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喬年比哥哥陳延年小兩歲,也是陳獨秀比較喜歡的小兒子。13歲到上海後,也許是基礎差和“心滋愛意”,陳獨秀自己親自教喬年功課。但後來喬年跟著哥哥到了法國和俄國,一直到1925年回國,陳獨秀幾乎沒有管過他的兩個兒子——當然,作為總書記的他,陳獨秀確實把自己的多數精力放在了黨的事業上。那是個複雜而多變的時代,弱小的政黨和個性強大的陳獨秀之間本身就是一種自我的不平衡,而他受到的內外批評與打擊,幾乎常常使他窒息。北伐戰爭開始之前,陳獨秀與李大釗多次商議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的合作與改造工程,幾乎快要獲得完勝時,孫中山突然去世,骨子裏反對共產黨的野心家蔣介石篡奪了大權;陳獨秀以為可以假借汪精衛的力量製衡蔣介石的野心,但是很快汪精衛又叛變了革命,陳獨秀瞬間無回天之力;當他再想尋找抗衡國民黨的反對勢力時,他得到黨內同誌們的批評,已經沒人再顧及他“老頭子”的麵子了。南京的“四一○慘案”和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相繼發生後,陳獨秀在上海的寓所和中共中央的機關幾乎全部被蔣介石的打手們砸碎和破壞,剛剛搬到武漢的中央機關又在一夜間被汪精衛出賣了……
這還不是根本的。根本的是他一手創建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一下成了舊軍閥和新軍閥共同屠殺的對象,那慘遭殘害的情形和一份份血的報告,讓陳獨秀“徹夜不眠”,“悲歌長哭”。也就在這個時候,他的長子陳延年也出現在長長的犧牲了的共產黨骨幹名單之列。而在這些長長的名單中,陳獨秀最痛心的是失去了與他一起建黨的李大釗,而且李大釗比多數同誌犧牲得還早些,是1927年4月6日被奉係軍閥張作霖勾結帝國主義所殺害的,與李大釗一起在北京被處絞刑的還有另19名革命者。
“不能因為反動派今天絞死了我,就絞死了偉大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在中國必然得到光輝的勝利!”這是李大釗在刑場前的慷慨陳詞。
陳獨秀與李大釗可謂是共產主義道路上的革命者中最親密也是最早的一對並肩戰鬥的戰友。所以在二兒子陳喬年回國後,陳獨秀和中共中央就派陳喬年到李大釗領導的中共北京地區擔任組織部長,那時陳喬年才23歲。
陳喬年雖然年輕,但他的能力和素質,讓他能夠像趙世炎一樣,成為了李大釗的左膀右臂,為發展北方革命力量作出了卓越貢獻。1926年召開的中共“六大”上,24歲的陳喬年被選為中央委員,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代理不在任的部長李維漢主持日常工作。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當時的形勢和黨內的情況,召開了一次特別重要的會議,批判和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並將陳獨秀從黨的領導崗位上撤了下來,重新選舉了以瞿秋白為首的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毛澤東在此次會議上提出了“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這一重要革命論斷。作為黨的年輕一代代表,陳喬年在此次會上也毫不留情地對父親陳獨秀的錯誤進行了深刻批判,贏得黨內同誌的好評。
從1921年初在上海籌建中國共產黨,到此之前的七年時間裏,陳獨秀一直是中共的領袖和中心人物;在此次“八七”會議之後,他在黨內的影響力從此日益消失。而他的二兒子陳喬年在此次會後,被派到上海,出任江蘇省省委組織部長。這個時間,也就是1927年底或1928年初。
陳喬年到上海出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長時,省委書記是王若飛。在王若飛任書記之前的江蘇省委已經更迭了四任書記,第一任書記陳延年,上任第一天就被捕並在一個多星期後被敵人殺害。趙世炎馬上接任陳延年的江蘇省委書記一職,哪知沒出一個星期時間,與陳延年等一起被捕的原省委秘書長韓步先就把趙世炎出賣了,17天後趙世炎又被敵人殺害,與陳延年被害差半個來月。
