的工作，公雞頭一天去了，當天晚上回來爬在榻榻米上唉聲歎氣，讓我給他推拿按摩：“這破活真不是人幹的，自小到大我就沒受過這個苦，明天打死我也不去了，一天給我一百萬我也不去。”
果真，從第二天開始，公雞就再也沒有出去工作。我不知道他到日本的時候隨身帶了多少錢，我卻知道，我到日本帶的那點錢，吃最便宜的便當，也隻能維持半個來月。我到日本的目的，是為了賺錢，而不是為了花錢。然而，我卻既沒有花錢的機會，更沒有賺錢的機會，我的護照在胡大叔的手裏，一下飛機，他就說，作為擔保人，他承擔著沉重的法律風險，他有責任替我們保管護照，以便隨時替我們，也替他自己負責。沒有護照，寸步難行，況且我也不懂日語。
我隻好老老實實地聽從胡大叔的擺布，每天按照他的安排，給日本人推拿按摩。日本是個勤勞社會，每個人都像工蟻工蜂一樣整天忙碌不帶停歇的，到了中老年階段，長期勞累的疾患就顯現出來。肌勞損、血脈阻滯之類的病痛特別普遍，而治療這些病痛正是傳統中醫推拿按摩的長項，所以，前來作“整體”的人特別多。我推拿按摩從小練的那一套需要運用體內的勁氣，並不是如普通中醫推拿按摩師那樣，僅僅用筋肉的力道，效果非常好，但卻也非常吃力。每做完一個，通常都是大汗淋漓，需要休息片刻，才能接著做下一個。最高紀錄，我一天做了十二個人。到吃晚飯的時候，我累得連飯都吃不下去，過了吃飯時間，卻又開始饑餓難耐。而胡大叔家卻不知道為什麽，從來不儲存任何熟食，
晚上我餓得受不了，便出外找吃的，可是，我沒錢，也不懂得日語，身上又沒有護照，擔心碰到警察拘留。白天我注意到，這周邊的田地裏，種植了不少大蘿卜，便決心做賊，偷幾根蘿卜充饑。做賊心虛，我忐忑不安，四處張望，深怕有農家護田，抓我個現行。其實，那會兒我剛到日本，不懂得日本社會，在日本，一般的田地、工場，晚上下班以後，根本就沒有人看守，因為，不可能有人偷盜。
沒有人看守卻有狗盯著，那種體型不大，卻凶猛伶俐的秋田犬，就像高明的警察蹲坑，我在田地周邊踟躕徘徊，與其說是尋找下手的機會，不如說醞釀偷竊的勇氣和決心，秋田犬默不作聲，我終於醞釀好了情緒，下到了田地裏，剛剛拔出一個蘿卜，就聽到身後有粗重的喘息聲和惡狠狠的喉音，我知道大事不好，拔腿就跑，這個時候秋田犬才開始大聲咆哮起來，似乎在召喚它的同夥還有它的主人圍捕我。我想到了早年間我爸爸教給我應付惡犬的招數，立刻蹲下，果然，這個動作把那條秋田犬給蒙住了，它不知道我要幹什麽，站在我的對麵猶豫不決，嘴裏卻還在嗚嗚嚨嚨地恐嚇著我。我高高揚起右手，手裏是那根大蘿卜，然後把大蘿卜狠狠地朝惡犬扔了過去，惡犬嚇了一跳，本能地退後閃避，我趁機返身就跑，惡犬沒敢再糾纏，它可能怕我再有什麽狠招，站在原地朝我吠個不停。
回到胡大叔家，我沒進門，坐在門口的台階上，心髒劇烈蹦跳，就像要衝破胸腔的束縛，跳到外麵來看看我的狼狽。激烈的喘息和空虛腸胃令我渾身無力，整個人就像變成了拆骨肉，軟塌塌地恨不能躺倒在地上。我靠到了身後的門框上，大地墨黑，天際星星點點的斑駁跟地上人間的燈火交相輝映，那一刻深沉的孤獨感突然攫住了我的心靈，我忍不住自問：我到這裏到底是幹嘛來了？
我已經到日本一個多月了，卻連周圍五裏都沒有離開過，整天在身後這座小屋子裏，埋頭給胡大叔領來的那些日本人推拿按摩，分文不取，要做雷鋒，我有必要到日本來做嗎？可是，要是回國，那麽我就更需要問我自己：我跑這一趟又是為了什麽？
在這裏，在這個時刻，我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來，沒有希望，沒有未來，是人最恐怖的無奈，最深沉的苦難。當我被饑餓逼迫到幾乎淪為竊賊的時候，盡管那僅僅是從農田裏拔了一根蘿卜，卻也是我從小到大連想都沒有想過的行為，這種與我從小就形成的道德觀念、心理本能相悖的行為，擊潰了我的精神，擊碎了我的希望，讓我品嚐到了人生之夢破碎成齏粉的極度痛楚。
我哭了，我的衣兜裏裝著我媽媽從北京寄來的信，我媽媽能寫一手娟秀的行楷，可是，這並不能改變她的命運，讓她過得更好一些，讓她的人生更加舒心一些。我媽媽在信中叮嚀我，如果在日本不好過，就趕緊回來，如果沒有路費，她馬上給我寄。我到達日本以後，給家裏去過兩封信，信中我告訴他們，我在日本過得很好，已經到日語學校報上了名，一開學就要去上課。我找了一份臨時的工作，每個月能拿十幾萬日元，等於在國內每個月工資的十來倍，雖然在日本這隻能算低收入，可是，初來乍到，一個人花卻足夠了。我還告訴他們，我到了以後住在胡大叔家裏，胡大叔雖然是日本籍，卻是中國人，對中國人很好，住宿免費，而且平常生活上對我們也很照顧。
我媽媽的信，說明她並不相信我說的一切會那麽美好，我不知道作為母親，她用什麽方式能透過我的謊言，猜測到我的處境。也許，那僅僅是她作為母親的憂慮，也許，每個母親都有窺透兒女真實的天賦？
我所說的一切，都是謊言，目的隻有一個：讓國內的親人不要為我擔心，因為我自信，一旦我上學之後，辦理了勤工助學手續，隻要我勤勞不怕苦，我信上說的那一切都會成為現實。然而，現實，胡大叔為我們創造的現實卻是連肚子都吃不飽的日子。他控製了我們的護照，就等於控製了我們的人身自由，他恐嚇我們說，作為擔保人，他隨時可以到入管局解除對我們的擔保，要求入管局將我們遣返回國。
