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殘酷性和複雜性,難以想象。其間,敵人也非像一些銀幕上所看到的那麽簡單。

對革命者而言,最痛的或許並非是敵人的刑具和死刑判決,而常常是身邊的“自己人”突然背叛了你……這痛,叫“悲涼”。

“立三路線”、王明路線,還有顧順章和“李順章”、“趙順章”……

寫完前一章,我的心情異常沉重,因為包括陳獨秀的兩個如此優秀的兒子在內,江蘇和浙江兩省的省委書記等中共領導們,竟然犧牲了那麽多,他們又那麽年輕……我不忍回顧,甚至感覺內心所有的那種痛徹比之前寫《南京大屠殺全紀實》時還要深!

他們不該死!他們的死雖然很悲壯,但相當多的人死得太突然,甚至有些莫名其妙!他們不該在許多難以想象的瞬間,以許多不可思議的方式就轟然倒下了……

扼腕式的可惜是毫無疑問的。然而我更想追尋一下他們為什麽死——因為這是革命中為什麽有“革命烈士”的根本原因。在戰爭中犧牲的英烈麵對的是敵人的槍林彈雨,這種犧牲毫無疑問可言,因為戰場本身就是你死我活。然而在白色恐怖的地下工作中,“革命烈士”的產生,隻有兩種原因:敵人的詭計和“同誌”的出賣。而中共在自身成長的過程中還有一個原因導致了這種悲劇的出現,那就是錯誤路線。

上述“3+1”,讓革命者血流成河……

嗚呼!我有些無法控製內心的悲情。

我知道,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集團在1927年發動“四一○”和“四一二”等一係列反革命政變後,當時他們對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的做法是“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於是出現了隨便抓人,見你身上有一份進步報刊或說一句反對蔣介石、國民黨的話就“殺”的暴行,他們想以此扼殺和毀滅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和鬥爭意誌。然而他們錯了。此後的中國共產黨人不僅沒有喪失革命和鬥爭的堅定性,反而迅速行動起來,以更大的鬥爭方式,在全國各地的城市和鄉村,進行著一次又一次的武裝起義,並且“以牙還牙”地與蔣介石國民黨反動集團進行了你死我活的鬥爭,比如“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暴動”等等大大小小一百多次這樣的武裝起義和武裝暴動,雖然這樣的起義和暴動多次失敗了,但確實也沉重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麵對“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現狀,國民黨內像陳立夫等一些“高人”便給蔣介石出了一招:以誘騙和軟化手段,讓一些共產黨人“為我所用”。於是他們很快出台一個所謂的《共產黨人自首法》。此“法”一出,有人曾經形容它是“中共的心腹大患”,因為它的拋出,確實讓一些本來就革命意誌不堅定、缺乏信仰的人開始動搖和蛻變,這就造成了相當多的被捕共產黨員在誘騙及利益熏心下,竟然不知廉恥地當了革命的叛徒,甚至有的人主動上門自首。於是,我們在翻開一本本“革命烈士傳”時,就會發現很多人的犧牲是“因為叛徒出賣被捕”而造成的。無數次聽黨史專家這樣說:一個烈士身後,總是“站”著一個叛徒。

其實,情況常常是:一批革命烈士後麵,“站”著一個叛徒。也就是說,通常是一個人叛變了,就會有一批人因被他出賣而犧牲……

從1927年6月份任江蘇省委書記的陳延年到後來的“保爾”(許包野),前後犧牲了二十多位省委書記和省委主要負責人,幾乎無一例外是因為同一班子的“自己人”當了叛徒而出賣了他們,甚至出現了像省委書記孔二、組織部長徐錫根、秘書長韓步先這些組織裏最關鍵性的人物當了叛徒,其結果可想而知。

一個省委內出一個叛徒,整個省委組織機構的破壞是必然的,而後也會危及到所屬地區的整個組織。

中國共產黨最高機構如果出了一個叛徒,損失的將更加嚴重。從我們黨成立的1927年開始到1931年,上海基本上都是我黨最高機構組織和領導人集中工作的所在地。在白色恐怖下黨的所有工作都是秘密條件下的“地下工作”。然而,就在黨的心髒內部,也出現了身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專門負責情報工作的領導人顧順章叛變投敵的事件……

