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出生於泰國暹羅的許包野,算命先生最初給他起的名字叫“許金海”,顯然是希望其長大後發財致富成為僑民中的富商。但對中華傳統文化格外崇尚的父親卻在他七歲時,將整個家都搬回了廣東澄海老家。幼年時許金海就進了私塾讀書,後來又進新式教育的澄海中學。這所吸納西洋教育的著名中學給了許金海人生特別重要的啟蒙,並且對他的思想意識也有了質的啟迪:要做一個有用於社會和國家之人。
1919年,中學畢業的許金海恰遇“五四”運動的洗禮,更加明白了“救國”的意義。也就在那一年,他聽說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校長正在出麵組織招考赴法留學。許金海聽說後心潮澎湃,立即報了名,並自起“許包野”大名,意在雄心與誌遠。
汕頭一考,澄海的許包野名列第三,成了公費留法學生。出國留學,對許包野來說,有種鳥兒掙脫籠子一般的自由之感。但有一件事讓他很沮喪:他身邊已經有了一個不識字的農村姑娘做他的媳婦。
關於他與這位不識字的媳婦之間的故事也很傳奇:已經留洋的許包野開始主動“勸離婚”,後來不成就想“休妻”,然而都沒有成功,最後就采取教妻子識字的辦法。妻子很樂意,但認定“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父親極力反對。許包野這回真“野”了,下定決心要把妻子教成“才女”。於是倆人靠通信教授知識,從“爾——即汝、女、子、而、若、君”,“他——即其、之、渠、彼”,“我和爾就是我們(多數的)”學起,竟然成了“月月通信”的精神夫妻,在留法學生中一時傳為佳話。
許包野在留法時,正好遇上了中國革命初期的一批才俊,如周恩來、蔡和森、向警予、陳毅、李富春、鄧小平等同學,他們的革命**和鬥爭精神一直在影響著這位原本抱定“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理想的澄海青年。許包野學的是哲學和法律,這是兩門高深的學問,而當時的歐洲,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學說正風靡一時,特別是在留法的進步學生中廣為傳播,許包野作為哲學和法律專業的學生,他對《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這類書的學習與研究自然比一般人更方便和深入。
1922年,周恩來等中國學生在巴黎成立“少共”時,許包野已經從裏昂大學轉學到了另一個哲學學問更普及的國家——德國哥根廷的奧爾格——格古斯特大學繼續學哲學,兼修軍事學。對讀博士的留學生而言,沒有家庭的較豐厚的經濟實力支持,包括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在內隻能靠勤工儉學來維持生活,而學哲學的許包野到了德國後,其學費和生活費一下要比法國高出三倍,一年所需的費用遠超出了家庭所能負擔的。但崇尚教育的許氏父親則完全滿足了兒的需要,這也體現了潮汕人對教育高度重視的品質。
哥廷根密茂的山林和迷人的冬雪讓身為潮汕人的許包野著迷,尤其是那裏的古建築,更讓這位中國學生置身在歐洲古老文明的寧靜與優雅之中,“是一種完全的詩意式生活和學習”。讓許包野感覺更自由的還是這裏的大學裏的學習氣氛,因為那裏的課程、專業和教授,學生的你完全可以自由選擇,而且是絕對的自由選擇,論文也用不著非寫不可,如果你有錢,讀上十年八年的也沒人催你非“畢業”不可。難怪人們說當年愛因斯坦在研究廣義相對論時,非得跑到哥根廷來不可。
呼吸自由,對研究學問,意義重大。與同為旅歐的留學生來說,許包野的學習時間和環境,遠超過其他人,所以也成就了他在革命隊伍中是海外學習時間最長(11年)、學曆最高(雙學位博士)、外文最好(懂英、德、法、俄、奧、西班牙六國語言)的一位罕見的革命者。1923年11月11日,俗稱“雙十節”的這一天,對許包野來說,非常重要,因為以往一門心思“搞學問”的他,遇上了一位舉止穩重、理著平頭的軍官出身的中國留學生,他叫朱德。幾次集會和相處,許包野覺得朱德是位可以信任的“大哥”。這一年,許包野在朱德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而朱德自己則是由周恩來秘密介紹入黨的旅歐支部負責人——他的公開身份是國民黨駐德支部執委。
