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警察會結結巴巴講上海官話,他說要跟我講理。他說:“儂(你)是中國人,依拉(他們)阿(也)是中國人,儂共產黨要打倒帝國主義,依拉國民黨也要打倒帝國主義,依拉同儂一樣,都是中國人。依(他)同儂無怨無仇,素不相識,依為啥要咬死了供儂呢?”我說我完全承認他同我無怨無仇,他不會有意識地害我,賴我,但他眼睛看錯了是有可能的,他急於立功想出去也是有可能的,兩個可能加在一起,我就倒黴了。洋警官聽得不耐煩了,也就不講道理了。老K皮鞋一腳踢過來,我四腳朝天,接著木棒子一頓狠抽,我頭也不知輕重,腰也不知在哪裏了,渾身是血。他乘我被打得眼冒金星時,惡狠狠地盯住我,發問:

“儂叫啥名字?”

當然不說真名字。我母親姓周,便順口編個名字:“周興然。”以後在獄中我就一直叫這個名字。

“哪裏廂人?”

不能說是淮陰人,不能說是灌雲人,國民黨省縣衙門還在通緝我呢。我含含糊糊說是海州人。從此,我就被難友們稱作“小海州”。

“啥辰光到上海的?”

我說昨天夜裏才到。

“儂住哪裏嗒?”

我答在火車站附近一家小旅館裏。

“旅館叫啥名字?”

我說天黑路生,記不清了。

“到上海來做啥?”

回答家鄉荒年,到上海來想法謀生。

洋警察聽答得不得要領,氣得胡子直翹,又一頓狠打,打得我在地上滾。打完了再問。三分鍾把提問重複一遍。這名堂真夠受,完全是現販現賣,還要答得前後一致,一點不出錯。一個下午挨打了三場,答問無數遍。洋警察明明知道我不說實話,又找不出破綻。

晚上,不把我關回去,換了另一間大牢房,和癟三、扒手、強盜關在一起。我剛一進去他們就圍上來噓寒問暖,說我們全是中國人,居然還叫我“同誌”。我參加革命後還沒有這種經驗,對上海三教九流的社會情況又不了解,但人就是有自我保護的本能,我軋出他們的苗頭不對。後來也證實了這些小癟三真是小爪子,包打聽的徒子徒孫,來釣魚套話的,套到了就出去弄幾個賞錢。我索性裝傻到底,“江北土佬”,和他們吵起來:“什麽同誌同誌的,我聽不懂。你們不要同我講這些事情,我這樣冤枉被捉進來,你們還要跟我來這一套,算什麽?還想害我?”他們被我弄了一通,挺沒趣的。

小癟三們散開了,我找個角落躺下,一條毯子鋪在水門汀上,我七尺高的金剛大漢,蓋了這頭漏那頭,越睡越冷。年輕趕時髦,穿了一件條紋單長衫,裏麵隻穿了汗衫短褲。上午忙集會,下午受審挨毒打,熱得流汗。夜裏水門汀上一躺,寒氣徹骨,肚子裏又沒食,饑寒交加,牙關格格打顫。

這裏的巡捕是英國人從當時的殖民地印度招來的,頭上裹了塊紅布,上海人叫他們“紅頭阿三”。長夜難熬,巡捕扛著槍走來走去,也無聊。隔著鐵柵欄挨個問:“喂,儂啥事體進來?”我們有的同誌坐過班房,老油條了,答:“南京路上哇裏哇啦。”意思是南京路上喊口號。他馬上明白了:“哦,儂共產黨。”一會兒又踱過來,豎起大拇指:“好來西,交關好來西,英國赤佬哇(壞)來西,打倒依!”

隔一天,送我們到上海新衙門,即外國租界在上海的特區法院。這一場好笑了,法官明明都是華人,身穿的卻是歐洲式的法衣,戴紅帽子,在一張長台子後麵坐成一溜,煞有介事。我看見他們就覺得滑稽,直想笑。我們經過巡捕房預審,剩下108個。經過報紙渲染,我們的案子被稱為108將案,所謂《水滸》上108條好漢,轟動一時。後來延安整風反“左”時,也把此案稱作為“上海最大的一次損失108將被捕大案” ……

(上文選自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朋友人》,惠浴宇著)

關於這被捕的108人後來的結局如何,惠浴宇這樣說:解放後組織通過各種渠道,“能查到的名字隻有101個,其中許多人是使用了代名。活著從監獄出來的是少數,例如七個女同誌,自從被那個法庭押走後,就再也沒有見到過她們,連她們的消息也從來沒能打聽到……”

