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自由高飛”的文藝女青年,一封給“愛人”的信,割痛了所有女人的心;

那片從上海灘飄出的丁香,彌漫了近一個世紀的芬芳;

那“飛”來“飛”去的情書,催落了無數人的熱淚;

更有一群視革命愛情勝似喋血之花的兄長與大姐,他(她)們在年輕時都曾這樣誓言:為了革命事業,無論你活著,還是犧牲了,我都將永遠、永遠地守護在你身邊……

一位出生於戲劇世家的17歲福建少年,到了上海浦東中學讀書,之後又轉到海軍兵工廠學習,再之後又失業流浪於上海灘……無奈的他輾轉到北京。在孤獨與寂寞之中,他竟然開始喜歡文學。此時,他遇見一位同樣熱愛文學的女文青,於是愛情的火花猛然迸發並光芒四射。但女文青此時因心愛的弟弟剛剛夭折而陷入萬分悲痛之中,又因生活窘迫,不得不離開返回到湖南老家。文青的他聞訊後,卻向朋友借了錢追到湖南……當風塵仆仆的他出現在她麵前時,少女深深感動,於是原本高傲的她將愛情之門豁然開啟。

這年金色的秋裏,他倆一起來到上海,到了瞿秋白、鄧中夏、惲代英任教的上海大學,於是都成為革命“文青”,並浪漫地步入了婚姻殿堂。

愛情從來都是熾烈與浪漫的,而地下工作卻異常殘酷和危險,且極端的無情和冷酷。都已是年輕的中共黨員的他們,在剛剛踏進“暖融融的小家”之後,就因革命工作的需要而隨時和不停地分離與告別——他在危險的旅途中行進時,她在擔驚受怕中孤獨與思念著、期待著,於是在一個個黑夜裏甚至是白晝也在心中千萬次呼喚著“愛人”,“我的愛人……”

愛人:

先說這時候,是11點半,夜裏。

大的雷電已響了四十分鍾,是你走後的第二次了。雨的聲音也龐雜,然而卻隻更顯出了夜的死寂。一切的聲音都消失了,唯有那無止的狂吼的雷雨和著怕人的閃電在人間來示威。我是不能睡去的,但也並不怎樣便因這而更感到寂寞和難過,這是因為在吃晚飯前曾接到一封甜蜜的信,是從青島寄來的。大約你總可猜到這是誰才有這榮幸吧。不能睡!一半為的雷電太大了,即便睡下去,也不會睡著,或更會無聊起來,一半也是為的人有點興奮,願意來同我愛說點話。在這樣的靜寂的雨夜裏,和著緊張的雷雨的合奏,來細細的像我愛就在眼前一樣的說一點話,不是更有趣味嗎?(這趣味當然還是我愛所說的,“趣味的孤獨”。)

電燈也滅了,縱使再能燃,我也不能開,於是我又想了一個老法子,用豬油和水點了一盞小燈,這使我想起五年前在通豐公寓的一夜來。燈光微小的很,僅僅隻能照在紙上,又時時為水爆炸起來,你可以從這紙上看出許多小油點。我是很艱難的寫著這封信,自然也是有趣味的。

再說我的心情吧,我是多麽感謝你的愛。你從一種極頹廢,消極,無聊賴的生活中救了我。你隻要幾個字便能將我的已灰的意誌喚醒來,你的一句話便給我無量的勇氣和寂寞的生活去奮鬥了。愛!我要努力,我有力量努力,不是為了錢,不是為了名,即使為償補我們分離的昔緒也不是,是為了使我愛的希望不要失去,是為的我愛的歡樂啊!過去的,糟蹋了,我的成績太慚愧,然而從明天起我必須遵照我愛的意思去生活。

而且我是希望愛要天天來信勉勵我,因為我是靠著這而生存的……

女人的心是水做的。女人的膽是花捏的。女人的淚就是愛的晶瑩與光芒。

突然有一天,他以詩人和劇作家的氣質,對腐敗和醜惡的反動派的嘴臉以《悲憤》的方式,控訴道:“我忍受不了這一切,遂屹立山巔,攮臂呼喊……”

於是,他挺著革命者的胸膛,無所畏懼地唱著《國際歌》走進龍華司令部的牢房,振臂呼喊著“打倒一切反動派”等口號,每一根憤怒的頭發跟著他氣壯山河的氣魄,在空中飄**……

而她,剛生產不久的她,急得滿街尋找,尋找她的“愛人”和出生僅幾個月的孩子他“爸爸”!

