飯店的音樂廳門口站著兩個人。其中一個戴著夾鼻眼鏡，高高的個子，胳膊上佩著印有“警衛長”字樣的紅袖章。
“烏克蘭代表團是在這裏開會嗎？”麗達問。
高個子堵住了半邊門，把麗達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問：
“您有證件嗎？隻有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才能進去。”
麗達從手提包裏取出燙金的代表證，高個子念出幾個字：“中央委員會委員。”他馬上收起官腔，變得很熱情，跟“老熟人”似的。
“請，請進，左邊有空座位。”
麗達從一排排椅子中間走過去，看到一個空座位，就坐了下來。看樣子，會議快要結束了。麗達仔細地聽會議主席講話。她覺得那聲音似乎很熟悉。
“同誌們，出席全俄代表大會各代表團首席代表會議的代表，以及出席代表團會議的代表，已經選舉完畢。現在離大會開始還有兩個小時，請允許我再一次核對已經報到的代表名單。”
麗達方才認出這人是阿基姆。他正匆忙地念著名字。
他叫到誰，那人就舉下手，手裏拿著紅色或白色的代表證。
麗達聚精會神地聽著。
忽然，她聽見一個熟悉的名字：
“潘克拉托夫。”
麗達回頭朝舉手的人望去，但是那邊人頭攢動，看不清碼頭裝卸工那熟悉的臉龐。名字念得很快，又聽到一個熟人——“奧庫涅夫’，緊接著又是一個——“紮爾基”。
麗達看到了紮爾基。他就坐在側麵不遠處。他的側影引起了她的回憶。是的，他是紮爾基。麗達已經有好幾年沒看見他了。
名單在繼續往下念著。突然，一個名字使麗達打了個冷戰。
“柯察金。”
在她前麵很遠的地方，有一隻手舉起又放下了。多麽奇怪。麗達.烏斯季諾維奇迫切地想見見這個和自己的亡友同姓的陌生人。她目不轉睛地盯著剛才舉手的地方，偏偏所有的後腦勺看上去完全是一個樣。麗達站起來，沿著靠牆的通道朝前排走去。這時候阿基姆已經念完了名單。會場上響起一片挪動椅子的嘈雜聲。代表們大聲說起話來，不時傳來年輕人爽朗的笑聲。阿基姆在喧鬧聲中大聲叮囑：
“大家別遲到！……大劇院……七點鍾！……”
大廳出口處非常擁擠。
麗達明白，她不可能在這股人流中找出剛才名單上念到的老朋友。隻有盯住阿基姆，通過他再找到其他人。她一麵讓最後一群代表從身邊走過，一麵朝阿基姆走去。突然，她聽見後麵有人說：
“怎麽樣，柯察金，老朋友，咱們也走吧！”
接著，她聽見一個那麽熟悉而又那麽難忘的聲音在回答：
“好的，走吧。”
她趕緊回過頭去。隻見麵前站著一個身材瘦長、膚色微黑的年輕人。他穿著草綠色的軍便服，腰間係著窄皮帶，下麵是條藍色馬褲。
她睜大眼睛望著他，直到一雙手熱情地抱住她，顫抖的聲音輕輕喚了一聲“麗達”，她才恍然大悟，這的確是保爾.柯察金。
“你還活著？”
這句問話等於告訴了保爾一切：她一直不知道他死去的消息是誤傳。
大廳裏早已走空了。主幹道特維爾大街上的喧鬧聲從敞開的窗戶湧入。時鍾洪亮地敲了六下，可他倆都覺得才見麵幾分鍾。鍾聲催促他們到大劇院去。兩個人沿著寬闊的台階走到門口。她再一次仔細地看看保爾。如今保爾已比她高出半個頭，依舊是從前的模樣，隻是更加英武，更加沉著了。
“瞧，我還沒問你在哪兒工作呢。”
“我現在是地區團委書記，或者像杜巴瓦說的，成了‘機關老爺’了。”保爾說著，微微一笑。
“你見過他嗎？”
“是的，見過，不過那次見麵留下的印象不太愉快。”
他們來到大街上。這兒車水馬龍，喇叭轟鳴，喧嚷的人群來來往往。一路上兩人幾乎沒說什麽話，心裏都在想著同一件事，就這樣走到了大劇院。劇院周圍人山人海，狂熱而執拗的人群竭力湧向劇院石砌的大廈，企圖擠進由紅軍戰士把守的大門。希望參加開幕式的人如此之多，劇院裏甚至連二十分之一也容納不下。麗達和保爾好不容易才擠到大門口。他倆走進正廳，麗達指著後排的座位說：
