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郅是李立三原來的名字。因為他做事仗義,所以在留法學生中威望很高,而且他的思想一直處於進步和前衛中——
我是一個斷梗的浮萍,
隨著那風波兒上下飄零。
也到黃浦江頭,
也到過瀟湘水演,
也到過幽燕,
也到過洞庭,
今又吹我西天來了。
呼吸那自由的空氣,
瞻仰那自由的女神。
我還要唱那自由之歌,
撞那自由之鍾
喚醒可憐的同胞,
驚起他們的酣夢……
這是李立三在旅歐初始時寫的革命詩篇。他給同學的印象是:為人坦率直爽,襟懷開朗,雷厲風行,但做事有些急躁,說什麽事就會立即行動,決不猶豫和拖泥帶水。他對舊世界和反動軍閥與無恥政客,從來都是用“打倒”“推翻”“殺掉”等等比較激烈的話語,可見他的鬥爭精神。然而,當留法學生中對勤工儉學出現分歧和過激行為時,李立三又似乎變成了“溫和派”,與蔡和森為首的“鬥爭派”又不同,他與趙世炎、陳延年、劉伯堅和陳公培等人堅持勤工儉學是留法中國學生的“主要出路”,尤其強調到工人中去學習的必要性。他自己也身體力行去到法國工廠當工人,親自體驗法國工人對革命的熱情,並讚同且加入蔡和森、周恩來等發起的“中國少共”組織,成為最早的一批中共黨員。
1921年秋,因參加抗議法國政府的活動,李立三和蔡和森、陳公培、陳毅等104名中國留學生被法國政府遣送回國……
“他們不要,我正需要!”在上海,陳獨秀見到李立三、蔡和森等回國青年們,異常興奮。留下蔡和森在黨中央機關工作,其餘人多數被派往全國各地從事工人運動。李立三被派到離自己家很近的安源煤礦搞工運。從此李立三成為了中國工人運動的一名傑出領袖,尤其是安源罷工,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他與劉少奇並肩戰鬥,威振四方,甚至在罷工勝利後,他的名字被工人們編入“罷工歌”詞中:
工人受苦難盡表,有一英雄天下少。
名號隆郅李先生,出洋法國轉回程。
年紀隻有二十四,祖籍湖南醴陵住。
他從長沙到萍鄉,要救工人出牢牆……
工人如此愛戴和擁護他。之後,李立三奉命到武漢搞工運,又是幹得轟轟烈烈。上海“五卅運動”爆發時,他是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成為讓敵人“最記恨的六人”之一。
作為從工人運動中成長起來的革命“坦克車”,在以城市武裝鬥爭為革命中心任務的大上海,李立三在黨內的政治地位自然迅速提高,尤其是“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革命隊伍慘遭破壞,大有被斬草除根之趨勢。為了扭轉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以及蔡和森的左傾軟弱,以領導工人武裝暴動著稱的李立三,在黨的“六大”後,成為了中共中央核心領導之一,實際領導著當時全黨的工作。在當時革命形勢的現實嚴峻環境下,加之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李立三以異常飽滿的革命精神,針對一些人對強大的反革命勢力有畏難情緒,他指出:“現在革命果真沒有辦法了嗎?不,不,完全不是的。很明顯,中國革命問題一個也沒有解決,帝國主義正厲害的壓迫我們,封建勢力仍然存在,廣大群眾的生活比以前加倍的痛苦,這種局麵能夠安寧下去嗎?就是沒有共產黨,恐怕洪秀全、楊秀清之流避也要起來造反……單純的白色恐怖之上,絕不能建設長期的統治,所以客觀上證明革命是一定要來的。隻怕我們不努力,坐待世界大戰及世界革命的爆發。若隻是坐待,那就恐怕到了爆發的時候,還是沒有辦法。‘睡在樹底下毫不動手,隻說果子不到口裏來’這是極可恥的懶漢。果子生在樹上快要成熟了,趕快準備我們的梯子,上樹去摘吧!”
