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佛莊因此成為第一位被殺害於雨花台的中共黨員。那年他29歲。這位出生於浙江東陽的農家子弟,在短短的戎馬一生中,沒能與上海第三次“親密接觸”,就匆匆地永遠離我們而去,甚至他的名字也極少有人提及。而當我站在那張穿著北伐軍戎裝照片的他麵前時,深深地被一張意氣風發的青春臉龐所感染。我在想:倘若他那一次順利到達上海,重新投入黨的懷抱,之後他是否就是又一個“葉挺”,或者是又一個共和國的元帥呢?完全有可能,因為他的黃埔軍校的學生中就有幾位後來都成了共和國的元帥。
與金佛莊相比,另一位叫俞秀鬆的烈士,與上海的“關係”則非同一般。他一生後十年是在蘇聯度過的,最後因為王明路線的打擊和中共黨內的奸賊康生的誣陷,俞秀鬆在蘇聯肅反運動中被錯殺,時年39歲。減去烈士1925年至1935年在蘇聯的10年,後來在新疆做軍閥盛世才統戰工作的3年和重被關進蘇聯監獄的最後3年共16年時間,26歲前的青年俞秀鬆,可是上海灘紅色革命陣營裏一位了不得的曆史巨人!
是的,26歲前的青年俞秀鬆,確確實實是上海革命陣營裏的一位老資格的中共黨員,因為在上海籌建共產主義小組的幾個人中,當時隻有21虛歲的他就是其中一員,而且是重要的一員和最年輕的一員。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是在1920年8月初建起的。8月22日,也就是說在中國有“共產黨”這一組織之後的當月內,中國共產黨人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由他俞秀鬆參與和主要負責的工作,即宣告“中國第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而且擔任這青年團書記的就是他俞秀鬆。
這個時候,不足21周歲的俞秀鬆,已經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中國共青團的創始人”和“第一任團中央書記”(黨史書上這麽說),僅此一點,在一百年前的上海革命陣營裏,幾乎難有一人與俞秀鬆相比。
“自古以來,得國者在於民心服。民心服,即得天下矣。不得民心,即失天下矣。”
“自古成大業者,雖難而懼,何也?蓋其誌堅耳。愚公移山事,以殘年餘力而欲移山,其誌可謂不堅乎?……嗚呼,中國少年豈不及愚公乎?若人人有愚公之毅力,則中國何患不強乎?”
“列國富而中國貧,列國強而中國弱,其故何哉?曰:無進取思想而已矣……故進取者,人生之重要事也。”
這些話,都是少年時代的俞秀鬆所說。出生在浙江諸暨大橋鄉的一個清末秀才之家的俞秀鬆,從小受當教書先生的父親的影響,對讀書格外上心。因為俞家子女多,身為8個兄弟姐妹之首的俞秀鬆為了關照讀書和家庭的生活,從小沒少吃苦。
17歲時,他以優異成績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在這所新思想非常活躍的學校,俞秀鬆受到了革命的熏陶和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影響。一位叫馬一浮的先生,是中國最早接觸馬克思《資本論》的學者,便是俞秀鬆的啟蒙引路人。
1919年5月,當“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之後,杭州學辦便迅速響應。此時的俞秀鬆已經是杭州學生運動的召集人。5月12日,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學校的3000餘人的遊行隊伍,聲勢震**西子湖畔,而走在最前麵的就是俞秀鬆和另一位叫宣中華(與俞秀鬆都是諸暨人,長一歲,係中共上海閘北部委首任書記,1927年4月17日在龍華被敵人殺害,時年29歲)的學生領袖。
“五四運動”之後,俞秀鬆等在學長與老師陳望道等人的影響下,創辦革命刊物《浙江新潮》。俞秀鬆在發刊詞上這樣說:“要本奮鬥的精神,用調查、批評、指導的方法,促進勞動界的自覺和聯合,去破壞束縛的、競爭的、掠奪的勢力,建設自由互助勞動的社會,以謀人類生活的幸福和進步。”毫無疑問,這個時候的俞秀鬆已經在受蘇聯十月革命和陳獨秀的《新青年》影響,開始由無政府主義者,向“布爾什維克”轉變。
“韻琴同誌……”1919年底,俞秀鬆看到北京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發起了工讀互助團,欣喜若狂地給父親寫信,請求路費支持,而他竟然稱父親是“韻琴同誌”,氣得父親隻匯了他一元錢,並回信告訴“昏了頭腦”的兒子:“四萬萬同胞都是你的同誌,每一個同誌給你一塊錢,豈不可能解決一切問題,何必來找家裏人幫助嘛!”
