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因為叛徒出賣,造成了我黨重要軍事領導犧牲最慘重的後果。彭湃大名我們已熟知,軍委部主任(相當於軍委主席)楊殷的名字,我們今天多數人並不熟識。這位與孫中山先生同村的老鄉,由於受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從小就立誌要當一名為國為民謀幸福的革命黨人。楊殷很早就加入了孫中山的同盟會,在孫中山當選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後,他是總統侍衛,跟隨孫中山出生入死,練就一身軍事本領。

1922年,楊殷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他毅然辭去國民政府官職,走上職業革命者道路。接受黨領導的他,在廣東各地組織工人運動,使廣東革命蓬勃興起。

上海“五卅運動”中,楊殷與鄧中夏等一起組織了聲勢浩大的省港大罷工,威震四方。後他被派往上海從事工運和武裝起義。上海灘上的那些幫會“大佬”早已聞知楊殷大名,多次想拉攏他“入幫”。身為中共軍事要員的楊殷,怎可能與他們同流合汙!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楊殷正在廣州。駐守廣州的國民黨反動派瘋狂鎮壓和屠殺中國共產黨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鄧培和“全總”常委何耀全相繼被殺。反動軍警也把楊殷住處團團包圍,哪知楊殷有“飛簷走壁”之功夫,此時早已不知去向……

其實,他是受命隱蔽在另一個地方正與張太雷、葉挺、惲代英和葉劍英、聶榮臻等策劃“廣州起義”。

著名的“廣州起義”就是這樣爆發的。楊殷親自帶領赤衛隊在西路作戰,攻克了數個敵人據點。起義之後,廣州成立蘇維埃政府,張太雷任代理主席,楊殷任肅反委員。蘇維埃政府成立的第二天,張太雷犧牲,楊殷繼任蘇維埃政府代理主席,與葉劍英、惲代英和聶榮臻等領導赤衛隊與反動軍閥展開了生死搏鬥。

1928年,楊殷赴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在“六大”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候補常委,並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長,周恩來當時是組織部長。

會後,楊殷再度到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工作,在嚴酷的地下鬥爭中領導各省相關軍事鬥爭。由於上海是中共中央機關和江蘇省委機關所在地,所以楊殷同時兼任江蘇省的軍事領導工作。

1929年8月24日,他與彭湃等參加研究江蘇省如何開展軍事鬥爭的會議時,由於被叛徒白鑫出賣,五人同時被捕。僅隔一日,他們就被新閘巡捕房引渡到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狡猾的敵人估計中共方麵會對楊殷、彭湃這五個重要軍事領導者千方百計實行營救和劫獄計劃,於是草草進行了所謂的“審訊”後便將五人押解到了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

確實,楊殷、彭湃等的突然被捕讓中共中央周恩來等焦急萬分,劫囚車的計劃確實在第二天就布置並啟動和實施。但重兵押解的囚車中途突然改變了線路和時間,根本就沒有機會讓你下手。

“關於營救我們的辦法:一、盡量設法做到五人避免死刑;二、上條不能做到,則隻好犧牲沒有辦法之安、揆,而設法脫免(其)餘無口供之三人。”這是楊殷與彭湃聯名通過監獄秘密渠道向黨中央寫的信,可以看出楊殷他們舍己救人的崇高品質。信中的“安”是彭湃的代號,“揆”是楊殷的代號。在得知營救無望時,楊殷向組織留下了最後的遺言:“我們在此精神很好。兄弟們不要因為弟等犧牲而傷心,望保重身體為要!”短短數語,表現了楊殷他們關心組織、關心同誌比關心自己還重的高尚精神。

8月30日,楊殷與彭湃等四位中共中央軍委領導被推出牢房,走向刑場。“朝聞道,夕死可矣!”出獄門那一刻,楊殷昂首一展,視死如歸道。而後,他拖著腳鐐,大步向前,猶如奔向新的戰場……

