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委員會療養院的旁邊有一座屬於中央醫院的大花園。療養員從海濱回來，總要經過這座花園。在這花園的一堵高高的灰色石牆附近，長著一株茂盛的法國梧桐，保爾非常喜歡在它的樹蔭下休息。這一天，保爾又躲到了這個角落裏。經過海水浴和日光浴之後，他感到了疲乏，於是愜意地躺在藤搖椅上打起了盹。旁邊的搖椅上，放著他的一條厚毛巾和一本沒看完的富爾曼諾夫的小說《叛亂》。來療養院的頭幾天，他依然神經緊張，頭疼不已。教授們一直在研究他那罕見的複雜病情。一次又一次的扣診、聽診使保爾感到厭倦和疲勞。住院醫生是個討人喜歡的女黨員，姓耶路撒冷奇克，一個非常奇異的姓。她常常要費很大的勁才能找到這個病人，耐心地勸說他隨自己去見這位或那位專家。
今天看樣子不會做檢查了。離吃午飯還有一個小時。保爾在蒙矓的睡意中聽到了腳步聲。他沒有睜開眼睛，心想：“來人以為我睡著了，會走開的。”但是希望落空了，搖椅嘎吱一響，那人坐了下來。飄過來一股淡淡的香水味，說明坐在身旁的是個女的。保爾睜開眼睛，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耀眼的白色連衣裙，兩條曬得黝黑的腿和一雙穿著羊皮便鞋的腳，然後是像男孩子似的剪著短發的頭，一雙大眼睛和一排細密的牙齒。她難為情地笑了笑，說：
“對不起，也許我打攪您了吧？”
保爾沉默不語。這不太禮貌，不過他還是希望身旁的這個女人會走開。
“這是您的書嗎？”
她翻了翻《叛亂》。
“哦，是我的……”
又是一陣沉默。
“同誌，請問您是中央療養院的嗎？”
保爾忍無可忍地動了一下身子。“打哪兒冒出來這麽個人？這還叫休息嗎？說不定馬上又該問我得什麽病啦。唉，我還是走吧。”於是他沒好氣地回答：
“不是。”
“可我好像在哪兒見過您。”
保爾已經站起身子要走，背後忽然傳來一個女人低沉洪亮的聲音：
“朵拉，你怎麽鑽到這兒來了？”
搖椅邊坐下一位曬得黝黑、體態豐滿的金發女人，穿著療養院的浴衣。她瞥了保爾一眼。
“同誌，我好像在哪兒見過您。您是不是在哈爾科夫工作？”
“是的，是在哈爾科夫。”
“做什麽工作？”
保爾決定結束這場沒完沒了的談話，便回答說：
“環衛所的！”
她們聽了哈哈大笑，保爾不由得打了個哆嗦。
“同誌，恐怕不能說您很有禮貌吧。”
他們的友誼就這樣開始了。哈爾科夫市黨委常委朵拉.羅德金娜後來不止一次地回憶起他們初次相識時的可笑情景。
一個月後，保爾提前出了院。他在共青團中央委員會沒有等候多久，就被派往一個工業區，擔任地區共青團團委書記。才過了一個星期，城裏的團員積極分子已經聽到他第一次的演說了。
深秋時候，保爾和另外兩個工作人員乘著地區黨委會的汽車，到離城比較遠的一個區裏去。汽車跌進路旁的壕溝裏，翻倒了。
三個人都受了傷，保爾的右膝蓋被壓壞了。幾天之後，他被送進哈爾科夫外科醫院。醫生們對他進行會診，檢查了他那條腫脹的右腿，看了X光片，決定立刻動手術。
保爾表示同意。
“那麽就明天上午動手術吧。”主持會診的胖教授做了決定，接著就起身走了。其他醫生也跟著他走了出去。
手術室裏有好幾個戴著口罩的人。當保爾躺到手術台上的時候，醫生已經洗了手。手術前的準備工作正在他身後急速進行。保爾回頭看了一下。一個女護士正在安放手術刀和小鑷子。責任醫生巴紮諾娃開始給他解下腿上的繃帶。
“柯察金同誌，別朝那邊看，這會刺激神經。”她輕聲地囑咐他。
“大夫，您說的是誰的神經？”保爾開玩笑地問。
幾分鍾後，厚實的麵罩完全蒙住了他的臉。教授說：
“別緊張，我們馬上給你施行氯仿麻醉。你用鼻子做深呼吸，一二三地數下去。”
