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倆,都是黨的總書記的兒子、中央委員,在鬥爭最嚴峻時候,他們毫不猶豫地服從組織需要,去工作、去戰鬥……一年間,他們相繼犧牲,年僅27和28歲。
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就是在那沒有經驗的曆史時刻,依靠從血的教訓中跌倒了再爬起來、爬起來再奮鬥、奮鬥中犧牲了再爬起來的精神,書寫了人類絕無僅有的悲壯史。
大革命時期,僅江浙兩省所犧牲的省委書記多達十幾位,平均年齡不到28歲……
我們當今的人批評起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和黨所犯的錯誤時,常表現得似乎很“聰明”、很有“經驗”,遠離曆史環境和當時的各種因素與條件而口出輕言,亂點江山。這其實是一種非常幼稚和無知的行為。隻要簡單地想一想:當年一個隻有幾十人、幾百人、幾千人的小政黨,麵對的卻是幾十萬、幾百萬強大的敵人和早已建立的舊政權,以及整個舊世界,這種情況下你能所為嗎?你能一向正確嗎?
誰沒在年輕時犯過錯,跌過跤?黨也同樣。
“大革命”失敗的30年後,周恩來有一段非常中肯而客觀的話,他說:“武裝起義是成功的,但當時經驗不足,不會領導”,“當時租界還有帝國主義……我們年輕,青年人又瞧不起他,認為帝國主義算得了什麽?”而“蔣介石軍隊的軍官比我們年紀大一些,經驗比我們多一些”,“結果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勾結起來搞我們”,“我們又沒有準備”。所以周恩來總結曆史教訓後指出:“那時候,按理應該把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如果我們工人武裝和農民結合起來,無論如何是可以保持力量的。”
加之黨的最高領導人陳獨秀在關鍵時刻所犯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共產國際獨斷專橫的不符合中國國情的指揮,造成無數革命者流血犧牲、年輕的中國共產黨損失巨大的慘痛後果。
血鑄的教訓,也因此成為了黨和革命者不可另行選擇的一種曆史必然。
但,革命前輩和先烈們從來沒有猶豫和動搖過前進的腳步——
“四一二”血潮仍在湍急之際的1927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即派李立三、陳延年和聶榮臻到上海。之後連續兩天的緊急會議,解決的是上海革命形勢的問題。縱觀黨的初級時期,一次革命的失敗或遇挫折後,中央會立即進行班子重組和總結經驗教訓,這種雷厲風行的作風,值得重視。
顯然,中央派李立三、陳延年、聶榮臻和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等大員來上海,是有重要考慮的:李立三是中國工會委員長出身,上海是工人最多的地方,而工人是武裝起義和革命事業的主力軍,關鍵時刻,需要李立三這樣的內行領導;陳延年是總書記陳獨秀的公子,在國民革命中心地帶的廣東省就是位傑出的領導者,並曾與周恩來並肩戰鬥過,在革命最艱苦的時刻,身為總書記的陳獨秀派出自己的兒子到最困難的地方工作,也足見他的胸懷與內心的緊迫性;聶榮臻的出現,同樣是因為考慮軍事鬥爭和武裝起義的需要;維經斯基我們在前麵已經提到過,作為共產國際的代表和組建中共的主要聯絡人,他也被派到上海來的目的顯然是起指導作用。即便如此,這些“有經驗”的中央新派來的大員,其實也都是些二十幾歲的年輕同誌。而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他們在中共內部已經是“老資格”的骨幹了!