參加革命後的許包野開始以自己所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和思想,與朱德等進步留學生從事革命活動,結果引起了德國政府的不滿。1925年初,朱德去了俄國,許包野也被德國政府驅逐出境,到維也納繼續完成哲學博士學業。次年,許包野在拿到哲學和法律“雙博士”頭銜後,受組織派遣,到了莫斯科,在專門培養革命家的東方大學和中山大學“中國班”任教。當時的許包野,風度翩翩、知識淵博,不僅成為許多中國革命青年留學生崇拜的偶像,也還因為他兼任莫斯科地方法官,所以迷倒了很多年輕的俄羅斯姑娘,但許包野則鍾情於他的“爾”——妻子葉雁蘋(原名葉巧珍,是許包野為其妻改的新名)。
1931年,一位名叫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蘇聯青年戰士作家寫了一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立即轟動全蘇聯,於是“保爾”便成了無數革命青年的偶像和榜樣。
“同學們,你們現在不要再叫我‘許老師’了,叫我‘保爾’!”年輕的許包野教授在當時應該算是很“潮”了,他在講台上這麽一介紹自己,更引來學生們的熱烈掌聲。
“保爾”老師就這樣出名了。那段時間到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和中山大學學習的中國青年,都知道有位中國麵孔的“保爾”老師。
現在,“保爾”突然出現在上海灘上秘密的江蘇省委內,真讓那些不曾在蘇聯吟過“莫斯科的郊外”的“阿三”們有些摸不著頭腦。而這,也正是許包野和當時中央所希望的在特殊環境下新的江蘇省委能夠得以繼續展開正常工作的一個重要環節——敵人太狡猾,環境太惡劣,非常時期,非常手段!
然而事情並非那麽簡單。蔣介石國民黨當局企圖將共產黨的首腦機關和江蘇省委徹底地扼殺在上海灘的行動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前後的那段歲月裏,可謂“翻江倒海”,而且也確實收效不薄。
許包野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應共產國際要求,希望讓其回國與紅軍中的朱德同誌一起領導武裝鬥爭。就這樣,出國11年,帶著哲學和法律兩個博士學位以及5年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山大學執教資格的紅色教授許包野借道滿洲裏,秘密回到了久別的祖國。那一刻,他跪下雙膝,親吻了自己祖國的土地,發誓要把日本侵略者從自己國家的土地上趕走……
為了隱蔽革命身份,他特意繞道先回到了老家澄海,與家人一番親密團聚,尤其是見到已經長高到與他齊肩的兒子和為他孝養老母及全家老少的妻子葉雁蘋後,更是百感交集。
僅在家半個月,黨組織就派他到廈門組建福建省和廈門地下黨組織。
為了不引起敵人的注意和跟蹤,許包野脫下西裝、換上長衫,化裝成一名海員,先乘輪船到了新加坡,再轉至廈門。此番廈門之行,讓許包野大出意外的是,因為當時廈門形勢十分嚴峻,與他接頭後的黨內同誌不敢輕易認他。無奈之際,許包野說:“我聽說我二弟許澤藻在你們這兒工作,他若在場可以為我作證。”
“聽你的描述這個人好像是我們這兒的許依華同誌。以前他在省委工作,現在轉到我們廈門來了,是我們的宣傳部長。”廈門同誌說。
“快叫他來吧!”許包野趕忙說。他與弟弟11年沒見,早已思念不已,更何況在特殊背景下的異鄉廈門相見。
“哥!真是你呀!哈哈……我的好大哥啊!你讓我和嫂子他們想死了呀!”不一會兒,一位年輕利索的小夥子突然出現在許包野麵前,然後一個箭步抱住了許包野,連聲道。
他就是許包野的二弟、共產黨員許依華,即許包野在家稱呼的弟弟“許澤藻”。