麵罩下麵傳出的聲音低沉而平靜：
“好的。不過我得事先道個歉，也許我會不自覺地說出難聽的話來。”
教授忍不住笑了。
最初的幾滴麻醉藥水散發出難聞的、令人窒息的氣味。
保爾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開始數數，盡量想數得清楚些。就這樣，他開始了他人生悲劇的第一幕。
又是耶夫帕托利亞。又是南方那酷熱的天氣。人們戴著繡金的小圓帽，皮膚曬得黑黝黝的，大著嗓門說話。旅客們乘上汽車，十多分鍾就可以到達麥納克療養院。這是一座用灰色的石灰石砌成的兩層樓房。
值班醫生把新來的人帶到各個房間。
“同誌，您的療養證是哪個單位的？”他在十一號房間門口停了下來，問保爾。
“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那就請您住這兒吧，跟埃勃涅同誌一個房間。他是德國人，要求給他找一個俄羅斯同伴。”醫生解釋道，然後上前敲門。
從房間裏傳出一句發音很不準確的俄語：
“請進。”
保爾走進房間，放下手提箱，轉過身來，看見**躺著一個滿頭金發的德國人，長著一雙漂亮而又富有生氣的藍眼睛。他朝保爾友好地笑了笑。
“顧特莫根，蓋諾森。我想說：‘你好’。”他改用俄語說，並向保爾伸出一隻手指細長的蒼白的手。
幾分鍾以後，保爾已經坐到德國人床邊，兩個人開始用一種“國際”語言熱烈地交談起來。此時詞語隻起輔助作用，一切難懂的詞句全靠猜想、手勢、表情來幫忙，總之用上了無師自通的世界語中的一切辦法。保爾已經知道，埃勃涅是個德國工人。
在1923年的漢堡起義中，埃勃涅大腿上中了一槍。這次他舊傷複發，又臥倒在床。盡管傷口劇痛，他仍然精神抖擻，因而立刻贏得了保爾的尊敬。
同這樣一位出色的病友住在一起，保爾不禁喜出望外。這樣的人絕不會因為自己的病痛從早到晚嘮嘮叨叨，唉聲歎氣。相反，同他在一起，你會連自己的病痛也忘卻的。
“可惜我對德語一竅不通。”保爾想。
在列傑尼奧夫入院之前，保爾是療養院裏的象棋“冠軍”。經過一番激烈的爭奪之後，保爾才從瓦伊曼那兒奪得了冠軍頭銜。失敗使瓦伊曼這個平時漫不經心的愛沙尼亞人失去了心理上的平衡，他很久都不肯饒恕擊敗他的保爾。不久，療養院裏來了一個身材高大的老頭兒，他雖然已經五十多歲，看起來卻要年輕得多。他邀請保爾下一盤。保爾沒有想到他是個厲害對手，平靜地以後翼棄卒開棋，列傑尼奧夫以推進中卒相應，不吃棄卒。保爾作為“冠軍”，必須和每一個新來的棋手對局。通常旁邊都擠滿了圍觀的人。走到第九步的時候，保爾已經發覺對方那些沉著推進的卒子正在步步緊逼。他明白他遇到了一個危險的敵手：他後悔開局時不該那麽掉以輕心。
經過三個小時的激戰，保爾盡管竭盡全力，還是不得不承認失敗。他比所有觀棋的人更早看出自己敗局已定。他看了對手一眼。列傑尼奧夫慈祥和藹地朝他笑笑。顯然，他也看出保爾必敗無疑。但是正在緊張觀戰、毫不掩飾地盼望保爾吃敗仗的瓦伊曼還沒有看出來。
“我永遠要堅持到最後一卒。”保爾說。
隻有列傑尼奧夫一個人聽得懂這句話，他讚許地點了點頭。
五天之內，保爾和列傑尼奧夫一共下了十盤棋，結果是七負二勝一平。
瓦伊曼洋洋得意地說：
“哎呀，謝謝你，列傑尼奧夫同誌！你終於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了！他活該如此！他擊敗了我們所有的老棋手，可是自己終究還是栽在了一個老將手裏。哈哈哈！……”
“怎麽樣，失敗的滋味不好受吧？”他轉而挖苦這位曾經戰勝過他的敗將。