上海是中國共產黨建黨地,城市武裝鬥爭的中心地,現在又是蔣介石反革命鎮壓共產黨的最嚴重地……幾種客觀情況,迫使中國共產黨人高度重視和全力以赴投入這裏的工作。
根據《中央關於滬區工作的決議案》精神,在上海成立了由李立三、陳延年、趙世炎、周恩來和維經斯基組成的特務委員會,領導上海工作。
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地,中央機關從成立之後一直在上海,大革命開始後,總書記陳獨秀有一段時間把中央機關帶到了武漢,但上海仍然是黨的革命工作的重中之重的地方。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最初設立了兩個地委,一是上海,二是北京。北京由李大釗負責,上海其實就是在總書記陳獨秀兼任負責下展開工作。此間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鄧中夏、惲代英等等,都曾擔任過上海地委的領導工作。而上海的工作範圍,不僅僅是上海市區,主要還負責現在的江浙兩省,還包括了安徽省。江浙一直是以上海為中心的革命中心範圍,早期中共領導人中的江浙人士也特別多,江浙人中浙江籍的則多於江蘇籍的,這與陳望道、沈雁冰等共產黨創建人的存在有關。前文我們講到了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帶出來的一大批優秀革命者,後來都成了中共上海地區的黨的骨幹和領導者。當然,江蘇因為有“常州三傑”(張太雷、惲代英和瞿秋白)的相繼湧現,使得一批江蘇青年和上海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這種“一人帶地區”的革命現象,在湖南、廣東、北京、山東、湖北都曾有過,是中國革命史上的一筆特殊財富。
上海無疑是這種現象中最耀眼的一個“中心”級的存在。這與這個偉大城市在中國的影響力和分量有關。無產階級革命是以工人階級以及它的先鋒隊為主體隊伍所匯成的曆史潮流。
李立三、陳延年、聶榮臻和維經斯基到達上海,一方麵是中央對上海工作的高度重視,另一方麵顯然對上海前期工作不盡人意的地方持一定的批評。後來我們知道,“特務委員會”成立到周恩來、羅亦農在一個多月後相繼離開上海,到武漢參加中共“五大”,其實是對“上海領導班子”的一次大調整。在早期的中共曆史上,這種“班子”大調整,是隨著革命形勢的變化而變化,有時甚至一兩個月或者更短的時間就會對一個地區的黨的負責人進行調整,這既是革命需要,又是當時太缺少領導骨幹所致。再者,複雜而殘酷的革命實踐,每時每刻都在考驗和檢驗每一個革命領導者的能力——你領導一個地方的革命成功了,有可能第二天就奔赴到新崗位,而在新的崗位上你有可能失敗了,因此又被調到另一個地方;甚至今天你是小區委幹部,明天你可能就是省委,甚或是中央某一方麵的負責人了,而沒幾天你又可能什麽都不是了,因為你又失敗了……這種特殊時期的特殊情況,其實既是黨建設初期的實際情況與無奈之舉,同時也深刻而嚴峻地考驗著每一個共產黨人。讓我感到特別敬佩的是,絕大多數共產黨人在黨的決定麵前,都沒有怨言,無條件的服從,許多同誌去年可能還是黨的核心領導,今年就成了一個最基層黨組織的小負責人,鄧中夏、惲代英,甚至周恩來、毛澤東、鄧小平、劉少奇等等,都有過這樣的經曆。然而他們對黨和革命事業仍然赤膽忠心……
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特殊品質。因為這種品質,所以在革命征程中,才有那麽多革命群眾和黨員跟隨在他們身後,前赴後繼,英勇奮戰。
“四一二”後的形勢,極其嚴峻,共產黨人的活動必須完全進入地下,黨的組織遭受的打擊幾乎也是毀滅性的。上海的共產黨員從8111人驟減到1221人,上海總工會領導下的工會會員由82萬人減至28萬人。
