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中心的大上海猶如一塊吸力無限的磁石,吸引了無數熱血青年奔向這裏,有大都市的吸引,更有對理想的向往。於是年歲輕輕的他們,來時悄然而普通,轉眼,幹得驚天動地!組織需要他們奔赴遠方的戰場,他們義無反顧去戰鬥和犧牲。
槍斃他的前一刻,敵人問:才十七八歲,不後悔嗎?他昂首挺胸地回答:殺一千次都不後悔!可轉眼間,他羞澀地對同誌們說:現在死了有點可惜,我還沒談過戀愛呢!
我還發現:當年一批年輕的黨務“巡視員”,長年奔忙在上海與外埠之間,許多人無聲地犧牲在戰鬥途中,壯行可泣!
寫這章節的時間,恰逢“五四運動”百年紀念日之際,翻閱著一本本《革命英烈傳》,看著一張張稚嫩而青春的烈士臉龐,我的耳邊回響著習近平總書記在人民大會堂說的話:“青年最富有朝氣,最富有夢想。近代以來,我國青年不懈追求的美好夢想,始終與振興中華的曆史進程緊密相聯。在革命戰爭年代,廣大青年滿懷革命理想,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衝鋒陷陣,拋灑熱血……”
是的,因為夢想和朝氣,才讓一代又一代年青人為了理想和信仰衝鋒陷陣、拋灑熱血。在推翻舊世界、建立新中國的時代,年青的革命者,就是懷揣理想來到大上海,來到黨的身邊,來到革命的中心。他們許多人放棄了舒適的生活和家庭,甚至是學業,離別了親人和故鄉,有的隻身一人,有的結群而至,在一個人生地不熟,甚至一開口就會被人告知“勿是上海人”的環境下,唯獨讓他們感到心是熱的、青春是**的,是黨的召喚和熊熊的革命戰火。
曹順標烈士便是這樣的一位青年。他是1932年上海著名的“共舞台慘案”的13位犧牲者中最年輕的一位,隻有17周歲。但他內心的革命火焰與他青春的熱血一樣熾烈,當他和其他十多位“重犯”一起被敵人從上海押至南京監獄後,得知自己被判處死刑時,表現出特別的大義凜然。在漆黑的夜晚,他對同室的難友低聲道:“我已經作好準備犧牲了。我死後,請你設法帶信給我哥哥,他也是黨員,叫他把我的屍體埋在大路旁,我要睜著眼睛看到紅軍打進南京城才閉上眼!”
這位從蕭山來到上海的小夥子,在家裏排行最小,上麵有三個姐姐、兩個哥哥。12歲那年,他像哥哥一樣,懷著對大上海的憧憬,考上了上海八仙橋國法堂,第二年又轉到立達學園。15虛歲時他就加入了共青團,第一次上街參加遊行就被關了一個多月,後來又因為閱讀進步報刊,被學校開除。之後在家人的幫助下,他重新在複旦大學高中部和大夏大學高中部讀書,而這個時候的曹順標,雖年紀小小,但已經是一位革命隊伍中的活躍分子,憑借著“小囡”的身份,散發和傳播革命和進步報刊。兩年之後,革命形勢發生深刻變化,17虛歲的他,走上了職業革命者道路,成為了中學學生聯合會負責人之一。
1932年5月5日,蔣介石領導的中國國民政府與侵華的日本軍隊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中國政府軍隊從上海撤軍,把上海定為所謂的“非武裝區”,然而日本軍隊卻可以在上海租界區駐紮。此舉引起中國共產黨和全國愛國進步人士及上海人民的堅決反對與譴責,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為了討好日本侵略者,竟然對中國共產黨和進步人士的譴責與反對浪潮進行鎮壓。於是在這種形勢下,在上海的中共江蘇省委作出決定,通過上海民眾反日救國聯合會、上海反帝大同盟和上海大、中學聯等數十個抗日團體,發起成立了上海民眾反對停戰協議援助東北義勇軍聯合會,繼續組織和領導上海人民的抗日鬥爭。因為複旦大學負責這項工作的青年團支部書記溫濟澤是在校生,平時走不開,所以組織將小職業革命家曹順標調到雲南路會樂裏的抗日“民聯會”青年部擔任專職幹事,協助溫濟澤主持日常工作。
這個時候,中共中央作出一項決定,將在這年8月1日,成立全國反帝大聯盟。在上海的中共江蘇省委,根據中央的這一精神,立即在上海行動起來,並在7月2日的上海《時事新報》等報紙上公開登出籌備聯盟的一則通告,說是在7月15日召開江蘇全省代表大會,並公布了“籌備處”的地址,以供全市市民一起“共商國是”。