“就坐這兒吧。”
兩個人在角落裏坐下。麗達看了看手表，說：
“離開會還有四十分鍾呢，給我講講杜巴瓦和安娜的情況吧。”麗達發現保爾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她，感到有點不好意思。
“麗達，我原本不想現在說這件事，可你一再要我說，我隻好服從了。他們是當著我的麵徹底決裂的，而且依我看，安娜是別無選擇。在黨內問題上的分歧是他們感情破裂的根源。咱們還是先說說安娜吧。她把所有的情況都告訴了我。杜巴瓦一頭紮進了反黨活動的泥潭裏，無法自拔。安娜沒少受他的氣，比方說，他這樣奚落她：‘你是黨的一匹小灰馬，主人指向哪裏，你就奔向哪裏。’還有比這更難聽的。幾次衝突之後，他們的關係就疏遠了，成了陌路人。安娜提出分手，杜巴瓦顯然不願意失去她，就向她保證，說他們之間不會再有摩擦了，請求她不要扔下他不管，幫助他渡過難關。安娜同意了，並且一度覺得一切都會好起來。她沒有再聽到他惡語傷人，她給他講道理，他也默不作聲，不再反駁。於是安娜相信，他在認真檢討自己過去的立場。
“安娜已懷孕。不久前她在單位感到不太舒服，便回家休息。關上門後，躺到了**。她和杜巴瓦住的是套間，兩個房間有門相通，不過兩人有協議，把門釘死了。不一會兒，杜巴瓦帶了一大幫人到家裏來，結果安娜無意中成了一個有組織的托派小組秘密聚會的見證人。她聽到了一大堆連做夢都想不到的事情。而且，為了迎接那次全烏克蘭共青團代表會議，他們還印刷過一份宣言之類的材料，準備藏在衣襟下，偷偷散發給與會代表。安娜這才恍然大悟：杜巴瓦原來一直在耍手腕。
“等大家走後，安娜把杜巴瓦叫到自己房間裏，要他把剛才發生的事解釋清楚。恰好在那一天，我到達哈爾科夫參加代表大會，決定午飯前去看看安娜。你瞧，不早不晚，我到的時候，正好趕上了這檔子事。”
保爾苦笑了一下。
麗達聽著，微微皺起眉頭，胳膊肘支在座位的天鵝絨把手上。保爾不再吱聲。他注視著麗達，回想起當年她在基輔時的模樣，又同眼前的她做比較，再次意識到她已長成為一個體態健美、優雅迷人的青年女性。一條樸素但縫製得很精致的藍色連衣裙取代了她身上那件終年不變的軍便服。她的手指抓住他的手，輕輕碰了一下，示意他繼續說下去。
“我聽著呢，保爾。”
保爾握住了她的手指，不再鬆開，然後繼續說：
“安娜見到我，流露出由衷的喜悅。杜巴瓦則是一副冷冰冰的樣子。原來他已經知道我同反對派做鬥爭的情況。這次見麵的場景有點離奇。我不得不充當類似法官的角色。安娜不停地講，杜巴瓦則在房間裏踱來踱去，一支接一支地抽煙。‘你瞧，保夫魯沙，他不但欺騙我，還欺騙黨。他組織地下小團夥，繼續進行煽風點火的活動，當著我的麵卻說洗手不幹了。他在共產主義大學裏也公開表示，承認代表大會的決議是正確的。他自稱是個正直的人，可同時卻又在恬不知恥地欺騙別人。當然，我同他之間已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今天的事，我要向省監察委員會進行書麵匯報。’安娜氣憤地說。杜巴瓦從牙縫中擠出幾句陰陽怪氣的話：
“‘去呀，去匯報吧。有什麽了不起？這種黨，連老婆都當特務，偷聽丈夫的談話，你以為我就那麽樂意當這個黨的黨員！’”
“這種話對安娜來說當然太過分了。她禁不住衝著杜巴瓦大喊一聲，叫他走開。他出去以後，我對安娜說，讓我跟他談一談。安娜說這是白費力氣。不過我還是去了。我和他畢竟曾經是好朋友，我認為他還沒有到不可救藥的地步。
“我到了他房間。他躺在**，馬上警告我說：
“‘對不起，千萬別來說服教育，我對這一套早膩煩透了。’”
