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看他此時發表的一篇題為《一個偉大的印象》的紀實體散文,就能深切地感受到作為一個革命者的柔石那滿身湧動的革命烈焰……

這是最後的鬥爭,

團結起來到明天,

International,

就一定要實現!

幽揚的雄壯的《國際歌》,在四壁的紅色的包圍中,當著馬克思與列寧的像前,由我們唱過了。我們,四十八人,密密地靜肅地站著,我們的姿勢是同樣地鎮定而莊嚴,直垂著兩手,微傴著頭;我們的感情是同樣地遙闊,愉快而興奮;恰似歌聲是一朵五彩的美麗的雲,用了“共產主義” 的大紅色的帆篷,裝載著我們到了自由、平等的無貧富、無階級的樂園。

我們,四十八人,同聚在一間客廳似的房內,圍繞著排列成一個頗大的“工” 字形的桌邊, 桌上是鋪著紅布,布上是放著新鮮的豔麗的紅花。我們的會議就在這樣的一間濃厚的重疊的如火如血的空氣中開始了。

“同誌們!蘇維埃的旗幟已經在全國到處飄揚起來了!”我們的主席向我們和平地溫聲地作這樣的鄭重的開會詞。

我們的關係都似兄弟,我們的組織有如家庭;我們依照被規定的“秘密的生活條例”而發言,講話,走路,以及一切的起居的行動。一位姊妹似的女同誌,它有美麗的姿勢和甜蜜的感情,管理著我們所需要的用品底購買和接洽,並在每晚睡覺之前,向我們作“晚安”。

“誰要仁丹麽?”在會議的長時間之後,她常常向我們這樣的微笑地問。

為了減少椅凳的搬動的聲音,我們是和兵士一樣站著吃飯的。有一次,一個同誌因等著飯來, 這樣說笑了:“吃飯也和革命一樣的;筷子是槍,米是子彈,用這個,我們吃了那些魚肉;快些罷,革命,吃飯,可以使我們的饑腸不致再轆轆地延長!”

晚飯以後,沒有會議的時候,或不在會議的一部分人,就是自由談天,——互相找著同誌,報告他自己的革命的經過的情形,或要求著別人報告他所屬的團體底目前的革命形勢,用著一種勝利的溫和的聲音,互相敘述著,討論著。

“這位同誌是代表那裏的?”

這句話是的常普遍的被聽到。

從各蘇維埃區域及紅軍裏來的同誌他們是非常急切地要知道“關於上海的目前的革命的形勢”。

“上海的工人,市民,小商人,對於革命怎麽樣?不切迫麽?不了解麽?”

“除了工人,一般市民小商人,大約因為階級的關係,對於各種革命的組織與行動,隻是同情,還不很直接地起來參加。”我回答。

“上海的工作是緊要的呀!”他們感歎地。“農村的革命日益擴大,日益緊張的時候,上海的工人,市民,非猛烈地起來不可!”

上海的報紙是不容易輸送到他們底手裏的。有一次,現在的第四軍,因為在山上二十幾天得不到報紙,心裏是非常地焦急,以後探聽得某一城的某處,有幾分報紙,於是就在當夜,開了一團兵,走了六十幾裏的長路,攻進城,取得了這幾份報紙回來。——這是一個事實。

在會議室裏的一角,放著一張黃色的書桌,裏麵的抽鬥內,貯滿了各種左傾的雜誌並共產主義的書報。有一位同誌管理著借閱與收還的事,可是一到早晨(晚上是收回的)所有的書籍總從這個忙碌者底手裏傳遞給人們,他們,除出三五個完全不識字的農民代表外,就都在個個人底手裏捧著一本書,或一份報了。他們專心地似又艱難地閱讀著,有時,互相地疑問著,簡直似考試前的小學校裏的小學生那樣。

可是不識字的農民同誌,也有時走向閱讀者的身邊問問書裏所說的是什麽。

“這是什麽書呢?”