黨的“八七會議”後,黨內也有相當多的同誌認為“最黑暗時刻已經過去”,“革命將爆發新的**”。作為決策層的黨中央,此時也都是些不到三十來歲的青年人,特別是渴望革命**盡快到來、又有敢幹好動個性的李立三,在這個時候更容易接受革命的冒進主義,而當時共產國際正在反右傾思潮,在這樣的主客觀條件下,李立三發表了《準備建立革命政權》的文章,號召全黨“去建立革命政權將要成為策略路線的中心問題”,並“要首先建立一省或幾省的革命政權”,而且“隻要產業區與政治中心爆發了一個偉大的工人鬥爭,便馬上可以形成革命的**”。
之後,李立三又連續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上發表了《準備建立革命政權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怎樣準備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的勝利條件》、《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論革命**》和《建立政權與革命轉變》等五篇文章,好似陣陣激昂的戰鬥號角,向全黨和全體革命者發出了奪取政權的戰鬥命令。而且李立三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致電共產國際主席團,報告了“中共中央堅決執行變軍閥戰爭為革命戰爭的路線下,決定組織南京兵士暴動,同時組織上海總同盟罷工,並力爭武漢暴動首先勝利,建立全國蘇維埃。”
此時的以李立三為首的中央完全進入了革命大**前的狂熱情緒,但這些不切中國革命實際的狂熱革命情緒造成對革命更大的損失:上海罷工再度慘敗,完全沒有了當年“五卅運動”時能夠發動八十多萬工會會員參加的氣勢,執行具體任務的江蘇省委又對中央號令抵觸,李立三發怒,幹脆自己兼任江蘇省“總行動執委”主任,接掌省委行使領導權力,老資格的何孟雄、林育南站出來反對李立三的做法,遭到李立三的嚴厲批評和打壓,從此上下級發生嚴重分裂。國民黨特務機構反在此時利用我黨內部分裂,又屢屢破壞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和各區組織,新捕獲大批共產黨員,使得革命中心的上海革命烽火再度遭受毀滅性的打擊。
上海的罷工沒有做成功,李立三又去南京進行兵暴,結果更慘:不僅兵暴未獲成功,黨組織和共產黨主要負責人公開暴露之後,敵人立即反撲,南京市委機關連續遭到破壞,市委主要負責人及基層負責人共一百多人被捕,多數被殺害。南京地區的黨組織慘遭史上第六次大破壞。武漢的暴動命運同樣,本來此時的武漢革命力量已經非常薄弱,隻有300多人和150來位工人赤衛隊員,但這些人還是按照李立三的布置,組織起義,結果被反動武裝鎮壓,60名共產黨員被捕,最後36人被殺害。革命暴動成了泡影,甚至連後繼之人都一時找不到……
“立三路線”對革命造成的損失不僅在城市,還使各地的紅軍在強行攻打城市過程中屢遭失敗。比如毛澤東、彭德懷攻打長沙和武漢的戰鬥,都損失了大量紅軍有生力量,犧牲將士無數。
城市街頭無數共產黨人掉下的頭顱和前線紅軍將士的鮮血,讓李立三和中共中央開始清醒。這時從莫斯科回來的瞿秋白、周恩來立即主持會議,及時糾正錯誤的“立三路線”,李立三本人也從血的教訓中認識到自己指導方向上的嚴重錯誤。
至此,中國共產黨內部對錯誤的“立三路線”采取了及時的措施。然而,尚且年輕的黨卻在這個時候,接受了更嚴重的一個錯誤路線的指導,這就是共產國際的插手和王明篡奪了中央的最高權力,這造成的危害比“立三路線”更嚴重。
1931年元旦前後的上海異常寒冷,呼嘯的北風,刮得大黃浦江上的水麵浪濤滾滾……
7日一大早,原江蘇省委老資格的常委何孟雄懷著幾分複雜的心情,披上大衣,匆匆從家裏趕到武定路修德坊6號(今武定路930弄14號)的中共中央秘密開會地。因為路上有殘雪,他一出門雙腳就滑了一下,一屁股坐在了石子路上。“黴氣!”何孟雄自個兒輕輕地罵了一句,從地上爬起,重新邁開大步……
風雪之中的何孟雄看上去臉色陰沉,但似乎鬥誌不減,那張俊俏的臉龐上泛著一股永不屈服的剛毅。沒錯,他就是這樣一個人,黨內同誌一直稱他是“屢戰屢敗而又永不言敗”的鬥士。
“是的,我從參加革命的那天起,就是革命的鬥士。”何孟雄多次自喻。隻是,近期的他,內心十分壓抑和悲涼,一則因他在黨內第一個站出來反對“立三路線”,結果讓不少同誌們對他另有看法,二則妻子去世,留下兩個年僅五歲和三歲的兒子,讓他操勞過度。但這些不重要,對一個職業革命者來說,何孟雄最痛苦的是,他自1927年夏奉命來到上海,擔任江蘇省委常委兩年多時間裏,在黨內與這裏的中央領導之間出現許多觀點和決策上的分歧,導致他何孟雄似乎是個一直“反領導”的“老倔頭”。
何孟雄懷念在中共北方局的李大釗時代。有時他內心經常這樣想,那個時候多爽啊,即使今天不知明天的生與死,但“朋友”和“敵人”的概念非常清晰,要麽是反動軍閥和工人對立麵的資本家與工賊,要麽是親愛的“工人之友”。