“可我還是得講。
“最後我明白了，跟他爭辯毫無用處。依我看，杜巴瓦是拽不回來了。我們動身去莫斯科那天，紮爾基得悉，黨的三人小組給了杜巴瓦嚴厲申斥加警告的處分。共產主義大學的黨委也支持這個決定。離最高處分隻差一步，這樣，杜巴瓦總算沒被清除出黨。”
會場裏越來越擁擠，人群還在不斷湧入，周圍是一片談話聲、歡笑聲。這座巨大的劇場正在迎接這前所未見、充滿活力的人流，這些年輕的布爾什維克熱情奔放，樂觀向上，勇往直前，猶如從高山上奔騰而下的激流。
嘈雜聲越來越大。麗達說：“我想，杜巴瓦的事咱們今天就說到這裏吧。幹嗎把餘下的時間都浪費在這上麵呢！這兒這麽明亮，生活氣息這麽濃……”
麗達朝他身邊挪了挪。現在他們挨得很近，但四周的喧鬧聲越來越大。為了可以壓低嗓門說話，她朝他探過身去。
“我想請你回答一個問題，”麗達說，“雖然這已經成為過去的事，但我想你會回答我的：當初你為什麽突然中斷了咱們的學習和友誼呢？”
雖然保爾和麗達一見麵，就預感到對方會提出這個問題，但此刻他還是感到尷尬。他們的目光相遇了，保爾看出她是知道原因的。
“麗達，我想你完全清楚。這件事發生在三年前，現在我隻能責備當時的保爾了。總的來說，柯察金一生中犯過大大小小的錯誤，你問的就是其中的一個。”
麗達微微一笑。
“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場白，”她說，“但是我想聽到的是答案。”
保爾輕輕地說：
“在這件事情上，有錯的不僅僅是我，《牛虻》和他的革命浪漫主義也要負一部分責任。有些書生動地描寫了革命者的形象。他們英勇無畏、堅毅剛強、徹底獻身於我們的事業，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使我產生了要做他們那樣的人的願望。所以，我正是照‘牛虻’的方式，處理了我對你的感情。現在我覺得這挺可笑，不過更多的是遺憾。”
“這麽說，你對‘牛虻’的評價已經改變了？”
“不，麗達，基本上沒有改變！我隻是拋棄了那種以自我折磨來考驗意誌的不必要的悲劇成分。然而我讚同他的主要方麵，讚同他的勇敢精神、無窮地接受各種考驗的非凡毅力。我欽佩這種類型的人，他們能忍受巨大的痛苦，而不在任何人麵前流露出來。我喜歡這種革命者的典型。在他們的心目中，個人的一切跟集體的利益相比較，是微不足道的。”
“保爾，這番話在它該談的時候沒談，過了三年才說出來，現在隻能留下遺憾了。”麗達若有所思地笑了笑，說道。
“麗達，你說遺憾，是不是因為我始終隻能是你的同誌，而不可能更進一步呢？”
“不，保爾，你原本是可以更進一步的。”
“那麽，這還能補救。”
“已經晚了一點兒，牛虻同誌。”
麗達這樣戲稱保爾，同時微微一笑，解釋說：
“我已經有了一個小女孩。她有個父親，是我的好朋友。我們三個生活得很和睦，如今是三位一體，密不可分。”
她用手指碰了碰保爾的手。不過她立刻明白，這個表示關切的動作是多餘的。是的，這三年來，他不僅僅隻是在體格方麵成熟了。麗達從保爾的眼睛裏看出，他此刻很痛苦，但是他毫不做作地真誠地說：
“無論如何，我得到的，還是比方才失去的要多得多。”
保爾和麗達站起來。應該坐到離主席台近一些的地方去了。他們朝烏克蘭代表團的席位走去。
樂隊奏響樂曲。一條條巨大的橫幅標語鮮紅似火，閃光的大字仿佛在呼喊：“未來是屬於我們的。”包廂裏、樓座上和正廳裏，數千個位子已經坐滿。數千人匯集在這裏，形成一個能量永不枯竭的強大的變壓器。在寬敞的劇院裏，偉大工人階級的青年近衛軍中的精英分子歡聚一堂。幾千雙眼睛反映出厚重帷幕上方閃閃發亮的標語——“未來是屬於我們的”。
