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自主創業難，與這些學生不知道企業的負擔究竟有多重有關。有些學生甚至還停留在“售價”扣除“進價”後就是“賺頭”的錯誤認識上。不用說，創業者如果對企業經營核算尤其是其中的會計知識缺乏起碼了解，對取得創業成功非常不利。
從大的方麵看，企業的利潤應該是收入扣除成本費用、稅金後的餘額。容易看出，在收入、成本、費用既定的情況下，稅金的多少就直接決定著給你的利潤還有多少，創業者是非常看重這種扣除的。
例如，全球最大的電子產業製造商富士康，從過去偏安深圳到現在散布全國，國內生產基地超過31個，其根本原因正是沿海勞動力成本普遍上漲、加工利潤不斷下降，急需要通過前往中西部地區來贏得地方政府在稅收、土地、開廠流程等方麵給予的特殊關照，從而達到攤低成本、增加利潤的目的。雖然這是無奈之舉，但能抵消部分稅金負擔。
這種稅金負擔有多重？按照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的說法是，如果一個企業的毛利率不到10%，卻要它去繳納17%的增值稅，就隻能逼著它去逃稅，例如盡可能少報產值、企業之間業務往來不開發票等。並且他斷言，如果不偷稅漏稅，90%的企業會倒閉；進一步地，如果企業普遍地偷稅漏稅，這個稅也許就真的有毛病了。[1]
2012年5月，北京大學聯合阿裏巴巴集團發布的調查表明，調查樣本中的1400多家小微企業中90%在逃稅；其他調查數據也基本上是這個比例，甚至更大。擁有40多名員工、年銷售1000多萬元的老板邵林說，“有幾個公司會給客戶開發票，又有幾個公司會向供應商要發票？！大部分小企業報稅的營業額也就在實際數量的1/3左右，否則你根本活不下去。”
邵林原來在一家部級單位工作，20世紀90年代初下海創業，搞中韓貿易。當時中韓兩國建交不久，幾乎無論做什麽貿易都賺錢。自從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韓國企業紛紛湧入，現在的稅前利潤率隻有10%
至15%，如果足額交納各種稅費肯定要虧，於是，逃稅就成了這些企業生存下去的唯一選擇。
邵林說，我國小微企業的稅負太高，比稅更可怕的是“費”。他舉例說，除了25%的企業所得稅和17%的增值稅外，還有城建說、房產稅、土地使用稅、車船使用稅、資源稅、土地增值稅、契稅等，各種各樣的“費”有教育費附加、水資源費、社會保險費、地方教育費、殘疾人就業金、工會經費，以及工商、環保、衛生、質檢、公安等部門征收的行政性收費，合計有六七十種，這還不包括各種違規的罰款和滯納金，無論是否盈利都得繳。
可是相比而言，韓國小企業的所得稅隻有10%，相當於大中型企業的一半（分別是22%和20%）；而我國是一般企業25%，小微企業20%。韓國的增值稅率10%，我國是17%。台灣地區的小微企業一般隻交17%的企業所得稅和5%的營業稅（相當於增值稅）。除此以外，無論韓國還是台灣地區的其他雜稅很少，卻有一大堆減稅、退稅、抵稅規定。除非是特殊行業，一般行業的小企業幾乎沒有任何“費”。
邵林說，比“費”更可怕的是“彈性征管”。小微企業不可能像大企業那樣會計製度健全，而稅費征收過程中稅務部門的“彈性征管空間”讓他感到無奈甚至絕望。隻要看看有那麽多稅務代理公司，就知道權力尋租之普遍了。他說，有時候真不想去“求爺爺告奶奶”，太難了；要不是為那些跟了自己10多年的員工們著想，真想金盆洗手了。[2]
全國政協委員、聯想集團董事長楊元慶對此也有同感。他說：現在已經不隻是高檔消費品國外比國內便宜了，耐克鞋這些大眾消費品也是如此，“我們的聯想電腦在國內沒有辦法賣得不貴，有17%的增值稅必須加到價格裏麵，但產品毛利率隻有15%。”[3]
稅率高了怎麽辦？對於企業來說無非是兩條路：一是通過提高價格把稅費負擔轉嫁給消費者，這樣就侵犯了消費者利益；二是降低員工工資或取消股東分紅，這實際上是把稅費負擔轉嫁給了企業員工。兩條途徑的最終結果都一樣，那就是壓縮實體企業的利潤空間，鼓勵全社會的投機行為。可是，如果大家都不去搞實業了，國家還能有什麽希望？
所以看到，在政府高層，減稅已經成為共識，並且增值稅擴大範圍替代營業稅的試點也正在全國各地進行。這項改革的目的無非是兩點：一是實行結構性減稅，重點支持第三產業發展；二是消除營業稅中的重複征稅，進一步完善增值稅抵扣鏈條。至於最終能否達到這樣的效果，那就不好說了。