顧順章在中共曆史上一直被稱為“最危險的叛徒”,因為他的危害最後也導致了中共中央機關從此不得不放棄城市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的一條革命道路以及周恩來等主要領導撤離上海、奔赴蘇區的結果。

“顧順章事件”發生在1931年——

這年4月,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央特科重要負責人的顧順章,護送時任中共中央負責人之一的張國燾和陳昌浩等到武漢,由於顧順章有豐富的隱秘戰線上的經驗,一路平安抵達,不曾有任何差錯。用張國燾後來的回憶說:“此行萬無一失。”

然而,執行完任務的顧順章卻偏偏出了“差錯”。據說他為了一個煙花女子,竟在武漢街頭流連忘返。一時間,身上沒了盤纏,這位一手魔術本領的中共特務機關頭目,竟化名“化廣奇”在漢口民眾樂園登台表演魔術。哪知,他被台下一個看熱鬧的叛徒認了出來,並報告給國民黨黨務調查科駐武漢的頭目。

4月24日晚,顧順章被捕。

被捕後的顧順章,很快就同意自首,但卻向抓獲他的武漢的特務蔡孟堅提出條件:必須麵見蔣介石,否則什麽都不會交代。他之所以提出這個要求,有兩層意思:一為從蔣介石手裏拿到“免死”金牌;二防中途情報泄露。顧順章知道在南京的國民黨特務總部有潛伏的中共黨員,此人便是傳奇人物錢壯飛(烈士,中共早期黨員,由周恩來親自安插潛伏在中統特務頭目徐恩曾身邊當機要秘書。1935年3月底在紅軍長征經貴州一帶山區遭土匪殺害,時年39歲)。

關於顧順章叛變後的故事在許多影視劇和小說中都有表現,而且確實充滿驚心動魄的情節:

抓獲顧順章的武漢特務機構總頭目何成濬為了邀功,所以並沒有把顧順章一再要求“不要給南京方麵發電報”的話放在眼裏,竟然在第一時間裏連續6次向南京方麵發了電報。

這一天是4月25日,周末。武漢發到南京中央路305號掛著“正元實業社”的中統特務總部的6份“絕密”“特密”電報,由中統局長徐恩曾的機要官送到徐的機要秘書錢壯飛的手裏。

此處簡單介紹幾句錢壯飛。浙江湖州人的錢壯飛是學醫出身,“五四”運動那年已經在北京醫科學校畢業的他與同學張秋華結婚,倆人後來都成為中共黨員,受李大釗直接領導。1927年中共北方局遭到毀滅性的破壞後,錢壯飛一家搬到上海。黨組織安排錢壯飛進入新成立的由周恩來直接領導的情報機構——中央特科。中央特科下設“保衛”、“情報”、“特務”和“土匪”四個,陳賡、李克農、李強和顧順章就是當時這些科(股)室的早期負責人。錢壯飛和他在北京認識的好友胡底(烈士,1935年犧牲,曾任蘇區保衛部偵察局局長等職)一起加入“特科”。錢壯飛按照周恩來的指令,以優異成績考入了當時國民黨的上海無線電報局。後任“中統”局長的徐恩曾此時是這個局的局長,他與錢壯飛都是湖州人,故對多才多藝的錢壯飛格外器重,邀其當秘書。“中統”成立之後,錢壯飛隨徐恩曾到了南京,日後利用這層關係,獲悉了許多蔣介石國民黨對蘇區“剿匪”的大量情報,為我軍“五次反圍剿”戰鬥提供了極其可貴的情報支持。

我們來說4月25日這一晚發生的驚天大事:等送電報的機要官一走,錢壯飛捏著手中的6份“絕密”“特密”電報後,正值這晚局長徐恩曾在外與一名女人鬼混,他便拿出特別密碼本,立即開譯起來……“黎明被捕獲,並已自首,如能迅速解京,三日內可將中共中央機關全部肅清。”

天哪!錢壯飛拿起譯完的電報,讀著每一個字,頓時全身發顫:“黎明”即顧順章,這是錢壯飛知道的。他叛變了,“三日內可將中共中央機關全部肅清”絕對不是沒有可能!一名負責“特科”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叛變,對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共領導人的毀滅必定是輕而易舉的!