最後俞秀鬆是從朋友那裏湊錢到了北京。1920年元旦剛過,俞秀鬆懷著無比激動的心情,穿著同學送的一件舊大衣,特意到照相館照了一張像,以此紀念。他對友人說:“我來的目的,就是為了實驗我的思想生活,想傳播到全人類,使他們共同來享受這甘美、快樂、博愛、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
這應該是比較早的中國勤工儉學模式。但後來俞秀鬆發現,這個工讀互助團無法通過勞動來維係生活和學習,更不用說通過這種形式去改造和改變整個社會。一心想改變舊世界的俞秀鬆,宣告結束工讀互助團生活,要進行另一種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道路。“我以後不想做個學問家(這是我本來的誌願),情願做個‘舉世唾罵’的革命家!”俞秀鬆大聲疾呼道,對著天發誓。
1920年3月26日,俞秀鬆乘火車從北京赴上海,從此開始了他一生中最出彩和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作出了傑出貢獻的青春年華。
4月,代表共產國際的維經斯基來到中國,先到北京後又馬上到了上海,與陳獨秀會麵。俞秀鬆是這個會麵的翻譯者,見證和參與了建黨的最“初心”時刻。5月,俞秀鬆與陳獨秀等人一起,發起了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8月,當在上海成為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織者時,俞秀鬆參加了兩項特別重要的建國初始工作:《黨綱草案》和《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製定。此後,俞秀鬆除了主持成立共青團組織外,一直在為各地建黨發出指導性的信件,那時以“秀鬆”署名的信件,代表了中國共產黨早期從上海發向全國各地的“中央文件”一般,俞秀鬆的地位可想而知,而那時,我們的這位革命青年才21虛歲,可他其實已經是位成熟和老練的政治家了——
“……九點到獨秀家,將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交給他,我們說些譯書的事,總該忠實精細,但現在譯書的人,每天以譯書度生活,一天總許有八千字,才能生活,於是不能不誤會的誤會,杜撰的杜撰,這是私有財產製度之下,沒有一件事可做了,譯書度生活的人,我又何責!
……今晚被蚊蟲咬得痛極,不知到什麽時候才睡熟。”
( ——1920年6月28日,星期一)
“今天我寫了五封信。”(——1920年6月29日)
“我現在一天到晚,隻盼望朋友的來信。我接到朋友一信,我總快樂一些。今天望了一天,信箱裏看了五六次,不見朋友的來信,午後隻接到章法那張明片。唉,苦痛的時候,遇見什麽事,總是苦痛的!
今天睡得很早,後來因蚊蟲咬得痛不過,再起來寫今天的日記。寫好再睡,已經是明天三點了。”
(——1920年6月30日)
俞秀鬆年輕時愛寫日記,也正是因為他的日記後來被其妻子保存了下來,我們才有可能了解建黨初期的許多曆史細節和這位傑出青年的諸多真實的內心活動。
建黨初期,所有與各地聯絡,都是靠信件來完成,而俞秀鬆的“筆頭”快,又年輕,幾乎是成為了陳獨秀的“左右手”。1921年上半年,中國共產黨開始籌備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受到共產國際組織東方部書記格林表揚的上海共青團負責人俞秀鬆,被邀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青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所以在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七八月份,黨的創建者之一的俞秀鬆並沒有參加,而是在莫斯科開會。