革命其實既是與敵對陣營的生死決戰,也同樣是對在同一戰壕裏的同誌們價值觀和理想信仰的考驗,彭湃、楊殷,還有陳延年、趙世炎、鄧中夏、許包野等等革命者也都是在擔任中共中央領導和江蘇省省委負責人的崗位上遭到敵人的逮捕或叛徒的出賣後英勇犧牲的。他們的革命情操高尚而忠貞,給了後人無價的精神遺產。然而,也有同樣高職位、同樣曾在黨內風雲一時的人,卻經受不住敵人的**與刑罰而脫節成可恥的叛徒。

江蘇省委連續近十位省委書記被捕和犧牲,是因為一個叛徒帶出了一批共產黨人被捕,然後又有人在其中變節,又導致另一批人被捕和下一屆組織的嚴重摧毀。

化名叫“孔二”的江蘇省委書記被捕後就當了可恥的叛徒,不僅造成了江蘇省委本身的毀滅性損失,也“燒毀”了上海中央局……

“孔二”真名叫趙林,天津人。想當年他也應該算是“熱血青年”,但在革命征程上因為沒有經過生與死的考驗,當敵人將他關押之後,逼其在生與死的問題上作出選擇時,趙林投降了,堂堂“中共省委書記”竟然跪下雙膝,乞求一個處的幾個小獄警“給條生路”。於是之後的他,便成了敵人隨時可以使喚的“野狗”一樣,用敵人的話說,那是“放回共產黨內部隨時可以引爆的一顆臭彈”。

變節後的趙林,再度被特務機構放回中共黨內,依然扮演著上接上海中央局、下連江蘇省各地的“省委書記”角色,而且給黨內同事的感覺是他的“革命勁頭”比過去似乎更足了,口號也比以往喊得更響亮。

“孔二咋不二了?”同事們偷偷議論道。

“把心眼擱開了放!胸前背後,都得要長心眼,明白了嗎?”趙林在會上會下比以前更多地強調紀律和安全問題,省委的許多同誌覺得這位省委書記警惕性比曆屆領導都要強。

但突發事件仍然發生了:一日上午9點左右,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根據國民黨警方的密報,在靜安寺路附近的同孚路上,將從事地下宣傳工作的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李默農和他的部下汪鐵民當街逮捕。

翌日中午12點30分左右,位於昌平路677號的江蘇省委臨時機關又突然被大批軍警包圍,並現場逮捕了中共中央委員楊一林、中共江蘇省委書記趙林、省委組織部領導張子雲、劉貴鄉及其妻子等十餘位江蘇省委機關的重要幹部,而且搜尋到大量中、英、俄文共產黨運動資料。而被捕的楊一林,實際上是上海中央局組織部長黃文容,張子雲則是原滿洲書記、時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的李實。

兩天時間內,江蘇省委主要機關基本上又被敵人“一網打盡”。黨中央非常著急,一時又不知問題出在誰的身上。隻知道三天後的3月6日,經一番“審訊”後,楊一林、劉貴鄉、張子雲三人很快被引渡給了國民黨上海公安局。沒幾天,這幾個人又被釋放,包括身為江蘇省委書記的趙林。

但奇怪的是省委宣傳部長李默農卻並沒有被釋放,而是被解押到南京。李默農,在烈士名錄上的真名叫“李少石”,他是廖承誌的姐夫,一腔革命豪情,又擅長詩詞,於是在從上海被押往南京的途中,吟出了一首非常鏗鏘響亮的革命詩句:“丹心已共河山碎,大義長爭日月光。不作尋常床簀死,英雄含笑上刑場。”這位詩人氣質的浪漫革命者,後來在監獄裏仍然寧死不屈,腳被打斷,肺部也被打壞,卻沒有吐露一個不利於組織的字,體現了共產黨人對黨無限忠誠的風範和英勇無畏的英雄氣概。抗戰爆發後,李少石作為政治犯被釋放。1945年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期間,李少石以周恩來的英文秘書名義,先行到了重慶,公開身份是《新華日報》記者。一天,他代周恩來送柳亞子回家途中與國民黨軍隊相遇,被敵人掃射身亡,犧牲時39歲。