一對共產黨親兄弟,相隔11年相見於他鄉,讓廈門同誌十分感動。
然而許包野雖為中央特派到廈門,可廈門黨組織需要與蘇區的中央對接並證明他的市委書記職務。這個過程非常複雜,因為蔣介石此時正全力以赴在江西指揮“剿共”,蘇區形勢極其艱苦,加之福建龍岩一帶也是蔣介石反動集團重點“剿共”區,廈門與蘇區之間的地下交通線也就變得十分隱秘和危險,所以許包野有半年時間隻能在廈門當一般黨員協助工作。
之後,當身份和任職被正式確認後的許包野,仿佛為了補上以前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建黨和配合減緩敵人對蘇區壓力的廈門地區的對敵武裝鬥爭。他的經驗和工作能力在任中共廈門中心市委書記期間得到了充分發揮,至今仍被廈門一些老同誌記憶。至1934年6月他受命離開廈門時的兩年多時間裏,他不僅在白色恐怖中恢複了廈門黨組織,並且在廈門島上發展了17個支部,151多名黨員;廈門中心市委所屬的閩南地區十多個縣、市黨員發展到近千人,正是這支力量,讓廈門和閩南地區的武裝鬥爭風起雲動,有力地配合了蘇區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鬥爭。
現在,“保爾”來到了上海。
來到上海的“保爾”所看到的“東方巴黎”,遠比他想象中的歐洲式的革命風雲要嚴酷得多。身為江蘇省委書記的他竟然已經到了隻能與黨內一個同誌接頭和見麵的地步,因為敵人放出的大批叛徒,幾乎已經滲透到了我黨上海中央局和江蘇省委的每一個要害機構和人脈線上,這就是當時國民黨當局實施的所謂“細胞戰術”。
這種“細胞戰術”非常惡毒,對我黨組織造成嚴重破壞,就跟現在的“癌細胞”一樣。國民黨特務機構通常一旦發現是中共嫌疑對象便實施逮捕,關押後便派出勸降水平較高的特務對其進行威逼和恫嚇,勸其叛變。在嚴刑拷打和特別手段的誘騙下,當時有相當一些意誌不堅定的人就叛變了。這些人就成了敵人對我黨進行“細胞戰術”的武器,讓他們或直接尋找殘存的組織人員,或若無其事地重新回到組織上“繼續革命”,像“癌細胞”似的注入組織內部。這些“癌細胞”對我黨的組織破壞和同誌的生命安危損害極大,因為他們有時裝得比革命者更“馬克思主義”;由於地下黨被破壞得特別嚴重時,一般都是單線聯係,於是甚至有叛變者假冒自己是中央或上級新任命的“某某書記”,既騙下麵,又騙上級,結果稍不留神,我黨組織常被“一窩端”……
“保爾”就是在這個時候升任“江蘇省委書記”。在他之前的幾任書記被抓的抓、斃的斃,今天僥幸脫險,明天又遇更險之境地。許包野到上海前已經考慮到當前的複雜形勢,出發時就在廈門帶了位女共產黨員假扮夫妻到的上海,哪知一到上海,組織就告訴他,不能與此女在一起,因為她的丈夫已經當了叛徒。
中央特別指派原江蘇省委秘書長楊光華作為許包野在上海的接頭人,負責上接中共上海中央局的高文華。楊光華別名子才、老周,湖北省人,1927年入黨,參加過組建洪湖地下黨組織,曾在賀龍領導的工農革命軍任黨代表,中共湘鄂西臨時省委任書記。因為在黨內受“左”傾領導者的排斥,後調到上海中共中央局互濟總會工作,1934年3月任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此人革命原則堅定,所以中央派他協助“保爾”重建江蘇省委。
楊光華比初來乍到的許包野更了解上海的敵情,所以他建議新的江蘇省委領導之間實行“一個人隻知道一個地方”的組織方案,即楊光華隻知道宣傳部長的家,宣傳部長隻知道書記“保爾”的家,書記“保爾”隻知道組織部長的家,組織部長隻知道宣傳部長的家。但敵人的手段也狡猾,他們得知中共江蘇省委又新來了一位書記,便利用埋伏在黨內的變節者誘捕楊光華和許包野,以此作為再度破壞江蘇省委的突破口。
一日,一位姓龔的變節者突然跑到楊光華住處,說他是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人,想見江蘇省委新書記,有“中央精神”要傳達,想以此誘騙“保爾”入敵人圈套。由於實施了“一個人隻知道一個地方”的製度,楊光華還真的不知道許包野的住處。等此人走後楊光華馬上聯係“上線”高文華,問有無其人。高文華說,他是我原來領導被捕後的新領導人呀!