“壞了壞了!怎麽把這秘密的事體讓敵人也曉得了呀?”曹順標年齡小,但革命意識很強,當他看到省委的這則“通告”後,立即跟溫濟澤說。
“對啊,這事怎麽能亮底牌嘛!”溫濟澤也認為這太危險了。於是倆人決定向“上麵”反應,可是沒有得到回複。
年輕的曹順標他們並不能理解“上麵”的意思,他們回過頭來,繼續忙碌著聯盟大會的“籌備”工作,並且獲悉“上麵”已經敲定在7月17日,正式在滬西膠州路與長壽路交叉口的共舞台戲院(又稱共和大戲院)召開江蘇全省反帝聯盟代表大會。
“這個地方好找,十字路口有座大鍾,代表們到這兒好認。你們布置會場的要早點去!”“上麵”的領導跟曹順標等籌備處的工作人員說。
7月17日一大早,曹順標帶著一大卷傳單和標語等來到會場與溫濟澤會合,就在這時他們發現會場附近有幾個可疑人,於是把手中所帶的宣傳材料和會場標語等悄悄藏在一個牆洞裏,然後找到擔任大會主席團主席的省委負責人,提出應該馬上更換會場,以免不測。
“哎呀,現在怕是來不及了嘛!”大會負責人為難地指著陸續來到會場的代表們說道,“要不我們派三個代表到公安局,希望他們保護我們的會場。”曹順標與溫濟澤麵麵相覷,不知“領導”的意見到底是否正確。
隨即有三個代表被派到附近的公安局去了,但他們再沒有回來——本來就想來抓人的公安局立即將其扣押,同時又派出早已準備好的大批武裝警察,向曹順標他們正要開會的共舞台戲院那裏開赴過去……
“反動警察來抓人啦!趕快疏散——”別看曹順標個頭不高年歲小,但眼睛機靈反應快。他在看見戲院外整隊持槍的警察黑壓壓地朝戲院奔跑的那一瞬間,立即高喊起來。
“敵人來了!大家快跑——”溫濟澤也大聲喊道。
頓時,會場內那些先到達的代表們慌亂成一片,有的想跳牆,有的想往進來的門口跑,但門口已被警察堵死……“快蹬到我身上往牆外跳啊!”這時,隻聽一個高個子的結實壯漢在喊。他叫蔡疾呼,人高馬大。他這一招呼,許多人從他的身上跳出了院牆。
“快快!快跳呀!”就這樣,足有五六十個人從蔡疾呼身上安全脫險。然而蔡疾呼已經累得連站都站不起來,當他自己想往外跳時,幾支黑洞洞的槍口已經對準了他的胸口……
在前院的曹順標和蔡疾呼等共88人被反動警察抓獲。第二天,上海灘上所有的重要報紙都刊登了這一消息。《申報》的大標題這樣說:膠州路共和戲院內大批青年被捕……
敵人將曹順標等88人每兩人用一根麻繩子綁在一起,用汽車押到上海公安局。
經過三天“審訊”,曹順標等又被移押到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看守所。約一個星期後,因為“案情重大”,曹順標等88人全部被解押到了南京的國民黨憲兵司令部審訊判決。
由於叛徒出賣,曹順標被敵人確認了真實身份。“是的,我就是大會的組織者之一,上海民聯的青年部長,共青團員!你們有事找我,條件是把無辜的人放了!”曹順標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後,為掩護其他同誌,幹脆把責任攬到了自己身上。
“共黨”的“要犯”判決很快下來,包括曹順標在內的13人被判死刑。
第一位被拉出去槍斃的是位姓肖的老同誌,也是被槍斃的13人中年歲最大的一位。這位老同誌全家4口人被捕,女兒肖明隻有14歲,是共青團閘北區婦女部長,反帝聯盟的積極分子,本也被判處死刑,但因年齡太小,改判18年徒刑;大兒子20歲,被判12年;肖先生的夫人也是從事革命工作,因為沒有暴露身份,又加上雙目失明,所以被判交保釋放。肖先生名萬才,為江蘇阜寧人,是“審訊”期間叛徒出賣了他全家。
肖萬才的英雄氣概讓17周歲的曹順標十分敬佩。臨將行刑的前一個晚上,曹順標對與他同牢房而沒有暴露身份的好友溫濟澤無比深情地吐露了自己的心聲:“革命能不犧牲人嘛!入獄的那天,我就準備犧牲的。如果我現在死了,隻有兩件事感到遺憾:一件是我再不能革命了;還有一件事是,我隻活了19虛歲,還沒有戀愛過呢!”
溫濟澤輕輕地問小弟弟曹順標:“你有沒有心愛過哪個姑娘?”