江蘇省委的這一次被破壞的結果同時也讓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受癱瘓性的打擊。

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建立,是根據1933年中共臨時政治局撤離上海到蘇區後,由中共中央決定在上海成立一個黨中央的派出機關,代表中央指導領導上海等白區黨的工作,並負責同共產國際聯係,其全名叫“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簡稱上海中央局。

由於上海中央局在組織形式上代為中央“領導”江蘇省委,但另一方麵上海市區又隸屬江蘇省,所以中央任命江蘇省委主要領導時,其實很多人的職務是交叉式的,比如他可能是江蘇省委組織部長,實際上則是上海中央局的書記或組織部長,而江蘇省委其他領導則並不知道其擔任的上海中央局職務。這種交叉職務也是中共上海組織和中共江蘇組織之間的特殊性所產生的,另一方麵也可以達到相互監督與支持的作用。

然而,隱藏在黨內的“臭彈”趙林這回對江蘇省委的“一爆”,竟然使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受了成立以來的第一次大破壞。

趙林這顆“臭彈”隨之很快被我情報部門切除。新的上海中央局立即決定組建以趙立人(別名趙躍珊、鄭玉龍、黑大漢)為代理書記的中共江蘇臨時省委。可此時的上海黨組織內已經十分混亂,隻要有一個重要的角色被捕後變節,立即又會引起新一輪的中共組織的大破壞。共產黨組織遭到滅頂之災。

這年6月下旬,上海國民黨警方在中國街阜民路茂興坊將英美煙草罷工委員會總指揮——中共重要幹部周光成逮捕。此人經不起幾下毒刑,便聲明與組織脫離關係。周光成叛變後,邀功心切,便窮凶極惡地帶領特務們像瘋狗似的到處尋找他所知道的我中共秘密機關所在地和相關黨員,於是引發了一場震駭上海灘的惡性事件——

6月26日晚,警察在公共租界裏的康腦脫路料廖州路角,逮捕了李文碧、中華總工會負責人張文清(袁孟超)和新的江蘇省委書記鄭玉龍。隨即在夜裏8點,在另一處住宅內,逮捕了化名“餘淇全”的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及利月英、王陳氏。當夜10點左右,又將化名“林子明”的中央局秘書處負責人李德釗逮捕。11點,再逮捕前來此處的中央聯絡員吳炳生。同一夜晚9點40分左右,租界警察又在武定路槐蔭裏74號,逮捕上海工會聯合會委員長劉誌剛。

27日午夜1點半,當局警察又在康腦脫路長康裏12號,逮捕了上海中央局黨員李錦峰、陳在葛、王根生等人。

至此,上海中央局的共產黨人完全陷入走麥城的極端被動的險境。

更要命的是,就是在這種形勢下,已經被捕的時任上海中央局書記的李竹聲和江蘇省委書記鄭玉龍及擔任黨內重要領導職務的吳炳生、袁孟超、秦曼雲又相繼叛變革命,而且搖身一變,加入了特務組織。這些人又回過頭,再向曾經是他們領導的中共組織發動更瘋狂和徹底的破壞……頓時,上海城內反革命的陰霾密布,陽光下的白色恐怖更加慘烈,大批共產黨人不是被抓,就是被殺。

血流成河毫不誇張!

這裏要提一下的是,身為上海中央局書記的李竹聲叛變後,不僅讓身邊的上海同誌一下被捕和犧牲了許多人,而且關聯到了遠在蘇區的革命戰線的安全。李竹聲當叛徒後仍隱藏在我黨內,而且還繼續主導著上海與蘇區臨時中央的聯絡線。他把了解到的方誌敏帶領的北上抗日先遣隊的行軍路線、軍隊實力和行軍日程等情報提供給了敵方,結果先遣隊受到伏擊,造成方誌敏被捕,不久又被槍殺,讓我黨失去了一位重要的領導人。