可她不知何處能找到她的“愛人”和“孩子的爸爸”…… “屋外開始刮起風來了。房子裏的電燈亮了,可是卻沉寂得像死了人似的。我的神經緊張極了……我不知在什麽時候衝出了房,在馬路上狂奔。”幾十年後的她這樣回憶當初。

於是她想到了“愛人”和她共同的好友馮同誌,便半夜跑去敲人家的門,但沒有人出來開門。她站在馬路上便瘋喊起來,房裏仍然沒有回應她,之後又熄了燈。

她不得不“瘋了似的又跑了起來,跑回了萬宜坊。房子裏仍沒有也頻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著,他什麽也不知道啊!”

那個沒有開門的馮同誌後來回憶說:“我那時住在一家煤炭店的三樓,因為天氣冷,門窗關得很嚴,她在樓下叫門叫了許久,也許是不能大聲叫吧,我竟沒有聽見。第二天清晨,她又來找我,我才知道發生了這個事件。”

1931年1月的上海,特別濕冷和寒顫。在這樣的天氣裏,一位剛出月子沒多久的女人,一邊要帶著嬰兒,一邊為自己的愛人不知動向而擔憂,可想而知她有多痛苦和困難。冬裏的上海,還下著霏霏雪雨,她“因產後缺乏調理,身體已經很壞了,仍一天到晚在馬路上奔走,這裏找人,那裏找人,腳上長了凍瘡,但她覺得人在跑著,希望也像多一點似的……那些日子,她真的太不容易了!”(同誌們這樣回憶說。)

後來她找了老閘捕房的律師,人家告訴她,人已轉到公安局。於是她又去找公安局的律師,人家又不耐煩地告訴她人已轉在龍華警備司令部了。

“龍華司令部的律師對我的請求一口拒絕了,說這案子很重,二三十個人都上了腳鐐手銬,不是重犯不會這樣的!”她說。

她和他的好友沈從文跟著著急起來,便出麵找了徐誌摩、胡適,又專程去南京找了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但他們打聽後,方知“案情嚴重,實難營救”。

這就是著名的“龍華二十四烈士”案中的胡也頻和他的年輕夫人、後來成為大名鼎鼎的作家丁玲女士在上海遇到的事。

那時他們都很年輕,都是革命青年,又是年輕的革命夫妻。

這個月下旬的很冷的一天,天上飄著雪花,沈從文陪弱不禁風的丁玲去龍華監獄探監,帶去了胡也頻的被子和換洗的衣服,但等了一上午也不見裏麵出來人影。丁玲後來回憶說:“我們想了半天,又請求送十元錢進去,並要求能得到一張收條。這時鐵門前探監的人都走完了,隻剩我們兩人。看守答應了。一會,我們聽到裏麵有一陣人聲,在兩重鐵柵門裏的院子裏走過了幾個人。我什麽也沒有看清,沈從文卻看見了一個熟識的影子,我們斷定是也頻出來領東西,寫收條,於是聚精會神地等著。果然,我看見他了,我大聲喊起來:‘頻!頻!我在這裏!’也頻掉過頭來,他也看見我了,他正要喊時,巡警又把他推走了。”

這是丁玲最後一次見到她的愛人。20天後,胡也頻與其他23位烈士被敵人殘暴地槍殺在龍華附近的一塊荒地裏,給一個剛剛建起的小家庭以毀滅性的打擊,更是埋藏了一個年輕女人所追求的愛情和婚姻,甚至累及他們那個連話都不會說的孩子一生所要背負的情感傷痛……

上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在上海特別流行起西式婚禮,年輕人們喜歡到教堂辦婚禮,或者就是在豪華飯店內舉行婚禮時,也會學著“西洋”的婚禮儀式,新郎、新娘們當著“上帝”或親朋好友的麵,如此誓言道:

……從今時直到永遠,無論是順境或是逆境、富裕或貧窮、健康或疾病、快樂或憂愁,我將永遠愛著你、珍惜你,對你忠實,直到永遠、永遠。

然而我知道,對革命者的年輕夫婦來說,他們還有一句特別重要的誓言,默默鐫刻在彼此的心頭:為了革命事業,無論你活著、還是犧牲了,我都將永遠、永遠地守護在你身邊,直到共產主義!