“《萌芽》月刊。”我向走近我身邊的農民同誌回答。

“我們的書麽?”

“是的,關於無產階級的文化方麵的。編輯和譯著的人,都是思想清楚的戰士與作家。”我並將這一期的目錄告訴他。

“是我們的雜誌嗬!”他向我微笑地親昵地又說了一句。

在各人的手裏,都有一本由我們的女同誌交給他的記事的拍紙薄和一支鉛筆。這樣,就有一部分人。老是在那練了,塗寫了。在開會的時候,他們記錄著,不在開會的時候,他們繪畫著。“我們的主席”,“我們的東江同誌”,“女同誌,你真是美麗的呀”!我竟從一個紅軍代表的手裏看見這樣標題著的三張非常精細的人像,類似舊曆過年時在街坊上賣酌“花紙”上所畫的。我想,這是所謂“民眾的藝術”罷?但畫家所要研究的,也可以根據這一個,——我們實在需要民眾的畫家。

他們也常是撚著簿子向我問字:“衝鋒的衝字是怎樣寫的?” 寫好一個“彳”, 叫我填上去;“犧牲的犧字可以這樣寫麽”?又有一次,一個同誌將“犧” 這樣的一個字問我,可是我很羞慚,不能立刻給他一個爽快的答複,因為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寫的一個“犧”字。

我也從他們所問我的字行旁,看見他們的紙上,滿記錄著標語似的口號似底警句:“向城市衝鋒”,“猛烈地擴大紅軍與少年先鋒隊的組織”等等。

有一位遼東的同誌,身體高大,臉孔非常慈祥和藹的人,他在和我作第一次的談話時,——我們是同睡在一間寢室的地板上的——他就告訴我他對於革命底最初的認識和行動:他說他之所以革命,並不是為了“無產階級” 四字,他是大地主的孩子,錢是很多的,而他卻想推翻“做官階級”——這四字是他用的;他說他自己是“平民階級”——底專製,就從家裏拿了一支槍,空身逃出到土匪隊裏去,因為土匪是“做官階級” 的惟一的敵人。可是第一次受傷了,子彈從上臂底後部進,由背上出,——同時他脫了衣服,露出他底第一次的兩處傷痕給我看。他是受過幾次的傷的(以後我知道他的精神也受過頗深的傷痕),第二次是在麵底後部,耳朵底下麵,銀圓那麽大的雲的一塊。——同時,他覺到土匪是沒有出息的,非進一步作推翻封建社會的行動不可,於是加入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團體。

“五六年來,我是沒有家,”他說著,兩眼是慈和而有光的。“到處飄流;也在石板船內,指揮著作過戰。”

他的話,在這晚,是被糾察員底命令:“十一點鍾了,熄燈,不準再講話!”而停止了。

過後一天,他忽然給我一個紙條,上寫著:

“愛是有的麽?”

我很奇怪。可是在那時,我是不能和他談愛的問題的。我也就隻好用紙條,給他一個回字, 問他為什麽發這個疑問。

於是我就陸續地收到他幾次的紙條了。我在這裏總括他底意思:他有一個愛人,愛人也深深地愛他的,而現在,為環境的條件所限製,結婚是萬不可能。我最後給他這樣寫著的紙條:

“愛也是階級的,愛的方式也是階級的……是呀……”

可是他搖搖頭,給我這樣的回答:

“不,我現在要問你是怎麽可以消滅我的腦裏的愛的印痕。加重地努力於革命的工作,是最好的方法麽?”

這樣,我知道,這位同誌是一個感受著衝突的苦惱的布爾塞維克。

關於戀愛,——蘇維埃區域裏的農民的態度,和紅軍軍隊裏的兵士的意識,也都值得注意的。

據從蘇維埃區域裏來的同誌的報告:在當初農民是大半都反對自由戀愛,和離婚自由的。有一件例足以記述:一個年輕的黨員和一個農民的妻發生戀愛,而這個農民的妻就向這個農民提出離婚;這個農民就向大眾憤憤地怨訴道:

“革命革命,革他一個卵!我們的老婆,都要革掉了!”