次年,俞秀鬆從蘇聯回國,開始接受陳獨秀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主要從事各地共青團的建立工作,並在國共合作期間擔任上海地區的黨部負責人。“五卅運動”期間,俞秀鬆是罷工的組織者與領導者之一,並且負責召集國民黨區黨部聯席會議,動員上海市內的國民黨黨員參加反帝鬥爭。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的俞秀鬆,一腔熱血地站在反帝鬥爭最前沿和主戰場,處處表現出一位中國革命青年的朝氣與銳氣,以及愛憎分明的立場。
或許正是這種青春**與革命銳氣的洋溢,俞秀鬆也就成為了當時與他年齡相仿資格卻不如他的那些革命投機分子的眼中釘,受到特別的忌妒與排斥。
1925年10月,俞秀鬆受中共中央安排再度赴蘇聯學習,不想,這一回老資格的中共年輕領袖,果真遇到了資曆頗淺卻受到共產國際某些人寵愛的王明。從此,上海灘上的這位如旭日一般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和青年革命家,一別他的“政治命運福地”上海,再也沒能在黃浦江畔,在青年和學生中呼風喚雨,與敵人進行殘酷而無情的戰鬥……
“同誌們,堅強些!我們是革命者,革命者就要乘風破浪,我們的生命時刻準備獻給革命了!海浪再大,是嚇不倒我們的。大家眼望前方,我們將要去的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我們的心胸要像大海一樣遼闊,一切困難都不在話下!咆哮的巨浪,會被我們戰勝的……”這是俞秀鬆在此次前往蘇聯途中,在一船的革命青年們遇到海浪後有人暈船嘔吐、無法支撐下去時他即席發表的演說。包括俞秀鬆自己在內,誰也沒有想到他日後的命運,真的是猶如海浪一般朝這位青年革命者瘋狂地襲來——
先是王明誣陷俞秀鬆與董亦湘(烈士,江蘇常州人,中共早期黨員,被王明迫害,在蘇聯肅反時被錯殺,時年43歲)等人是“江浙同鄉會”反黨成員,在曆盡冤屈後,他直至1935年才重新回到祖國。然而,當時的國內形勢已經發生諸多變化,俞秀鬆接受蘇共中央的指令,一直留在新疆從事策反當地軍閥的統戰工作。即使遠離了由王明把控的中共中央中心的俞秀鬆,仍然沒能擺脫政治噩運,1938年夏,俞秀鬆被強行押解到蘇聯……當時那邊正進行一場比一場更殘酷的“肅反”運動。俞秀鬆清楚自己此番被綁押到蘇聯的結局,離別妻子前,他坦然地勉勵親人:“要堅強,不要悲傷。坐牢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飯,要革命就不怕殺頭,革命者是殺不完的,革命一定會成功!”
中國二十世紀初最明亮的政治新星之一、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創始人俞秀鬆,就這樣在無人知曉時間和地址的曆史時刻,徹底地消失在了人們的視野,直到幾十年後恢複名譽。
嗬,這是革命者的青春,這是青春的革命者命運!他們從來都是視死如歸,信仰不移——
我們是青年的布爾什維克,
一切——都是鋼鐵:
我們的頭腦,
我們的語言,
我們的紀律!
我們生在革命的烽火裏,
我們生在鬥爭的律動裏,
……
我們不怕死,
我們不悲泣,
我們要破壞,
我們要建設,
我們的旗幟鮮明,
斧頭鐮刀和血跡……
(殷夫詩)
其實,在那個崢嶸歲月裏,革命豪情與熱血沸騰的何止俞秀鬆一個。多數革命青年,他們甚至連像流星一般劃過一道光芒的過程都沒有,便默默地為革命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在龍華烈士紀念館牆上,有一位麵龐清秀文靜的女性照片吸引了我,因為講解員告訴我:“她是鄧小平同誌的第一位妻子張錫瑗,犧牲時年僅22歲……”就是講解員的這一句話,足夠讓我對這位年僅22歲就犧牲在上海的年輕女烈士心生敬重與關注。