人們仍在不斷地湧入會場。再過幾分鍾，厚重的天鵝絨帷幕就將徐徐拉開。在這極為莊嚴的時刻，全俄共青團中央委員會書記將暫時失去往日的鎮定，激動地宣布：“全俄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六次代表大會現在開幕。”
保爾空前強烈、空前深刻地感受到革命的偉大和威力，感受到這種無以言表的自豪和前所未有的歡樂。這種自豪和歡樂是生活給予他的，是生活把他這個保衛者和建設者送到這裏來，參加布爾什維主義青年近衛軍的勝利慶祝會。
大會占去了與會者從清早到深夜的全部時間。直到最後一次會議，保爾才再次見到麗達。他看見麗達和一群烏克蘭代表在一起。
“明天代表大會一結束，我馬上就趕回去，”麗達說，“不知道我們是否還有機會在臨別時再談一次。所以，今天我準備交給你兩本舊日記和一封短信。你看完後，把日記寄還給我。這些東西會把我沒機會向你說的事情全告訴你。”
保爾握握她的手，又目不轉睛地看了她好一會兒，似乎要把她的容貌銘刻在心中。
第二天，他倆按照約定在大門口見麵。麗達把一個小包和一封封好的信交給他。周圍人很多，因此他倆告別時都很拘謹。但是保爾從她那濕潤的眼睛裏看到了濃濃的情意和淡淡的傷感。
一天以後，列車載著他們各奔東西。
烏克蘭代表們分坐幾節車廂。柯察金與基輔組坐在一起。晚上，大家都已躺下，奧庫涅夫在旁邊的鋪位上發出鼾聲。保爾湊近燈光，拆開了那封信。
保夫魯沙，親愛的：
我本來可以當麵告訴你這些話，不過還是寫下來更好些。我隻有一點希望：別讓我們在大會前談的那件事在你的生活中留下沉重的陰影。我知道你很堅強，所以相信你所說的話。我對於生活的看法並不太拘泥於形式。有時候，當然是在非常少見的情況下，在私人關係方麵是可以有例外的，隻要這種關係是真正出於強烈而深沉的感情。你是可以獲得這種例外的。起初我曾想償還我們青春的宿債，不過很快就打消了這念頭。我感到這不會給我們帶來巨大的歡樂。不過，保爾，你對自己不應該太苛刻了。在我們的生活裏不單單隻有鬥爭，還有美好感情帶來的歡愉。
關於你的生活的其他方麵，也就是說關於它的基本內容，我是一點也不為你擔心的。緊握你的手。
麗達
保爾沉思著把信撕碎，然後兩手伸出窗外，任憑風吹散他手中的碎紙片。
兩年過去了。時光不緊不慢地流淌著，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飛速前進而又豐富多彩的生活，總是給這些表麵似乎單調的日子帶來嶄新的內容，每天都在變化，日新月異。一億六千萬偉大的人民，首次在世界上成為自己遼闊疆土和豐富寶藏的主人。他們為了恢複被戰爭破壞的國民經濟而緊張地、英勇地勞動。國家在日益壯大，國力在不斷增強。不久前，那些廢置的工廠還是毫無生氣的，一片淒涼，可是現在已經看得見煙囪都在冒煙。
保爾覺得，這兩年過得飛快，簡直是一晃而過。他不會慢騰騰地過日子，不會懶洋洋地打著哈欠迎接清晨，也不會在晚上十點鍾準時上床睡覺。他不僅自己抓緊分分秒秒，同時也催促別人。
他舍不得多花時間睡覺，常常可以看見他的窗戶在深夜還亮著燈光。屋子裏有幾個人圍著桌子坐著。他們是在學習。在這兩年時間裏，他們讀完了《資本論》第三卷，弄清了資本主義剝削製度的精妙結構。
夏天到了，朋友們一個接一個地去度假。身體不好的都想去海濱。這個季節，誰不盼著輪到自己休假。保爾竭力替夥伴們張羅療養證，申請補助費，讓他們去休養。同誌們出門的時候，臉色蒼白、神態疲憊，但心情都很愉快。他們留下的工作就壓在了保爾的肩膀上。於是他猶如一匹馴順的拉著大車爬坡的馬，擔負起全部工作。一批同誌回來了，曬得黑黑的，神采飛揚，精力充沛。接著，又走了另一批。整個夏天一直人手不夠，工作卻不能停頓。保爾也就沒有一天不在崗位上。