於是群眾也大憤,竟商議要殺死這個年輕黨員。事情被黨的指導者知道,隻得調開這個年輕黨員到別處去工作了。這當然不是根本的辦法。

可是在婦女的一麵,卻正相反;她們都要求自由,要求解放,熱烈地向丈夫提出離婚,蘇維埃政府的民事案,竟以離婚的裁判為第一忙了。假如政府不準,她還會在群眾大會的時候,登台向群眾演說,作根本的她的自身的解放自由的鬥爭。

現在蘇維埃政府是努力地作向農民解釋的宣傳,允許離婚的絕對自由的。有許多地方,婦女解放是漸漸做得通了。

在軍隊裏,有同樣有趣的事實。就是兵士們也多反對在軍隊裏有戀愛的現象的發現。這一半還因為女性的兵士太少,一半因為女同誌多喜歡和官長接近的緣故。雖然,在紅軍裏,“經濟的平等”是被規定的一條原則(另一條原則是“紀律的平等”),但責任的地位有高低,而婦女的虛榮心也是還存在的。所以某一軍的軍長,曾有過以軍事上的觀點,不準女同誌加入軍隊的禁令。

在這次的代表會議裏;有我們的十六歲的年輕勇敢的少年列席。他有敦厚而稍近野蠻的強的臉,皮色紅黑,兩眼圓而有精神,當發言的時候,常向旁或向上投視,一邊表示他在思想著所發的言,一邊正像他要用著他的兩眼底銳利的火箭,射中革命的敵人的要塞似的。他的發言,是簡樸的,稍帶訥訥的,有時將口子撐的很圓,——他是湖南人——正似他的舌是變做了一支有火焰的球在滾著一樣。他的身體非常結實而強壯,闊的肩,足以背負中國的革命的重任,兩條粗而有力的腿,是支持得住由革命所酬報他的勞苦和光榮的。他是少年先鋒隊的隊長,那想吞噬他的狼似的敵人,是有十數個死在他的瞄準裏的。他受過兩年的小學教育, 可是會做情詩了。

妹妹呀,你快來罷!

我從春天望到夏,

又從夏天望到秋,

望到眼睛都花了!

他有一次將這四句詩念給我聽,當時我對他說:“你還是革命罷,不要做情詩。”

可是他笑著向我答:

“我是不會做情詩的,情詩是你們的隊伍的人做的。這四句詩也好像從一本什麽詩集裏讀來的。你不知道麽,在你們裏麵有做詩的革命的人?”

我稍稍微笑著搖頭,同時我牽了他的兩手,緊緊地握著,而且,假如當時的環境能夠允許,我一定向他擁抱而高喊起來:

“親愛的弟弟,我們期待著你做一個中國的列寧!”

關於這個勇敢的小同誌,我們的主席向我們說著這樣的話:

“假如他能夠在上海受訓練二年,一定能做一個非常好的c.Y。不過我們不能留住他在上海,那邊也需要像他這樣的同誌的。像他這樣的少年,是到處都被需要的。”

有一次,他從我們的一位漂亮的同誌底西裝的外衣袋裏,掏塊紫綢的色光燦爛的小手帕來,他看的驚駭了。

“這做什麽用的?”他問。

“沒有什麽用,裝飾裝飾。”我們的漂亮的同誌答。

“可以給小妹妹罩在頭上的呀!”他很快樂地說,同時將這稀薄的手帕網在臉上,窺望著各處。

“送給你罷,你帶回去送愛人去罷。”我們的漂亮的同誌笑嘻嘻地說。

“呀?”他的大的鼻子竟橫開的非常闊了。這樣,他就仔仔細細地將它折好塞在他底小衫的衣袋裏。

“打倒軍閥!”