楊光華和高文華默默對視了半天,也不知姓龔的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中央派來接頭的“上級”人物。
如此險情,比電影和小說裏設置的故事還要驚險!
楊光華和高文華無奈在一邊接觸一邊等待著更多的觀察機會,可又不敢貿然行動。
此時的省委書記“保爾”,每一分鍾都可能處在危險之中。
又是一天,楊光華的住處突然來了一個陌生人,和楊光華對上暗號後,急促地說:“我是特工隊的,老高讓你趕緊離開此地!現在什麽都不要帶,直接跟我走!”
楊光華隻得跟著此人走。不一會兒遇見高文華,高文華又將楊光華帶到法租界的一個文件印刷處。這時,一位工人模樣的人對楊光華說:“龔有問題!敵人已經查到你的住處,中央局要求你轉移時,龔總建議你去新疆飯店,但正是這一點使我們發現了龔的可疑之處,因為中央特科隊早知道那個新疆飯店正是敵人埋伏抓我地下黨人的地方。所以雖然現在我們尚不能判斷龔到底是否叛變,但必須對他采取必要措施了……”
楊光華點點頭。
“保爾”的工作仍在秘密中進行著。江蘇省委的工作遠比想象中的要嚴峻得多,每一個黨內同級同誌,都有可能是暗藏的變節者。許包野以其豐富的經驗和嚴明的組織紀律製度,盡可能確保在遇到不測之時實現最小的組織破壞損失。這個難度考驗著他,也考驗著所有革命者。
“龔被組織隔離起來了,但又被他偷偷溜跑了……”有一天高文華告訴楊光華這一消息。
“這不是危險更大嗎?”楊光華警惕萬分。
“所以,我們估計他會迅速與敵人取得聯係,從而實施對‘保爾’書記和省委的再一次襲擊!”高文華繼而說,“而且從我方掌握的情報看,敵人已經注意到‘保爾’書記,隻是說他太機靈,始終掌握不了他的具體行蹤。因此,你要盡快把這一情況告訴‘保爾’書記讓他特別小心。”
楊光華照辦。
但突然又有一天,一個店員打扮的人出現在楊光華麵前,神情異常緊張地告訴他:“高文華可能出問題了,你馬上跟我到新的地方。”
楊光華也不知真假,隻得跟此人走。
到了新地址,楊光華一看是龔某人,不由內心大吃一驚,但立即故作鎮靜地問:“你怎麽跑來了?聽說你環境不好,不能外出了。”又故意道:“像你這樣重要的黨內負責同誌,一旦出事,會給黨組織造成極大的損失啊!”
龔一聽,馬上哭喪著臉,說:“是啊,我的環境不太好,現在又與中央局失去了聯係,連個住的地方都沒有。你看是不是你帶我去江蘇省委那裏暫時住一段時間,以便同中央局接上關係?”
露馬腳了!楊光華心頭“噌”的一顫,這小子真的當叛徒了!他是想利用我找到江蘇省委,找到“保爾”書記,甚至找到中央局機關更多的線索……
太危險了!楊光華心頭想到這些,馬上想到了應對措施,說:“我現在也和中央局失去了聯係,老高又出事了,我們現在也不住省委機關了,隻能今天住這旅店,明天又換個地方。這樣吧,現在又到了我去接頭的時間,你在這兒等我,等我把新地址要到了,馬上來告訴你。”
說著,楊光華就抬腿要走。“慢著,”龔某拉住楊光華的袖子,說,“你等一下,我給你寫個地址,等你把新地址找到後,就馬上到這個地方來找我。”
“行!”楊光華這下更斷定龔某是徹底地變節投敵了!可恥!
我中央特工隊開始行動了。這是周恩來親自組織的專門為除掉叛徒而設立的一個特別行動隊,也叫“紅隊”。它先後由陳賡、李克農、潘漢年領導。我們後麵會專門講到這一特別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