那天晚上，我在門外沉淪在戈壁灘一樣荒涼的心境中，日本的原野用刺骨的寒風磨礪著我的身心，我幾乎被凍僵了，卻不願意回到身後這所屋子裏邊去。不願意回也得回，那座並不屬於我的屋子，畢竟眼下是我唯一能去的地方。我回到了我和公雞合住的那間小屋，公雞不在。最近幾天，他天天晚上很晚才回來，我問他晚上上哪去了，他支支吾吾，說在屋裏呆著發悶，到外邊散步去了。他白天晚上都沒有事情可做，也不想找事情做，不悶才怪，我又冒出來一個念頭：他到日本幹嗎來了？就是要陪著胡大叔安度晚年嗎？
我剛剛睡下，他回來了，我今天晚上在外邊耽擱了時間，回來得晚，睡得也比平時晚，平時他晚歸，我都已經入睡，今天還沒有睡著，我看看表，已經淩晨兩點鍾了。
“你今天怎麽睡這麽晚？”他看到我沒有睡，就問我。
我說有點餓，睡不著。
他把手裏的塑料袋扔給了我：“吃吧，裏邊有吃的。”
我大為驚詫，裏邊是兩個麵包，還有一瓶礦泉水。他跟我一樣，吃住行幾乎都被胡大叔控製，他怎麽會搞到吃的？
“扒金庫贏來的。”他說這話時滿不在乎。
我嚇了一跳，我剛到日本，還不懂“扒金庫”並不是到銀行的金庫扒竊，而是日本最常見的一種賭博方式，類似於老虎機、彈子機之類的遊戲機。公雞不厭其煩地給我講解：扒金庫就是玩遊戲機，一般分兩種：片子機又叫斯洛多和彈子機。基本方式是玩家先買若幹金屬籌碼，然後選擇玩的機型和花色，搬動手柄，等待機器變化，根據投注情況決定輸贏。
“這不是賭博嗎？”我驚問。
公雞不以為然：“賭博不也是玩嗎？反正日語學校還沒開學，呆著也是呆著，還不如抓緊時間玩呢。等到開學了，想玩也沒時間了。”
我也顧不上多問，抓緊時間填肚子，兩個麵包一瓶礦泉水狼吞虎咽的就填進了肚子。
兩天後，公雞玩輸了，要把衣裳扒給人家換籌碼，人家不要他的衣裳，把他趕了出來，他向胡大叔要錢，胡大叔不給，兩個人差點打起來，由此我才恍然知道了一個絕大的秘密。
2、現在想起來我仍然啼笑皆非，我到日本以後，稀裏糊塗地被胡大叔哄騙，竟然養活著胡大叔和公雞兩個人。我原以為，在日本我給別人按摩推拿都是盡義務，那些人都是胡大叔的街坊鄰居好朋友。我之所以願意白幹，一來是感謝胡大叔幫助我去了日本，二來是在胡大叔那兒吃飯，胡大叔沒朝我要錢，我欠著他的飯錢，胡大叔明裏沒說，但是我不能不知好賴。
那天我正在他們給我騰出來的小屋給一個日本老伯按摩，就聽到公雞和胡大叔在另一間屋裏吵了起來，剛開始僅僅是爭執，聲音壓得很低，顯然他們不願意讓別人聽到他們的爭吵內容。後來聲音越來越大，也就不管不顧了。日本老伯問我話，我估計是問我他們為什麽在吵，吵什麽，我聽不懂日本話，但是我覺得中國人當著日本人這樣大吵大鬧挺丟臉，就用手勢請老伯稍候，我過去勸勸。
那位老伯也聽不懂中國話，以為我作完了讓他走，爬起來，從衣服兜裏掏出來一疊錢遞給我，連連朝我鞠躬，道謝告辭。我不知道這錢該不該收，正想問問胡大叔，日本老伯卻已經把錢恭恭敬敬地放在我麵前的矮桌上，然後起身走了。我實在不知道那錢該不該拿，就過去勸架，順便告訴胡大叔一聲，那錢如果不能收，就請他代為交還給那位老伯。
我到了大屋裏，他們倆吵得正熱鬧，看見我進來，兩個人同時噤聲，馬上不吵了。胡大叔一眼看到我手裏的錢，搶前一把從我手裏把錢奪了過去：“你怎麽能收錢呢？”
我說，我也不知道該不該收，那個老伯把錢放下就走了，我這不是過來問你麽？不該收給人家退回去不就行了，你發那麽大火幹嘛？
胡大叔把錢揣進兜裏，轉身朝外邊走，公雞堵住了他：“把錢拿來。”
胡大叔瞪著公雞，公雞一點也不讓份：“給不給？”
胡大叔居然屈服了，從兜裏掏出錢來，數了兩張，給了公雞，我注意了一下，一張是一萬日圓。我到日本的時候，身上全部財產才三萬日元，外加我弟弟在機場男廁所塞給我的二百塊人民幣。他竟然一次就給了公雞兩萬，公雞還嫌少，說是要四萬，胡大叔猶豫片刻，就又給他加了兩張。
公雞拿了錢，也不說什麽，轉身就走，我估計他又跑去扒金庫了。我以為胡大叔可能保管著公雞帶到日本的錢，就像有些家裏大人托付別人帶小孩，怕小孩拿錢亂花或者丟了，就讓托付的大人替自己的孩子管錢。以公雞他爸爸對他的了解，把給他帶的錢委托老朋友胡大叔代管，一點也不奇怪。
接著，又來了要做按摩推拿的日本人，我就過去忙。在推拿按摩的時候，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剛才，胡大叔給公雞的錢，是我從客人那裏得到以後，給他的，難道那筆錢他不打算還給那個日本老伯了？轉念想想，我又覺得自己可笑，錢那東西又不是電影票，必須對號入座，這筆錢用在這裏，再拿別的錢墊上，也沒有什麽不可。
過了兩天，公雞晚上回來，喝得醉醺醺的，精神有點亢奮：“許哥，贏了，今天晚上大贏。”
這家夥有語言天賦，依我看，根本用不著讀日語學校，才來了一個多月，在外邊玩耍遊逛，居然能夠跟日本人連比劃帶說，把自己和對方的意思弄個八九不離十。所以，他敢下酒館、泡遊藝廳，甚至舊病複發，開始泡日本女孩子，曾經帶了一個挺漂亮的日本女孩到家裏來泡鐵觀音。鐵觀音是我爸爸一個南普陀的武道朋友專門送給他的，他舍不得喝，我到日本，他非讓我帶上，說是如果需要，可以當作禮品送人。我到了日本，沒有可送之人，公雞就摽上了我這一盒茶葉，把日本女孩帶回來要喝鐵觀音，當著日本女孩的麵，我不好說什麽，隻好由他。
我說：“那玩藝不是什麽好事，今天贏明天輸，我勸你還是少沾好，你們家據我所知也不是百萬富翁，即便是百萬富翁，也經不起你賭。”