在上海的江蘇省委,一直是中共中央最重要的地方組織,它不僅包含了上海地區及周邊地區的黨的工作範圍,而且還延伸到國民黨蔣介石的老巢——南京的地下黨的工作。所以江蘇省委一旦出事,中共中央立即派出大員接任。趙世炎被捕和犧牲後,王若飛接任一段時間任代理書記。
1927年8月,鄧中夏出任江蘇省委書記。王若飛、項英(烈士,中共早期重要領導者,新四軍政委。1941年犧牲,時年43歲,骨灰安葬於上海龍華烈士紀念館)、陳喬年、何孟雄(烈士,中共早期重要領導者,後文有專門敘述他事跡)、劉伯堅(烈士,與陳喬年、周恩來等在法國組織成立“中國少共”。1935年犧牲,時年45歲)等任常委。
1928年1月,鄧中夏又被調任到廣東省任書記。這時,項英擔任代理江蘇省委書記,陳喬年是組織部長(他犧牲後由康生接任),宣傳部長是王若飛,軍事部長李富春(之後是何孟雄、彭湃接任)。(彭湃,烈士,農民革命領袖,1929年犧牲於上海龍華,時年33歲。)
作為新任省委組織部長的陳喬年,在省委處於連續癱瘓和半癱瘓狀態的極端困難環境下,他不顧個人安危,出生入死,與敵人巧妙周旋,深入到鬥爭一線,秘密聯係和恢複組織,使江蘇省委機關和管轄地區的黨組織獲得重新開展工作的條件。然而不幸的是,就在這個時候,1928年2月16日陳喬年正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繡女校秘密召開各區委組織部長會議時,由於叛徒的告密,敵人將會場團團包圍,陳喬年和數位幹部被捕,江蘇省委機關又一次遭受慘重破壞……
陳喬年被捕後第二天就被押解到上海龍華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看守所,進這裏的“要犯”,基本上沒有出得去的。陳喬年的命運與他哥哥一樣,先是被敵人嚴刑逼供,勸其投降脫黨,而這一切對陳喬年來說並不起作用,所以等待他的結果便是為革命壯烈犧牲。
1928年6月初的一個夜裏,上海楓林橋畔,又響起一陣恐怖的槍聲,這一次倒在敵人槍口下的是26歲的中共中央委員、江蘇省委組織部長陳喬年。與他一起被敵人槍決的還有兩位烈士(江蘇省委常委):鄭覆他(浙江諸暨人,曾任上海總工會主席委員長,犧牲時25歲)、許白昊(犧牲時32歲,中共“二大”、“五大”代表,曾任中央監察委員,著名工運領袖,湖北人)。
兩個兒子前後被國民黨殺害的噩耗,應該都會傳到陳獨秀耳裏,那麽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締造者,他陳獨秀的心境如何悲切,我不曾看到這方麵的記載,然而作為一位父親,一位一腔熱血獻給共產主義事業的大學者、無產階級領袖人物的陳獨秀,我想他內心的悲慟肯定是他人無法想象的。
陳獨秀當初把延年、喬年兩個最優秀的兒子送到法國和俄國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那一刻,大概是作過這方麵的準備的,要不然他不會在兒子回國後又把他們一個放在廣州、一個放在北方,最後又在革命緊急關頭調他們到每天都有可能倒在敵人屠刀下的上海和江蘇省委的崗位上……
革命者之苦,是一種意誌和信仰的淬火;不是肉體的,但肉體之苦、之痛仍然少不了;是精神的,然而精神之苦靠什麽去克服呢?依然是另一種精神。而在事業需要與個人的精神痛苦之間,選擇本身就是一種割肉、裂心、斷腸與粉碎精神本身的巨大的撕裂之痛。
外人都知道,陳獨秀對延年、喬年兩兄弟要求十分嚴,甚至嚴到不可思議。陳延年和陳喬年是陳獨秀第一任妻子所生,兩兄弟到上海後,先跟“後媽”(也是延年、喬年的姨媽)生活,但陳獨秀不讓兄弟二人在家過平穩日子,非逼他們“獨立自主”。於是兩兄弟生活完全靠自己打工糊口,有了上頓無下頓。陳獨秀的妻子實在看不下去,要接兄弟二人回家住,被陳獨秀喝住,並斥道:“婦人之仁,徒賊子弟,雖是善意,反生惡果。少年人生,聽他自創前途可也!”陳獨秀由此也被外人包括同誌稱為“父子情薄之人”。
可,天下父母之心,哪個父親不愛自己的兒子?尤其是對兩位既是兒子、又是重要的革命同誌而言,作為中國共產黨領袖的陳獨秀,他怎可能不為失去正在風華正茂年齡的兩位兒子而悲痛呢?