曹順標立即就不好意思起來,說:“我有愛過,愛過一個一起工作的女同誌……我看她對我也有點意思,可是我們誰都沒有說出口。現在隻能永遠埋藏在自己心裏了……”
說到這裏,曹順標輕輕地吟誦起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詩:
生命誠可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
兩者皆可拋!
“我現在隻有兩者皆拋了!”曹順標在好友麵前輕輕地抹了一把熱淚……
“曹順標!出來!”行刑的憲兵在叫著他的名字。
“嚎什麽?”曹順標鎮靜而又橫眉看了一眼凶神一般的憲兵,利索地把身上的長褲和罩衣脫給了同室的難友,然後坦然地走出牢房,奔向刑場……
“砰!”一聲罪惡的槍聲,湮滅了一炬青春的革命火焰。
17周歲的曹順標倒在雨花台的那一天,是1932年的10月1日,如果再過一個17年,正好是新中國成立的日子。
嗬,我們年輕的烈士,為了革命,他的生命在17歲時便永遠地劃上了句號。
也讓我們借這個機會,記住與曹順標和肖萬才一起犧牲的另外11位烈士的名字吧:許清如(25歲)、楊小二子(20歲)、徐阿三(24歲,又名潘阿二)、許金標(24歲,又名徐子明)、崔阿二(43歲,又名崔四)、鍾明友(28歲)、邱文知(23歲,又名邱文治)、陳山(28歲,又名曾太功)、陳士生(43歲,又名陳紀盛)、王得盛(30歲,又名王明國)、柳日均(30歲,又名劉棟臣)。其實,他們都與曹順標一樣,非常年輕,非常青春……
在上海龍華和南京雨花台兩個不同地方的革命烈士紀念館內,陳列的眾多先烈的遺像中,有兩位烈士一直烙在我心頭,一位是南京雨花台烈士紀念館裏名列第一的烈士,他叫金佛莊。這位犧牲於1926年的中共黨員,有個特殊“身份”:中共第一位軍人黨員。1918年時,18歲的金佛莊考上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成為軍官候補生。四年後的金佛莊在浙軍部隊當連副,加入了共青團。也就在當年,他路經上海,接受了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負責人徐梅坤的考察,並後來報組織批準,正式轉為中共黨員,成為當時浙江省內第一個黨小組——杭州小組的三人黨員之一。
1923年,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金佛莊,與毛澤東進行了一次曆史性的會麵,因為在此次會麵中,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給了金佛莊一個秘密指令:保存軍人身份和實力,今後可為革命所用。
1924年春,金佛莊第一次作為中共黨員身份,秘密到達上海,向中共上海區委報告杭州革命形勢。之後國共合作進入“蜜月期”,金佛莊受組織指令,到廣州參加黃埔軍校創建工作,成為第一期第3學生隊隊長。此間,他受到國民黨左派領袖、黃埔軍校黨代表廖仲愷的特別器重,升任為軍校國民黨特別黨部五名委員之一。同時,金佛莊受中共組織指令,積極發展學員中的積極分子加入中共組織。在兩次“東征”中,金佛莊出任國民革命軍第1軍第1師第2團黨代表和團長。“中山艦事件”後,金佛莊回到軍校當軍事教官,蔣介石對金佛莊十分器重,又借“老鄉關係”拉攏他,多次勸其脫離中共,到自己身邊委以重任。金佛莊經請示組織,如期赴約到蔣介石身邊擔任總司令部參謀處副處長兼第3科科長之職,實為暗中監視蔣介石。
1926年7月起,北伐軍迅速向江浙和上海一帶進軍,並捷報頻傳,威懾孫傳芳舊軍閥部隊。11月底,北伐軍總司令部召開軍事會議,研究進攻上海和江浙一帶孫傳芳部隊的計劃,其中擬派熟悉江浙和上海一帶情況的金佛莊潛伏到上海,對孫部軍隊進行策反工作。
12月9日晚,帶著特殊使命的金佛莊喬裝成回上海的商人,從江西九江登上英國商船太古輪船,順水東下。一路上,金佛莊心潮起伏,因為他在蔣介石身邊,深知此時的蔣介石已經起了野心,正在借北伐軍之威,尋找機會向革命的中國共產黨發起反革命政變。金佛莊就是想趁這一趟東下上海,將自己所知的重要情報,向在上海的中共組織報告。哪知,在11日船至南京下關碼頭時,金佛莊被孫傳芳的南京憲兵司令汪其昌等“請”上了岸。
12日和13日,中共上海組織的同誌就是沒有等到應該在這兩天中到達的金佛莊,於是立即與沿途碼頭確認金佛莊的下落。很快,南京方麵有了消息:12日晚,孫傳芳已經命令他的南京憲兵司令汪其昌將金佛莊殺害於雨花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