保爾失掉了“冠軍”的稱號。不過，在失去了這份棋壇榮譽的同時，他結交了一個好朋友。列傑尼奧夫後來成為他的一個摯友和最敬愛的人。保爾棋賽的失敗並非偶然。他對象棋戰略僅僅略懂皮毛而已，一個普通的棋手自然要輸給一個精通棋藝的行家。
保爾和列傑尼奧夫之間有一個共同值得紀念的日子：保爾出生和列傑尼奧夫入黨恰好在同一年。他們是布爾什維克老戰士和布爾什維克青年近衛軍的典型代表。一個具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和政治經驗，從事過多年地下工作，蹲過沙皇的監獄，之後又一直擔任國家重要的行政工作；另一個擁有烈火般的青春，雖然隻有短短八年的戰鬥曆程，但這八年抵得上好多人的一生。而且這一老一少都有一顆火熱的心，同時又都疾病纏身。
每到晚上，埃勃涅和保爾的房間便成了俱樂部。所有政治新聞都是從這裏傳播出去的。晚上，十一號病房裏熱鬧非凡。瓦伊曼動不動就想講個黃色笑話，他對這類東西有特殊的嗜好。但是他馬上就會遭到瑪爾塔和保爾的夾攻。瑪爾塔善於用巧妙而辛辣的嘲諷堵住他的嘴，如果還不奏效，保爾就出麵幹預。
“瓦伊曼，你最好先征求一下大夥的意見，也許你的‘俏皮話’根本不合我們的口味……”
“我真不明白，像你這樣的人怎麽會……”保爾用不平靜的語氣開始說道。
瓦伊曼噘起厚嘴唇，一雙小眼睛含著嘲笑的目光在大家臉上掃了一下，說：
“看來得在政治教育委員會下麵設立道德督察處，並且推舉柯察金當督察長。對瑪爾塔我倒可以理解，女同誌嘛，當然會反對的。可是柯察金竟想把自己裝扮成天真無邪的小孩子，好像是個共青團裏的乖寶寶……再說，我可不喜歡雞蛋來教訓母雞。”
在這場關於共產主義倫理的激烈爭論之後，黃色笑話問題被提到原則高度來討論。瑪爾塔把各種不同觀點翻譯給埃勃涅聽。
“我讚同保爾的看法，說黃色笑話不太好。”埃勃涅用不大正確的俄語說。
瓦伊曼隻好退卻了。雖然他竭力用開玩笑來敷衍搪塞，但從此以後再也沒有講過這類笑話了。
到了月底，保爾的病情惡化。醫師們禁止他下床。這使埃勃涅很難過，因為他非常喜歡這個年輕的布爾什維克。他從不愁眉苦臉，樂觀向上，精力旺盛，卻又這麽年輕就喪失了健康。當瑪爾塔告訴埃勃涅，醫師們預料保爾的未來一定十分悲慘的時候，埃勃涅聽了非常焦急。
一直到保爾離開療養院，醫生們始終都不允許他下床走動。
保爾竭力對周圍的人隱瞞自己的痛苦，隻有瑪爾塔從他異常蒼白的臉色中猜出幾分。出院前的一星期。保爾收到烏克蘭共青團中央委員會的一封信，通知他假期延長兩個月。信裏又說，根據療養院的診斷結論，以他目前的健康狀況，想恢複工作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央委員會還隨信匯來一筆錢。
保爾經受住了這次的打擊，好比他當年跟朱赫來學拳擊，經受住第一拳一樣。那時他雖然倒下了，但是立刻就站了起來。
他意外地收到一封母親寄來的信。老人家說，她有一位十五年沒有見麵的老朋友，名叫阿莉比娜.丘查姆，住在離耶夫帕托利亞不遠的一個港口。她很希望兒子能去看看阿莉比娜。這封偶然的來信，對保爾今後的生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一星期後，療養院的病友們都到碼頭熱情地歡送保爾。臨別的時候，埃勃涅像對親弟弟一樣，親熱地擁抱和親吻保爾。
第二天早晨，一輛四輪馬車載著保爾離開碼頭，駛到一座帶著小花園的小房子跟前。保爾叫陪送他的人進去問問，丘查姆一家是否住在這兒。
丘查姆家一共有五口人：母親阿莉比娜.丘查姆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胖婦人，兩隻黑眼睛流露出抑鬱的神情，衰老的臉上還殘留著昔日的美貌；兩個女兒名叫廖莉亞和達雅，還有廖莉亞的小男孩，和那個胖得像頭豬似的糟老頭子丘查姆。