鬥爭如此殘酷,而革命的年青人從來沒有因此而膽怯過,他們的步履依然堅定而鏗鏘。

有一位烈士一直在我腦海中閃動,他就是貴州籍小烈士袁谘桐。之所以稱其為“小烈士”,是在我走訪上海和南京、杭州等地所見所聞中得知,這位烈士犧牲時年齡僅有16歲,後來敵人使了個邪招,在“死刑判決書”上把他的年齡由“16”改成了“18”……

袁谘桐既不是上海人,也不是南京人,他的老家在貴州習水。這兩年我去過4次小烈士的老家習水土城。那個小鎮是當年紅軍“四渡赤水”的重點戰役地,袁谘桐的家附近那片山崗上,紅軍與國民黨反動軍隊打過一場非常著名的戰役——青杠坡戰役,敵我傷亡都很厲害,據當地百姓講,當年雙方死在山坡上的人“一個疊一個,堆滿了整個山坡”。現在那裏建了一個紅軍節紀念地,每年吸引數以萬計的參觀者。

“土城的土,英雄的土……”前年我到袁谘桐家鄉土城采風時,寫了一首《土城的土》的詩,被政府用巨石刻在城頭。這也算是我對烈士的一份心意。

袁谘桐的犧牲時間是1930年9月17日,他是曆史上著名的“曉莊青春十烈士慘案”的犧牲者之一。所謂“曉莊”,是當年教育家陶行知在南京郊區開設的中國第一所試驗型鄉村師範學校。這所學校其實是由上海地下黨領導的一所設在敵人心髒區域的“青年紅色革命搖籃”。時任中共江蘇省委負責人之一的陳雲同誌曾經說過,曉莊是革命的火種。

袁谘桐之所以到與自己家鄉遠隔數千裏的地方學習,是因為他出生在一個富豪家,兩個哥哥都在外麵做官,其中一個在國民黨軍隊裏當不小的官。袁谘桐10歲那年,因其舅舅張華封和近代著名教育家黃齊生私交甚深,所以被家人送到貴陽黃齊生所辦的達順學校上學。黃齊生是王若飛的哥哥,思想進步,教育有方,在當地影響力極大。不幸,其子生病夭折,於是聰明伶俐的袁谘桐被黃先生視為義子,格外疼愛和關照。後來黃齊生創辦遵義省立第三中學,招收了一批進步學生。因為反對國民黨黑暗統治,黃齊生多次帶領學生鬧學潮,後被解職。黃齊生為逃脫反動政府的追殺,逃往上海。13歲的袁谘桐不顧家人反對,跟隨黃齊生先生到了黃浦江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此他與中共領導人王若飛相識,從此走上革命道路……

1929年,受上海的中共江蘇省委指示,“爭取在敵人心髒地帶建立黨的組織,積極展開革命活動”,陶行知創辦的曉莊師範學校,便成了主要革命基地。兼任江蘇省委負責人的王若飛問袁谘桐“願不願意到曉莊邊讀書邊革命”時,袁谘桐欣然表示“特別渴望”。(陶行知的名字也在上海龍華烈士紀念館內,這位被宋慶齡先生譽為“萬世師表”的教育家,從1930年被蔣介石“通緝”之後的數年間一直在上海從事教育革命和民眾抗戰救亡運動。1946年從重慶回到上海後,又積極投身反獨裁、爭民主、反內戰、爭和平的鬥爭之中。99天內作了110場演講和報告。這年7月25日,終因勞累病疾纏身,不幸去世。解放後,中央政府和上海人民鑒於陶先生的傑出貢獻,將其評為“革命烈士”。)

我們再說袁谘桐。在王若飛的安排下,這位15歲的貴州習水少年,便離開上海,到了南京市郊的曉莊學校,開始了邊讀書邊從事革命工作的經曆。在那裏,他很快加入了共青團,並在不久便出任了學校的團支部書記。小小年紀的袁谘桐,對革命工作異常投入,去南京大街上秘密發傳單、到工廠農村去進行革命宣傳,他時時走在前頭,深得陶行知的讚賞。有一次袁谘桐和同學姚愛蘭一起帶領200多名小學師生,到棲霞山春遊並采集植物標本。為了爭取這些無錢買票的貧苦農民家庭的子女能夠免費往返乘車,袁谘桐出麵與鐵路當局進行了交涉與鬥爭,並獲得成功。陶行知獲悉此事後,賦詩讚揚道:

生來不自由,生來要自由。

誰是革命者,首推小朋友。

然而南京畢竟是蔣介石國民黨的老巢,曉莊學校袁谘桐等共產黨人和青年團員的革命活動,很快被國民黨特務注意,並引起蔣介石直接關切,於是國民黨南京政府下令停辦曉莊學校。

陶行知得知後,立即組織師生進行抗爭,並有學生團上南京遊行抗議。這更激起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滅曉莊”之心,並且借機欲“徹底搗毀共黨窩點”,派出大批特務追殺曉莊共產黨員、共青團和革命者。在袁谘桐第一次被捕後,其在國民黨軍隊裏當官員的哥哥,親自出麵保釋了他。哥哥生氣地對袁谘桐說:“你再去參加共黨活動,槍斃你也不管了!”

袁谘桐並沒有聽從哥哥的話,照樣繼續從事緊張的地下革命工作,並時常受組織委托到上海向王若飛匯報“南京形勢”和工作情況,奔波於滬寧兩地。

“現在形勢非常緊張,陶先生也躲避到了上海,要不你暫時也留在我身邊吧!”王若飛等黨內領導非常關心袁谘桐的安全,跟他這麽說。

“正因為陶先生不在了,那邊學校裏的黨員和團員更危險了,至少要等我去安排好他們後才可以放心回上海來……”袁谘桐真誠而懇切道。

“也好。速去速回吧!”

袁谘桐就這樣重新踏上了充滿危險的“北上”之路。此時的南京,猶如黑雲壓天,時時山雨欲來風滿樓,尤其是曉莊學校被捕人員已經達30多人。國民黨特務為了“斬草除根”,到處布滿了眼線和羅網,當袁谘桐再次出現在南京街頭聯絡地下革命者時,藏在暗處的敵人已經把槍口對準了他……

袁谘桐再次被捕。

“這小赤佬是給共黨徹底赤化了!不可救藥。”國民黨特務用盡毒刑,企圖軟化這位少年革命者。然而袁谘桐鐵心不悔,在法庭上與敵人激烈爭辯,惹得大劊子手、國民黨南京公安局長穀正倫惱羞成怒,於是大筆一揮:不釋,槍決!

袁谘桐的義父黃齊生得知後火速趕到南京,直接找到穀正倫(穀的老婆也是黃齊生的學生),說:“看在都是貴州老鄉麵上,這孩子尚年幼,其有愛國之心,實則可貴。雖可能有衝動之處,但也不致死罪。更何況他才16歲,怎可判為死刑?”

“這個……”穀正倫知道黃齊生的威望和厲害,便道:“那就讓他寫個悔過書,登報聲明脫離共產黨,這樣可保他一命。”

穀正倫親自拿著“悔過書”去讓袁谘桐簽字,並對他說:“你小小年紀,別太任性。抓你進來,就是因為你足夠判死罪。知道人死了後會複生嗎?”

袁谘桐將頭一扭,回答道:“我雖年紀小,但懂得做人的道理。有的人活著,跟狗一樣。有的人雖死猶榮,我們革命者就是這樣的人。”

“活見鬼!”穀正倫氣得扭頭就走。回到辦公室,他就把判決書上袁谘桐的16歲年齡,改成了“18歲”。

“親愛的二哥:……我們各有著不同的處境,有的人忍辱順受,有人在觀望徘徊,有人在勇往直前。一個人到了不怕死的地步,還有什麽顧忌呢?有了這種舍已為公的奮鬥精神,還怕理想事業不能成功嗎?”

殘忍的敵人並沒有因為袁谘桐等年少青春而放過他們,“曉莊十烈士”分別在1930年的8、9月間,被國民黨先後槍殺於雨花台。他們中年齡最小的是袁谘桐,還有一位也隻有17虛歲,反動派采取了與對待袁谘桐同樣的辦法——“改年齡”判其死刑。

讓我們一起記下這十位年輕的革命烈士(他們中四人是共產黨員,其餘為青年團員):袁谘桐(16歲)、沈雲樓(17歲)、姚愛蘭(女,18歲)、郭鳳超(女,19歲)、謝緯棨(20歲)、葉鋼(22歲)、湯藻(22歲)、馬名駒(22歲)、胡尚誌(23歲)、石俊(23歲)。

一個個年輕生命在鬥爭的征途上倒下之後,激憤了無數仍在戰鬥的革命誌士!柔石在自己臨將犧牲前的幾個月時得知又一批“小烈士”們悲壯犧牲後,寫下了這首著名的《血在沸》的長詩(節選):

血在沸,

心在燒,

在這恐怖的夜裏,

他死了!