上海所在地區的中共組織麵臨前所未有的困難。然而黨中央和上海地區的黨組織仍在艱難而緊張地戰鬥著,盡管此時機關在武漢的黨的最高機構內部,陳獨秀和黨內不同意見幾乎每次會議上都在爭吵不休,但中央派遣到上海方麵的黨的領導者李立三、陳延年等仍在積極恢複殘存的組織力量。
李立三此時開始站在革命鬥爭的前列。之後的“立三路線”與他身處革命最前沿所要作出的選擇或許多少有關。這是後話。
我們來看陳延年吧——
這位此時年僅28歲的中共上海地區領導,之前是接替周恩來的位置任廣東區委書記。有關陳延年的事跡在黨史上記載很少,這與他是陳獨秀的兒子有關,因為關於陳獨秀到底是個什麽樣的人,過去幾十年一直是模糊的,而現在已經給予這位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和幾任總書記的陳獨秀以公平的評價了,於是我們也就可以對他的兒子作出客觀評價,包括他的小兒子陳喬年。
早年參與建黨的老同誌與陳延年有過共事,大家對這位“陳公子”印象十分的好,都說“勝父三倍”,可見陳延年的能力與為人。其父陳獨秀憑借著淵博的知識和“五四運動”旗手及中共創始人等頭銜,理所當然威望很高,但陳獨秀脾氣粗暴又獨斷,而且在黨內喜歡擺“老頭子”架子,與下麵的人相處不太融洽。相比之下,陳延年既沒有“陳公子”的架子,而且還與“靠嘴皮子吃飯”的父親個性相反——是個做事的實幹家,這一點讓黨內同誌十分喜歡和欣賞。在接替到黃埔軍校任職的周恩來出任廣東區委書記時,陳延年一開始由於不會講廣東話,接近工人和農民有些困難。於是他除了努力在語言上攻克難關外,還積極投身到工人中去,經常與人力車工人一起躬著身子拉車。當時的香港《工商日報》為了詆毀共產黨人,曾就此事發過新聞,譏笑共產黨的幹部當“車夫”。陳延年知道後,不僅沒生氣,反而非常高興,他對身邊的革命同誌說,共產黨人當車夫,這不是恥辱,而是十分光榮的事,因為我們是勞動人民的政黨,這有什麽不好呢?
陳延年1924年從蘇聯回國,接受黨的安排,到了廣東從事革命工作。當時廣州是大革命時期的革命中心,然而也是革命鬥爭最複雜的地方,陳延年接替周恩來出任區委書記職務時,才隻有二十四五歲,卻要領導廣東省這樣一個黨的工作重鎮,責任和擔子無疑非常重。而他很快打開局麵,在主持工作不到兩年內,發展黨員人數從過去的幾百人,猛增到五千多人,占當時全國黨員總數的38%,僅此就很能說明陳延年的工作能力,因為那個時候動員和挑選優秀的進步分子入黨,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風險和細致的工作並存。
在中共黨史上留下重重一筆又最令早期廣東地區黨內同誌難忘的是,在上海爆發“五卅”反帝運動時,廣東聲援上海的省港大罷工曆時16個月,是中國工運乃至國際工人運動中的輝煌篇章,而這正是他陳延年任廣東區委書記時與蘇兆征、鄧中夏和周恩來等一起領導的結果,作為區委書記,陳延年在其中的功勞可稱數一數二。
這與後來陳延年能夠被推薦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有直接關係——他並非靠“總書記”的老子資本,而且陳延年也最不願借父親陳獨秀的任何光而在黨內獲取一絲政治資本。
這一點,陳獨秀做得也非常好,他在這方麵的原則性異常強,不可能讓兒子沾他半點光。
陳延年及弟弟陳喬年,從出生到犧牲的二十幾年裏,幾乎沒有沾過父親的一點“榮光”,相反,伴隨他們的常常是無盡的艱苦和一次次的危險……
