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掉龔某的行動,比設想的要複雜得多,因為此人的後台也是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高手”——中統特務總局。
“紅隊”的行動先是由楊光華給龔寫個條子,告訴他:“中央局在找你,請於9月15日到英租界四馬路謙吉旅館以熊國華的名義開個單間,即時有人來找。”條子由許包野交給那個丈夫已經當了叛徒的女人再轉交龔(之前姓龔的突然有了一次聯係,這更讓我組織確定龔已叛變)。龔接到這個紙條後,心裏很緊張,他知道“紅隊”的厲害,所以狡猾地道:“我現在環境不好,我另派人去與中央局的人見麵。”
許包野他們看出龔某害怕的心理,但又知他“立功”心切,於是又讓楊光華寫紙條說:“中央局領導是不允許一般人認識的,你若不去,則取消此次見麵機會。”龔一想也是,既然是中央局重要負責人見他,不可能隨便見個生人。
“那行,完全同意安排!”龔某終於上鉤了!
許包野等人立即報告“紅隊”在說定的地點襲擊“滅掉”姓龔的。
當晚,兩個黑影閃進謙吉飯館後,從登記簿上得知“熊國華”住在二樓34號房間,於是悄聲上樓,小聲敲門與裏麵的龔某“對上號”後被邀進屋,隨即隻聽得樓內 “砰砰”幾聲槍響,一時間飯館內亂成一片。
黑影趁機消失在夜幕中。而不多時,一輛救護車抵達飯館,一群巡捕從34號房間抬出了血流滿身的“熊國華”(龔某人)……
許包野和“紅隊”方麵以為“萬無一失”,哪知比電影情節更曲折的事真的發生了:身負三槍的龔某,竟然死裏逃生,活了過來,並被中統局安排進英租界條件最好的仁濟醫院治療,且有巡捕嚴密守護著。
怎麽辦?此人實際上已經知道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的情況,並對“保爾”書記及江蘇省委的基本情況也了解不淺,隻是中統特務總局本想釣出更大的“魚”而沒有讓他早下手。現在,一旦負重傷的龔某意識清醒過來,必給中央局和江蘇省委帶來不可彌補的損失。
形勢緊迫!必須立即再作計劃,幹掉龔某。
什麽辦法?“強攻!絕殺!”許包野親自和“紅隊”負責人製訂方案。
9月26日下午3時左右,仁濟醫院的探視時間到了。四名化裝成病人“家屬”的“紅隊”隊員,手持鮮花,向大門緊閉的病區徑直而去。
“哎哎,你們有探視證嗎?”門衛將“紅隊”隊員攔住詢問。
“有啊!你看這個……”兩支手槍口黑洞洞地對準門衛的胸口。一瞬間,門衛已被嚇得舉起了雙手。
這時利索的“紅隊”隊員將醫院的電話線切斷,隨後直走去龔某的病房。
“你們……?”未等龔某反應過來,一陣槍聲伴著“無恥叛徒”的罵聲,在病房內響起。
龔某當場斷氣。絕殺成功。等大批巡捕和便衣中統特務趕到醫院病房時,我“紅隊”隊員早已遠走高飛。
“熊國華被殺事件”一時轟動上海,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囂張氣焰。
中共江蘇省委“保爾”書記的工作暫時相對有了保險係數,曾屢遭毀滅性打擊的中共江蘇省委又重新恢複工作……
這是許包野化名“保爾”在上海最為驚險、緊張與複雜的三個多月“江蘇省委書記生涯”。1934年9月,由於信陽縣委書記被捕叛變,整個河南全省地下黨的活動基本處於停滯狀態。中央得知後,急令許包野赴河南出任新的省委書記。
這回“保爾”變成了“老劉”。然而此次中原行,許包野這位中共高學曆的領導者沒能逃過敵人的眼線,在一次與當地黨組織負責人接頭時,因被當地的叛徒出賣而在旅館內被敵人抓捕。
