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也是企業，確切地說是金融類企業。作為企業的一個大類，銀行業的總體獲利應該與全社會所有企業的平均獲利水平相近才是。如果過分懸殊，就表明這時候的金融政策可能存在問題，並且這種現象會最終抑製全社會的經濟增長。
可是在我國，恰恰正是這樣。在所有企業大類中，銀行業的經濟效益一花獨放，說是“我國銀行業的效益在全球最好、各行各業都在為銀行打工”也不為過。可是這樣做結果是什麽呢？必然會削弱金融對經濟增長應有的促進作用，反過來變成促退作用。
我國的銀行存貸款比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存貸款利率差額又居高不下，假如年存款利率是3，貸款利率就是6，所以我國的銀行效益在全世界是最好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高效益是以加重地方財政和全國人民負擔為代價的。
例如，全世界沒有哪個國家能用當期財政收入支撐公共設施建設，這就需要適度舉債。舉債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發行債券，二是向銀行貸款。如果政府的舉債規模是10萬億元，按平均年利率7%計算，政府每年付給銀行的貸款利息就是7000億；減少1個百分點，就是減少1000億。相比而言，西方一些國家是允許地方政府發行債券的。如果發行這種債券的年利率是5%，老百姓肯定很願意買，因為它比銀行3%的存款利息要高，可以多得67%；與此同時，政府則可以減輕2個百分點的負擔。可是我國不允許地方政府發行債券，這樣就把這部分差價全部擠到銀行裏去了。從這個角度說，“全國人民都在給銀行打工”。[1]
那麽，銀行和企業之間為什麽苦樂不均呢？歸根到底，這是兩者地位不對稱造成的。在我國，銀行是壟斷行業，不用擔心生存問題，也不必追求效率，隻要過得去（貸款能收回來，不推高不良貸款率）就行。這種壟斷並不是說銀行都是國有製、沒有股份製，而是指銀行利率是統一的，沒有根據市場需求完全放開。眾所周知，利率是金融產品的價格，如果利率不放開，金融產品的價格是政府規定的，就一定會偏向於銀行而不是企業，雖然企業也是通過納稅向政府作貢獻的。隻有利率杠杆完全放開了，銀行與銀行之間有了競爭，才會徹底扭轉這種狀況。
所以你能看到，我國的資本市場非常小。簡單地說就是，農村的錢跑到城市去了，城市的錢跑到銀行去了，銀行的錢跑到美國去了——我國用全球規模第一的外匯儲備來購買美國國債，美國包括其他發達國家都在用從我國獲得的低利率資金大肆收購、兼並我國民營企業，從而間接控製我國經濟。所以從國內看，企業無法從銀行得到貸款，這在銀行就體現為惜貸；與美國的情形恰恰相反，它們是次貸。
小微企業在這樣的金融背景下要想取得長足發展，困難重重。一方麵是國有企業的創新能力天然不足，最簡單的一個例子是，我國國有汽車工業合資20多年了仍然造不出一台具有自有知識產權的汽車來，是技術原因嗎？肯定不是，是國有企業的天然惰性造成的。另一方麵，在創新能力天然發達的民營企業，卻又因為缺乏金融支持，想發展而發展不了。所以，這些民營企業雖然有無數專利、創新產品，可是當這些新產品一出來遭到仿冒時，企業沒有足夠的資金和精力去各地打假。如浙江方太廚具在全國有幾十家仿冒企業，當地政府因為存在利益關係很難真正地去打擊，而各地政府之間的協調也非常困難。就這樣，許多創新型民營企業在發展初期就被侵權搞死了。
這樣一來，企業、銀行、創新之間糾纏不清的三角關係，把整個經濟折騰得夠嗆。如果銀行貸款利率能隨行就市，就沒有這麽多非法集資和民間借貸，銀行資金就會自動流到經濟效益高的行業和企業，支持企業技術創新，推動經濟一波波地向更高層次發展。
不管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也不管是大中型企業還是小微企業，大家都在同一個平台上競爭，市場經濟應有的平等、競爭地位牢固地確立起來了，銀行和企業之間的苦樂不均就最大限度地消彌了。該死的企業去死掉，有生機的企業活下去，而不是大家活得都痛苦。
毫無疑問，這並不是什麽“均貧富”，而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推動經濟協調發展的原則問題，這才是真正的和諧經濟。
案例
企業為銀行打工
企業和銀行之間的苦樂不均，集中體現在財務費用過高上，以至於企業所賺的錢多半以貸款利息的名義交給銀行，成了銀行的打工仔。
所謂財務費用，是指企業為籌措資金發生的各項費用，可以簡單地理解為銀行貸款利息。財務費用高低雖然不能用來全麵衡量企業效益，卻會直接關係到企業利潤。如果單看某個企業還不足以全麵了解這一點的話，那麽從大範圍來考察，就能清楚地看出這種苦樂不均了。
研究表明，2010年上半年我國A股市場上有可比性的2232家上市公司（不含金融股）的財務費用合計為776.80億元，2011年同期上升到876.65億元，2012年上半年飆升到1402.43億元，同比增長60%。隨之而來的是，這2232家上市公司2012年中期的營業收入卻隻有同比增長8.77%，淨利潤更是下跌了0.27%！
由此可見，微弱的營業收入增長在高達六成的財務費用增長下，已經被銷蝕殆盡。尤其是可以看出，這些上市公司中資產份額越大的企業財務費用也越高，因為這表明這些企業在規模擴張中更多地依賴了銀行借款，導致資金成本不斷增加、銀行利息同比上升。歸根結底，還在於企業融資嚴重依賴銀行貸款，而不是股權結構變動。
不過，這一結論並不代表著小微企業的形勢就有好轉。在同期的中小企業板上，具有同期數據可比性的560家上市公司中，有346家公司2012年的中報顯示其財務費用比上年同期有不同程度增加，比例高達62.3%。而在這560家企業中，財務費用合計比上年同期增加46.24%，隨之而來的是同期淨利潤卻下降了12.61%。由此可見，小企業的財務費用增加幅度雖然要小一些，但淨利潤的下降更嚴重。
有一點是明確的：幾乎所有企業的債務融資利率都高於GDP增長速度，這意味著企業所借債務的投資回報無法彌補債務成本。說穿了就是，這種借債在經濟上是不合算的，但又不得不借，否則經營形勢會更加不樂觀，甚至無法正常維持下去。[2]
2012年5月，一份名為《當前石化、鋼鐵行業企業經營中的突出問題和政策建議》的報告，引起中央高層的重視和批示。隨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部委聯合成立了國務院調研組在全國展開調查。
調查認為，“一些商業銀行收費種類複雜、名目繁多，少則幾十項，多者數百項。這些收費項目絕大部分由各商業銀行總行製定，隻須報經專業監管部門備案即可收取。”這些亂收費項目不僅包括繼續收取明令禁止的收費項目，也包括借貸款之際的強製收費。例如，某支行在審核發放個人貸款中的強製收費，僅僅在2011年1月至2012年2月期間就違規收取個人融資顧問費100多萬元。[3]
1 鞠靖：《市長不是城市的老板》，載《南方周末》，2012年10月4日。
2 安卓：《財務費用高企銷蝕上市公司利潤，融資利率倒掛亟待緩解》，載《第一財經日報》，2012年9月25日。
3 張向東：《鋼鐵石化業財務費用大漲超30%，淪為替銀行打工》，載《經濟觀察報》，2012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