他哈哈大笑，喝多了，臉紅得活像正要踩蛋的公雞，跟他的綽號名副其實：“許哥，你放心，我也就是玩玩。不過讓我說，你到了日本以後，就這樣整天在屋裏悶著，你傻不傻啊？你到日本幹嗎來了？”
我沒想到，在我自己心裏千萬次問過自己的問題，他也問了出來，我便請教他：“你說，你到日本幹嗎來了？”
“日本是什麽？是資本主義社會，花花世界，到日本來，不就是開眼、享受的嗎？像你這樣，真是可惜了，到時候回國，人家問你日本什麽樣，你總不能啥也不知道吧？”
“你想回國了？”
“我才不想呢，起碼現在不想，到了實在混不下去那一天，好賴找個日本妞兒娶了，照樣能在日本過好日子。”
他這話我從胡大叔那兒也聽過，有兩次公雞急著要辦永居，胡大叔告訴他現在還不可能，起碼要在日本語言學校畢業以後，拿到畢業證，又有了比較安穩的工作，他才能出麵辦永居。
他就跟胡大叔嗆嗆，說：“你不是說到了日本你保證能給我辦永居嗎？你這不是蒙人嗎？”
胡大叔就給他設計前程：“你跟小許不同，人家有手藝，你會幹啥？人家日本要你這種人能幹嗎？我說能給你辦，就一定能給你辦，大不了找個日本女人結婚，你不是搞對象特在行嗎？在日本搞啊，搞成了我還省事了呢。”
胡大叔這麽說了，公雞沒有反駁，眨巴著眼睛在那兒琢磨，憧憬著怎樣才能搞個日本對象。
“嘿嘿嘿，許哥，你有空也得出去玩玩，長長見識，別老悶在屋裏。”
我說，我也想出去走走，長長見識，可是我沒護照，沒錢，也不懂日語，每天還有那麽多日本病人需要我照顧，我怎麽能走得開？
公雞驚訝：“胡大叔還沒把護照給你啊？他也沒給你錢？”
我問他：“他把護照給你了？”
公雞有了酒勁，說話有點把不住門了：“許哥，他扣我的護照有什麽用？我又不能像你那樣給他生財，養活他。”
我沒有喝酒，我清醒著，我裝作不以為然的樣子：“胡說八道，我連自己都養活不了，能養活別人？喝多了又開始瞎掰了。”
公雞那個公子哥勁頭讓我激了起來，那就是什麽事都要爭個上風，證明自己：“你別不相信人，我沒喝多，告訴你吧，你給那些日本人推拿按摩，一個人少則一萬日元，多則八萬日元，你以為胡大叔那麽好心，沒事招那麽多人到家裏伺候著？傻哥哥，他沒給你分錢嗎？”
我氣得沒話說，胡大叔這人也太黑了，我出力掙錢沒關係，可是你也不能拿別人當傻瓜，掙的錢你自個一爪子全抓走吧？
我搖頭：“沒有，一分錢都沒給過我。”
“你朝他要啊，憑啥不給你？我花點，那是應得應份的，你來之前，對我爸爸承諾了，有你吃的一口，就絕對不會讓我餓著對不對？我們倆是哥們對不對？他憑什麽？告訴你，我沒錢花了就朝他要，他敢不給，我就領著你離家出走，看他怎麽辦……”
公雞嘟嘟囔囔地睡著了，我卻無比清醒，盡管累了一天，渾身上下疲憊不堪，腦子卻格外活躍，各種念頭紛至遝來。我憤怒，苦笑，自嘲，沮喪，我再次問自己：我到日本幹嗎來了？就是為了給那個胡大叔，還有這個公雞當錢耙子，耬錢養活他們？我成什麽了？傻瓜，弱智，白癡，小醜？那一夜我輾轉反側，各種情緒刺激得我覺得身下的榻榻米變成了釘床、熱鍋，我盼望天亮，天亮了我要跟那個胡大叔好好算算賬。可是，想到我的護照被他扣住，想到他還是我的擔保人，我又失去了跟他徹底鬧翻的勇氣。
天亮時分，我剛剛睡著，卻又被自幼養成的生物鍾喚醒，該練功了，我卻懶得起來，我今天該休息了，我要罷工，讓胡大叔給他的客戶解釋去，今天為什麽沒人推拿按摩了。
我翻了個身，居然又睡著了。
3、這是我到了日本以後，第一次為捍衛自己的權利而鬥爭。我沒有明說，但是卻罷工了。胡大叔怎麽跟他的那些日本客戶解釋我不知道，我也聽不懂。那天，我就躺著，什麽也不幹，隱隱約約聽到胡大叔在跟公雞倆人爭吵什麽。我不用聽，也知道，他們的話題中心是我。
那天，胡大叔也沒有叫我吃飯，我知道，他在跟我較勁，你不是不起來麽？我就不給你吃的。傍晚時分，餓得受不了，我起來出門。日本對中國人而言，有個最大的好處，就是地名和很多商店的名字，都仍然用漢字。讀音不同，也有很多意思不同，但是內容中國人卻能猜個八九不離十。看到不遠處的路邊上有一家小超市，我走了進去，都是明碼標價，我買了兩塊麵包，想了想，決定奢華一次，稍稍挑釁一下，就又買了幾個雞蛋，兩包方便麵，瞥到這裏竟然有賣四川辣醬的，就又買了一瓶辣醬。
我帶著吃的東西，回到了胡大叔家之後，用他的電暖壺自作主張燒了一壺開水，然後用開水衝雞蛋、泡麵。過去，我是沒有權力使用他們家任何器具的，更不能隨便使用他們家的水、電，盡管水電費我都按照每個月三一三十一的比例交了。
麵泡好了，我加上辣椒醬，我也確實餓壞了，吃得非常香，公雞從外邊回來，嗅到我的泡麵味道，一個勁嚷嚷好吃：“泡麵我都吃膩了，你這泡麵怎麽這麽好吃？給我來一包成不？”
想到昨天晚上他向我透露了事情的真相，讓我明白了我的價值，我點點頭，答應給他一包泡麵以示獎勵：“你這話問的，我不是說過了麽？隻要我有吃的，就一定會分給你一口。”
他也去泡麵，我指教他：“先衝雞蛋，用衝的雞蛋湯泡麵，然後加點辣醬。”
他泡好了，吃飯間，他悄聲問我：“今天罷工了？”
我點點頭：“你說我應不應該罷工？”
他起身扒著門朝外窺探了一番，然後回身把門關嚴實，鬼鬼祟祟地對我說：“許哥，今後我就跟著你。也怪我，剛來的時候覺得他是地主，跟著他吃不了虧。現在我突然想明白了，其實我們倆應該是一夥的，我跟你認識的時候，還不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姓胡的那麽一號人呢。”