“打倒帝國主義!”

“猛烈地擴大紅軍!”

“組織地方暴動!”

“中國革命成功萬歲!”

“世界革命成功萬歲!”

威武的,揚躍的,有力的口號,在會議的勝利的閉幕式裏,由一人的呼喊,各人的舉手而終結了。我們慢慢地搖動著,心是緊張的,情感是興奮的,態度是堅顏而微笑的。在我們的每一個人的背後,恍惚地有著幾千百萬的群眾的影子,他們都在高聲地慶祝著,喚呼著,手舞足蹈地歡樂著。我們的背後有著幾千百萬的群眾的影子,他們在雲霞之中歡樂著,飄動地同著我們走,擁護著我們的十大政綱,我們這次會議的五大決議案與二十二件小決議案,努力地實行著這些決議案的使命,努力地促進革命的迅速的成功。我們背後有著幾千百萬的群眾的影子。我們分散了,負著這些工農革命重大使命而分散了,向全國的各處深入,向全國的工農深入;我們的鐵的拳頭,都執著猛烈的火把。中國,紅起來罷!中國,紅起來罷!全世界的火焰,也將由我們的點著而要焚燒起來了!世界革命成功萬歲!我們都以火,以血,以死等待著。我們分散了,在我們的耳邊,仿佛響徹著勝利的喇叭聲,凱旋的銅鼓的冬冬聲。仿佛,在大風中招展的紅旗,是豎在我們的喜馬拉雅山的頂上。

這是一篇至今我所看到的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一群上海革命青年在一起時談論革命、加入組織、暢想愛情等等方麵最直觀和形象的具有強烈現場感的作品。柔石所記述的一些人物,後來與他一樣,成為了“龍華二十四烈士”。他說的那個列席會議的隻有十六歲的“小弟弟”,就是與他一起犧牲的歐陽立安烈士。

1931年1月17日的前一天,也就是柔石被捕前的那個傍晚,他到了一趟魯迅家問問有什麽需要辦的事,魯迅便托他就自己先前與北新書局打的一份合同去交涉一下。柔石接過魯迅的抄件,就匆匆與魯迅告別,說明天要去參加一個“重要會議”。

第二天上午,柔石先到了永安公司右麵的隔一條街的一個小咖啡店,出席了左聯一次執委會議。會後他到友人王育和家吃中午飯。之後,柔石帶著一直被他稱為“梅”的革命同誌馮鏗一同去東方旅社開會。

他們走進旅社的31號房間,坐下沒多久,軍警和特務便包圍了他們,柔石、馮鏗、林育南、胡也頻等8人同時被捕……

三天之後,也就是1月19日,“公共租界”的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開庭。那天,已經被折磨了三天的柔石連眼鏡都掉了,雖然仍穿著西裝,臉部十分浮腫。年輕的女黨員馮鏗本來就比較胖,此時她的臉頰浮腫得有些讓人認不出。

“怎麽都在這兒了?”柔石一看何孟雄等三十多名共產黨人都被抓,不由吃驚。

蹊蹺!肯定是被叛徒出賣了!

“現在開庭——”一場早已安排妥的法庭庭審裝模作樣地開始了。法官走過場式的一個個詢問姓名之後,便有審判長宣讀擬好的判決書:

被告等於民國二十年一月十七日下午一點四十分時,串同在漢口路111號東方旅社31號房間內秘密會議,意圖串同之方法,顛覆政府,犯刑律第一0三條。被告等再於民國二十年一月十七日下午一點四十分,犯禁止反革命暫行條例第六條。被告共犯共產黨之嫌嫌疑及疑與共產黨有關係,華界公安局當局請求上海特區法院將伊移交。諭知準予移提,搜獲文件等交公安局來員帶去……

“來人,把犯人押解走!” 審判長還未念完,法警就囂張喊道。

柔石等立即抗議:“我們不服判決!”“我們無罪!”法庭亂成一片。法警們不由分說,用槍托和警棍,威逼柔石他們上了停在門口的警車。

此時的柔石腳銬18斤重的“半步鐐”。顯然在敵人眼中他是和何孟雄等人一樣的“重犯”。

“你應該知道那個魯迅住在哪兒吧?”敵人想從柔石嘴裏知道更多的東西,以撒開更大的逮捕之網。

柔石冷笑,道:“我哪知道!”

