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甚至這樣說。

“不許你這樣說!我們的生活才剛剛開始……我們不再僅是我們倆了!我們除了為革命,還要為他和他的未來活著!”

“對,為了他和未來,我們要好好地活著,活到共產主義!”他說這回他不是說“瘋話”,因為他又將奔赴新的戰場,去經曆新一次的腥風血雨的戰鬥!

後來,她獨自生下了他們的孩子。為了全身心回國投入殘酷的地下工作,她把孩子放在莫斯科。

1931年春,她回到了上海,回到了愛人的身邊……俗話說,久別如新婚。何況,他們就是在新婚不久就分別了,一年多後的今天又重新在上海團聚。“難道不是又一次新婚嗎?芳妹,我的愛!你終於回來了,你讓我想得苦啊!苦如進了汙泥的黃浦江……”團聚的那一夜,他“瘋”了,也把她弄“瘋”了!

“錢瑛同誌,組織決定讓你到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去,配合賀龍的部隊開始那片新的革命戰場,以緩解江西革命蘇區的壓力。”小夫妻似乎還沒有熱乎夠,組織已經下達了新的指令。

“好的。什麽時候走?”她問。

“明天就走。有幾個同誌一起去,這樣會安全些。”

明天?我的芳妹,你明天就要走了?他一整夜沒有放過她,緊緊地摟在懷裏,怕永遠失去他的“芳妹”……“為了革命,為了我們的孩子能夠有個新的國家,我支持你——我的愛!我的芳妹!”

他喃喃地,在夢裏也一直這樣說著。第二天,她走了,他卻在外白渡橋上呆呆地站了幾個小時,一直到他的“芳妹”乘坐的輪船消失了很久、很久。

他轉身的那一刻,上海灘上的烏雲突然又厚了幾層……反動派對上海地下黨和中共中央機關、江蘇省委機關的破壞越來越猖獗。作為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的他,正在按照黨的指示,積極想法恢複被破壞的總工會工作時,突然有一天他被叛徒出賣而遭敵人逮捕,從此與他的“芳妹”徹底失去了聯係……

作為“共黨要犯”,他被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和淞滬警備司令部特務機關來回地拉來拉去“審訊”,企圖從他嘴裏“敲”出我黨的機密情報。

被捕的一個月裏,敵人在他身上用盡毒刑。僅5月16日一天,在國民黨公安局偵緝隊手裏,他就先後被“反上吊”兩小時,又被燒紅的鐵條烙其胸部和腹部,昏死一回,醒來後再來一次……如此整整折騰了近十個小時。然而敵人僅從他口中得到一個“不”字的口供。氣急敗壞、黔驢技窮的敵人,隻得用更惡毒的手段來殘害他——他們打斷他的手指和腳彎,直到他一直醒不過來才罷休。

“我親愛的芳!你此刻在哪裏?我想念你,想念你是因為你能給我戰勝敵人毒刑的力量,以及撫慰我鑽心的傷痛……沒有你,我將退縮;想著你,我將永遠不屈!直至又重新回到你身旁!”

在監牢裏,每一次經曆敵人的酷刑前,他心裏總要先默默地喊幾聲“我的芳妹,我的愛!”然後什麽都不怕了,任憑敵人的火烙與皮鞭,更別說老虎凳和“反上吊”……你有多少刑具,我就喊多少遍“我的芳妹!我的愛!”“我就不再感知什麽是疼,隻感覺有愛著自己的愛人就什麽都不怕,甚至是死!”

“姓譚的,要送你‘上路’了!”敵人叫著他的名字,將他從上海押解到南京,押解到雨花台……

“砰砰!”第一排罪惡的子彈,沒有打倒他。

“噠噠噠……”第二排掃射的子彈仍然沒有打倒他。

劊子手驚恐地拔出刺刀,連連向他腹部、頭部、胸部猛刺一陣,又補上一排子彈……

中國共產黨的鋼鐵戰士、中國工人運動的領袖、廣西中共組織的締造者、錢瑛同誌——“芳妹”的愛人譚壽林於1931年5月23日,犧牲在雨花台,時年35歲。

“我的靈魂是追隨著你,追隨著我們鮮明的旗幟。”這是愛人的他留給妻子的她的最後遺言。而此時他的妻子尚未從槍林彈雨的洪湖畔回來,等她化裝潛回到上海後聽說他被敵人殘暴地槍殺在雨花台時,她真的想帶上自己的遊擊隊伍(不,此時她已經沒有了隊伍,即便如此,她也想帶上雙槍,獨自趕到敵人的老巢南京),將槍殺他的仇人們殺個片甲不留!然而組織布置她一個緊急任務:江蘇省委急需一位婦委秘書,你去吧!注意,當前敵人形勢非常嚴峻,需要特別警惕和加強自身安全。