據史料記載,當年延年和喬年兩個兒子犧牲時,年近五十的陳獨秀悲切異常,常默默落淚。不幸的事,又接連發生:其大女兒陳玉瑩和小兒子陳鬆年連續兩次去給延年和喬年收屍及處理後事,過度悲痛與刺激又讓大女兒陳玉瑩患精神疾病後自殺……
不多久的1929年11月,陳獨秀又因為“中東路事件”發生不同意見,結果被開除出黨。這個“中東路事件”說的是共產國際遠東局從一開始就明確要求中共中央要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並組織大規模的反對國民黨和擁護蘇聯的群眾示威。對此中共中央毫不猶豫地做出了積極響應。但陳獨秀認為不能簡單地按共產國際意見執行,不能片麵地提出“擁護蘇聯”和“簡單地認為廣大群眾認同蘇聯是中國解放的朋友”等觀點,為此他專門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鑒於當時中共中央對共產國際的“絕對服從”的條件,所以中共中央立即作出決定,開除了陳獨秀的黨籍。
從此,陳氏一家三位在中國共產黨黨內的重要人物全部從中共隊伍中消失……曆史無情,革命尚須犧牲,這大概就是一個政黨必須經曆的苦難過程吧!
嗚呼!革命者之殤也。
關於陳獨秀和他所犯的錯誤,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曾著文指出:“被看作陳獨秀犯嚴重右傾錯誤標誌的對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等問題上的讓步,還有對蔣介石、汪精衛等的依賴,以及不重視黨直接掌握武裝的思想等,都是受共產國際的重大影響。”因此,背上陳獨秀身上的問題,“共產國際、聯共(布)及其駐華代表對中國大革命所受的嚴重挫折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另一位黨史專家早在1991年《學術月刊》第11期上就這樣指出:“陳獨秀的一生,如果從他1911年參加反清運動算起,到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他已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奮鬥了整整27個春秋,作出了比他的前輩同輩都要多得多的貢獻!”
在講陳獨秀這兩個兒子的犧牲過程時,我們會發現:陳延年、陳喬年皆是在赴任江蘇省委負責人的崗位時犧牲的!這是為什麽?今天的多數黨員和廣大年輕人是不會明白的,因為在1927年前後,尤其是在蔣介石反動集團製造“四一○”、“四一二”事件後的那幾年裏,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和與中央機關同在上海的江蘇省委,受到的破壞是空前絕後的,且不說中央機關多次險些遭受毀滅性的破壞,江蘇省委受到的破壞則是當時全國省區級黨組織中最嚴重的一個,而江蘇省委與黨中央機關及幹部上的交叉,又使得江蘇省委幾乎成為反革命勢力最瘋狂襲擊的主要對象。敵人也清醒,如果要把中國共產黨徹底“鏟除”和“端掉”,那麽搗毀和消滅江蘇省委就等於是打在蛇的“七寸”上——蔣介石不止一次對他的親信這樣說。
從行政管轄和當時黨的管理體係來看,上海又一直屬於江蘇省管轄地,而中國共產黨從成立後也基本套用了這種管轄體係。我們從黨史的發展脈絡上可以對此看得清楚——
1921年中共成立後到1924年4月,江浙一帶乃至整個華東地區的黨組織,隻有一個“上海地委兼區委”。這個“上海地委兼區委”下麵主要是上海地區的組織,外管南京的兩個黨小組:一是南京黨小組,一是浦鎮黨小組(該小組負責人是上麵曾經提到的王荷波烈士)。