關於張錫瑗烈士的資料少之又少,但那天到龍華烈士紀念館參觀采訪時,卻意外地在館內正在展出的“烈士遺物展”中,看到了張錫瑗烈士留下的唯一一件珍貴遺物:毛織圍巾。令人想象不到的是,已近90年了,那圍巾的色澤依然十分鮮豔,而且圍巾上的“商標”字樣也清晰可見:一隻象圖下麵有“上海祥泰織造廠”的字樣。
張錫瑗是北京房山人,1907年生,早年就讀直隸第二女子師範學校,1925年參加革命,後被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與鄧小平相識相愛。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寫道:“父親和張錫瑗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隻是同學,隻是戰友,還未發展到戀愛的程度。但是,他們兩個人之間的關係,畢竟是起於斯時,始於斯地。”
1926年底,鄧小平奉命回國,參加國內的大革命活動。當時,鄧小平在武漢任黨中央秘書。這時,他驚喜地遇到了剛從莫斯科回國的張錫瑗。比鄧小平晚約半年多回國的張錫瑗經蒙古回國後,領導了一次保定的鐵路工人罷工運動,罷工後也到了武漢,在黨中央秘書處工作。不久,黨中央遷往上海,相愛的倆人同往上海,張錫瑗就在鄧小平下屬的秘書處工作。1928年初,鄧小平和張錫瑗結婚。當時鄧小平不到24歲,張錫璦不到22歲。為了慶祝這對年輕的革命者喜結良緣,中共中央機關的革命同誌們特地在上海廣西中路一個叫“聚豐園”的四川館子辦了幾桌酒席。周恩來、鄧穎超、李維漢、王若飛等在中央機關工作的30多人參加了婚禮。
根據參加過這次婚禮的鄭超麟等人回憶說,張錫瑗個頭在160厘米左右,臉色白淨,又很秀氣和溫柔,說話輕聲輕氣,待人熱情和氣。因地下工作需要,她和鄧小平常裝扮成有錢的小夫妻,所以張錫瑗時常穿著旗袍和高跟鞋,很有氣質。
1929年7月到8月間,鄧小平奉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派遣,告別妻子,坐船途經香港,趕赴廣西,以中央代表的名義主持召開了中共廣西第一次代表大會。1930年1月,鄧小平受命回到上海。這時的張錫瑗正在上海寶隆醫院待產,沒想到是難產,好不容易生下孩子,可是張錫瑗卻得了產褥熱。由於當時醫療條件差,才22歲的張錫瑗不幸去世,孩子沒幾天也夭折了。為了革命事業和支持丈夫工作,張錫瑗在鄧小平外出期間,懷著身孕仍繼續為中共中央機關秘書處工作,最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也帶走了她和鄧小平同誌的唯一一個女兒……
上海同誌告訴我,晚年鄧小平同誌有9個春節是在上海度過的。他許多次跟自己的兒女講:“你們的‘張媽媽’可是少有的漂亮啊!”
在鄧小平的心目中,留下的是他第一位愛人永遠青春秀美的那張臉龐……
22歲的生命太年輕!從祖國四麵八方來到上海並把生命永遠留在上海的年輕的革命者何止一位張錫瑗。解放後曾兩度出任江蘇省省長的老革命家惠浴宇,早年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1928年,他離開蘇北老家到了上海,那年他也才十八九歲。
1930年“五一”前夕,中共地下黨決定在上海舉行紀念“五一”勞動節的革命大集會。然而當時正值反革命勢力猖狂鎮壓革命力量的時候。作為一名青年革命者的惠浴宇,卻被“意外”地卷入了一場上海曆史上非常出名的“大世界慘案”(亦說中共“上海108將被捕事件”)的整個過程中。下麵是他後來寫的回憶文章中的片段,它側麵反映了當時青年們的那股有趣而稚嫩的革命朝氣,讀來令人深思:
轉眼快4月底了,天氣熱得早,脫下棉袍就換單衫,我們這些“江北佬”,還真不太習慣。中華藝大聚集著一批從各地來的青年人,個個熱氣騰騰,摩拳擦掌的,恨不得天天都有激烈行動。
我接到通知,作為中華藝大的代表,參加上海各界紀念“五一”的籌備活動。所謂“各界”,工農商學兵,農民沒有去發動,軍隊更沒有去發動,工商界在革命低潮時期,向反動統治靠攏,就剩下勞苦工友和激進學生兩種人。就這兩種人,也因國民黨的嚴酷鎮壓,損失得差不多了。
對外是紀念“五一”,其實是“紀念上海工人三次武裝暴動,準備第四次暴動”。在寧波會館對麵的“天然旅館”和另一條路上的“同雨春茶社”開了幾次秘密會,就開始到處發動“飛行集會”。在橫浜橋撒傳單,在寶山路的小禮堂公開集會,公開喊:“打倒國民黨!”“迎接四次暴動!”“國民黨、資本家要在我們麵前跪下來!”一片掌聲,一片歡呼,如入無人之境。鬧得上海滿城風雨,報紙紛紛用通欄大標題報導:共黨策劃暴動雲雲。有的報館不肯發消息,我們還組織人去砸人家的報館,逼人家發新聞。當時共產黨的“左派”幼稚病就這麽厲害。
當時派我做籌委會主席團成員,渾身是勁,不曉得早就被頂頭上司賣了。籌備會議的召集人朱野光、徐錫根,負責聯絡的是曹正平。徐錫根入獄後立即叛變(也有人說實際上他在行動前就秘密叛變了),曹正平則可能早就是內奸。4月27日,通知我去參加第二次籌備會。後來想想,哪有搞暴動事先這樣大張旗鼓的?這不是給敵人送情報嗎?“五一”還沒到,左一一次右一次集會,這不是邀請敵人來抓嗎?我那時鄉下人到上海,對上海、對全國的反動統治力量根本不知深淺,十分幼稚,隻知道服從組織,領導叫衝就衝,英雄得很。
就說具體部署吧,也亂得很,極不周到。要發動萬人以上的示威,又下令公交工人全線罷工。萬把人從四麵八方向“大世界”集中,全靠腳走,怎麽能準時呢?我就是從閘北竇安樂路住所出發,走到地方已經大汗淋淋了。本來各路人馬三三兩兩,9點鍾到“大世界”前廣場集合,衝進遊樂場開會。走到那裏一看,“大世界”鐵門緊閉,滿街巡警,巡邏車穿梭來往,行人根本不能停步。一停下,就有包打聽來盤問、“抄靶子”(搜身)。兩人以上並肩行走,巡邏車就追上來截住“抄靶子”。我不敢停下,又不能老是來來回回走,怕引起注意,繞著四馬路周圍的小巷子兜了幾圈,又怕誤了集合。會議原定的總指揮潘漢年、徐錫根、吳又恒都出現了,遠遠看見呂鎮中也來了,彼此不敢攀談,隻能點頭示意。
我找了個測字攤假裝算命,測字先生老江湖,精得很。馬路上氣氛恐怖,我神色又緊張,他看出我是來參加示威的,說:“小兄弟凶兆前路,火速離開上海避禍,遲則大難臨頭!”我要聽了他的,也就沒事了。我慢慢踱到潘漢年身後,悄聲問他:“怎麽辦?”他朝天望望,不理我,裝不認識。10點了,人還未能集中。
這時,有人放了一個二踢腳,“乒乓”兩聲,接著喊:“到六馬路仁濟堂集合!”
我問潘漢年、徐錫根:“去不去?你們去不去?”他們仍朝天望望,不吭氣。巡警已經注意到我在跟人說話,拎著警棍朝我走來。我唯恐落後,拔腳往六馬路跑去。
仁濟堂是個看病施藥的慈善機構(在今雲南路延安東路口),那天是星期日,工作人員休息。進大門是一條狹窄通道,過了通道有個能容二三百人的小院子,兩邊是門診藥房。我衝進去時,先到的人正忙著掛橫幅:“迎接上海第四次工人武裝暴動!”兩邊掛起“列寧主義萬歲!”“打倒國民黨!”“奪取政權!”等標語。院子裏沒多少人,倒有幾個鬼頭鬼腦的人東張西望,氣氛緊張。等了一會兒,不見主持人,不知該留還是該撒。我想還是早點離開這是非之地,跑出門口望望,太平無事,巡捕遠遠地漫步,挺悠閑的,沒有過來的意思。不斷地有人從四麵趕來,衝進仁濟堂裏。我自責:別人不怕,就你膽小嗎?呂鎮中站在對麵人行道上,他倒底坐過一回牢了,有點經驗,沒過來,始終在那邊觀察。
會場裏已聚集了三百多人,亂哄哄的。關上大門,工人們搬出準備好的斧頭、刮刀、石灰包、鐵條等武器,還有紅旗、馬克思列寧像等。潘漢年、徐錫根不知跑哪去了,曹正平倒是來了,混在人堆裏不作聲。潘漢年畢竟經驗豐富,看出苗頭不對,撤了。但這樣一來,群龍無首,七嘴八舌。還有幾十個女工、女學生,嘰嘰喳喳,鬧得更聽不清誰在說什麽。