我趁機追問他：“你說說，你的護照是怎麽要出來的？萬一他翻臉了，取消我們的擔保怎麽辦？”
公雞告訴我，他到了日本以後，也有好一段日子胡大叔把他的護照卡著不給他，後來，他說要是再不給他，他就要回國。胡大叔沒辦法，就給他了：“我跟你不一樣，我沒有利用價值，你的利用價值大大地，他肯定不會給你護照。你要是真的跟他鬧翻了，他會咋對付你，我還真沒底。所以啊，你還是要小心點，你跟我不一樣，我大不了就地找個日本女人結婚成家，反正我是光棍一條。你是有家有業的，也不能走這條路，如果真的鬧翻了，你可能還就得回國了。”
回國？我到日本兩個多月了，如果現在回去，出國這一趟花的錢白扔了不說，回去怎麽給家裏人、街坊朋友說啊？虛榮心，有時候也是挺有用的精神鞭策因素。我絕對不能在這個時候回國，既有經濟原因的考慮，也有怕丟麵子的因素在裏邊。我要堅持，堅持就有機會，否則，我連機會都沒有。
想通了這一點，我對付胡大叔也有了策略，那就是不能跟他硬來，如果他好說好商量，我也就好說好商量，如果他跟我來硬的，我也堅持以理服人，我想，主動權畢竟在我手裏，我不幹活了，他也沒辦法掙錢了。
“許哥，我再告訴你一件事，這老爺子，就是胡大叔，其實在日本混得跟你我差不多，除了這套房子，屁毛沒有。”
我訝異：“不會吧？在國內的時候，他不是說他有好幾家料理店麽？哪一家料理店不得值個幾百萬日元？”
公雞不屑地咧咧嘴：“這樣好不？咱倆讓他帶咱倆到他的料理店看看去？在國外混慘了，回國假模假式鼻子上插根大蔥裝大象，瞅準機會就蒙人，這種人我見得多了。”
我仍然不敢相信：“不會吧？胡大叔可不是最近才跑出國撈世界的，他到日本幾十年了，再怎麽著也有點家底，不會像你說得那麽慘。”
公雞說：“沒那麽慘，怎麽你掙點錢他都耬了，我朝他要兩三萬日元他都舍不得？”
我到覺得那沒有什麽不正常，我掙的錢，他撈著了，憑什麽要給不相幹的公雞呢？
罷工兩天，我花了三千多日元自己買吃的，算了一下，如果這樣耗下去，我撐不到十天，就把家底都搭進去了，到那個時候，如果想回國都沒路費，唯一的路子就是上街乞討去。人生的帳算到了這個程度，我想任誰都會心裏著慌。我甚至都打算屈服了，胡大叔卻比我更撐不住，一大早，我吃了個麵包當早餐，他主動問我：“你到日本帶了多少錢？”
我說，還行，反正不管多少，我得把回國的路費留出來。
他眯縫著眼睛瞅我，我知道，他實際上是在心裏琢磨我。頭天晚上打算屈服的念頭頓時被我清理幹淨了，我斷定，他開始坐不住了。
“你想回國？”
我說：“我來這麽長時間了，也沒什麽事情可做，就算日語學校開學了，我沒事做日子也沒法過，熬兩年等我畢業了，說不準早就餓死了，幹脆回去算了。現在國內改革開放，政策越來越好，我回國開一家推拿按摩診所算了，我想，生意肯定能不錯。”
他作出了一副極為惋惜的樣兒，愁眉苦臉，搖頭長歎：“唉，想讓人理解真的不容易啊，”說著，從兜裏掏出來一遝日元，抽出幾張遞給我：“這是五萬日元，你拿著，你肯定認為我是想靠你掙錢，掙來的錢卻一點也不給你，生我氣了。”
五萬日元，對於那個時候的我，簡直是做夢都不敢想的大數額。我埋在心裏的理想說出來確實不夠檔次：我到日本以後，理想就是每個月能攢十萬日元。
有人說過，真正的男人可以為了理想壯烈犧牲，偉大的男人可以為了理想卑賤地活著。我的理想很卑微，甚至說出來都會被人恥笑：每個月攢十萬日元，寄回北京那個大雜院裏，因為，那裏有我的父母和妻兒。這能叫做理想嗎？可是，這確實就是我的理想，為了這個理想，我當然不會壯烈犧牲，然而，為了這個理想，如果這也能算作理想，我會卑賤地活著。
我接過了那本應就屬於我的五萬塊日元，心裏有點酸，也有點熱，我當然不會相信他的話，如果公雞不在醉酒中，挑破了其中的貓膩，別說這五萬日元，就是五日元，他也不會白給我。
“你別誤會，我並不是不給你錢，是不敢給你，你剛來，人生地不熟，連日語也不會說，把錢給你了，你萬一弄丟了怎麽辦？我替你存著呢，你放心，到時候我會打總一起算給你的。”胡大叔用這種說法替自己的做法作注解。
我對他說：“謝謝您了胡大叔，我的錢還是我自己管好一些，我不是小孩子，您也不是我的家長。”
拿到這筆錢，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郵局給我爸爸匯款。這筆匯款對於我和我爸我媽還有我的妻兒，意義非凡。既可以讓我爸爸盡快把他借的錢還上，同時，我也用這筆錢證明，我在日本混得可以，盡管我混得實在不可以，起碼可以給他們一個安慰、一份安心。
4、胡大叔在我和公雞的軟硬兼施聯合擠兌下，終於答應帶我們倆去看看他的料理店。他答應我們的那一刻，我和公雞都有點出乎意料，我們原本沒有真的想看他的料理店，我們都認定他是吹牛的，擠兌他，就是拿他取笑，讓他難堪。
我跟胡大叔妥協了，條件是，每做一個按摩推拿，他要給我百分之三十的提成，公雞拿百分之三十，他拿百分之三十。我對公雞他爸爸有承諾，他又確實什麽也不會幹，隻能讓他白占便宜。胡大叔負責給我招攬客戶，所以他正大光明拿百分之三十，我並沒有意見。想讓人家沒有任何好處的給我找這條來錢的路，人家沒有那個義務，用他的話說：“我把你們搞到日本，就已經是天大的人情了。”
這樣一來，實際上成了我在養活他們倆，以這個妥協結果為基礎，我們的關係平等了許多，胡大叔不再擺出一副恩人、施舍者的姿態。我們成了生意夥伴，盡管這是一種極不平等的夥伴關係，卻畢竟比原來那種主人與奴仆似的關係要好過一些。