許包野的身份這回徹底暴露在敵人麵前,以至於敵人對他采取最瘋狂的毒刑,企圖從他嘴裏“撬”開通向中共中央核心情報之門……“中國保爾”這回受的磨難比蘇聯保爾高出百倍,敵人在他身上用招術:十根竹簽一根根地插釘在他的手指甲內……
“啊——”一陣陣鑽心的疼痛,讓許包野狂嚎不息。
“說,你們的機密在哪裏?”每一次昏迷之後醒來時,敵人就開始逼供。
“不……我不知道!知道了也不會告訴你們……”許包野咬緊牙關,憤怒地回答。
“來,釘他的腳指甲!”敵人又綁住他雙腳,開始將一根根長長的竹簽往許包野腳指甲內狠狠插……
“你們……沒有人性!你們……終有一天會失敗!”許包野不再狂嚎了,隻有低吟的怒吼聲,一直到再次昏迷。
又一次昏迷。
無奈,蔣介石簽發命令,將“共黨要犯”許包野押解到南京中央軍人監獄。
“怎麽樣?可以招了吧?看看你這個樣,多半要殘了!還能為共黨做啥事嘛!像你這麽大的領導,如果投靠到我們國民黨,蔣委員長一定會給你個正兒八經的省長當當……”說客一批批來,但又一批批失望地走了。
“上刑!”敵人無計可施,隻能用更嚴酷的毒刑來折磨許包野的肉體和意誌。他們這回玩花招了:用鹽水灌他的手腳指甲內的傷口,再用小刀割破他的耳朵,紮他的大腿和小腿,一直到皮開肉綻,而後再用燒紅的烙鐵燙其胸脯和肚子……他們想以此來徹底摧毀這位鋼鐵煉成的“中國保爾”。然而,敵人的所有企圖都失敗了。
許包野直到被敵人折磨得死在監獄都沒有吐出一個對不起黨的字。因為傷勢過重,他犧牲在牢房內……時年35歲。
遠在老家的妻子——“爾”(葉雁蘋)一直不知丈夫到底在何方!即使到了解放後她仍不知其去向……沒有人知道“許包野”是誰。因為老江蘇省委的同誌也隻知道曾經有個“保爾”當過他們的書記,但時間不長,而且又是化名,並且同誌之間相互單線聯係,所以到了解放後一直不知其人到底是誰。那位在澄海老家的妻子葉雁蘋,從青絲少婦一直等到1982年重病在身、自知沒有多少日子時,才向人提出要找找自己的丈夫。這事立即驚動了當地政府和黨組織,於是尋找葉雁蘋的丈夫成了幾個省市黨組織的一件大事。
1985年,關於“許包野”就是“保爾”的事終於得到證實。廣東省正式追認許包野為革命烈士,並舉行了一個重要的紀念儀式。然而,苦等了丈夫52年的妻子沒能到現場。幾個月後葉雁蘋與世長辭,去陰間與她離別了半個多世紀的丈夫團聚……
一位被鄉下姑娘苦等52年沒有任何音訊的“保爾”的故事,如今在南國大地到處傳揚。無產階級革命家許包野的名字,至此也被列在了上海龍華革命烈士紀念館和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紀念館內,受到人們永遠的瞻仰。
發生在江蘇省委書記身上類似“保爾”這樣為革命英勇獻身後連名字都不知道的並不隻許包野一個人。就在他離開上海出任河南省委書記之後,新的江蘇省委班子成立不到三個月,又遭敵人的破壞,省委書記、組織部長、宣傳部長一起被捕……至此,中共江蘇省委在土地革命時期的活動終止。這在中共黨史上也是少有的,可見當時鬥爭形勢之嚴酷。
這樣的事全都發生在上海。
與地下黨的江蘇省委相似的還有浙江省委。江浙兩個省委原來本屬一個“江浙區委”,1927年6月被分離後,浙江省委的主要領導也都是從上海中央局派到杭州的。