“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轉院!”錢壯飛不顧一切地通過機密電報機向上海方麵的中共中央發去一份急電,然後撳響電鈴,叫來同樣潛伏在特務總部的女婿劉杞夫,令他火速連夜乘車去上海向李克農、周恩來報告“十萬火急”的消息。

4月26日早飯後,中統特務局長徐恩曾帶著一身疲倦來到辦公室,錢壯飛鎮靜地把一摞文件、電報和材料放到徐的辦公桌上,然後說:“曾座,上午如果沒事我就回去休息了。”徐恩曾點點頭。

就這樣,錢壯飛從容地離開了特務大本營。

此時,心急如焚的錢壯飛並不知道女婿是否已找到上海的中央“特科”領導以及中央是否收到他發出的急電。想到這裏,錢壯飛顧不了許多,必須立即親自去上海一趟,因為他已經獲悉顧順章將在27日下午由武漢方麵的特務押解著到南京。一到南京,國民黨將對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和那裏的地下黨展開一場史無前例的血腥洗禮……

事實上,錢壯飛的電報和他女婿都到了周恩來和負責情報工作的李克農那裏。

26日和27日兩天的上海灘上,一場看不見的驚心動魄的戰鬥在那些不易被外人關注的小巷和大街、碼頭與車站等地爭分奪秒地緊張而又不動聲色地進行著……

27日,南京,下午三時左右,押解顧順章的車子到達中央路305號。

“這是你們的機關呀?”顧順章左顧右盼地看著門牌號,大驚失色地問。而後他跺著雙腿喊了起來:“哎呀壞大了!共產黨的錢壯飛就在你們徐局長的身邊呀……”

“什麽?錢壯飛?抓!快抓起來錢壯飛!抓他!抓!!!”徐恩曾一聽就癱了,嘴裏的話都說得顛三倒四。

錢壯飛早已遠走高飛。

4月28日至30日,上海像沸了的鍋:大大小小的馬路上、小巷內,還有碼頭上、各個車站內外,到處是警車和警察,以及持槍的軍隊與便衣特務。他們根據顧順章提供的地址,一個一個地翻了個底朝天,然而收獲甚微。這是中共中央在周恩來領導下迅速果斷采取行動後的結果,自然這“第一功”理當記在錢壯飛身上,因為他錢壯飛在關鍵時刻力挽狂瀾,將一場撲向黨中央的腥風血雨化為無形泡影,直接拯救了包括周恩來、瞿秋白、王明、博古、鄧穎超、鄧小平、陳雲、陳賡、聶榮臻、葉劍英、李維漢等在內的一批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的重要領導。

然而畢竟顧順章所知的中共核心機關和上海地下黨的情況太多,即便周恩來、李克農等行動再迅速和縝密,仍然不能徹底、全部地將所有機關和黨員同誌隱蔽起來。自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之後,顧順章的叛變,給中共和廣大黨員及革命者帶來的破壞是空前的,甚至是毀滅性的。

比如,三天之後,原本南京國民黨軍事監獄裏沒有暴露的惲代英被敵人立即槍斃。

比如,時任中共最高領導人之一的蔡和森,是顧順章親自帶特務到香港將其抓捕的。蔡和森被捕後,港英當局即將其引渡給了廣東軍閥。在廣州監獄內,國民黨對蔡和森進行了嚴刑逼供,甚至把他的四肢釘到牆上,用刀戳破他的胸膛。不屈的蔡和森後被槍決,犧牲時年僅36歲。

比如,在上海和武漢等地的許多中共基層組織的“交通線”和“聯絡員”,就是由顧順章他一手建立起來的,而這些地下黨員是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誌不可能盡知的,顧順章將這些共產黨人全部交給了國民黨特務……

不僅如此,顧順章還特別熟悉中共組織機構和中共領導人的特性與個人生活習慣,國民黨特務分子就是根據他“教”出來的這些“滅共”本領,抓獲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向忠發。黨的總書記向忠發又在被捕後立刻叛變,可想而知,又給中共帶來多少破壞!巧在當時上海方麵的國民黨當局並不太相信向忠發叛變所交待的“口供”,在抓捕兩天後便將其槍殺了!史料上有記載,向忠發在敵人麵前跪著求饒。周恩來憤怒道:“此人連妓女都不如!”