約好去胡大叔料理店的那天下午，胡大叔跑出去不知道幹什麽，我和公雞猜測，他可能是躲了。到了傍晚，他總算是回來了，然後就催促我和公雞跟著他走。我們跟著他換乘了好幾條輕軌，然後又步行十幾分鍾，來到了一條街上，我注意看了一下，街道路牌上寫著：“淺草”的字樣。
他把我們領到了一條街巷裏邊的料理店：“這就是我的料理店，我現在年紀大了，不直接管了，由我的兒子在管。”進門前，他這樣給我們介紹，公雞對我說：“怎麽樣？胡大叔還是有家底的。”
這家料理店很小，跟其他日本小料理店不同的是，除了櫃台前邊的座位以外，還充分利用空間，在櫃台對麵靠牆的地方也擺了三四張小桌。在日本，大部分這種小料理店的老板同時也就是廚師，這家店也不例外，我們進去的時候，隻有一個中年婦女在外邊招待客人，櫃台裏麵有一個中年男子。女人將我們熱情地讓到了櫃台前的位置上，這個時候令人震驚的事情發生了：櫃台裏邊的中年男子抬頭跟我們招呼的時候，看到了胡大叔，立刻從櫃台裏邊出來，跟胡大叔嚷嚷起來，不停地朝料理店的門揮動著兩手，我雖然不懂日語，卻也看出來了，他是在讓胡大叔出去。
我之所以用了震驚這個詞，因為在日本，絕對不會發生這種事情，店老板居然驅趕客人出去。公雞也懵了，嘴張得活像小便池的下水口。
胡大叔在跟他爭執什麽，兩個人吵得麵紅耳赤，女招待，顯然同時也是老板娘，站在一旁束手無策，連連給客人們鞠躬道歉，忽然想起我們倆，便朝我們倆一個勁鞠躬，兩手揮舞得就像在跳倫巴。
我聽不懂她在說什麽，莫名其妙，旁邊一個人用漢語告訴我：“老板娘請你們倆看在跟那個老頭是朋友的份上，勸勸他不要吵了。”
公雞拽了我一下：“我聽著怎麽好像他們倆是爺倆？看來今晚上可以白吃一頓，他們是不是正在爭著給我們買單呢？”
我問他：“怎麽辦？”
公雞搖搖頭：“不管，我們點。”
於是我們喊老板娘點料，還是做生意要緊，老板娘看到我們開始點菜，連忙扔下胡大叔跟老板，過來招呼我們。公雞估摸著這頓飯不用花錢，要了黑鮪魚片、蝦肉壽司還有幾樣小菜，又要了清酒：“告訴你一個知識，清酒啊，分兩種，一種是混合酒，一種是吟釀，千萬別喝混合酒，那玩藝咱們根本喝不慣，要多難喝有多難喝，要喝就喝吟釀，要是嫌吟釀太貴了，起碼也得喝上撰才行。”
我到日本以來，還從來沒有喝過酒，隻知道日本酒都是米釀的，不像我們國內酒品那麽豐富。倒是公雞，不愧為公子哥兒，到日本沒幾天，吃喝嫖賭樣樣都嚐試了一番。我嚐了嚐日本的清酒，寡淡，微甜，與其說是酒，還不如說是我們的醪糟，後來我才知道，清酒其實就是我們的醪糟經過蒸餾以後的酒，度數很低，放在國內，沒有誰會把它當成酒喝，可是在日本，那就是酒，而且是人人都喝的名酒。
“咱們別管他了，我們趕緊吃，吃完就走，扔下他買單去。”公雞對我悄聲嘀咕。
沒成想，胡大叔卻先我們離開了，平心而論，不管他那天有沒有買單的打算，他先離開，卻跟買單無關，他是被老板從店裏推出去的。等我們反應過來，起身要去搶救他的時候，老板娘卻攔住我們，鞠躬道歉地請我們買單。
“買什麽單？我們還沒吃完呢。”公雞一看走不了了，隻好回身又坐了下來。
我到日本以後，基本上沒有正經吃過東西，一碗方便麵就算是很不錯的飲食。平常在胡大叔那兒吃的都是飯團蘸醬油，他告訴我們說，那是日本人最好的飯食，天天吃。我對吃沒有什麽高的要求，可是即使在北京，我們家那麽窮，也不至於天天吃飯團蘸醬油。今天算是逮著了，也顧不上別的，先吃飽肚子再說，就把公雞點的壽司、生魚片那些東西，凡是上來的一概清掃幹淨。
老板把胡大叔推出去以後，返回來，站到櫃台後麵他的崗位上，連連朝我們鞠躬道歉，公雞操著半生不熟的日語問他：“你怎麽能對客人那個樣子呢？”
老板卻用中國話回答：“真的很不好意思，他是我父親。”老板的中國話很不標準，分不清四聲，舌尖前音和舌尖後音也分不清，而且沒有兒化，很像閩南人說普通話，聽著別扭得要命，但是表達意思足夠用了。
公雞踩了我一腳，悄聲說：“看見沒？日本也有不孝之子。”
公雞有點挑釁，明麵上是跟我咬耳朵說悄悄話，實際上聲音卻挺大，故意讓老板聽得見。
老板給我們一人分了兩根蝦，蝦是裹上麵用油煎的，我偷看了一下櫃台上掛的價目表，一份兩根，六百日元，按當時的匯價，相當於中國的二三十塊錢，當時在國內對蝦的價格五六塊錢就能買一斤，而且是活蹦亂跳的。人家是明碼標價，也不是存心宰我們，可是我舍不得花那筆錢，連忙提醒老板：“對不起，我們沒點這個。”
老板咧嘴笑笑：“我聽我爸爸說了，你們是中國來的客人，我身上也有一半的中國血統，這是請你們品嚐的，多多關照，多多指教。”
我聽他能說漢語，就問他：“你怎麽把你爸爸趕走了？”
老板搖頭歎息：“讓你們見笑了。你知道過去我們家有多少料理店嗎？”
公雞插話：“我聽你爸爸說了，你們家光是在東京就有五六家料理店，現在有幾家我可就不知道了。”
老板說：“那五六家都是過去，現在就剩下這唯一的一家店了。這些店都是我媽媽辛辛苦苦一輩子創建的，我媽媽去世以後，我爸爸就沾染了兩大毛病，一是賭博，天天去‘扒金庫’。二是酗酒，天天喝得爛醉，沒到三年，就把我媽媽的店都給賠光了，剩下這一家店如果不是我媽媽專門有遺囑，留給了我，現在也不存在了。”
公雞說：“那你也不能把老爺子趕出去啊，這麽做太過分，要是在中國，你就是大逆不孝啊。”