到淞滬警備司令部監獄後,柔石與小弟弟歐陽立安等同關在二弄九室的囚房。囚室裏有10個人,除了6個政治犯外,還有4個軍事犯。晚上,柔石與老共產黨員柴穎堂睡在一張雙層鋪的上麵。柔石沒有棉被,隻能鑽在柴同誌被窩中。因為倆人都戴著腳鐐,睡覺時常被冰冷的刑具驚醒。於是倆人就在每晚睡前相互用幹毛巾裹住腳,再輕輕入睡……

監獄的生活是異常艱苦的,然而柔石充滿了樂觀。他想到了魯迅的安危,於是通過獄中秘密渠道悄悄寫信給馮雪峰,向他通報監獄情況:

雪兄:

我與三十五位同犯(七個女人)於昨日到龍華。並於昨夜上了鐐,開政治犯從未上鐐之紀錄。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時恐難出獄,書店事望兄為我代辦之。現亦好,且跟殷夫兄學德文,此事可告大先生;望大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幾次問大先生地址,但我哪裏知道!諸望勿念。祝好。

趙少雄

“趙少雄”是柔石獄中的化名。其實如果不是叛徒出賣,他們許多人的真實身份敵人並不知道。從此短信中我們可以看出,身陷牢獄的柔石仍然一心惦記著“大先生”魯迅的安危,這份情誼實讓人感動。後來左聯同誌都喚魯迅為“大先生”。

外表看起來很柔弱的柔石,其實骨子裏非常堅強,尤其是他的鬥爭精神,很像魯迅先生。當2月7日那天晚上他和難友們突然被押到二樓的“法庭”時,敵人欺騙柔石他們是去“南京”,需要他們一個個在紙上“畫押”。輪到柔石時,他仔細看了一下那個“公文”,原來是“執行槍決書”!

柔石憤怒了,大聲對難友們說:“同誌們,這是執行書!我們不能按手印呀!”

“啊?他們要槍斃我們呀!”

“打倒狗日的國民黨反動派——!”

法庭內頓時大亂。“快把他們押下去!快快!”憤怒的口號聲和持槍憲兵們的吆喝聲交織在一起,使得龍華的那個夜晚格外淒涼和血腥……

野蠻殘暴的敵人怕“事出意外”,草草地將柔石等24位共產黨人押至警備司令部旁邊的一塊荒地,就立即端起刀槍,一陣猛烈掃**,慘無人道地將24名共產黨人殺害於此。鮮血染紅了那片枯黃的草地,也映紅了幾個小時後射來的朝霞。

嗬,這是龍華曆史上最悲慘的一幕。也有人後來說,龍華的桃花之所以特別紅豔,就是因為有太多的革命烈士的鮮血染盡的……或許是吧。

“中國失掉了很好的一群青年。而我則失去了很好的朋友。”魯迅聞知柔石和胡也頻、馮鏗等被敵人野蠻殺害,悲憤難忍。三天之後,他見到馮雪峰,一邊落著淚,一邊拿出剛剛寫下的那首“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的悼詩。