這是中共上海中央局所遭受的第二次毀滅性破壞。

1934年10月5日,當時繼任上海中央局書記的盛忠亮由於叛徒出賣在住所被捕,同時被捕的還有與盛忠亮住在一起的其他三個人和一個小孩。

盛忠亮是中共的重要人物,是周恩來沒有撤離上海時親自領導的“特科”重要成員之一,而且也是中共上海地區早期黨的領導人,敵人對其用重刑也沒有從他嘴裏敲出一個字。此事被已經投敵在南京的顧順章知道了,他對曾經的這位“特科”老戰友的情報非常熟悉。顧順章聽說盛忠亮的事後,狡詐一笑,說:“你們對他不能這麽幹,應該從一個女人身上做文章。”

顧順章說的這個女人叫“秦曼雲”,是上海灘上小有名氣的“美女”級人物,她出身書香門弟,其兄弟秦茂軒也是革命烈士。秦曼雲在“五四運動”時也曾是為數不多的女領導人,後來又被黨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但此女革命意誌並不堅定。前幾個月在警察當局逮捕李竹聲等時就有秦曼雲,她也是叛變者之一。顧順章清楚盛忠亮的底細,那秦曼雲與中共上海局書記盛忠亮有“一腿”呀!

當了女叛徒的秦曼雲來到老情人盛忠亮麵前如此這般一番柔情加“肉鞭”,於是中共內部又一位重要人物叛變……中共上海中央局再次遭受毀滅性的破壞。

這回是敗在這對“夫妻叛徒”手裏——盛忠亮後來和秦曼雲結成夫妻,逃到了台灣。中共上海曆史書上指的“夫妻叛徒”說的就是他們。盛忠亮變節對中共的另一個巨大損失是,由周恩來一手培養起來的“特科”的命運也到此徹底消亡。

叛徒無恥。叛徒還極其可憎可惡!他們對革命的損害常常超過正麵敵人的殺傷力。

後來盛忠亮竟然當上了少將軍銜的中統特務,他指揮下的“剿共”,可以說一打一個準!

中共上海中央局就這樣慘遭第三次徹底性的破壞。

然而,上海的中國共產黨人並沒有因此而放棄繼續革命的旗幟,即使在如此艱難的環境條件下,他們仍然表現出了赤膽忠心和頑強不屈的奮鬥精神,雖屢遭國民黨的嚴重打擊,卻又在被敵人撲滅的煙火堆裏重新燃燒起新的革命火焰。

盛忠亮叛變之後,黃文傑接任上海中央局書記來繼續開展革命活動,進行著艱苦卓絕的恢複工作,尤其是在文化界和知識界發展新的革命力量,於是也形成了苦命的左翼文化總同盟團體,其革命活動一時十分活躍,令國民黨當局十分懼怕。於是國民黨反動集團也在想辦法,他們在特務科訓練了約三十名特工潛入上海,這些人被稱為“紅帽子特務”,也讀點馬列主義和進步書籍,看上去也對革命很積極,並慣用這種偽裝手段秘密混進左翼文化隊伍,打進中共基層組織。

1935年2月19日,認為時機已到的國民黨特務機構,突然向中共上海地區的新組織和廣大黨員再次發起進攻。當日夜間至20日清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共同進行了逮捕行動,對設在福煦路的中共密設總機關及其他場所實施包抄圍剿,一下逮捕26人且抄獲相當多的文件與現金。

同一夜,公共租界工部局新閘巡捕房警員又突襲了公共租界山海關路安順裏11號,逮捕了陳哲生(湖南人)和他的妻子陳林氏。這位使用“陳哲生”名字的其實就是左翼文化總同盟執行委員田漢。