因為與此相似的已經有許多改革措施，但都沒有起到應有效果，如熱鬧了好幾年的房產稅改革。房產稅改革的目的據說主要是為了調節貧富差距，用征稅的經濟手段來代替房地產市場限購的行政手段。但是國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認為，房產稅“最重要的任務不是增加財政收入，而是調節經濟和社會生活，其成為地方財源支柱的屬性將逐漸顯現。”什麽叫“成為地方財源支柱”？說穿了就是，在地方政府“賣地財政”不靈了的時候，讓房產稅頂上去，維護原有的中央和地方財權事權格局。[4]
所以看，稅收改革的真正目的如果不是放在降低企業稅負、壓縮不正常的財政開支上，企業負擔就減不了。一方麵是稅費負擔過重，一方麵企業又要生存，怎麽辦？隻能是逼良為娼，逼迫企業去偷稅漏稅。而一部分企業競相偷稅漏稅，最終破壞的必然是全社會的經濟秩序和法製秩序。企業家的主要精力不是放在生產、經營上，而是放在如何規避稅收上了，這種做法還會正常嗎？
從這個角度看，今後的改革方向應該是主要做好三件事：一是嚴格控製政府非財政性支出，尤其是“三公”消費，通過這些措施來取信於民、讓利於企業。二是在此基礎上切實降低企業稅賦負擔，讓全社會樹立一個共識，覺得辦實業是最有前途的。三是要嚴格執行稅收政策、徹底去除稅收政策的彈性空間，消除腐敗行為。就是說，該收的錢一定要收足，不該收的錢一分也不能收。隻有這樣，才能讓不同類型的企業感到心服口服，鼓勵大家把心思全都用在實實在在的生產經營上。
這就好比在一個家庭中，隻有大家齊心協力、省吃儉用，才能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夫妻恩愛、家庭和睦。
試想，如果夫妻雙方有一個整天在外麵鬼混、花天酒地、用錢無度，而另一個整天在廠裏加班、忙得要命，這樣的家庭會和睦嗎，恐怕早晚得散夥。又如果夫妻兩人都在認真工作，什麽也舍不得吃、什麽也舍不得買，可是孩子要什麽就給什麽，並且還要買最貴的，這樣的家庭正常嗎，這樣的孩子長大後會有出息嗎，這樣的家庭教育會算是成功的嗎？從具體稅收數額看，2011年3月國家財政部向全國人大所作的報告中，提出的全年財政預算收入指標是比上年增長8%，也就是8.964萬億元；實際情況是2011年財政收入達到10.374萬億元，同比增長24.8%。這樣就帶來兩個問題：一是當年財政收入一下子多出近2萬億元，為什麽？原因當然是經濟形勢好和稅率負擔重啦；二是這多出近2萬億元正常嗎，如果不正常該怎麽辦，這方麵就好像沒人回答了。
可是在香港，卻早就有這樣的處理先例。2007年2月，香港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在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中表示，香港政府在2006、2007年度“幹得太出色”了，“錄得超額綜合盈餘551億元”，大大高於此前市場預期的300億至400億元。接下來就必然要問：錢太多了怎麽辦，政府當然不能把它據為己有，而是應當用之於民，因為它本來就是取之於民的。所以，香港政府在其中拿出203億元，推出了多項稅務豁免及一次性回饋措施，範圍涉及到薪俸稅、差餉、綜援[5]等，目的就是要還富於民。
這也從一個角度證明，財政收入的大大超收，包括過多的財政盈餘，本質上是對全體企業的一種超額剝奪。企業稅費形成了財政收入，可是對企業來說卻是一種無情剝奪。財政出色了，企業也就扛不住了。例如北京有家中小型文化企業，2010年的銷售額是3000萬元，稅前利潤約13%即390萬元，扣除所得稅100萬元，淨利潤為10%即290萬元。可是增值稅、營業稅等稅費的全年應繳額卻高達355萬元，扣除增值稅退稅45萬元，實際稅負310萬元，仍然高於淨利潤，賺的比繳的少。[6]
案例
“稅費高”超過“融資難”
過去總以為創業者遇到的最大困難是融資難，而2012年下半年國內某媒體對全國100家小微企業管理層進行的調查表明，雖然稅費高、生產成本高、融資難依然是壓在小微企業頭上的“三座大山”，但“稅費高”已經取代“融資難”成為2012年困擾企業的最大難題。
一位小微企業老板孫老板說，稅務機關對他們這樣的企業通常采取的是定期、定額的納稅方式，過去是每月固定稅額5000元，現在聽說又要重新核定，他就緊張起來；因為這樣一核定，稅額肯定要比原來高出很多。而即使原來的每月納稅5000元，他就已經沒錢賺了。