老頭子在合作社工作；小女兒達雅在外麵做些粗活；大女兒廖莉亞過去是個打字員，前不久和既是流氓又是醉鬼的丈夫離了婚，現在失業在家。她成天忙著照料小男孩，並幫著母親做做家務。
除了兩個女兒之外，還有一個兒子名叫喬治，不過他現在在列寧格勒。
丘查姆一家熱情地接待保爾。隻有老頭子用不友好的、戒備的目光打量了客人一番。
保爾耐心地向阿莉比娜老太太講述了他所知道的柯察金家的全部情況，同時也順便問了她和她家的情況。
廖莉亞二十二歲。她留著褐色的短發，寬臉龐，是個心地單純的女子。她和保爾一見如故，很樂意地把家裏的全部秘密都告訴了他。保爾從她那裏了解到老頭子專橫暴虐，控製著全家，扼殺任何主動精神，不給人絲毫自由。他心胸狹隘，目光短淺，喜歡吹毛求疵，使整個家庭始終籠罩在驚恐不安中。因此兒女們都極端厭惡他，妻子更是恨透了他，二十五年來一直在反對他的專製。女兒們永遠站在母親這邊。家裏爭吵不斷，生活很不愉快。他們每天都在為了大大小小的事情慪氣，沒完沒了。
直到晚上，保爾才見到小女兒達雅。母親在門廊裏低聲告訴她，來客人了。她靦腆地同保爾握手問好，麵對這位陌生的年輕男人，她的臉羞得紅到了耳朵根。保爾沒有立刻放開她那粗壯的起繭的手。
達雅已滿十八周歲。她算不上漂亮，但是那一對淡褐色的大眼睛、有點像蒙古畫上畫的細眉毛、端正的鼻子和線條分明的鮮豔嘴唇，使她顯得富有魅力，她那件帶條紋的工裝衫緊緊地裹著年輕的富有彈性的胸脯。
姐妹倆分住在兩個狹小的房間裏。達雅的小房間裏擺著一張小鐵床和一個衣櫃，上麵放著各種小擺設和一麵小鏡子。牆上掛著三十幾張照片和風景麵。窗台上擺著兩盆花，深紅的天竺葵和粉紅的馬蘭花。薄紗窗簾用淡藍的帶子束在一旁。
“達雅從來不讓男人進她的房間，可您瞧，她竟然為您破了例。”廖莉亞開妹妹的玩笑。
第二天晚上，全家在兩個老年人住的房間裏喝茶。隻有達雅留在自己的房間裏聽大家談話。丘查姆老頭聚精會神地攪著茶杯裏的糖，不時從眼鏡上方惡狠狠地打量著坐在他對麵的客人。
“今天的報紙看了吧？你們的領導人正在對咬呢。這麽說來，別看他們是高層的政治家，暗地裏捅起刀子來卻一點都不比咱平頭百姓差。真熱鬧。先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合夥整托洛茨基，後來這兩個人降了職，他們幾個又一起聯合起來對付那個格魯吉人，哦，就是斯大林。
“嘿嘿！還是有句老話說得好：大老爺打架，小百姓遭殃。”
保爾推開沒有喝完的茶杯，兩眼噴射出憤怒的火光，盯住老頭子。
“你說的大老爺指的是誰？”他一字一頓地問。
“隨便說說而已。我是個非黨人士，這些事跟我不搭界。年輕時我也曾當過傻瓜。1905年因為多嘴還蹲了三個月班房。後來我看清楚了——人得替自己多想想，犯不著替別人瞎操心。誰也不會讓你白吃白喝的。眼下我是這麽個看法：我給你幹活，你就拿錢來，誰給的好處多，我就擁護誰。什麽社會主義啊，對不起，這些廢話還不是說給傻瓜聽的。我對現政府不滿，是因為我看不慣眼下時興的那套家庭規矩，還有別的一些說道，結果搞得道德淪喪、荒**無度。想結婚就結婚，想離婚就離婚，太自由了。”
老頭子嗆了一下，咳嗽起來，緩過氣之後，他指著廖莉亞說：
“她就是個例子，一點也不征求別人意見就和那個流氓結了婚，回頭，問也不問別人，又和他離了婚。這下倒好，我還得養活她和一個野孩子。真是太不成體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