老板說：“你們知道給我爸爸戒酒花了多少錢嗎？光是給他戒酒，我們就消耗了一座店。今天如果我不趕他走，他一定要跟你們一起喝酒，一喝，酒就戒不住了。而且，我跟他有協議，我每個月給他十萬日元，他不準踏入我的料理店。”
我們這才知道，他在國內吹噓的那麽風光，根本就是假的，他在日本屬於貧困潦倒的老人，雖然有養老金，可是也架不住他賭博酗酒。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我和公雞麵麵相覷，公雞掙紮著笑笑對我說：“管他呢，我們打一開始也沒打算靠他活著。”
是啊，你們都打算好了，靠我活著，我心裏這麽想，當然不會說出來。
那天，我們花了一萬日元，吃了個半飽，就這一萬日元，據老板說，還是給我們打了對折。公雞說他出門的時候，以為是胡大叔請客，就沒帶錢。我如果也說沒帶錢，那我們倆在日本會遇到什麽事情，我心裏沒數，也不想去嚐試，隻好忍痛掏錢。付完賬，心裏算算，我從國內帶來的錢，已經花得差不多了。我現在隻剩下一條路，就是老老實實的守在胡大叔身邊，老老實實給他找來的那些客戶按摩推拿，幫他，公雞，還有我自己掙錢。
5、日語學校的報名手續完成了，胡大叔說我忙，不讓我去，他和公雞代我報了名。我心裏明白，他是不願意把我的護照交給我，怕我拿了護照脫離他的掌控，那樣，他也就沒了我這條生財的路子。
雖然我跟他們之間有掙來的錢三一三十一分賬的協議，可是，最關鍵的問題我卻沒有辦法自主：我到底掙了多少錢，這是一個秘密，這個秘密隻有胡大叔知道，我和公雞都不知道。因為我們不懂得日語，而且，客戶都是胡大叔招來的，他跟人家怎麽談的，我不知道。錢人家直接交給他，人家給了多少，我也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協議隻不過是一頁沒有任何保障和約束力的廢紙，甚至連廢紙都不如，因為，我們之間，連可以簽字畫押的那張紙都沒有。
這個時候，我也沒有時間和精力去跟胡大叔計較了，因為，日語學校的注冊、報名手續辦好之後，我也要去上學了。所謂的日語學校，很多放在國內不過勉強能算得上一個培訓班。開學校的人大都是日本人，他們雇用幾個中日籍的老師，到有關部門獲得日本日語學校的開辦資格，就可以租幾間房子，向我們這些從國內跑出來闖日本的留學生收學費掙錢。
實話實說，那個時候，讀日語學校的人裏邊，沒有幾個是真正到日本留學讀書的，大都是像我這樣，把留學當作一條路子，渴望到日本那樣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淘金、尋找希望的。因而，我們對辦學條件也沒有過高的要求，隻要能讓我們學會日語、日文，能夠滿足在日本社會中生存發展的基本需求就可以了。
我每天要去上學，就不能再繼續為胡大叔掙錢，胡大叔挺不高興，卻也沒辦法明說，隻能拉臉子、減少我們的開支，把過去的米飯醬油改成了稀飯醬菜。公雞憤憤不平，跟他爭吵，罵他不講誠信，他說是跟中國人學的，我氣壞了，也跟著罵：“你他媽的是哪國人？”
胡大叔嬉皮笑臉：“我是中國種，日本人。”
公雞說在北京的時候，胡大叔就跟他爸爸拍了胸脯，說到了日本以後，一定要好好照顧他，結果現在連大米飯都不給吃了，喝粥：“他媽的，早知道這樣，我就不來了。”
胡大叔反過來譏嘲他：“你又不是我兒子，就是我兒子，這麽大了我也不養活了，你到日本來幹嘛來了？你要是像小許那樣，能掙錢也行，連個對象都搞不定，你說你還能幹嗎？不行就回去，再這樣混下去，連粥都沒得喝。”
兩個人爭爭吵吵，公雞硬是從冰箱裏把胡大叔存的雞蛋掏出來幾個，用油煎了，我們倆一人兩個，撒了白糖吃。胡大叔幹氣也沒有辦法。
吃了雞蛋，公雞硬拽我跟他出去，我知道他叫我出去有事要說，便跟著他到外邊的街道上散步，不時有路過的女人跟公雞打招呼，我暗自好笑，公雞這家夥真有趣，到哪公雞的本性都扔不下。
“許哥，今晚上陪我喝酒去。”
我連忙推辭：“算了吧，我沒錢。”
公雞嘿嘿笑：“不用你掏錢，我請客。”
我問他：“你哪來的錢？”
公雞說誰還沒個私房錢，真要是花空了，碰上什麽事，往回跑都沒錢買票哪成。我正悶得慌，又有人肯掏錢請客，也就不再推辭，跟著他到了一家小酒館。
在日本，這種小酒館叫居酒屋，據我所知，跟我們國內不同的是，居酒屋的酒菜，一般反而比大酒店要貴。我沒想到公雞居然有底氣把我領到這種地方來喝酒。好在，他已經承諾他買單請客，我便也不客氣，跟他鑽進了那所叫做“千葉”的居酒屋。
一進門，女招待便熱情洋溢地迎上前來招呼我們。剛開始我還沒在意，因為日本的女服務員的服務態度，有的時候真會讓中國人誤會，以為她對你有意思了，其實人家根本就沒有那個意思，對誰都是那麽熱情、親切。所以，眼前這個女服務員稱呼著公雞的大名“紅旗君”我都沒有在意，以為公雞沒事就過來喝酒，跟人家搞熟了。
“這是千葉小姐。”公雞給我介紹她。
千葉小姐朝我鞠躬致意，我也連忙鞠躬，心裏暗想：既然到了日本，還是應該多跟日本人接觸，入鄉隨俗，不但要學習人家的語言，還要學習人家待人接物的習俗，這樣才能逐漸融入人家的社會。我還在那兒瞎想，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把我們安排下之後，那位千葉小姐也跟我們坐到了一起，對公雞的態度非常親昵、隨便。