與上海相鄰的杭州,一直是中國共產黨革命的重要發源地,許多在上海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都來自杭州,尤其是從那所同樣具有“革命熔爐”之稱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出來的一大批如陳望道等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曾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的功臣。
1921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召開期間,於上海出現了意外,後來移師到浙江嘉興召開,於是曆史上有了“紅船”的故事。從那時起,中國共產黨和革命的火種在浙江大地上熊熊燃起。而浙江的共產黨人後來也多數到了革命中心的上海,在黨中央機關工作。
1927年發生“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浙江的革命也麵臨極其複雜和嚴峻的局勢。自這一年4月至7月中,國民黨反動派僅在寧波、杭州兩地就逮捕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400餘人,殺害117人,到年底浙江全省有1805人被捕,932人被殺。然而浙江共產黨人沒有被白色恐怖所嚇倒,他們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領導下,繼續與國民黨反動派作堅決的鬥爭。然而當時的鬥爭環境極其險惡,省委機關遭破壞的程度與江蘇相似,尤其是在1927年6月至1929年4月的不到兩年時間裏,先後更換了10位省委書記或代理書記,其中有8位書記犧牲,他們平均年齡不到30歲,最小的僅為21歲,最大不過36歲。由於他們都是英年早逝,多數人甚至連名字都不被後人所知。如一位叫王家謨的省委書記,是9任書記中年紀最小的一位,就義時隻有21歲。他犧牲後,其遺骸是由母親獨自運回寧波象山老家,安葬在丹城西門外大坑門口的一個山麓上。
犧牲的浙江省委書記張秋人是位老資格的共產黨人。這位被毛澤東稱為“很有能力、很會宣傳、很有群眾基礎”的“好同誌”,是浙江諸暨人,1898年2月17日出生在一個農民家庭,1921年便到了上海,在這裏他結識了陳獨秀、李大釗、惲代英等人,並很快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1926年,張秋人到廣州接替沈雁冰的《政治周報》主辦工作。這個時候,張秋人與毛澤東和楊開慧夫婦住在一棟樓裏,從此相互之間結下深厚革命情誼。張秋人不僅到毛澤東等主持的廣州農民講習所講課,而且也擔任了黃埔軍校的政治教員。此時的張秋人,與惲代英、蕭楚女並稱“廣州三傑”,是位非常有影響的革命青年領袖。
1927年3月17日,國民黨右派開始在廣州“清黨”,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黃埔軍校下令通緝中共黨員張秋人。這時,張秋人接到黨的指示,立即離開了廣州,先到武漢,隨後又隨中央機關回到上海。此時的張秋人與鄧中夏等一起在黨中央宣傳部工作。這期間,剛成立不久的浙江省委與江蘇省委一樣,接二連三地遭到敵人的破壞。
這年9月,中央決定派遣張秋人去杭州赴任浙江省委書記。此時的張秋人剛與女青年團員徐鏡平在上海結婚,但他沒有絲毫猶豫,立即帶著新婚妻子前行。臨行前,張秋人對形勢有充分的估計,加上他以前在杭州從事革命活動,黨內外認識他的人很多,所以張秋人對身邊的人說:“此次去赴任,我的頭看來是要被砍在杭州了。但為了完成重建浙江省委的重任,我必須去!”