這是革命者的愛情與婚禮的莊嚴承諾。這是革命夫妻間最崇高和最偉大的默契與誓言。

我真的看到許多烈士的親人這樣做到了,他們一生堅守與愛一個偉大的靈魂的精神,是那樣的感天動地——

我先要說的是一位叫丁香的烈士和她愛人之間一世的愛情故事。

上海人對丁香不是太了解,因為這位22歲的年輕黨員在上海僅呆了半年不到,在奉命到北京與地下黨接頭時,被敵人抓捕後押至南京不久,便被槍斃在雨花台。五年前的2014年清明節,我第一次到雨花台烈士紀念館參觀,聽說丁香與她愛人的故事後,給人民日報寫了一篇題為《雨花台的那片丁香……》的文章,不承想在全國讀者中引起巨大反響,於是“丁香”的故事便迅速傳開,那片從上海灘飄出的芬芳,也傾倒和陶醉了億萬人的心……

丁香是我的老鄉,而且與我一個從小就因家遇不幸而遭丟棄的“二姨媽”有著某種血緣關係,所以我有足夠的理由講述這位《上海革命英烈》叢書裏見不到她名字的革命者的故事:

我的外祖父姓江,一直是行走於蘇州、常熟到上海之間的綢緞小商販,賺了些錢,然而不怎麽爭氣,染上了抽大煙的毛病,弄得家裏一貧如洗,於是隻能把我那剛出生的“二姨媽”扔在了常熟護城河的一座石橋頭……“你外婆告訴我,說應該是1930年春裏的事。”我母親這樣對我說,因為她上麵有個比她大5歲的哥哥,哥哥之上還有一位後來當了新四軍遊擊隊員的大姐,大姐與哥哥之間,還有一位就是被丟棄的“二姨媽”……“她應該大我12歲。”母親說,她後來聽她的母親,也就是我的外婆說過,在生“二姨媽”時,家裏成赤貧,隻能把剛出生的“二姨媽”扔了,扔在常熟城東邊的護城河上的一座石橋邊。外公有一段時間“大煙”抽得小了些,於是家裏便添了我舅舅,也就是我母親的哥。可在我母親出生後不久,外公就因病臥床不起,一命嗚呼,我可憐的母親便又被無奈的外婆送給了另一家人。就這樣,母親不再是“城裏人”,而她家也隻有她哥(我的舅舅一家)是上海人,我母親、我和我的後代則永遠成了“勿是上海人”。

丟失在護城河石橋邊的、我不曾謀麵的“二姨媽”後來到了哪兒去,沒有人知道,成了我母親家族的一個永遠傷痛的“謎”……

這時,一位年輕、漂亮的美國女傳教士出現在常熟城的晨曦裏,步履如此輕盈和虔誠,絲絲春風吹拂著她飄逸的長衫,引來一些喝早茶的市民們的關注。

就在她踩上護城河上的那座石橋的那一刻,突然一陣嬰兒的啼哭聲,止住了她的腳步。

“Oh! My poor baby! (喔,我可憐的寶貝!)”

女傳教士輕輕地抱起繈褓中的嬰兒,一邊舉目四望,一邊大聲詢問:“Anybody? Whose child? Whose child? (有人嗎?誰的孩子?誰的孩子?)”

沒有人回答她。偶爾匆匆而過的行人,越聽女傳教士的喊聲,越躲得遠遠的。

無奈,她看著“哇哇”啼哭的嬰兒,搖搖頭,自言自語道:“Poor baby, let's go together! (可憐的孩子,那我們一起走吧!)”