公共租界警察又在武昌路廣興裏56號逮捕王誌忠,在蕭路德興裏47號逮捕了陳之超。而王誌忠即歐陽繼修,又名華漢,他就是文化總同盟黨團書記、中共上海局文委書記陽翰笙。

19日這一晚,法租界的警方也在另一處逮捕了另一位中共重要人物、自稱“朱子明”的男子和同行的女子“李月梅”。這位名叫“朱子明”的男子,就是時任中共中央上海執行局宣傳部部長朱鏡我。在逮捕朱鏡我的同一時間,租界警察又衝進新永安街三鑫坊1號,逮捕方子平、方謝氏和方子國,而方子平就是中共文化界的重要人物許滌新。

反動當局的警察又在中共上海中央局秘書處機關逮捕了王撫芝、李文敏、李光林等人。其中李光林就是上海中央局黃文傑的化名。

像瘋狗一樣瘋狂撲咬的當局警察仍在不停地舉著大刀到處尋找共產黨的機構和影蹤。一個又一個機構如拔蘿卜似的被拔出,更多的革命者和共產黨人被押到囚車……

嗬,此時的上海灘,真可謂腥風血雨,隻有兩種聲音在此起彼伏地交叉著呼嚎:叛徒的乞求聲和革命者流血犧牲時的悲壯聲。然而,這兩種混雜在一起的聲響中,革命者的正義怒吼與對理想和信仰的最後重申是那樣鏗鏘而有力、神聖而響亮!

18日夜間,黃文傑(烈士,廣東興寧人,上海中央局書記,1939年犧牲,時年37歲)和朱鏡我(烈士,浙江鄞縣人,江蘇省委宣傳部長,1941年皖南事件中犧牲,時年40歲)、杜國庠、田漢、陽翰笙等一批敵人無法用皮鞭和老虎凳摧毀意誌的共產黨人,被國民黨特務鎖著鐵鏈,作為要犯在滂沱的大雨中押解至南京。這些革命者像奔赴戰場的勇士,一路高唱國際歌和自編的戰鬥詩篇——

“平生一掬憂時淚,

此日從容作楚囚。”

——這是田漢在唱。

而許滌新則在這樣高歌:

“團結如磐石,

鬥誌似火流。

怒口對獄吏,

獄底不知秋。

軍棍與鐵銬,

一一身上來。

最後勝利在,

有誰感悲哀!”

讓敵人沒有想到的是,這一群“文化人”共產黨員竟然終結了“叛徒現象”。尤其是江蘇省委宣傳部長朱鏡我,更讓敵人恐懼又暗暗佩服——

浙江鄞縣山區出生的朱鏡我,10歲時就是孤兒,後跟著做工的哥哥到了日本,一下就有了讀書和開闊眼界的機會。好學聰慧的朱鏡我後來以優異成績考上了浙江省公費留日學生,進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上世紀初的日本,為接受歐洲先進文化和政治思潮最活躍時期,朱鏡我在這個時候了解到了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思想日益發生變化,成為懷抱熱血救國理想的革命青年。又因為朱鏡我對文學特別愛好,加之刻苦鑽研日、德、英等多國語言,所以翻譯又成為他的一項喜好和專長。恩格斯的名著《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影響了一代中國革命者,而這部著作的第一個中文版譯者就是朱鏡我。1928年5月,朱鏡我在上海一家不引人注目的小飯館裏,以“吃飯”的名義,在此向黨旗宣誓,從此成為職業革命家和革命文藝戰線的一位英勇戰士。從1930年起,他先後擔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和中共中央文委書記、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的黨團書記,是中共上海文化界的一位重要領導者。

朱鏡我是位充滿革命理想的文化人,他與田漢等人被敵人逮捕後,從上海押到南京國民黨憲兵司令部看守所。任憑敵人使出何種**的毒計,他都嗤之以鼻,斷然拒絕。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雷震是朱鏡我在日本的同學,雷震以“故友”的身份到看守所與朱鏡我用日語對話,勸其“自新”,不然會“掉腦袋”。朱鏡我冷笑回答道:“我已選擇共產主義,就不曾懼怕過掉腦袋的結果。獻身救水深火熱之中的祖國曾是我們在日本時就立下的共同誌願,現在我在為之奮鬥,你可以不為,但怎好意思來勸我將當年的誌願付之東流?”一番話說得老同學雷震一陣臉紅一陣臉白。朱鏡我的愛人有位表叔是國民黨寧波專區保安司令,與蔣介石私交甚深,也來勸說,並說隻要在“自白書”上簽個名就可以釋放。朱鏡子同樣斷然拒絕。