1925年8月前,上海區委撤銷,直接就是“上海地委”。到1927年6月,上海區委又改為“江浙區委”,並召開了代表大會,這也算作是“江蘇省委”和“浙江省委”成立的最初始點,管轄範圍仍與原“上海區委”無異。中央指定的第一任“書記”叫尹寬,一個多月後改由王一飛任書記,又過三個月後改由羅亦農任書記,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創建者汪壽華(又名何鬆林)、莊文恭、李立三、劉重民等任常委;後由趙世炎擔任江浙區委書記,謝文錦、沈雁冰(茅盾)、侯紹裘、郭伯和、楊之華(瞿秋白夫人)等進入省委班子。
1927年初,羅亦農又擔任了幾個月的書記,一直到陳延年接他班的該年5月份。
也就是在這一年,江浙區委再分開成立江蘇省委和浙江省委。江蘇省委仍然管轄上海周邊地區的黨組織,而上海本身又獨立成為“上海中央局”,由中央直管。江蘇省委其實仍然是中央直管和重點管的省委,因為客觀上中央機關和“上海中央局”,與江蘇省委關係太近,許多革命工作實施,其實是由江蘇省委來完成的,比如組織工人罷工、學生遊行、上海罷市等,皆離不開江蘇省委。
在今天的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紀念館和上海龍華革命烈士紀念館內,我看到的許多英烈就是當年“上海區委”(或上海地委)的黨員和江蘇省委所犧牲的黨員,這些組織在大革命失敗後慘遭破壞,損失嚴重,無數革命者犧牲在那個年代。
“四一○”、“四一二”之後的一段時間,蔣介石反動派對共產黨人和革命者所采取的措施,就是“殺”!抓住後隻要證明你與“共產黨”和“革命”有關,便是殺。按照蔣介石他們的說法,就是“寧可錯殺一百,也不能漏掉一個”。正是在這種意識的指導下,反動派對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的暴行變得瘋狂而野蠻。
共產黨的首腦機關的破壞,是敵人行動的重點。所以我們可以從江蘇省委的屢次破壞和更換省委主要領導的頻繁過程中,看到鬥爭的嚴酷性:
陳延年1927年6月底剛上任的第一天就被捕,到犧牲才不足十天;之後趙世炎代理省委書記,不到一個月又再次被捕並犧牲;王若飛在趙世炎被捕和犧牲後出任臨時省委書記。
一個月後的1927年8月,中央任命鄧中夏出任江蘇省委書記。在這個省委的名單中,有鄧中夏、王若飛、劉伯堅、鄭覆他、華少峰、袁達時、項英、李富春、徐炳根和陳喬年。這11人中,後來成為革命烈士的有鄧中夏、王若飛、劉伯堅、鄭覆他、項英、陳喬年,而這6名同誌都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重要領導者。除了劉伯堅外,其餘人在前麵多少已經介紹過。
我們今天的共產黨人都比較熟悉軍事家劉伯承,而並不太知道還有一位名字與其接近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劉伯堅。劉伯堅與劉伯承在血緣上沒有什麽關係,隻是他們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劉伯承元帥比劉伯堅大3歲,都是四川人,前者是開縣人,後者是平昌人。劉伯承參加革命和武裝鬥爭的經曆要比劉伯堅早些,但出國學軍事則比劉伯堅晚。劉伯承是1927年被黨派到莫斯科蘇聯軍事大學去學習軍事,後來回國後一直是軍事指揮家,直到元帥。劉伯堅則是1921年就去法國的中國勤工儉學的留學生,在那個時候他走上了革命道路。l926年劉伯堅回國,接受黨的安排到了江蘇省委,化名為“王大年”,任宣傳部長,不久他的職務由李富春接替,而他被派往國民黨的西北軍任總政治部主任,使該軍積極配合北伐軍而致力於革命。大革命失敗後,劉伯堅去蘇聯軍政大學學習。l930年回國後,他出任中央軍委秘書長和中華蘇維共和國政府執行委員,1931年領導和指揮了寧都起義,任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紅軍主力北上抗日時,他與陳毅等留守在贛南根據地堅持鬥爭。1935年劉伯堅不幸被俘,當年3月21日被敵人殺害。作為共產黨的軍事家和革命家,劉伯堅在老一代與他一起戰鬥過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中有極高的威望。