兩年後,他再度揮淚寫下著名悼文《為了忘卻的記念》。

魯迅在這篇悼文中提到的“馮鏗”,是個革命女性青年,而且是位非常有個性的女性,她對柔石最後兩年有過很大的影響,所以柔石稱她為“梅”。

這枝“梅”,在魯迅筆下,是“體質是弱的,也並不美麗”之人,但確是一枝帶著幾許革命“刺”的梅……

馮鏗的性格與她給自己起的名字一樣,是位鏗鏘的青年革命者。犧牲時馮鏗隻有24歲,她有丈夫,叫許峨。倆人是同學,愛人是其父親的高足。馮鏗小時候的名字叫“嶺梅”,是她大哥從唐詩“四時不變江頭草,十月先開嶺上梅”中取的二字。“馮鏗”則是她走上文學革命之路後的筆名。

也許是家裏的男孩太多的緣故,馮鏗從小就有一股男孩子的脾氣和性格,長得也是濃眉大眼、不愛修飾,又愛辯論,從小常說“敢打老虎的才是武鬆,欺弱小的不算好漢”一類話。中學畢業後,她與自由戀愛的許峨一起在汕頭老家鄰縣潮安縣一鄉間小學教書。愛文學的她,開始看不慣當時的舊社會惡勢力,所以拚命學習與寫作,曾發誓:“我要趕緊學習,掌握文學這種武器,替我所敬愛的人複仇,實現我的理想。”當時她創作的作品中,就顯示了一種革命精神,如中篇小說《最後的出路》中的主人公鄭若蓮,衝出封建家庭束縛,喊出“為自己為群眾努力奮鬥”的婦女解放的心聲,其實這正是馮鏗自己追求新生活的心靈寫照。

1929年,是中國共產黨人最困難的歲月。就在這一年農曆元宵節過後,馮鏗與許峨冒著生命危險,投奔到了被稱為“東方莫斯科”的上海。很快,她與汕頭籍的革命者接上頭後,便與上海地下黨建立了關係,並在汕頭籍著名翻譯家、共產黨員柯柏年等介紹下入了黨,成為“左聯”屈指可數的年輕女作家。作為職業革命者的馮鏗,從此胸懷共產主義理想,手持兩種武器——傳單與革命文學作品,向黑暗的社會發出陣陣怒嚎,“馮鏗”這個名字也由此在上海灘上不時引起人們的關注。甚至在革命戰鬥中,馮鏗也常常把自己的女性身份忘記了,隻要組織交待的任務,無論多麽危險,她總是義無反顧衝在前麵。許多次她懷揣革命傳單,在大街上遇見巡邏搜身的反動警察,而毫無驚慌之色地混過敵人的耳目,總令同誌們刮目相看。

確實,她內心深深愛上了浪漫而又在魯迅身邊的柔石。柔石也把她當作自己的妹妹一樣左一個“梅”,又一個“親愛的梅”……但馮鏗仍然守著自己的丈夫許峨,並在忙碌之餘,利用每天乘電車的時間,親手為愛人織了一件藍色羊毛背心。

“你常外出,還是你穿吧!”許峨把深深的愛留給了年輕妻子和戰友馮鏗。

正是這件羊毛背心,在解放後尋找龍華烈士過程中起到了關鍵性證明。

曆史的鏡頭應當轉到解放初的1949年12月6日,一位革命幸存者寫的一篇懷念犧牲的戰友的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後,立即引起中央有關領導和時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同誌的重視,之後民政部門和公安部門聯手尋找被殺害的在魯迅筆下出現的24位“龍華烈士”。然而因為敵人是秘密殺害這些烈士的,時間又比較久了,當事人基本找不到,聽龍華附近的百姓所說的也非那麽清晰。最後,公安和民政部門的人在原國民黨淞滬警備區司令部後麵的一個煙囪旁挖出了一堆已經腐爛的屍骨,由於時間過長,死者的模樣根本沒有了,唯有一些殘留的遺物,其中一個死者身上的一件藍色羊毛背心仍顏色依舊,沒有腐爛(此物今天仍在龍華革命烈士紀念館)。之後,有關部門請烈士親屬去認辨,馮鏗的愛人許峨一眼就認出了這件毛衣。這樣,在魯迅筆下憤然了近二十年的“記念”,終於獲得證實,“龍華二十四烈士”的慘案從此再度昭之天下……