“諸朋友!我們又很久未相見,今夜得聚一堂,我心內覺得快樂!”瞧,這是何孟雄作為北京地下黨的負責人之一,又在工人俱樂部講演了。
“今日我的講演題目是《誰是工人之友?》。是的,諸君不要誤會:誰也是朋友,認得的就是朋友,即時常破壞工人團體的壞蛋,也可以說是朋友。然,我今說的朋友的意思,卻有點不同。我要下個定義:凡對工人運動具極大的熱忱,肯為工人的利益,犧牲地位,犧牲生命,不論經曆什麽痛苦都不退卻,沒有一點利用的心思,不騙工人,這種人才是工人之友。
這種人,我舉幾個最出名的人給你們聽——
世界上最出名的,莫過於馬克思,外國工人沒一個不知道他。他是大學畢業生。他看見工人的苦,他從事社會革命,他找出很多的辦法,要工人得到滿足的生活,並且著很多的書,可是能當為工人革命的聖經。
……
諸君,你們一定要認清你們的友人!總之,無論何人,他肯為你們的利益,犧牲時間,金錢,大則生命,那麽你們就要表示相當的敬意,並極力的援助!因為他們就是你們的友人!”
那個時候的何孟雄意氣風發。這位吃辣椒出生的湖南人生來就有一種鬥爭天性,但他的目標清晰,尤其是跟著李大釗之後,從直接參與“五四運動”,到參與第一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建設,他何孟雄連續三次被關進敵人的監獄,然而每一次出獄,他的革命意誌和毅力更加堅定,而且鬥爭的經驗也比前一次更豐富。之後,他與李大釗、鄧中夏等革命者,在長辛店、唐山(何孟雄是唐山地委書記)及天津等地點燃了許多寫入中共黨史的革命火種,也正是這些實際鬥爭的革命經曆,讓何孟雄更注重革命的實踐性。
1927年8月,何孟雄到上海被分配到江蘇省委時,正值江蘇省委遭嚴重破壞的關鍵時刻。他與妻子,也就是中共曆史上第一位女共產黨員繆伯英(烈士,也是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之一,1929年因革命工作過度勞累而病逝於上海仁濟醫院,時年30歲)一起來到上海,從此一直在江蘇省委工作。
初來乍到的何孟雄,似乎不太適應上海的政治環境,於是他選擇到農村去從事革命。他三次假借“夫妻吵架”之名,三次“出走”到了蘇北淮安去從事那裏的農民運動,重建了四個縣的黨組,並親自領導了那裏的武裝暴動。雖然暴動僅有三天就失敗了,但何孟雄很快認識到了由他自己製定的第一次江蘇農民運動計劃的錯誤性,並著手起草了後被江蘇省委通過的《江蘇省關於接收共產國際執委二月會議中國問題決議中的決議》。在這個《決議》中,他對當時黨中央的盲動主義進行了尖銳批評,黨史上稱之為的“著名的五月決議”,就是何孟雄的這一力作。以一個黨員和一個省委名義向中央提出嚴厲批評,這是何孟雄的首創,也從此讓何孟雄這個“老倔頭”的名稱傳開了。
那一段時間的江蘇省委工作,特別是由何孟雄和李富春主持的農村革命運動取得了很大勝利,並且對農村工作總結了許多有益的經驗。如何孟雄指出:“散亂的飄襲的離開群眾的發動失敗的遊擊戰爭固應反對,但必須說明鄉村鬥爭的形式與城市不同,一發動就容易很快的走到武裝衝突,不能以一般城市暴動的條件來範圍鄉村的鬥爭。鄉村武裝鬥爭隻有采取遊擊戰的策略,這種遊擊戰爭決不是脫離群眾的離開本地爭鬥,而是努力使爭鬥的區域布置成一作戰的形勢。用分成細小的武裝去包圍襲擊敵人,努力使零星部分的爭鬥能夠匯成總的爭鬥。”這是1927年曆史條件下的關於對農村革命鬥爭的總結,他根植於中國農民運動土地革命的戰略策略思想,與毛澤東當時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的“農村包圍城市”經驗完全吻合。
何孟雄是位具有獨立政治主見和鬥爭思考的革命家。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他到任後的江蘇省委工作有了不同以往的突出成績,這也讓當時黨的總書記向忠發公開在口頭上承認江蘇省委是“有成績的”和江蘇省委是全國“最強的”省委。或許是在這種印象下,中央突然對江蘇省委進行了“改造”,由中央領導直接兼任江蘇省委及上海的領導。這個精神一出,讓何孟雄等大為震驚,並有了嚴重的抵觸情緒。甚至有人提出“另立省委”的建議。這事直到周恩來出麵才算平息了一場原江蘇省委與中央之間的風波。
然而事情並沒有何孟雄他們想象的那麽簡單。中央雖然沒有執行繼續“改組”江蘇省委,但緊接著則來了個更大動作:解散江蘇省委,除了保留原來兩名省委常委外,其餘全部調派到上海,從事上海工運第一線。何孟雄也沒例外,他被調任至上海滬西區委工作。
受到這種內部政治勢力排斥的何止是何孟雄一個人?惲代英、鄧中夏等都是這樣的命運。惲代英忍了,鄧中夏忍了,甚至許多時候周恩來也忍了,可何孟雄忍不了。於是他在中央會議上,公開站出來同李立三等爭辯,或者直接寫信給黨中央,一次又一次地陳述自己的意見。但曆來“家長製”作風嚴重的黨內,怎可能容忍像何孟雄這樣毫不留情麵的批評呢?