夏天就這樣過去了。
保爾不喜歡秋天和冬天，這兩個季節會給他帶來許多肉體上的痛苦。
今年他特別焦躁地盼望著夏季的到來。他的身體一年比一年衰弱，即使隻向自己承認這一點，他也感到異常痛苦。出路隻有兩條：要麽承認自己是個殘廢，無法勝任繁重緊張的工作；要麽堅守崗位，直到完全不能工作。他選擇了後者。
地區衛生處處長巴爾捷利克醫生是位做過地下工作的老黨員。有一天，在地區黨委常委會上，老醫生坐到保爾旁邊，說：
“柯察金，你的氣色很不好。你到醫務委員會檢查過嗎？健康情況怎麽樣？大概沒去過吧？我有點記不清了。朋友，你應當好好檢查一下。星期四下午來吧。”
保爾太忙，沒去。可是巴爾捷利克沒有忘記他，硬把他拉了去。那兒的醫生為保爾做了認真全麵的檢查（巴爾捷利克以神經病理學家的身份親自參與了檢查）。檢查的結論如下：
醫務委員會認為保爾.柯察金同誌必須立即停止工作，去克裏木長期療養，並進一步認真治療，否則必將產生嚴重後果。
在這個結論前麵，還用拉丁文寫了一長串病名。保爾從中隻了解一點：他的主要問題不在腿上，而在於中樞神經係統受到了嚴重損傷。
巴爾捷利克把醫務委員會的決定提交黨委會討論，沒有一個人反對立刻解除保爾的工作。但是保爾自己提議，等共青團地區委員會組織部長斯比特涅夫回來之後他再離開。他擔心團委的工作沒人負責。這個要求雖然遭到巴爾捷利克的反對，大家還是同意了。
再過三個星期，保爾就要得到他一生中第一次休假。去葉夫帕脫利亞療養的療養證已經放在他辦公桌的抽屜裏。
這些日子保爾更加努力地工作。他召開了地區團委會的全體會議。為了能夠安心地離開，他竭力在臨走之前把一切安排妥當。
可是就在他即將去休養，去看他平生從未見過的大海的前夕，他意外地遇到了一件十分荒唐而又可憎的事。
下班以後，保爾來到黨委宣傳鼓動部辦公室，坐在書架後麵敞開窗戶的窗台上，等著參加宣傳工作會議。他進來的時候，辦公室裏一個人也沒有。過了一會兒，走進來幾個人。保爾坐在書架後麵，看不見他們，但是從說話的聲音裏聽出有專區國民經濟處處長法伊洛。法伊洛個子高高，一副軍人派頭，長得挺帥。保爾不止一次聽說他愛喝酒，喜歡糾纏漂亮姑娘。
法伊洛曾經打過遊擊，一逮住機會就眉飛色舞地吹噓，說他每天都砍下十個馬赫諾匪幫的腦袋。保爾非常討厭他。有一回，一個女團員向保爾哭訴，說法伊洛答應同她結婚，可是同居了一個星期之後就拋棄了她，現在見麵時甚至連招呼都不打一個。法伊洛逃過了專區黨委監察委員會的追查，因為那個姑娘拿不出證據。可是保爾相信她說的是真的。此刻，保爾留心聽著進屋的人說話，他們不知道他就在旁邊，其中一個人說：
“喂，法伊洛，你那件事情怎麽樣？有沒有搞出點新名堂？”
“你可以向我道喜了，昨天我把科羅塔耶娃搞到手了。你還說這美事成不了呢。不，老弟，隻要我盯上了哪個娘們，你就放心吧，我準能……”法伊洛接著說了一句不堪入耳的下流話。
保爾感到神經一陣震顫，這是他極端憤怒的征兆。科羅塔耶娃是專區黨委的婦女部長，是和保爾同時調到這裏來的。共事期間他們成了好朋友。她是個討人喜歡的女共產黨員，對每一個婦女，對每一個到她這裏來尋求保護或征求意見的人，她都熱情接待，體貼關懷。科羅塔耶娃受到專區委員會工作人員的普遍尊敬。她還沒有結婚。法伊洛說的無疑就是她。
“法伊洛，你不是在撒謊吧？她可不像那種……”
“我撒謊？你把我看成什麽人了？比她強的我也搞到過。隻要有本事嘛。對付不同的娘們得用不同的手段。有的第二天就投懷送抱，不過說實話，這是不值錢的貨。有的得追上一個月。關鍵是必須學會打攻心戰。幹什麽都得有一套特殊的辦法。老弟，這可是一門高深的學問！我在這方麵可稱得上是個專家啦。哈哈哈……”