我不怕。洪湖邊密集的子彈沒有擊中過我,我真想看看街頭的敵人子彈是如何擊向我的……自從沒有了他,她的目光裏少了溫柔,多了冷峻;她的臉上少了笑容,多了嚴肅,甚至在後來幾十年裏讓同誌們都以為她生來就不會笑、鐵一般……

錢瑛真的變成了“鐵瑛”——許多革命同誌都這樣認為,隻有那些了解她的人才知道,其實工作之餘的她,常常會捧著她和他的結婚照哭上一宿又一宿、一天又一天,但在革命工作和革命同誌麵前,她不再流一滴眼淚,甚至不說一句“軟話”。

敵人見她怕,同誌見了她也會有幾分膽怯,盡管她身材弱小,說話細聲細語,但從其口中吐出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充滿了對敵人的仇恨和對原則的鐵麵無私,以及對組織的絕對忠誠。

“不許動!你被捕了!”一天,她正要去參加一個地下黨的活動,由於叛徒的出賣,她還未到達現場,就被幾支黑洞洞的槍管頂住了腰際——如果換在洪湖,她會拔出手槍,給敵人以最有力的回擊,然而現在的她,赤手空拳。無奈,她隻能跟著特務進了敵人的龍華警備司令部監獄。

“叫什麽名字?”

“彭友姑。”

“你?姓彭?不姓錢?”敵人奸詐地瞅著她的臉,企圖一層層“剝皮”。

她臨危不驚,坦然回答:“就是姓彭!”

“沒有在洪湖呆過?”

“什麽紅湖綠湖,我隻知道上海有個漕家浜!”

“你!”敵人惱羞成怒,又無可奈何,最後不得不使出毒招:讓一名叛徒來與她當麵對質。

“無恥!”她舉起巴掌,使盡全身力氣,替自己、更替犧牲的他狠狠地打了那叛徒一耳光,“你有什麽臉麵跑到我的跟前來說話?你有什麽資格像人活在這世上?滾!滾!滾滾——”

叛徒嚇壞了。敵人嚇壞了。誰也沒有見過一個弱女子竟然會有怒火衝天的力量和驚天動地的氣概!

是的,她就是有這般氣概和力量。因為你不了解她,了解她的人知道,在她還沒有參加革命工作之前,就為了反對家人操辦的包辦婚姻,她可以當著父親的麵,把自己的腕筋割斷……最後畏懼的是家人,成功的是她。從黃埔軍校出來,在被派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之後,她發現自己懷孕了,為了不影響學習和工作,她竟然拚命地跳上跳下,企圖將胎兒跳掉(沒有成功)。這並不是她全部的個性,在同黨內的錯誤路線進行鬥爭時,她會毫不留情地當麵指出那些比她職務高的領導的錯誤,而且鐵麵無私地告訴他“一二三……”。

自然而然,她被作為“要犯”押至南京監獄,並被判15年徒刑。沒有被槍斃,是因為監獄裏的同誌一直暗中保護她——她們知道她的丈夫已經犧牲,還有一個生下後就留在萬裏之外的蘇聯的孩子……

監獄的難友們都用一切可能來保護她,大家的心裏都有一個念想:大姐在洪湖威震四方,一家人分了三個地方(一個在陰間,一個在監獄,一個在遙遠的異國他鄉且生死不明),大姐太不容易,一定要讓大姐活著出去。

“大姐”也從此成為她名字之外的另一個稱呼,甚至連一些比她大一點的將軍元帥和黨的創建元老後來都這樣稱呼她。

在監獄,她以大姐的身份,給難友們鼓勇氣、樹信仰、增力量。

對年輕的同誌,她會把愛人留下的自傳體小說《俘虜的生還》,一段一段地讀給他們聽,讓他們明白一個革命者也有情、也有意,更有意誌和信仰、方向和目標。

她和監獄裏的其他幾位女共產黨員組成“臨時支部”,四次成功組織和領導“絕食”活動,並以身作則學外語——因為英文報紙上可以讀到蘇區和紅軍的一些消息,那是監獄內的共產黨人唯一可以直接獲取的點滴的希望之光。

牢獄是難熬的。當皮鞭加老虎凳摧殘你的時候,受傷的不僅僅是肉體,更有信仰與理想的考驗。女人更容易讓敵人找到弱點和致命傷痛,而她依仗著他的死亡之後對敵人的仇恨的力量,一次次挺過了敵人的種種殘忍的毒刑與**,甚至讓殘暴的對手都不得不如此感歎:這個小女人,竟然會有那麽大的忍受力啊!