毛澤東主席在1938年為劉伯堅寫碑文時這樣題詞:“劉伯堅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優秀黨員,中國工農紅軍早期優秀將領,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我軍政治工作第一人。”
周恩來在60年代某日陪同外賓參觀“中國革命博物館”時,在劉伯堅同誌遺像前說:“他,就是我的戰友劉伯堅同誌。犧牲前寫下了《帶鐐行》等壯麗詩篇,還有較為完整的遺書手跡,為我黨留下了一分珍貴的遺產。”
同為我軍軍事家的聶榮臻元帥這樣評價劉伯堅:“伯堅同誌是留法勤工儉學時期的老黨員,著名革命家”,“伯堅和我同在法國、比利時學習、做工,並進行工人活動,以後又同在蘇聯學習。1926年他回國後並肩戰鬥於中央蘇區,關係殊深。我讀過許多詩,大多慢慢地淡忘了,唯獨伯堅的這一首《帶鐐行》始終銘記不忘。每念及此,總是勇氣倍增……”
元帥說的他特別喜歡的那首《帶鐐行》詩,是劉伯堅在監牢裏寫的。在他1935年3月4日帶傷被捕後,敵人為了慶賀抓到這樣一位共產黨高官的所謂“勝利”,同時也為了羞辱劉伯堅和共產黨的尊嚴,他們將負傷的劉伯堅帶到當地繁華的大街上遊街示眾,但劉伯堅麵對敵人的拷打和羞辱,昂首挺胸,大義凜然,表現出了共產黨人和革命軍人的堅不可摧的豪邁氣魄。當日,他寫下了一首詩,題為《帶鐐行》——
帶鐐長街行,
蹣跚複蹣跚。
市人爭矚目,
我心無愧怍。
帶鐐長街行,
鐐聲何鏗鏘。
市人皆驚訝,
我心自安詳。
帶鐐長街行,
誌氣愈軒昂。
拚作階下囚,
工農齊解放。”
我們熟悉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的《帶鐐行》就是劉伯堅的原作。我還知道一件事: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籌建時,中央排列近代英烈人物,其序是“譚嗣同、鄒容、李大釗、劉伯堅……”由此可見劉伯堅在中國革命曆史上的地位。
上世紀61年代周恩來總理陪同外賓參觀“中國革命博物館”時在劉伯堅烈士的遺像前所說的 “遺書手跡”,指的是劉伯堅在獄中寫給他妻子王叔振的兄嫂的家書。劉伯堅與王叔振是1927年在上海結的婚,之後他們因革命工作需要,聚少離多。但是劉伯堅沒有想到,在他就義之前,其妻王叔振就在福建西部遊擊區與大軍壓境的敵人英勇搏鬥中成了黨內左傾路線的犧牲品,已先他一步去了。獄中的劉伯堅根本不知道這一情況,所以懷著對親人和孩子的掛念之情,他寫信給妻子的兄嫂說:
“弟不意現在尚留人間,被押在大餘粵軍第一軍軍部。以後結果怎樣,尚不可知。弟準備犧牲,生是為中國,死亦是為中國,一切聽之而已。”
“生是為中國,死亦是為中國!”多麽氣壯山河的誓言!
妻子王叔振在犧牲前並未看到劉伯堅留給她的遺囑,而是也同她丈夫一樣,身負幼兒在槍林彈雨中與敵軍拚殺。因為自己的處境十分危險,她迫不得已將剛剛出生不到四個月的三兒子劉熊生送給了當地的一個姓黃的家庭。
劉伯堅與王叔振結婚後共生了三個兒子,大兒子劉虎生、二兒子劉豹生和三兒子劉熊生。在被捕之前,劉伯堅夫婦倆就把三個兒子分別寄養於別人家,以便自己全心全意從事革命和指揮紅軍戰鬥。在他們去往中央蘇區前,夫婦倆先將長子劉虎生送給了鳳笙大嫂,之後大兒子虎生就再也沒見過父母。年幼的虎生從小就被舅媽教育不許與別家的孩子接觸,不許跟別人說自己的家事(被敵人知道會被抓走)。1938年,虎生被黨組織找到送往延安,他才將父親生前在獄中寄給鳳笙大嫂的兩封家書(縫在貼身的衣服裏),交給了周恩來同誌。恩來同誌十分珍視,一直收藏在身邊,直到新中國成立。