到杭州的第一天,是王若飛代表中央在浙江省委內部宣布中央決定。第二天,省委召開正式會議,宣布張秋人為首的新省委成立。
第三天,也是張秋人上任省委書記後第一天外出工作。那天為了掩護,他特意穿著西裝,攜新婚妻子來到西湖邊準備與黨內同誌接頭。就在這時,他發現身後總有兩個人跟著,怎麽也甩不掉。無奈,張秋人隻得停下,等幾個人走近一看,原來是認識他的原黃埔軍校兩個反動學生。
“不太妙!”張秋人輕輕對妻子說了一聲,欲想甩掉“尾巴”,但那兩個黃埔軍校反動學生則耍無賴,拉住張秋人不放。
“你們想幹嗎?”張秋人火了,以老師的身份,嚴厲痛斥對方。
“張先生別緊張嘛!我們是想請你演講去呀!”那倆人依然不放,這更加讓對敵鬥爭經驗豐富的張秋人預感到問題的嚴重性。
必須擺脫這兩個家夥!張秋人迅速用眼神與妻子對話,並用英語說了句“我們遇上危險了,保持鎮靜,不要慌張,速將枕套拿走!”然後做出了一個讓在場的人誰也不曾想到的動作:隻見他迅速脫下鞋子和身上的西裝,然後縱身一躍,跳進了旁邊的西湖之中……
“喂喂——”那兩個家夥完全慌神地站在岸頭不知如何是好。原來他們並不會遊泳,而張秋人在黃埔軍校時就知道此事。
張秋人在水中潛的時間特別長——他在這個過程中做了一件極其重要的事:把藏在內衣裏的一份浙江省組織機構和黨員名單塞在湖底的淤泥裏……
“快快把船劃過來!”就在這個時候,那兩位反動學生叫上了一直在西湖邊潛伏的便衣特務並借來一隻船,一起將張秋人從水中撈了上來,並用麻繩死死地捆住後,押到岸頭。
妻子趁敵人慌亂中逃脫了魔掌,迅速回到了所住的華興旅店,收拾好重要文件,離開了危險區。
張秋人則被關押到浙江陸軍監獄,很快被宣判死刑。當時與他關在同一監獄的一位青年好奇地發現已被判處死刑的張秋人竟然還在天天學習,便問:“你既然自知必死無疑,為什麽還要每天讀書呢?”
張笑笑,回答道:“共產黨人活著一天,就要為黨工作一天,在牢裏既然不能革命,就要天天學習,豈可坐以待斃?”
省委書記張秋人的一席話讓這位青年感觸萬般,從此立下誓言,要以張秋人為榜樣,在獄中三年半裏天天堅持學習,後來成了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他就是我們熟悉的薛暮橋先生。
1928年2月8日,張秋人被敵人執行槍決。就義前,獄方要對他“驗明正身”。當被問到姓名時,張秋人拍案而起,一聲“老子張秋人”後,搶上幾步抓起案上的硯石便向法官砸去,所謂的“法廳”頓時大亂,劊子手手忙腳亂地將張秋人推出門外,就地執刑。
參加革命七年間多數時間在上海的張秋人,才離開黃浦江幾天時間就永遠地離開了他的同誌們,犧牲時年僅29歲。
還有幾位犧牲的浙江省委書記,他們也都像張秋人一樣,長期在上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而後被派到浙江,最後熱血灑在西湖邊——
他們的名字是:
夏曦(1901―1936) 。
卓蘭芳(1900―1930) 。
龍大道(1901―1931)
李碩勳(1903―1931)
徐英(1907―1930)
羅學瓚(1893―1930)
劉英(1905―1942)
……
如今在杭州雲居山浙江革命烈士紀念館入口處,有一塊巨型花崗石上,鐫刻著革命烈士裘古懷留下的一句醒目遺言:“同誌們,勝利的時候,請你們不要忘記我們!”
是的,我們怎麽能忘卻這些烈士的英名呢?
然而,殘酷的鬥爭歲月裏,我們許多黨的好兒女犧牲後,他們真實的姓名,甚至他們犧牲在何處,至今仍然不為人所知……
上麵我說到過,“保爾”離開江蘇省委不到半年,新的江蘇省委三位主要負責人省委書記、組織部長、宣傳部長全都被捕,從而造成省委終止工作數年。
中共江蘇《黨史資料》上赫然寫著這三位省委領導的名字:王明德、肖德順、張更新。可當我向現在的江蘇省黨史機構詢問這些人最後的命運如何,沒有一個人能準確地告訴我。“因為他們多數是化名,不知其真實姓名。估計都犧牲了……”我獲得的是一個未知的結論,一個令人惋歎的結果。
我知道,在龍華烈士紀念館和南京雨花台烈士紀念館,其實還有相當一大批的英烈,人們至今仍不知道他們到底是誰。
他們都是為革命犧牲的無名英雄。
他們也在期盼今天所有活著的人能夠知道他們的名字。然而,已經快一百年了,我們仍然並不知曉他們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