他是這樣算賬的：他生產的掛麵是按不含稅銷售額繳納增值稅，稅率是3%。如果一車掛麵的標價是1030元，那麽不含稅的銷售額就是1000元，應該繳納的增值稅是30元；除此以外，還要按照增值稅額的7%繳納城建稅，按照增值稅額的3%繳納教育費附加。
這樣，銷售收入扣除進貨成本、人工、水電、租金、辦公等各種費用後，差不多就是5000元，納稅後能保本就不錯了。
怎麽辦？俗話說“天無絕人之路”。這位孫老板打聽到有位親戚和稅務機關的人很熟，於是就通過親戚給人送“紅包”，然後一起吃了頓價格不菲的飯，才把每月的稅額從5000元下降到3000元。
這裏麵有什麽“竅門”呢？說穿了就是，根據現行《增值稅暫行條例》關於起征點的規定，個人銷售額如果未達到規定起征點可以免征增值稅，其中銷售貨物的起征點為月銷售額2000元到5000元。所以，你如果能千方百計提供足以說明生產、經營情況的證據，來證明你的銷售額“未能達到”起征點，這樣就能“鑽空子”。
這還沒完，因為在核定稅額中包括個人所得稅，即要用全年的收入總額減去成本、費用、損失後的餘額作為應納稅所得額，按照5%至35%的五級超額累進稅率納稅。至於究竟要繳多少，裏麵還有不少竅門。
這位孫老板說，其實有相當一部分個體戶和他一樣在千方百計“偷稅漏稅”，因為“如果規規矩矩把所有該上的稅都上完，那麽結果將是近乎白幹。從我的廠子和一些朋友的情況看，這一點都不誇張。”
另一位2003年創辦企業、一直在物流行業中打拚的閆老板說，他目前的公司總部和三家分公司合計的年營業額有4000多萬元、員工100多人。近年來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利潤越來越薄，稅費負擔越來越重，生意越來越不好做。”
他介紹說，物流企業主要是繳納4種稅：營業稅，稅率3%；城建稅，營業稅的7%；教育費附加，營業稅的3%；企業所得稅，25%。他的公司總部年營業額約為3000萬元，需要繳納營業稅3000×3%＝90萬元，城建稅90×7%＝6.3萬元，教育費附加90×3%＝2.7萬元，印花稅3000×0.05%＝1.5萬元。企業稅前利潤約為350萬元，需要繳納所得稅350×25%＝87.5萬元，上述稅費合計188萬元，再加上公司有20多輛跑運輸的汽車每年需要繳納車船稅0.84萬元，一共是189萬元。他說，如果公司把這些稅都實打實地繳足了，不要說賺錢了，恐怕早就關門了。所以，唯一的辦法是“必須千方百計少繳稅”。
他透露說，少繳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開營業稅發票，這個比例大約占該公司營業額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也就是1500萬元左右。當然，不開發票的好處並不能自己獨享，而是要與對方共享。說穿了就是，這些不需要發票的企業也多是小微企業，他們以不開發票的條件換取較低的運費。僅此一項，閆老板大約每年可以從中擠出50萬元利潤。然後通過會計做賬，賬上基本上看不到利潤，這樣也就沒有所得稅可繳了。如此這般，一般可以降低稅負約40%，即全年少繳50萬元左右的稅。
閆老板說，他當然知道這樣做有法律風險，稅務局如果要真查的話，一查一個準，所以唯一的辦法是“和稅務局的人搞好關係”。為此，他每年都要花成千上萬的錢請稅務稽查員吃飯、聯絡感情，這點錢與省下來的稅相比“還是非常劃算的”。
閆老板不無慶幸地說，由於自己主要從事高附加值的電子產品運輸，所以多少還能賺一點錢；那些主要運輸服裝、鞋帽等傳統製造業產品的同行，即使再怎麽逃稅、避稅，都難以扭轉沒錢可賺的困境。[7]
1 周天勇：《90%的企業不偷稅漏稅就可能倒閉》，載《中國青年報》，2012年1月11日。
2 孫冰：《一個小企業的逃稅式生存》，載《中國經濟周刊》，2012年6月12日。
3 楊元慶：《國內增值稅過高，聯想電腦沒有辦法賣得不貴》，載《財經》，2012年3月5日。
4 周天勇：《90%的企業不偷稅漏稅就可能倒閉》，載《中國青年報》，2012年1月11日。
5 指對香港居民中經濟無法自給的人士提供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相當於我國國內的“低保”（居民生活最低保障）。
6 周天勇：《90%的企業不偷稅漏稅就可能倒閉》，載《中國青年報》，2012年1月11日。
7 江寒秋：《稅費凶猛到何時》，載《齊魯周刊》，2012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