他死了!

在這白色恐怖的夜裏——

我們的小同誌,

槍殺的,

子彈丟進他的胸膛,

躺下了——小小的身子,

草地上,

流著一片鮮紅的血!

國民黨,

魔臉的劊子手。

狼的心,

狐狸的尾巴,

狗的鼻;

嗅到他了,

咬去他了,

吞下他了!

……

血在沸!

心在燒!

地球在震動!

火山在爆發!

血在沸,

心在燒,

我們小同誌有鐵的筋肉,

——如火的眼睛。

子彈向它們飛進去了!

他做了打靶者的靶子,

瞄準的黑點,

他被殘殺而死了!

“起來!

饑寒交迫的奴隸!”

全國的工農勞苦群眾呀!

一齊起來,

解放我們自己!

黃河的紅水衝上兩岸了,

蘇維埃的旗幟,

在全國的山嶺上飛!

偉大的革命,

偉大的鬥爭,

我們的小同誌,

少年先鋒隊的隊長,

就死在這裏麵了!

……

(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三日陰森的夜)

在這些血跡斑斑的革命曆史征程上,我發現許多年輕的烈士中,竟然也有一批人與今天我們所熟悉的黨的紀檢戰線的“巡視員”有著同樣的身份,而這些革命“巡視員”的工作性質與危險程度是以往所有“紅色史書”上很少涉及的。黨史專家向我介紹:當年,中共中央為了監督和督促各地黨組織的工作情況和考察相關黨的負責人在獨立從事地下工作過程中的表現,專門派出一批對黨忠誠程度高、年輕機靈且組織紀律性強的“巡視員”,奔赴相關管轄地區的下級組織進行“工作巡視”。這些“巡視員”還兼備向下級傳達上一級黨組織和中央的指示的職責。可以說,地下工作時期,這些黨的“巡視員”,既身負傳遞黨的重要精神和監督督促下級組織及負責人的特殊使命,更是我們黨上情下達、下情上達的關鍵環節。這些巡視員,通常要求年輕、腿腳利索、反應敏捷,又要原則性很強,既要對下麵的情況了如指掌,同時又要堅守秘密和遵守鐵的紀律。

“巡視員的工作最危險。他們有時剛從上海帶著任務出去,半途上就被敵人逮捕,或中途被特務截住活擒。許多巡視員走的時候並不知道當地的組織被破壞了,當他們從上海或上級那裏領受任務回來,就一步邁進了敵人的牢房……”黨史專家告訴我。

建黨初期到解放戰爭前夕,上海不僅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還是江浙省委所在地。那時交通條件落後,又為防止泄密,黨對全國各地的日常黨務工作和指導,通常就是由這些“巡視員”來完成。尤其是江蘇、浙江和安徽三省,其黨務工作一直是由上海方麵的中央和臨時中央局及江浙省委直接管轄,所以這裏的黨的地下工作“巡視員”也特別多。

而這,也讓我看到了另一條血路上的革命者形象——

1927年南京“四一○慘案”和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我黨在滬寧線上的組織工作處在極其艱難和危險之中,江蘇省委和上海地區的黨團組織連連遭到嚴重破壞。這時,一位宜興青年被調到上海的江蘇團省工作,他就是史硯芬,25歲,幹練而又老成。之前他是共青團宜興縣委書記,而且作為副總指揮,剛剛參與組織領導了宜興暴動。

“滬寧一線的黨團組織被敵人破壞得相當嚴重,組織決定由你擔任新的滬寧線巡視員,同時兼任南京團市委書記。有困難嗎?”

“沒有。”

“那好,明天開始你的任務就是走這一條線,重點做好滬寧兩地的組織巡視,同時在敵人心髒南京地區積極展開工作……”

“是。”

那時,上級任命幹部和交待任務非常簡單,也許就是一兩句話、幾分鍾談話就算走完“過場”了,剩下的就是當事人開始工作。而工作也非那麽繁瑣,也許是一次與某某地方的組織接頭,也許是去跟另一位地方負責人交待一件事情,而在這過程中,你可能麵對的就是一位已經叛變了的無恥者,等待你的是冰冷的鐵鐐與牢獄之災。