這被害的24位烈士,他們個個都可以寫成一本書,不僅因為他們犧牲得突然和“冤”,更是這些烈士生前的革命理想和信仰的境界勝於一般人,甚至勝過自己的同誌。其中那位在柔石筆下十分可愛又充滿革命熱情的純真的17歲少年——歐陽立安,更令人心生敬意。

歐陽立安是長沙人,他一家都是革命者,父親歐陽梅生是早期的共產黨員。母親陶承在1958年通過口述的方式,出版過一本回憶錄《我的一家》,這本書後來成為我們那一代人都知道的紅色經典傳統教育讀物。陶承17歲時嫁給了在長沙第一師範學院讀書的歐陽梅生。婚後不久,歐陽梅生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陶承也漸漸跟隨丈夫一起進行地下革命活動。兩人一共生育了立安、應堅、本雙、稚鶴、本紋、雙林六個子女,一家人在兵荒馬亂的歲月裏幾度分分合合。首先是歐陽梅生因局勢變化前往漢陽工作,陶承不久後也帶著部分子女前往漢口,從事地區機關掩護工作。1928年歐陽梅生積勞成疾去世,陶承又帶著孩子們先後輾轉於上海、武漢、延安等地工作,其間女兒本雙、雙林病逝,大兒子歐陽立安在上海犧牲,“老四”稚鶴在延安犧牲。

在家中排老大的歐陽立安,生性活潑,也比較淘氣,曾因惹事害怕被父親責罵,竟跟陌生人跑出去到湘潭當兵,後被母親找回。在父親的影響下,歐陽立安在小小年紀就加入到了革命的浪潮之中,並逐漸變得成熟。1926年北伐軍進入長沙時,省會各界在教育會坪召開歡迎大會,歐陽立安被推選為學生代表到台上發言。當時,隻有12歲的他,因身材矮小,隻能站在凳子上宣講。省工人糾察隊成立後,父親帶著他去看糾察隊的訓練,之後他成為了“秘密小交通員”,幫助父親傳遞各種秘密文件。在漢陽時,他再次當起小交通員的角色,每天把向警予、謝覺哉編輯的《大江報》分發到漢陽各地的聯絡點。因為年紀小,所以歐陽立安常常能瞞過敵人的眼睛,成長為一名出色的紅色小交通員。

父親去世後,歐陽立安到了上海,繼續他的“小交通員”地下工作。後他被派去蘇聯學習,由何孟雄介紹入了黨,雖然他隻有16歲,是中共黨員中的特殊小黨員,但資格不算小,已經從事革命工作好幾年了。歸國後,歐陽立安擔任共青團江蘇省委委員兼上海總工會青工部部長。1931年1月17日,歐陽立安按照組織的通知,來到天津路的中山旅社開會。後會場被敵人包圍。被捕後,敵人從他的住處搜出參加少共國際會議的證件及黨內文件,至此,我們的紅色小交通員已經無法隱藏自己的身份,於2月7日晚,一個僅有17歲的年輕生命,倒在了敵人的槍口之下……

“龍華二十四烈士”犧牲至今,已有88年了,然而我從最近看到的一則由湖南媒體記者寫的一篇文章中得知,仍有像其中的劉爭和段楠的烈士,他們到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時都是用的化名,所以犧牲後很久不知他們是哪兒人,家裏的親人又是誰,他們的真實名字又叫什麽,而且他們犧牲時沒有留下隻言片語……劉爭和段楠等湘籍英烈,就是在88年後的今天才魂歸故裏。