兀地一個人跳上台去,是李嘉林(李壁臣)。他是李鴻章的侄兒,顯赫世家子弟,自有一股子蠻不在乎的勁頭。他和我一樣,是來參加集會遊行的,並沒有哪個派他上台。
“紀念‘五一’,迎接第四次暴動第二次籌備會現在開始……”他自告奮勇主持大會,但事先沒有準備,說了幾句就沒詞了。
剛剛安靜下來的會場一下子又冷場了。
我佩服李嘉林的勇敢,等了一會兒看沒人響應,我可不能看他一人唱獨腳戲,下不了台。腦袋一熱,就跳上台去,大喝一聲:“我是大會主席……”哇裏哇啦演說開來。
接著又有幾個同誌演說,都很簡短,因為誰也沒有準備。原來都是跑龍套的,沒想到當了大角色。
我們以為大門一關,很安全,誰也進不來。關起門來稱大王,就沒想到怎麽出去。
“打倒新軍閥!”“打倒帝國主義!”院子裏口號喊得正熱鬧,“轟隆”一聲,大門被撞開了,這才知道大禍臨頭了,中西巡捕早就把仁濟堂包圍了。門口堵著一排排捕頭,出去一個捉一個,出去兩個捉一雙。
後來想想,還是太不老練。本來就不該去仁濟堂開會,中了敵人誘捕之計。在街上開會,周旋餘地大,敵人就不那麽好抓。進了仁濟堂,看看情況不對,就該快撤。不肯撤,逞英雄,難免損失。開會,不自封主席,也不會判那麽長的刑。像我這樣,土頭土腦,不顯眼,也不招人忌恨,也許判個年把就放出來了。當時沒想這麽多,沒人幹主席我幹好了。
院子裏走道裏人擠人,互相調動隊伍不可能。擠在前麵的衝出去一部分,那些女工、女學生擠到門口,被槍一逼,又哭喊著往後退,一哭一退,陣腳往後一移動,大亂。整個隊伍往後擠住了,動彈不得。男工們想用鐵鞭、鐵條殺開一條血路,不忍下手,打出去非先踩死幾個女同誌不可。隻能往後讓,一讓,巡捕湧進來,甕中捉鱉,束手就擒。
巡捕衝到我跟前,旁邊突然有個人對中國巡捕說:“同誌啊,我是國民黨,是自己人啊!”我腦袋轟的一下,完蛋了,沒想到我旁邊就站著個特務。那個包打聽不買帳,罵一句:“操你媽,哪個跟你是同誌!”甩手一耳光把那家夥打了個跟頭,架起來抓了就走。
被押上架著機槍的紅色警備車,馬路上圍觀的群眾一把一把往巡警砸銅板、石頭子兒,砸得警車的鐵柵嘩啦嘩啦的。群眾還是同情支持我們的。呂鎮中還站在對麵的人行道上,眼睜睜看著我被抓走了。
……後來,我們被抓到新閘西捕房,擠在鐵籠子裏,像動物園關老虎的籠子,一格一格的。身上的鈔票、香煙、其他物品,被搜得光光的,連褲腰帶也被解去了,怕自殺。一個一個被帶出去打指紋,大拇指二拇指……全手全掌,一個人起碼要打五六次。人蹲在鐵籠子裏,一舉一動,外麵看得清清爽爽,到了這個時候,還能做什麽動作呢。
那個喊包打聽“同誌”的家夥,一進來就吵著要見長官。我知道要壞事了,回頭他領了幾個警察挨個籠子看,左一遍右一遍看個不停。我頭低下來,大家為了掩護我,配合著也把頭低下來。哪曉得洋警察門坎精得很,一步不讓,叫大家統統抬頭。最後他一指我:“就是他!”又去找李嘉林,找了個半天,沒認出來。
後來才了解到,這個家夥既不是來開會的,也不是奸細。他是國民黨駐徐州第十軍的一個特務長,管軍需的上尉,名叫章國鈞,探親路過上海。聽說上海姑娘浪漫漂亮,便到處逛,希望有什麽豔遇。恰巧在仁濟堂門前看見有許多年輕漂亮的女子往裏走,他也就跟進去看看,去吊膀子。我們掛什麽標語、喊什麽口號他一概不管,隻顧乘著亂東摸一把西捏一下。也夠他倒黴的,連他一起捉了進來。
洋警察把我帶到外國人的寫字間,打蠟地板很滑,我一進門就滑了一跤。我索性一副土頭土腦,裝不曉得什麽事。洋警官半天不吭一聲,眼睛盯住我發狠,那是他們的“偵審心理學”。我沒學過他們的心理學,不曉得他們在玩什麽花樣,隻覺得他眼光比二百支燈光還亮,凶巴巴的。章國鈞死咬住我是大會主席,我一口咬定沒當過大會主席,你根本搞錯了,我是在馬路上走,路過仁濟堂門口被冤枉捉進來的。反正我是下決心賴帳,幹脆賴個徹底。對質也對不出個名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