閑談中我才知道，公雞給我介紹這家店是千葉小姐繼承她父親的，她既是老板娘，也是服務員，櫃台裏邊負責給客人配小菜、斟酒的，是她的叔叔，已經在這個居酒屋幹了二十年。
公雞有語言天賦，在國內的時候，各地方言，隻要他聽過一兩遍的，都能惟妙惟肖的模仿。到了日本，他並沒有正經地到日語學校上學，卻已經能夠配合著形體語言，湊合著跟日本人對話。他跟千葉小姐聊得挺熱鬧，聊了些什麽，我卻大部分不懂。好在，我到這裏並不是找千葉小姐聊天的，我是來喝酒的，便也不管他們，他們照應我了，我點點頭，不照應我了，我就吃菜喝酒。
告辭的時候，千葉小姐沒讓我們結帳，我這才明白，原來這一頓是白吃，所以公雞才叫了我。
回家的路上，公雞問我：“你看千葉小姐怎麽樣？”
我問他什麽怎麽樣，他說長相，人品，風度。
我說都不錯，那又能怎麽樣？
他笑了笑沒吱聲，我問他：“你是不是跟人家搞對象了？”
他說有那個意思。
我沒有再問，我心裏有數，他是在按照胡大叔定的調子唱、指的路子走，想找個日本女人結婚成家，然後辦理永居。
他卻看出了我沉默隱含的意思，告訴我，他絕對不是想靠找個日本女人辦理永久居留權：“許哥，你別那麽看我，我還沒到那個地步，我是真心實意地想跟她好。”
我說：“你那些小青小紅小白之類的，哪一個不是真心實意地想跟人家好？現在呢？人都哪去了？”
公雞說：“我跟你不一樣，你已經有老婆孩子了，我還是單身，我有選擇權。”
我說：“我也沒說你沒有選擇權啊。”我心裏想的是，他跟那位千葉小姐根本就沒戲，除非那個千葉小姐瞎眼了，拿著棒槌當人參才會嫁給他。不能否認，公雞相貌堂堂，就像白楊樹高高大大卻木質鬆軟不成材，那個千葉小姐，如果不注重材質，隻看外表，說不準能把他這棵打不成家具的白楊樹栽到家裏當景觀看。
想到這陣兒背過了胡大叔，能問他點真話，這才是我跟他出來喝酒的根本目的，便抓緊時間他：“你說說，我們什麽時候才能獨自闖**，不再受胡大叔的製約？”
公雞說：“他也沒製約什麽啊。”
我說我的護照一直由他扣著，到現在也沒給我，我哪也不敢去，啥也不敢做。現在學校開學了，我要上學，還要掙錢，整天在他這兒控著，連肚子都吃不飽，今後該怎麽辦？
公雞對我的事情好像不感興趣，不鹹不淡地說：“他憑什麽扣你的護照？你問他要啊。”
在這個問題上他和胡大叔有共同利益，都需要我掙錢養活他們，可是，現在我要上學，即使我想掙錢時間也有限，掙錢也有限，三個人一分，根本就沒有幾個錢。我最渴望的就是能夠擺脫胡大叔，我最怕的就是拿不準胡大叔的反應將會造成什麽結果。
“你說，我能用什麽辦法把我的護照要出來？”公雞的護照一直在他自己手裏拿著，現在我明白了，胡大叔發現了，扣他的護照沒什麽用處。我這麽問他，明知他不會給我一個答案，與其說是問他，不如說是我自言自語。
果然，公雞轉了話頭：“哪天我們真應該到東京逛逛去。”
我驀然想起，我們到日本以後，就住在這千葉的郊區，卻連東京市區都沒去過。
我應合他：“是啊，到日本這麽長時間了，連東京什麽樣都不知道，真應該去看看。”
公雞是個愛玩愛逛的人，馬上說：“我們給胡大叔說，或者他帶我們去，或者他把護照給你，我們倆自己去。”
我馬上想到，如果胡大叔把護照給了我，我一定想盡辦法不再讓他扣住我的護照。那會兒，我剛到日本不久，還不明白在日本國內隻要有外國人登記證即可，一般不會要求查驗護照。在我心目中，護照就是我身份的最基本證明，沒了護照，我就沒有身份，寸步難行，也不敢到處去走。況且，我的護照，長期由這位胡大叔扣著，極不公平，也不合理，總是我心裏邊的事兒，我一定要盡快把我的護照從胡大叔受理要回來。
我有我的目的，公雞有公雞的目的，我們倆就開始要求到東京逛逛。胡大叔剛開始不答應，說他沒時間陪我們，我們自己去，萬一丟了他負不起責任。公雞說，如果他不去，我們倆自己去：“我們都是成年人了，不至於跑趟東京就丟了。即使丟了，我們還能找警察幫忙。”
看到我們倆態度堅決，他改了主意，說他要帶我們倆去：“你們倆從來沒去過，日語又不過關，我真不放心。”
那趟東京之行，應該說是我到日本以後的一個重大轉折，或許是命運垂憐，讓我碰到了老熟人，也最終讓我走出了胡大叔的陰影，擺脫了他的控製。
6、去東京乘坐的是國鐵列車，非常便捷，然而，一路的車票，都是我和公雞買的。胡大叔振振有詞：他進城，是為了陪我和公雞，給我們當向導，一切費用自然應該有我們負擔。同時，讓我們自己買車票，對我們也是一個鍛煉，省得今後單獨出門的時候，連車票都不會買。
我們來到了國際著名大都市東京。東京宏闊而清潔，空氣清新，無論是行人還是車輛，都井然有序，絲毫聽不到在北京震耳欲聾的汽車喇叭和自行車鈴聲。胡大叔說我們沒錢，那些需要花錢的地方就不去了，到新宿、淺草寺看看就行了，那些地方不用花錢。
新宿是東京著名的商業區，淺草寺是東京著名的旅遊點。我們麵對琳琅滿目的時尚，五光十色的現代，還有熙來攘往、摩肩接踵行色匆匆卻又顯得自信滿足的人群，心裏充滿的是惶惑、局促還有若隱若現的自卑。這種感覺來源於錢袋的空虛幹癟和對未來的毫無把握。在出輕軌車站的時候，我站在扶梯的右邊，右邊沒有擁擠的人叢。
從我的身後傳過來熟悉的漢語：“先生，您是剛從國內來的吧？”
我回過頭，一個瘦削卻結實的男人，年齡跟我差不多，手上提著一個日本人經常用來送便當的提籃。
我奇怪地反問他：“你怎麽知道我是中國人？”
他笑笑：“日本人不會站在您這個位置上，您最好靠左邊站，右邊是留給有急事的人的。”