史硯芬是位極有經驗的年輕巡視員,而且熟悉滬寧一線的敵情,除了上海,蘇州、無錫、常州、鎮江以及南京城內,他都比較熟悉那裏的風土人情,且能在不同城市講不同方言。這是從事地下工作的巡視員必備的能力,因為滬寧一帶的人十分在意方言不對的“外地人”——那是當地特務們慣常識破一些非本地籍的地下黨員的“歪招”。有一次史硯芬巡視到常州,正與當地一位地下黨負責人在茶館接頭時,幾個特務突然出現在史硯芬他們麵前。特務問當地的那位地下黨是幹什麽的,人家馬上用常州話回答說是在本地做小買賣。於是特務立即把目標盯到史硯芬身上,哪知史硯芬一口流利的常州武進話,說自己是做豆腐生意的夥計。特務無計可施,他們哪知史硯芬雖說是宜興人,可他中學上的就是常州省立第五中學。有一次愛看書的他,一邊走路一邊看書,結果被一塊石頭絆了一跤,實實地撞掉了一隻門牙。“門牙一掉,我的常州話反而更地道了!”特務哪裏知道史硯芬還有這麽一檔子軼事。

史硯芬從這一年春天開始當巡視員後,沒少遇見類似的驚險之事,而他也總能化險為夷。曾經與史硯芬並肩從事過地下工作,解放前擔任過上海滬東、滬西和閘北共青團區委書記的原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先生在1945年就這樣評價過他的這位青年戰友:“在上海期間,組織分配史硯芬在共青團江蘇省委工作,任滬寧線巡視員。他不畏艱險,在尖銳的鬥爭中積累豐富經驗。”

然而,5月5日這一天史硯芬卻沒能逃過厄運:他在南京中央大學附近的雞鳴城牆上,出席當地的一個團支部會議,那天原定的參會人員有20來人。“不好,我們後麵有人在跟梢!”史硯芬發現有情況,立即悄聲告訴了隨行的兩位學生團幹部,並說,“想法甩掉‘尾巴’!”

但為時已晚,一群警察突然出現在史硯芬他們的麵前……他們被捕了。

特務的“審案”很快開始。由於史硯芬作為巡視員的身份在滬寧線一帶活動頻繁,而且之前他在宜興搞的武裝暴動的事也頗有影響,所以敵人很快知道了他是“共黨要犯”,於是硬軟兼施的那一套隨之用盡。

“我們知道你從小就失去了父母,自己又要照顧尚未成人的弟妹,有必要死心塌地為共產黨幹嗎?他們給了你多大好處嘛?你一死,還有誰去照顧你弟弟妹妹?有誰記得你一個宜興小赤佬?”敵人在一次次用刑不得效後,便想軟化史硯芬。

史硯芬一邊擦著嘴角流出的血,一邊瞪著憤怒的雙眼,回答道:“我們共產黨人和革命者與你們的差別就在於活著不是為了自己和家庭的幸福,勸你們也別枉費口舌了,怕死的話,我就不會參加革命了!”

“又一個被赤化的小赤佬!”特務們隻能搖頭感歎。一張死刑判決書甩在年輕的巡視員麵前。

親愛的弟弟妹妹:

我今與你們永訣了。

我的死是為著社會、國家和人類,是光榮的、是必要的。我死後有千萬同誌,他們能踏著我的血跡奮鬥前進,我們的革命事業必定於成,故我雖死猶存。我的肉體被反動派毀去了,我的自由的革命的靈魂,是永遠不會被任何反動者所毀傷!我的不昧的靈魂必時常隨著你們,照護你們和我的未死的同誌,請你們不要因喪兄而悲吧!

……

我死後,不要治喪,因為這是浪費的,以後你們能繼我誌願,乃我門弟之光,我必含笑九泉,看你成功。不能繼我誌願,則萬不能與國民黨的腐敗分子同流。

現在我的心很鎮靜,但不願多談多寫,雖有千言萬語要囑咐你們,但始終無法寫出。

好,弟妹,今生就這樣與你們作結了。

你們的大哥硯芬囑

這是一位年輕的革命走向死亡前寫給年齡尚幼的弟弟與妹妹的遺書,看後令人泣淚。

在史硯芬臨刑前,他的同室難友賀瑞麟在《死前日記》中記錄下了史硯芬生命最後一刻的英雄氣概:“今日六時,史硯芬、齊國慶、王崇典等幾位同誌……拖向雨花台執行死刑。硯芬臨行時,身著到南京來的青綠直貢呢夾長衫、漢青送給他的白番布膠皮底鞋、白單褲。因為剛洗過臉,頭發梳的光光的。他第一個先出去,神氣最安逸……硯芬臨去時,向我們行一個敬禮……‘再會’。”

這就是一位年僅24歲的革命者留在世上的最後一幅凜然之氣的形象!