女傳教士帶走這位棄嬰之後的故事,我把它寫成一篇文章,於2014年清明時發在了《人民日報》上,不僅被廣泛轉載,還改編為了話劇和影視作品——

是絲絲的春雨?還是涓涓的淚雨?當我踏進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園的那一刻,我的靈魂和思緒出現了某種幻覺……嗬,原來是一片片飛舞的花瓣貼在了我的臉上!那花瓣兒白白的,嬌嫩的滴著露珠,且散發著沁人心脾的芬芳。

“這不是白丁香嗎?”我驚喜這冷垂玲瓏、千結而生的丁香花竟然不請自來。

“是。你看——這裏有好多丁香樹哩!”陵園工作人員小孫指著前麵的那片鮮花盛開的丁香園,告訴我一個更加驚人的事:“這片丁香樹就是為了紀念一位叫‘白丁香’的女革命烈士,她還是你們蘇州老鄉呢!”

真的呀?我無法相信,然而在烈士紀念館的展示廳裏,確實找到了一位美麗如花的“丁香”老鄉的照片。那照片上的丁香,齊肩短發,白皙的臉蛋上,撲閃著一雙大大的眼睛……盡管是張已有年頭的黑白照片,但依然能讓我感受到那是位魅力無比的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姑蘇美女!

在丁香像的下麵,有一段烈士的簡介:

丁香(1910—1932),江蘇蘇州人,曾就讀於蘇州東吳大學,1930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次年轉為中共黨員。後到上海從事地下工作。1932年9月,被派往平、津一帶秘密工作,不幸被捕,解來南京,12月犧牲於雨花台,年僅22歲。

“這是丁香烈士唯一留在世上的照片,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她愛人的老房子裏無意間尋覓到的。”小孫還告訴我,丁香和她愛人都是我的蘇州老鄉。

“那麽巧啊?”我又一次驚詫。

“是的,在你們蘇州平江區不是有一條‘丁香巷’嗎?丁香就是從那個小巷來到人世的……”

嗬!我不得不再一次發出輕輕的卻強烈震**心坎的詠吟:那是一條“千結苦粗生”的小巷子,難道就是我外婆說的那個遺棄小妹的地方?

無人跟我作證。

但我知道,新中國成立後,小巷因為出了個犧牲在雨花台的革命烈士丁香,所以政府將小巷改成了“丁香巷”。我的外婆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去世,她說有個“二女兒”或許就是那個不在了的“丁香”,外婆的理由是她的另一個大女兒後來也跟著譚震林的新四軍隊伍,和日本人打了許多年遊擊。信天主教的外婆悄悄告訴我:家裏人最怕女兒家出去“舞刀弄槍”,所以她自己也信了洋教。

外婆留下的故事年代已太久遠,她那位丟失的“二女兒”是否就是“丁香”,我無法考證。然而,故鄉蘇州的那條“丁香巷”卻是我以前常去的小巷,而我一直並不清楚在那個小巷裏竟有一位犧牲在雨花台的美麗而多情的革命烈士。

烈士陵園小孫是位革命曆史研究專家,她介紹,革命烈士丁香確實是位棄嬰,當年被蘇州基督教監理會的牧師收養。“太美了,像丁香一樣美喲!”收養女嬰的是位美籍女牧師,她喜歡中國,更喜歡盛開白丁香的園林姑蘇,於是她給自己起了一個“白美麗”的名字。洋牧師白美麗是位精通文史和音樂的知性女士,更有一顆善良的心。棄嬰由她撫養後,她給孩子起了個溫馨而浪漫的名字:白丁香。丁香從此在姑蘇城那條小巷內綻放美麗的人生。

“淅淅瀝瀝的細雨下,小巷裏飄出陣陣清淡的幽香,襲得肺潤心醉。我的寶貝小丁香,你睡你醉你開心。媽咪給你彈一曲《浣溪沙》……”於是,小巷的教堂裏傳出古典伴洋味的抒情樂:“揉破黃金萬點輕,剪成碧玉葉層層。風度精神如彥輔,太鮮明。梅蕊重重何俗甚,丁香千結苦粗生。熏透愁人千裏夢,卻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