原來如此，剛才我站在扶梯的右側，心裏還在納悶，為什麽別的人都要順溜著排在左側，而把右側空出來，白白浪費空間。
我連忙給他讓道，他卻沒有馬上超越過去，打量了我片刻，問我：“您也是在十條日語學校上學的吧？我見過您。”
我說是啊，你怎麽知道？他說他也在那裏上學，在學校裏見過我，我卻沒有印象。
“聽口音您是從北京來的？”
我說是的，他說，他還認識一個從北京早兩年過來的留學生：“等有機會我給你們介紹認識一下。”
我把公雞也介紹給他：“這是我們一起來的朋友，”又對公雞介紹：“他也是從北京來的。”
這個時候胡大叔滿臉不高興地衝過來，一把將我推到後麵，用他自己把我跟那個人隔開：“快點走，別礙事，這不是聊天的地方。”然後又用日語咕嚕了一大串話，我們聽不懂，但是從表情可以看得出來，他說得肯定不是好話。
那個人仔細地看著胡大叔，沒有吱聲，臉上卻有惱怒。我輕聲給他解釋：“我們的擔保人，不願意招惹他。”他點點頭，也不再跟我說什麽，越過我們，拎著提籃急匆匆地走了。
我們出了車站，外麵是新宿的繁華街道，這時候在扶梯上偶遇的那人從旁邊經過，碰了我一下，塞給我一個小紙團，我估計是聯絡地址、聯絡方式之類的東西，連忙塞進了口袋，沒讓胡大叔和公雞發覺。
那一整天，我們餓著肚子滿大街瞎逛，三個人誰也不願意主動提出吃飯，潛意識裏，似乎誰提出來了誰就得掏錢。而我和公雞，誰也不願意額外招待胡大叔吃一頓，哪怕是一個海苔壽司。回到胡大叔家的時候，三個人都餓得隻剩下喘氣的力氣了。胡大叔讓我們自己想辦法，我沒什麽辦法，唯一的辦法就是睡覺，希望睡眠能讓我忘記饑餓。公雞一個人跑了，我估計他又去找千葉小姐混吃混喝了。
躺在鋪上，我才想起來打開那個北京同鄉留給我的紙條看看，上麵沒寫別的，隻有一個電話號碼，和一個名字：趙剛。第二天，我趁胡大叔出去不在的時候，按照這個電話號碼撥了電話，接聽電話的人聲音很熟悉，卻不是給我電話號碼的那個人，我問他：“趙剛先生在嗎？”
對方說：“不在，您哪一位？我聽聲音怎麽挺熟的？”
我說我聽您的聲音也挺熟，您是哪一位？剛剛問完這一句話，我馬上想起來了：“您是黃大滿？”
對方馬上興奮起來：“我靠，你老許啊？啥時候來的？”
我說我剛來兩三個月，正上日語學校呢。他說難怪你找趙剛呢，你們倆在十條的日語學校上課認識的啊。
我說我們不是在日語學校認識的，昨天在東京地鐵站認識的，他給我留了這個電話號碼，我在東京也沒什麽朋友，試著打打。
他“我靠”了一聲說：“原來你就是他昨天回來說的那個讓老螞蟥給叮上的北京小子啊。”
我沒明白：“什麽老螞蟥？”
黃大滿說：“行了，你的情況我知道了，見麵再聊吧，我現在要上班去了，明天，我到日語學校找你去。”
說完，他就扔了電話，給人的感覺非常忙碌。黃大滿是一個武功不高、絮絮叨叨的熱心人，自打他到日本留學以後，我們就斷了聯係，想不到在這兒又碰到了。
第二天，到學校以後，我第一件事就是去找趙剛，找到了趙剛，跟他聊了起來，才知道，他現在就和黃大滿合租房子住在一起，黃大滿兼了好幾個工，整天忙得要命，累得賊死。
趙剛告訴我：“黃大滿本來說今天要到學校來找你，我看他昨晚上回來太晚，反正我也要跟你見麵，就沒讓他跑這一趟，放學了，你跟我一起過去，到我們那兒認認門。”
趙剛則是讀日語學校的二年級，下個學期結束就畢業了。因為跟我們不在一個年級，所以我沒注意到他。他作為老學生卻對新入學的人比較關注，所以在新宿地鐵扶梯上一下就認出了我。
“那天跟你們在一起的華僑，是一條螞蟥，把你給叮死了，你的護照是不是讓他給扣了？”趙剛問我。
我反問他：“你怎麽知道？螞蟥是什麽意思？”
趙剛說，你們不知道，在日本有一些老華僑，混得不好，就靠給國內想出國留學的人提供擔保賺錢：“你來的時候，他提供擔保，收了你多少手續費？”
我說交了一萬塊人民幣。他說：“還不算太黑，到日本辦簽證，正常手續費才三百多塊人民幣，可能他估計太多了你也拿不出來。這是賺你的第一筆，到了日本以後，他就以擔保人為借口，扣住你的護照，然後讓你租住到他們家，掙的錢給他分，這種人很可惡，就像螞蟥扒到你的身上吸血，扯都扯不掉。”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萬元戶就已經是富人了，胡大叔一下子就從我手裏黑了一萬塊，趙剛還覺得他不算太黑，我惟有苦笑。
“放學了你跟我走，去見見黃大滿，商量個辦法，不能總讓那家夥控著你，扒在你身上吸血。”
放學以後，我們按照約定，在學校門口會合，公雞也跟了上來，問我們倆幹嗎去，我說遇到了一個北京來的老朋友，跟趙剛住在一起，我要去他們那兒看看。公雞也要去，我沒有理由不讓他去，隻好叮嚀他：“別告訴胡大叔。”
公雞信誓旦旦：“沒問題，你不讓告訴他我絕對不告訴他。”
趙剛帶著我們坐國鐵走了十幾站路，到了東京大田區，鑽進了一個小巷道，為了不至於出來的時候迷路，我注意看了一下路牌，牌子上寫的是“東港町”。小巷道裏邊並排建滿了參差不齊，已經明顯破敗了的小樓房，有的三層，有的兩層。“這就是我們住的寮。”趙剛給我們介紹，口氣裏有些寒羼勁兒。
我們來到一座二層小破樓跟前，小破樓的門口掛著一個牌子，上麵寫著“木林莊”。我們跟在趙剛的後麵從樓下麵的門洞裏鑽了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