不僅如此,顧順章還在被抓捕開始到他1935年被蔣介石下令“密殺”之前的幾年中,為國民黨培養了大批鎮壓和屠殺共產黨的特務骨幹,通過這些“有經驗”的特務們,我黨又有大批黨員和革命者被捕、被殺……

顧順章因此被號稱“中共最危險的敵人”。1931年中共中央專門發出通知,號召全黨對顧順章進行“絕殺”。這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個舉動。

黨史專家曾經有這樣的一個說法:顧順章叛變事件,客觀上推動了中國共產黨改變了通過城市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走上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正確道路。因為在顧順章叛變後,周恩來為首的黨中央當時出於無奈和鬥爭殘酷性的考慮,絕殺了顧順章全家9個相關人員,又由於當時沒有對顧家的一個12歲的“小舅子”下手,最後又導致這個孩子在大街上認出了一個在中央機關工作的中共黨員。此人被特務逮捕後又當了叛徒,結果又造成一批中共黨員被捕,多數人英勇犧牲。

顧順章叛變給當年上海灘帶來的一場敵我之間的血腥鬥爭,也徹底把曾經的國共合作推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作為“中共最危險的敵人”的顧順章的一家被滅門之後,從不抽煙的周恩來當時破例地要了一支煙,剛抽一口就嗆得直咳嗽,他對天長歎一聲,道:“我們今天這樣做是萬不得已,也不知道將來的曆史怎麽評價我。”尼克鬆的名著《領袖們》一書中,記載了這一細節。據說這也是周恩來一生中最後一次抽煙……

其實,自蔣介石於1927年發動反革命政變後,中共內部出現的叛徒也非顧順章一人,被叛徒出賣的中共領導和革命者,可以說不知其數。

在龍華和雨花台革命烈士紀念館裏看到的那些犧牲的烈士,我默默地清點了一下,幾乎絕大多數是因被叛徒出賣而早早地離開我們的……

寫到“彭湃”這個名字時,正好是2019年的“五一”勞動節,於是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98年前的1921年,一位在自己家鄉擔任教育局長的革命者領著學生高唱他自編的《勞動節歌》的情景——

今日何日?

“五一”勞動節,

世界勞工同盟罷工紀念日。

勞動神聖,

社會革命時機熟。

希望兄弟與姐妹,

“勞動”兩字永牢記。

這首歌的作者就是彭湃。這位廣東海豐財主家的少爺,卻是一位信仰共產主義的堅定革命者。他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時,就在自己的老家建起了第一個縣級“蘇維埃”政權,並且帶頭把自己家裏的土地和財產分給農民們。為此,1923年元旦時,中共中央負責人之一的瞿秋白就這樣讚揚彭湃,稱他是“中國農民運動的第一個戰士”。

1924年,彭湃在廣東首創農民講習所。兩年多後的1926年,毛澤東擔任這個農民講習所的主任,毛澤東在課堂上對學生們如此稱呼彭湃:“他是我們的‘農民運動大王’!”

1929年8月30日,彭湃在上海龍華被敵人殺害,時年33歲。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發表宣言,對彭湃的一生作了如此評價:“他這樣的革命鬥爭曆史早已深入全國廣大工農勞苦群眾心中,而成為廣大群眾最愛護的領袖。誰不知廣東省彭湃,誰不知彭湃是中國農民運動的領袖!”是的,彭湃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時最著名的農民運動領袖。曾經有人這樣稱,他是“一個生死於理想的人”,“他靠理想活著、工作著,最後也為理想欣然死去”。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傑出的農民領袖,卻也是死在叛徒之手,令人特別痛心。

彭湃被捕的時間是1929年8月24日,當時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農工委書記兼江蘇省軍事委員會主任的彭湃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張際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黨委、軍事部主任楊殷等人在滬西區新閘路經遠裏12號2樓開會,被變節的軍委秘書白鑫出賣而被捕。不到一個星期後的8月30日,他和楊殷及另外兩位中共軍委會委員顏昌頤、邢士貞等一同被敵人殺害於龍華監獄。張際春因為是黃埔軍校一期學生,所以被保釋, 是唯一幸免於難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