在監獄裏,有的共產黨人因為被白色恐怖和鎮壓所逼,思想出現波動,朱鏡我便在牢房裏“開課”,用雪萊的“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的詩句來教育和激勵難友。原本就有胃病和肺病的朱鏡我在監獄裏身體越來越虛弱,甚至到了臥床不起的地步。敵人利用他的病情企圖讓他低頭,朱鏡我冷言道:“死何懼?然革命頭顱不可向你們低下!”

抗戰帷幕拉開後,“西安事變”給了朱鏡我出獄的機會。朱鏡我後被組織派往新四軍總部任宣傳部長。“皖南事變”中,擔架上的朱鏡我無法脫險,他讓民工放下擔架,命令警衛和民工迅速撤離之後,自己用盡最後一點力氣,縱身跳崖犧牲在皖南雲嶺的崇山峻嶺之中……

這是後來的故事。然而就是因為有像朱鏡我、田漢等這些革命意誌堅定的共產黨人,才斷絕了敵人企圖通過不斷的中共內部的“叛變現象”來摧毀中共上海中央局的陰謀。

遭四次毀滅性破壞的中共上海中央局,就是在這樣極端艱難的前行之中,依靠一茬又一茬的革命者高舉戰鬥的火種,一次次前赴後繼、英勇流血,才使共產主義的信仰之火炬沒有熄滅……

需要一提的是,那些企圖通過出賣同誌從敵人那裏獲得苟且求生機會的革命背叛者,最後沒有一個是好下場——

我們自然還記得將彭湃、楊殷等數位中共中央軍委領導幹部出賣的叛徒白鑫。他的變節,造成我黨巨大損失。周恩來親自下令“紅隊”鎮壓此人。“特科”負責人陳賡直接指揮鏟除白鑫的行動。1929年11月11日晚,以為深藏在受國民黨大特務特別保護的地方的可恥叛徒白鑫,被我“紅隊”隊員,“砰砰”數槍,腦袋開花,葬送了罪惡的生命。

臭名昭著的顧順章雖然因為受到蔣介石的“格外厚愛”而沒能讓我“紅隊”行動成功,但“易變節”的本性最後仍令其被新主子的中統特務機關悄然暗殺,死無葬身之地。

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背叛者是有好下場的,尤其是革命的叛徒。這幾乎是一條定律。

曾經還有這樣一件事:我們上麵提到的那一對“叛徒夫妻”——秦曼雲和盛忠亮他們後來隨蔣介石逃到了台灣,之後棄政從商,到美國做生意並且做得還算不錯。大陸改革開放後,這對“良心發現”的夫妻試探著想回國看看,於是寫信給時任國家主席的楊尚昆。在此我們要特別介紹一下素有“中共史上第一位女叛徒”的秦曼雲,她在與盛忠亮結婚之前曾是我黨革命領袖之一的關向應烈士的夫人。所以當已經是“美籍華人”的秦曼雲向中共中央領導寫信說想回祖國“看看親人關向應”時,當年與關向應為好友的一批中央領導批準了“女叛徒”的請求。

1981年,這位中共史上“遺臭萬年”的“女叛徒”從美國飛到北京,出麵接待她的是中共中央紀委副書記、也是她老熟人的王鶴壽。“仇人”相見的一幕,被革命家陶鑄的女兒、作家陶斯亮在她的作品《我與幹爸爸王鶴壽》一文中作了如下描寫:

幹爸(陶斯亮是王鶴壽“幹女兒”——筆者注)讓我陪他去北京飯店探望一位美籍華人。這是一次讓我終身難忘的會見。房門打開後,我眼前出現的儼然是一位闊太太。雖然已70高齡,依然化著濃妝,上著鮮豔綢衫,下穿綠喇叭褲,尖尖的高跟鞋、佩戴著項鏈和耳環。