陳延年和弟弟陳喬年從小都在老家安徽安慶生活。在1915年父親從日本回國後,全家人才搬到上海,居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誼裏21號一樓一底磚木結構小樓裏。那個時候,陳獨秀家的生活並不好過,其妻高君曼女士患病嚴重,身邊又有兩個十來歲的兒子,最主要的是陳獨秀很不“安分”,一心忙著辦雜誌,可又沒錢,雖然有朋友幫忙,但全家生活仍十分艱難。這一年,一本由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橫空出世,給中國革命前途帶來無限光明,可對陳家兩“小子”的生活和學習一點幫助也沒有,相反陳延年隻能帶著弟弟一邊上學,一邊打工去以維持生計和交學費,常常處在半饑半飽狀態,而且他們還要照顧有病的母親。但即便如此,陳延年仍然如饑似渴地閱讀著各類新書刊,包括父親編的《新青年》。父親陳獨秀在家裏也很有些家長式的霸道,兒子們既怕他,又有些恨他,但“老子”的文章卻又被兒子偷偷地喜歡。比如《新青年》上的創刊詞,“青年如初春,如朝陽,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雲雲,陳延年讀得熱血沸騰。因為喜歡法文,陳延年的法文功底很好,於是在“五四”運動之後,留法勤工儉學浪潮在全國迅速掀起之時,陳延年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父親。陳獨秀馬上答應:“好啊,這個我非常支持!”作為建黨領袖和正在幫助一批批青年幹部往歐洲輸送的陳獨秀,這回對兒子的運動是真心實意,並且在陳延年提出帶弟弟一起去時他略深思了一下,便點點頭:“也好,你們一起去、一起回,相互有個照應,留在我身邊反而不是良策……”
於是1921年初,21歲的陳延年,帶著19歲的弟弟陳喬年,加入了浩浩****的留法隊伍,成為了蔡和森、趙世炎和周恩來等同齡革命青年隊伍中的一員。
1922年,陳延年同周恩來、趙世炎一起在旅歐勤工儉學學生中創建了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國少年共產黨)。這年秋天,他經法共黨員、後成為越南共產黨領袖的胡誌明(當時叫阮愛國)介紹加入了法國共產黨。不久,中國共產黨正式承認原旅歐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及加入法共的同誌為中國共產黨員,並組成中共旅歐支部,陳延年是這個支部的領導成員。他弟弟陳喬年也是這個“少共”的成員。1923年,遵照中共中央指令,陳氏兄弟等12名中國青年黨員由法國轉赴蘇聯,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經驗,此時的陳延年和弟弟都已經是中國青年革命者中的佼佼者了。
1924年夏,陳延年比弟弟陳喬年早半年回到祖國,在上海隻停留了半個月,就被派到廣東工作,從此開始真正的革命實踐,一直到他犧牲。
1927年,由於“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革命形勢墜入低潮,陳延年被中央從廣東緊急調到上海,前後不出三個月他就壯烈犧牲了。這是十分可惜的一件事。
我們無法想象,這位“比老子強三倍”的中共總書記的兒子,如果在革命征程中一直活到新中國成立,該是一位什麽樣的人物啊!或者如果不是因為長期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之風,他陳延年包括他弟弟怎麽可能不被一代又一代的國人所熟知和崇敬呢?
陳延年是1927年4月15日秘密回到上海的,到7月4日他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於龍華,前後不到三個月時間,這也許是他本人絕對沒有想到的。然而作為革命者,他陳延年也可能早就想到了,因為他作為新派到上海的中共上海地區的負責人之一,每天都看到和聽說自己的戰友和同胞,被敵人一個個甚至一批批的殺害……他自然也會想到自己隨時可能拋頭顱、灑鮮血於上海灘上。
然而陳延年的被捕和犧牲來得太突然,太慘烈!