給史硯芬記錄下這一幕的賀瑞麟比他的戰友還要年輕,才19歲。他的《死亡日記》從入獄後的9月29日開始寫起,隻記到10月5日,僅一個星期的“日記”之後,他賀瑞麟也不得不將《死亡日記》悄悄塞給同室的另一位難友,自己則像史硯芬一樣,大義凜然地走向了雨花台……

李濟平,是另一位從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派往負責指導南京、鎮江、常州等地的江蘇省委巡視員。

與史硯芬的經曆完全不一樣的是,李濟平有過被黨派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的往事。這位父親是清末秀才的江陰才子學習特別優異,所以在東方大學學習期間聽說國內的廣州起義失敗後,堅決要求回國革命,而黨組織此時已經決定讓他到炮兵學校進修。“學習固然重要,革命工作更為重要,何況國內急需要人。”他這樣向組織堅決請求。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李濟平的請求獲得批準後,他用先賢的詩句勉勵自己投入血與火的國內革命鬥爭之中。

在他之前的幾任巡視員已經犧牲在征途之上,李濟平清楚他麵臨的嚴峻形勢與危險境地。那時的巡視員不僅需要準確了解所管轄的地區黨組織的基本情況和重要事情,還有一項更艱巨的任務是,按照上級要求,親身去某個地方實踐黨所布置的特殊任務,如李濟平在上海接受組織交付的任務是:在敵人的心髒——南京如何開展暴動。

這是要殺頭和最危險的一件事。巡視員必須衝在最前麵,去指導和領導當地組織同誌如何去實施相關的行動,同時還要把所執行過程中的情況及時匯報給上級組織。經常化裝成不同身份,一個月或者一個星期內,有時甚至一天之內都有可能奔波於幾個城市、幾個不同地方,執行完成不同的任務……這就是那個時候的“巡視員”所要做的事。

“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下,黨對下級的指導工作,一定要及時、詳細、準確,否則將成為工作進步的障礙。”這是李濟平向省委提交的《巡視報告》中的觀點,他用行動踐行著自己曾對組織許下的承諾:“決不做坐在空屋子裏的書呆子。”

1930年,中共江蘇省委總行委根據當時的中共中央指示,決定再度在南京舉行武裝暴動。李濟平因為工作能力出眾,被推薦為此次暴動的行動委員會書記。

顯然又是一次凶多吉少的任務。但李濟平義無反顧地從上海出發,去了南京。他化名為王仲斌,在當地的地下黨掩護下,以商人名義住進了交通旅店,開始投入緊張的暴動準備工作。

暴動定在8月1日。這之前,李濟平親自奔波於浦口、下關等地檢查暴動的準備工作,協調當地地下黨組織和革命的外圍力量,每一部署井井有條地進行著。哪知又遇禍從天降——7月29日,設在下關美華理發店的暴動行動委員會辦公地被敵特機關發現,正在開會的李濟平和其他五名黨員當場被國民黨首都憲兵稽查隊特務抓獲。

因為所謂的“證據確鑿”,李濟平等6名共產黨員很快被敵人槍決於雨花台。

兩年後,李濟平烈士犧牲的那個忌日,一位文弱老者,步履沉重地默默來到城南荒蕪的雨花台亂山坡上,在一片雜草堆上,用顫抖的雙手,淒愴地豎起一塊小碑,上麵寫下自己次子的名字:李維選,22歲,卒於此地。

李維選是李濟平入黨之前的名字。革命為民,濟平救國,是這位年輕革命者立下的終身信仰。

他與史硯芬一樣,在巡視員的崗位上,來得悄聲,走得匆匆,如風一樣輕盈,如歌一樣激奮,那是革命者的青春在閃動與照耀……

曾經聽一位黨史專家說,在特殊年代,我黨有許多戰鬥在敵後一線的巡視員,他們有的犧牲後至今仍不知道其遺體在何處,又是如何被敵人抓捕的,地下工作的巡視員比從事其他工作的地下革命者的危險要高出幾倍,因為他們時刻都在“行動之中”。

“而且他們多數是年輕同誌。”這位黨史專家如此感歎。

他們是革命者中最讓人敬仰的英雄。他們中還有許多人是我們至今仍不知曉的無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