法伊洛自鳴得意，笑得連氣都喘不過來了。那群聽眾慫恿他繼續往下講，他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細節。
保爾站起身來，攥緊拳頭，隻覺得心在狂亂不安地劇烈跳動。
“像科羅塔耶娃這樣的女人，你想靠上帝保佑，不費吹灰之力就搞到手，那是白日做夢，可是把她放過去，我又不甘心，何況我還跟格裏博夫打了一箱葡萄酒的賭呢。於是我就開始運用計謀。假裝順便走進她屋裏，去了一趟又一趟。可她盡給我白眼。外麵對我有不少閑言碎語，說不定已經傳到她耳朵裏去了……一句話，從側麵進攻失敗了。於是我就采取迂回戰術，來個迂回包抄。哈哈！……你懂嗎？我跟她說，我打過仗，殺過不少人，到處流浪，吃足了苦頭，可是連個貼心的女人都沒給自己找到。現在我像一條狗似的過著孤苦伶仃的生活，沒人關心我，沒人體貼我……我就這麽胡謅瞎編，如此這般地一個勁訴苦。一句話，向她的弱點發起進攻。我在她身上可下了不少工夫。有一陣子我想，見他媽的鬼去吧，幹脆結束這場滑稽表演。但是事關原則呀，為了原則，我不能放棄她……最後總算把她弄到手了。老天不負苦心人——真沒想到，我碰上的不是個婆娘，竟是個黃花閨女。哈哈！……嘿，太有意思了！”
法伊洛還在繼續講他那令人作嘔的下流故事。
保爾記不得他是怎麽一下子衝到法伊洛跟前的。他憤怒地大喝一聲：
“畜生！”
“你罵誰？偷聽別人的談話，你才是畜生！”
保爾大概又說了句什麽，法伊洛一把抓住他的前襟，說：
“你竟敢這樣侮辱我？！”
說著，他就給了保爾一拳。當時，他喝得醉醺醺的。
保爾操起一張橡木凳子，一下就把法伊洛打倒在地。幸虧保爾衣袋裏沒有手槍，法伊洛才算揀了一條命。
於是，竟然發生了這樣荒唐的事：在預定動身去克裏米亞的那天，保爾不得不站在黨的法庭上。法庭主席要保爾談談衝突的經過。他講得很平靜，但是大家都能感覺到，他是在竭力克製自己。
“這裏議論的這件事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當時我沒能沉住氣。以前我做工作，曾經拳頭用得多，腦子動得少，但這樣的時期早就過去了。這次又出了岔子，直到法伊洛的腦袋上挨了一下子，我才清醒過來。最近幾年來，這是我唯一一次暴露出遊擊作風。雖然他挨打實質上是罪有應得，但我仍然譴責自己的這種行為。法伊洛的所作所為是我們共產黨員生活中的一個醜惡現象。我無法理解，一個革命者，一個共產黨員，怎麽可以同時又是一個下流的畜生和惡棍，我永遠也不會與這種現象妥協。這次事件迫使我們開始討論生活道德問題，這是整個事件中唯一具有積極意義的方麵。”
參加會議的黨員以壓倒多數通過決議，把法伊洛開除出黨。衛生處長巴爾捷利克把保爾的神經係統狀況向法庭做了介紹。當黨的檢察員建議給保爾警告處分時，與會者提出強烈反對。於是他撤回了提議。保爾被宣布無罪。
幾天以後，列車載著保爾向哈爾科夫飛馳。經他再三請求，專區黨委同意把他的組織關係轉到烏克蘭共青團中央委員會，由那裏另行分配工作。他得到了一份相當不錯的鑒定，然後就動身了。阿基姆現在是烏克蘭團中央書記之一。保爾去見他，向他匯報了全部情況。
阿基姆看了鑒定，見到在“對黨無限忠誠”這句話之後還寫著：“具有黨員應有的沉著、鎮靜，隻是在極少數情況下容易暴怒，甚至失去自製，其原因是神經係統受過嚴重損傷”。
“保夫魯沙，這是份很好的鑒定，但到底還是給你寫上了這麽一條。你別放在心上，即使神經很健全的人，有時也難免會出這種岔子。到南方去吧，恢複恢複精力。等你回來以後，咱們再商量派你到什麽地方去工作。”
阿基姆緊緊握住了保爾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