4月16日至18日上海成立李立三為首的“特務委員會”,5月份周恩來、羅亦農等離開上海到武漢參加“五大”之後,留在上海的陳延年實際上一直在負責上海地區對付國民黨反動勢力瘋狂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者最黑暗的那些日子。原先黨組織和工會組織不是骨幹分子被殺害了,就是斷了聯絡線;中央機關和黨組織的辦公與聯絡點也被破壞得七零八落,殘存的一些地方,又每時每刻處在危險之中。而陳延年作為中共在上海的主要負責人,他還必須天天去處理已經和即將可能處在危險之中的應急事,同時還要把斷了線的黨員和組織聯絡起來,這種工作之複雜和危險性不言而喻。有一次陳延年發現,在一條街上,竟然有好幾個黨的組織機構,這是非常不安全的,於是他立即著手調整和重新安排新的地方,這對人生地不熟的陳延年來說,都是些難事,他需要找熟悉的同誌去幫助處理,而此刻許多黨員和黨的幹部正處在被國民黨反動派追殺階段,陳延年稍有不慎,便可能會落入敵人的魔掌之中。
這一天終於來了:
1927年6月26日上午,根據中央新的指示精神,中共江蘇省委作出調整,任命陳延年出任江蘇省委書記。會議將由中央派來的王若飛(中共革命先驅之一,陳延年留法同學,1946年飛機失事犧牲)宣布任命。會議在北四川路施高塔路恒豐裏114號(今陰山路恒豐裏91號)召開。在會議期間,獲悉經常到省委機關送信的交通員被捕了,王若飛非常警惕,快速講完話後,便宣布了會議結束。
下午三點左右,新任省委書記陳延年因為擔心省委機關的安全,就和省委其他負責人郭伯和(烈士)、黃競西(烈士)、韓步先(秘書長、後當叛徒)等回到恒豐裏,幾個人先在外麵觀察了一下,似乎沒有任何動靜,便進了省委機關的91號兩層小樓,並在上麵開始討論和研究起工作來。可就在之後半小時左右,來了一批反動軍警,將他們團團包圍。“快跳窗!”陳延年為了掩護其他同誌脫險,自己搬起桌椅作武器,與衝入房內的敵人展開搏鬥……最後寡不敵眾而不幸被捕。
陳獨秀的兒子被捕了,這在中共和國民黨方麵都是“驚天新聞”!中共組織和陳獨秀的好友都在努力營救,然而蔣介石的條件十分苛刻:既要陳延年“脫黨”,更要陳獨秀低頭。這兩個條件對陳氏父親而言,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7月6日陳延年被敵人秘密殺害於上海龍華刑場,時年28歲。
與陳延年一起犧牲的是同時被捕的江蘇省委常委郭伯和和黃競西,秘書長韓步先成了可恥叛徒。郭伯和在前麵已經介紹過。黃競西比陳延年大兩歲,江蘇江都人,這位商人出身的革命者,早先參加了國民黨,後在惲代英和劉重民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國共合作時期的1925年黃競西被推薦為國民黨江蘇省部執委後,羅亦農調他到上海工作。第三次武裝起義前,黃競西不顧反動軍警在大街上亂殺行人的危險,裝扮成商人,帶著裝成闊太太的妻子,經常利用自己駕的小汽車或黃包車來運送武器和彈藥,因此他被同誌們稱為“地下運輸隊長”。1927年4月初,他冒著極大風險跟著侯紹裘到了南京,從事沒有公開身份的地下工作。“四一○”慘案發生前,侯紹裘委托黃競西回上海向黨組織報告南京形勢。回到上海的黃競西,趕上“四一二”大屠殺。根據黨的指示,由他代理已經犧牲的侯紹裘,主持重組的國民黨江蘇黨部工作。那是一段腥風血雨的日子,黃競西帶著妻子孩子和陳延年一家住在一起,倆人和兩家親密無間。懷有共同的理想,身為同一條戰壕裏的戰友,他們於是也有了同一天被捕和同一天遇害的經過。據後來敵人的軍警說,當時他們在抓捕陳延年、郭伯和與黃競西時,三人與敵軍拚殺了一個多小時,最後在筋疲力盡、頭破血流的情況下才被捕了。獄中的黃競西,任憑**和嚴刑拷打,始終沒有動搖他堅守的革命信仰。6月29日晚,黃競西在肮髒昏暗的牢房裏,給愛妻、母親和同誌們寫下遺書說:“我終覺得死於今,比死於昔,使人們可覺悟中國是需要繼續革命的,我之死也無遺恨”,“……死是一快樂事,尤其是為革命的”,望同誌們“繼續前進,萬勿灰心”。
陳延年、郭伯和、黃競西三烈士死得其所,死得讓刑場上槍殺他們的敵人都膽顫。這是真正革命者的本色。
讓我們感到異常惋惜的是,時隔不到一年,陳延年的弟弟陳喬年在出任中共江蘇省委領導要職沒多少天也英勇犧牲,這是中共曆史上少有的悲劇,也是大革命失敗之後,中國共產黨所經曆的一段最黑暗的歲月。
悲劇出在黨的總書記陳獨秀身上,這更令人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