“立三路線”時,何孟雄差點被開除出黨。然而何孟雄很快發現,新的省委領導比李立三還要命,這位新領導就是王明。
“為什麽撤掉我的職務?”在滬中區委書記崗位上才幾天的何孟雄,突然有一天接到“省總行委”通知,說他被撤職了!本來這樣的職務,對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一批創建者之一的何孟雄來說,並沒有多少在乎,問題是:他到底錯在哪裏?
倔強的何孟雄絕對不能容忍黨內如此不正常的組織決定。於是他在滬中區委辦公室的那間亭子小房裏,以其憂黨憂國的赤子之心,疾書兩萬餘字,寫下了著名的《政治意見書》,以一名老黨員的名義,向黨中央表述了他長期研究和積累的中國革命理論觀點與策略主張。何孟雄所述的十個問題,都是當時中國共產黨麵臨的重要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在《政治意見書》的最後,這位年輕的中共老戰士扯出衷腸,聲嘶力竭道:“十年來我為無產階級革命為黨工作,沒一天不是站在最前線,當這緊張時期使不能站在最前線與階級敵人拚死,到亭子間來,說不盡我苦痛和難過,這是要對黨表示出來”的心裏話!
然而,以王明為代表的中央,並沒有理會何孟雄的一片赤子之情和對黨的衷腸之心。他們漠視這位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之一的意見,而此時何孟雄聽說中央同意要為他開一次緊急的特別會議——他認為7號的會議就是討論他所寫的《政治意見書》,所以格外興衝衝地趕到會議地址。在這之前,何孟雄和其他人都接到中央發的“第96號通告”,說是要召開一個中央緊急會議。
其實何孟雄在進會場的路上,他是滿懷信心的,因為在1930年底召開的中央會議上,就他何孟雄的問題,中央專門作出了一個《關於何孟雄同誌問題的決議》,該決議指出:一、何孟雄同誌的政治意見書中關於反對立三路線的觀點一般是正確的,是符合共產國際精神的;二、何孟雄同誌當時在黨的各種會議上的發言以及與同誌的談話,一般來說,他的意見是對的;三、中央政治局特決議取消這些錯誤的決定,並公布何孟雄同誌意見書與這一決議。
這是我們黨內第一次為一個同誌而專門作出的決議,可見何孟雄問題當時在黨內是一件非常大的事。盡管後來實際上這個中央決議沒有正式公布,但何孟雄本人是知道內容的。所以他對中央馬上要召開“緊急會議”表示了極大的關注和信心。
然而當他一到會場,發現自己的判斷全錯了。黨的總書記向忠發突然宣布:“今天的會議是經過共產國際批準的”六屆四中全會。何孟雄等一聽與“通告”上所說的會議不一樣,便立即表示反對。
會議現場頓時出現混亂。時任全總執委兼婦女部部長的張全保後來這樣回憶那次會議:
“我到會場時,很多人已經先來了。我記得參加會議的有王明、博古、王稼祥、向忠發、周恩來、瞿秋白、沈澤民、史文彬、張金保、陳鬱、陳原道、顧順章、肖道德、徐錫根、羅章龍、張聞天、王風飛、徐藍芝、袁乃祥、王克全、何孟雄、沈先定、許畏三、餘飛、韓麟會及國際代表米夫等三四十人,翻譯是徐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