老太太麵帶愧色,神情很不自然。她吞吐地向這位共產黨的中紀委副主任陳述了1927年被捕的經過,極力為自己的變節行為開脫;她從側麵,卻又不無真誠地詢問了關向應同誌死難的經過;她還表示,為了祖國的統一大業,願意為共產黨盡力效勞。最後,她以同情的口吻問:“這幾年來,你受苦了吧?”幹爸始終神態自若地靠在沙發上,搖著一柄紙折扇,聽到這話,坦然地一笑:“這是我們黨內自己的事情,算不了什麽!”一句話,說得老太太頓時無言以對。

後來我們知道,這位“悔意無比”的“女叛徒”從此真的開始 “悔過自新”,並帶著掙來的錢,為許多貧困山區的孩子捐助“希望小學”,以贖“欠共產黨的大罪”。念在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關向應和新形勢下的海峽兩岸關係的民族大局情麵上,中國共產黨人寬恕了這樣的“大叛徒”。

這是漫長的中國革命曆史過程中血與火的另一景觀。我們還是要回到那個黑暗的革命年代——

在中共黨史上,有兩個人的“路線”經常被提及,一是“立三路線”,二是王明路線。這兩個人的兩條“路線”,曾經在1930年前後給中國革命也造成巨大的損失和犧牲,然而這兩次錯誤“路線”其實也有本質上的很大不同,前者更多的是造成城市武裝鬥爭過程中革命力量的損失,後者則造成革命全局性的破壞與損失。“立三路線”盡管也曾對黨內同誌有過嚴厲批評與批判,但王明路線對黨內持不同政見者采取的是排斥與無情打擊,甚至是殺頭的極端錯誤。

說這“兩條路線”,不能不說到這兩個人:李立三和王明。兩人相比,李立三雖有錯誤,但仍是忠誠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和著名的中國工人運動領袖;王明則不同,他基本上是個曾經滋生在我們黨身上的徹頭徹尾的政治毒瘤!

李立三是一個革命**特別旺盛、革命鬥誌異常堅定的“坦克車”式革命領袖(黨內同誌對他有過這樣的稱呼)。他最後是在“文革”中因為劉少奇的問題而強製被誣蔑為“裏通外國的大特務”,含冤服安眠藥自殺而死。

作為湖南人的李立三從小就很有鬥爭精神和戰鬥個性。他在中學時代就給自己起過一個筆名:憂國子。在與一個同學的合影照片上他寫下如此一段話:“天下英雄唯使君與吾耳。雖不必有此事實,亦不可無此誌氣。非敢自負,實自勉也。”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李立三是個什麽樣性格的人。他在後半生時曾經對此作過自我批評,說:“那個題詞充分反映了我少年時期狂妄自大的壞習氣。我在這上麵吃過不少虧,後來犯錯誤,更是與此有直接關係,思之痛心。”正如中央後來給李立三平反時評價的那樣,他是個有“服從真理、謙虛誠懇、勇於自我批評、注意汲取曆史經驗的高尚品質”和“顧全大局、堅持原則、為人坦率的優良品質”的人。

想當年1917年時,比李立三大八歲的毛澤東在長沙發起了一則在進步學生中“征友啟事”,結果隻來了三個半人,這其中的“半個”就是李立三。事情是這樣:毛澤東好友羅章龍要介紹新到長沙讀書的李立三給毛澤東認識,毛澤東答應了。於是有一日約定倆人在省立圖書館見麵“一談”。見麵後,毛澤東像位大先生似的滔滔不絕地講了一通。李立三一言未發,像個小學生一樣,聽完就走了,這給毛澤東的印象就是“半個朋友”。

“五四運動”時,李立三到了北京,進了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學習。當年10月,父親賣掉了祖上留下的16畝地,為李立三籌足了200大洋學費,從此李立三從上海出發,踏上了赴法勤工儉學和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