二兒子劉豹生,是劉伯堅在被俘前的一次戰役中寄交他人的。因為所在的部隊走得很急,他就將劉豹生放在一個竹筐裏,他和戰士們翻山越嶺,行走於山路竹林之中,輪流挑著裝著孩子的擔子。當來到一處河邊時,劉伯堅將裝著劉豹生的竹筐交給守候在那裏的郭賤姑,對郭婆婆說:“如果我犧牲了,我這兒子就做您的孫子。”郭婆婆是當地的船戶,她為了保護劉豹生,給他改名換姓叫“鄒發生”。直到解放後,黨組織根據恩來同誌保存的劉伯堅在獄中的“家書”,才找到了他。這一年,劉豹生14歲。
因為掛心三個年幼孩子的未來,劉伯堅在生命最後時刻寫信給親人囑咐兩件事:
一、你們接我前信後必然要悲慟失常,必然要想方設法來營救我,這對於我都不須要。你們千萬不要去找於先生及鄧寶珊兄來營救我。於、鄧雖然同我個人的感情雖好,我在國外叔振在滬時還承他們殷勤照顧,並關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險,但我為中國民族爭生存爭解放與他們走的道路不同。在滬晤麵時鄧對我表同情,於說我做的事情太早。我為救中國而犯忌險,遭損害,不須要找他們來營救我,幫助我,使他們為難,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是須要把我這件小事秘密起來,不要在北方張揚使馬二先生(指馮玉祥。筆者注)知道了,做些假仁假義之事對付我,這對於我絲毫沒有好處,而隻是對我增加無限的侮辱,喪失革命的人格,至要至囑(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
二、熊兒生後一月即寄養福建新泉芷溪黃蔭胡家;豹兒今年寄養在往來瑞金、會昌、雩都、贛州這一條河的一支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羅高,廿餘歲,裁縫出身,攜帶豹兒。船老板是瑞金武陽人叫賴宏達,有五十多歲,撐了幾十年的船,人很老實,贛州的商人多半認識他。老板娘叫郭賤姑,他的兒子叫賴連章(記不清楚了),媳婦叫梁照娣(招弟),他們一家都很愛豹兒,故我寄交他們撫育。因我無錢隻給了幾個月的生活費,你們今年以內派人去找著,還不至於餓死。
我為中國革命,沒有一文錢的私產。把三個幼兒的養育都要累著諸兄嫂。我四川的家聽說已破產又被抄沒過,人口死亡殆盡,我已八年不通信了。為著中國民族就為不了家和個人,諸兄嫂明達當能了解,不致說弟這一生窮苦,是沒有用處。
諸兒受高小教育至十八歲後即入工廠做工,非到有自給的能力不要結婚,到卅歲結婚亦不為遲,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
讀劉伯堅烈士的家書,想其臨刑之人和父母雙亡的三個流落在民間的幼孩時,稍有情感的人,皆為之淒然淚下,同時也為一個革命者高尚的品質而感歎與感懷。
自“四一二”政變之後,從陳延年接任江蘇省委,到鄧中夏的這一任,才一年時間,犧牲的省委領導已近半……事實上,從1927年6月到1935年1月上旬中共江蘇省委被上海中央局命令“終止活動”的8年中,省委遭受的摧毀性破壞不下七八次(上海中央局和中央機關共遭受嚴重破壞8次),在這過程中,至少又有十多位省級領導犧牲,而他們在當時都是我們黨最傑出的一批精英和領袖級人物。有時我常常會有這樣的設想:假若這些人沒有在那個年代犧牲的話,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後他們會是些什麽崗位上的領導呢?