嗬,這就是為我們共和國成立獻出年輕生命的革命者,他們隻有理想和熱血、信仰與忠誠,別無其他。

在“龍華二十四烈士”中,還有一個故事撼天動地,這就是一對在囚車上舉行婚禮的年輕夫婦,他們的名字叫蔡博真和伍仲文。

有關這兩位烈士留下的史料幾乎各自隻有幾百字,尤其是蔡博真,到今天仍不知道這位烈士到底是哪年出生,隻知道他的生命最後時刻是1931年2月7日晚。有關他的簡曆也十分簡單:廣東梅縣人,曾參加過1927年12月廣州起義,後被派往蘇聯學習。回國後,任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黨團書記和中共江蘇省委滬中區委書記。

妻子伍仲文,原名伍杏仙,廣東南海人。1903年出生。曾在縣城唯一的女子高等學校求學。在大革命浪潮影響下,成為愛國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1924年到廣州,入何香凝領導的婦女職業學校,接受革命的熏陶。1925年參加了鄧中夏、陳延年領導的省港大罷工,在婦女部工作。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翌年冬赴蘇聯學習。1928年年秋回國,在上海中共法南區委工作,負責指導青年運動。後在吳淞區委、閘北區委工作,領導絲廠、紗廠的女工運動,曾擔任共青團閘北區委書記。這是位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的女共產黨人,按照那個時代看,一位28歲的女性還沒有結婚,是很少見的。

如果沒有猜錯的話,那麽他倆應該是在蘇聯學習時相認識或者開始相愛。來到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時,正值革命最困難的時候,或許這對相愛的同誌根本沒有時間考慮自己的婚姻大事。然而命運卻不得不讓他們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以一種完全不可想象的方式,在囚車內舉行了一場特殊婚禮——

1931年1月17日,蔡博真和伍仲文被一起逮捕後,於19日一起被押往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就在這個時間點上,從租界到龍華的路途上,囚車裏的同誌們(注意,這個時候其實不止最後敵人殺害的24人)聽蔡博真在念叨,說:“我和仲文同誌剛才在敵人的審訊時承認是夫妻,其實我倆因為工作太忙,根本沒有來得及考慮結婚,更不用說舉行過婚禮呢!”

“哎呀,你們既然夫妻一場,不能沒有一個儀式呀!”於是囚車內就有人提議說,“這回我們的案情很複雜,還能不能出去都說不準。我們何不在這裏為你們舉行一個特殊婚禮呀!”

“對對,革命夫妻一場,不能沒有一個儀式嘛!來,我們就給你們來個囚車上的婚禮……”

“太好了!囚車上的婚禮!”全囚車的“犯人”頓時歡呼起來,情緒激奮而又高漲。

蔡博真用深情的目光征詢伍仲文。

秀美的伍仲文臉頰一紅,以溫情的眼神作了一個回應,繼而將頭貼在蔡博真的胸前……

“好——現在我宣布:革命戰士蔡博真和伍仲文女士的婚禮開始——!”

“夫妻對拜 ——革命擁抱!”

在同誌們的歡呼聲中,蔡博真和伍仲文緊緊地擁抱在一起,盡管鐵鐐鎖住了他們的手腳,然而這對為了革命工作還沒有來得及生活在一起的戀人,此刻緊緊地相擁在一起,緊緊地……

“幹什麽?幹什麽?不許吵吵……”押車的軍警人員不知囚車內發生了什麽事,一個勁兒地用槍托和警棍敲擊著車廂。

而此刻,囚車內的革命者們為了讓婚禮上的這對新人能有更多時間相擁相愛在一起,他們集體高唱起《國際歌》——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們!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為真理而鬥爭!

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

奴隸們起來,起來!

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

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那一刻,沿途百姓,驚愕地張望和目送著一路歌聲的囚車……

那一刻,依偎在愛人胸膛前的伍仲文抬起一雙淚眼,仰首凝視著她的新郎蔡博真,而她的愛人則將熾熱的雙唇輕柔而又堅定地貼向她的雙唇……

那一刻,天在哭,地在慟,雲朵則停住了腳步,想著讓這對革命新人能夠多一點時間沉浸於無盡的幸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