曆史無法設想。設想不可能成為曆史。我們在今天隻能以崇敬的心情去仰望這些閃耀在天際的眾星——
羅登賢,1929年1月至8月任江蘇省委書記,1928年任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也是中共“六大”的政治局委員,犧牲時隻有28歲。我估計今天的絕大多數人不知道“羅登賢”這個名字,但如果我們說到他在東北組建的東北抗日聯軍和楊靖宇就都知道了。是的,東北抗日聯軍的組建和楊靖宇將軍的提拔人就是羅登賢。
在上海龍華和南京雨花台兩個革命烈士紀念館裏,都有一張羅登賢的照片,這也是我看到的羅登賢的唯一形象:短發,瘦削型臉,一雙大耳朵,眼睛有神,一副鐵骨錚錚的工人形象。羅登賢是南海人,早年在香港英商太古船廠做工,是鄧中夏、陳延年和周恩來在廣東時從工人中發展的中共黨員,在省港大罷工中是衝鋒陷陣的勇士。1927年在陳延年的領導下,羅登賢成為廣州起義的工人領袖,他直接帶領的工人赤衛隊在這次起義中發揮了“鐵軍”和“尖刀”的戰鬥作用。
1928年,中央將羅登賢從廣東調到上海。因江蘇省委不斷遭到破壞,其中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曆任江蘇省委書記都在上海“五卅”運動前後在公眾麵前拋頭露麵的比較多,敵我雙方認識他們的人也多,“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轉入地下工作的環境下,仍然容易被人認出和識**份。而調羅登賢出任江蘇省委書記,除了上麵這個因素外,更主要的是中央對這位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員的威望和能力的信任。在羅登賢任江蘇省委書記的班子裏,有後來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幾個大人物(他們的排序都是在羅登賢之後):李維漢、彭湃、康生、任弼時、陳雲、李富春等。
羅登賢在江蘇省委書記崗位上在任8個月時間,這在1927年後的江蘇省委曆屆書記中算是任期時間比較長的一位,這也從一個方麵證明羅登賢任書記時的江蘇省委工作尚算相對穩定和鞏固的。然而,當時的革命形勢仍處在低潮,據黨史資料介紹,這一段時間(指1928年1月-7月期間),江蘇全省被捕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達1678人,被殺害的有481人,而上一年“四一二”至1927年底,全省被捕的黨員和革命群眾共達5667人,犧牲1836人。羅登賢後來又被中央調回廣東省任書記。“九一八”之後,他受黨的指派,以中央駐滿州省委代表身份,主要解決東北黨內派別問題,並啟用了楊靖宇、趙尚誌等組成抗日聯軍隊伍,從而使這支英勇的抗日隊伍威震白山黑水的每一個角落,譜寫了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史上最為慘烈和悲壯的史詩。
兩年多後,羅登賢再度回到上海,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執行局黨團書記。在1933年3月出席在上海召開的全國海員工人會議時,被原江蘇省委成了叛徒的同事出賣入獄。當敵人知道羅登賢是中共的“大官”,立即將其從上海押解到南京。對其供逼利誘但不見成效,就下毒刑:壓斷其腿,狠抽下體……由於羅登賢是南海人,又在廣州起義時與宋慶齡結下友誼,宋女士不顧國民黨的威脅,專門到監獄去探望羅登賢,並爭取各方想營救他出獄。蔣介石怕夜長夢多,密令手下“立即槍斃”羅登賢。
這年8月29日,羅登賢被押到雨花台刑場。獄官問羅登賢有什麽遺言,羅登賢一聲冷笑,道:“我個人死不足矣,全國人民未解放,責任未了,才是我千古遺憾!”
一代工運領袖、傑出的革命軍事家羅登賢犧牲時年僅28歲。
我們來說說另一位江蘇省委書記的事跡,他的名字對今天的人來說很陌生,叫許包野。但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灘上,一個名叫“保爾”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令敵人頗費周折而就是找不到其真人,所以一時也沒有達到 “徹底搗毀共巢”的目的。
我們都知道“保爾”這個人,因為他是蘇聯名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中的主人公,“保爾”這位革命戰士形象,鼓舞了像我這樣的幾代中國青年。然而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這部蘇聯紅色革命小說才剛剛出版,中國讀者對其是不熟悉的,隻有那些了解蘇聯和懂俄文的人可能知道“保爾”。
他從廈門市委書記的崗位上被中央調到上海出任江蘇省委書記時,為了防止敵人再度破壞省委陰謀得逞,所以化名為“保爾”。
這就是許包野。他化名“保爾”有兩層含意,其一便是讓敵人捉摸不透他的底細——通常敵人破壞我地下黨組織主要靠我們黨內的那些叛徒,“保爾”這名字一下讓了知和熟悉黨內領導人的那些叛徒也無從找到這位新任省委書記的“背景線索”,更不知其“長相”雲雲。從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有頭有臉的共產黨高級領導人想在上海公開場合出現已無可能,即便喬裝打扮也很容易被暗探特務抓獲。中央把基本沒在上海露過臉的許包野從廈門調來出任江蘇省委新一任書記,從客觀上來說有這一因素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