1937年,日本侵略者強加給中華民族的一場新的災難,恰恰給了她和她的難友們重新獲得自由和希望的機會。8月18日那天,當周恩來和葉劍英出現在國民黨的“反省院”時,一番**和溫暖的話,讓她在他犧牲之後第一次流下了眼淚……

我自由了!我又可以為革命工作了!我可以把對敵人的仇恨化為實際行動了!親愛的“曼”,你的“芳妹”又可以拿起武器,像在洪湖指揮赤衛隊一樣,去殺敵人了!

為你——我親愛的“曼”報仇!

她出獄了,見到了太陽。她被分配到武漢,與坐同一座監獄的革命家陶鑄等一起參加地下黨湖北省委的工作——那是一場民族抗日的戰爭。她唯一感到痛苦的是她必須按照黨的要求去與那些曾殺害她的“曼”的國民黨人打交道、搞統戰!然而她向組織表示:個人的痛苦必須服從民族偉大鬥爭的需要,我把個人的仇恨暫時深深地埋在心底。

國民黨反動派並沒有真心合作,對付共產黨的辦法並不比殺害她的“曼”的時候手軟,甚至變本加厲。當日本侵略者的飛機猛烈轟炸江城時,國民黨不僅早早地先撤了,還狠毒地將長江上的船隻封存了起來。無奈,她在李克農的帶領下,雇了一艘小火輪,結果鬼子的轟炸機將船隻轟了個粉碎……後來撤離的“新華日報”同誌們發現唯獨少了她——“我們不能丟了大姐呀!”那一刻,男的女的同誌們都哭了,怕她有個三長兩短。

“我的命跟洪湖連在一起。”這回,她流出的是感激的熱淚。

然而她活了下來,被一隻漁船的船夫救上了岸,直到了她熟悉的那塊地方——洪湖邊。

一麵紅旗向日擎,幾多鮮血染將成!

韓英已死錢瑛在,贏得英雄兒女名。

她的一位叫“張執一”的老戰友為她寫過這樣一首詩。

又一次“想著他的犧牲而必須活下來”的她,新的一次征程是組織上讓她到重慶開展那裏的地下黨工作,於是我們這些後來人才有了一個叫《紅岩》的經典革命故事看。她是川東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作為抗戰“陪都”的重慶,蔣介石的特務遍布整個城市的每一個角落,不允許任何一個共產黨“分子”在他們的鼻子底下從事反對他和國民黨的事情。鬥爭異常嚴酷和複雜,“甫誌高”這樣的叛徒,其實隻是小說裏的描繪,真正的“紅岩故事”裏,後來當叛徒的有一大串人,重慶地下黨書記、副書記,組織部長,區委書記……領導者都當了叛徒,普通黨員就無法不是大麵積的被捕與坐牢,造成何止是“許雲峰”“江姐”等人的犧牲。真實的“紅岩故事”一書是我寫的,書名叫《忠誠與背叛》。我知道其實“雙槍老太婆”也死在監獄,還有她21歲的兒子,以及那個被敵人摧殘最厲害的女共產黨李青林等300多位忠實的共產黨員都被敵人槍殺於黎明之前——重慶解放的幾天前,敵人對包括“江姐”在內的革命者實施了集體屠殺,死者中有比“小蘿卜頭”還小許多的不到3歲的小烈士……

敵人從來不對我們革命者仁慈,難道我們就該對他們心軟?既然你參加了革命,麵對殘酷的鬥爭和凶殘的敵人,我們就不能有絲毫的幻想,必須對他們進行無情的鬥爭!這是她常說的話,既用來教育同誌,也時常提醒自己。

“……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一個女高音從破祠堂裏的火堆邊升起,飛入夜空,到處飄**。

那是在一九三八年的一月,湖北省委在鄂豫皖邊區七裏坪的一個深山破祠堂裏辦的黨訓班快要結束了。我們這一群滿懷抗日熱情可是什麽也不懂的青年,在近兩個月的學習中,才懂得一點中國革命的根本道理,懂得一點黨的知識,從遠道來講課的葉劍英同誌那裏,懂得一點抗戰形勢和戰略戰術。在一個寒冷的夜晚,我們在大廳裏燒起熊熊篝火,幾十個人隨便圍火坐著,訓練班的負責人方毅同誌帶來一個身材矮小、大約三十歲年紀的大姐,向我們介紹說,她就是湖北省委的組織部長錢瑛同誌,要我們都叫她錢大姐,並且說她曾去蘇聯學習過,又長期蹲過國民黨的監獄,出來才不過幾個月。

錢大姐對我們說些什麽,早已不記得了。但是我卻記得,她在我們的鼓掌歡迎下,給我們唱了一支《國際歌》。我們都知道這是革命者的歌。錢大姐雖然不是一個歌手,但是我們聽起來,唱得真好,她昂著頭,晶亮的眼睛望著前方,那麽堅定而富於感情,就象眼見著在南京雨花台和上海龍華的那些烈士們拖著鐵鏈走向刑場時唱的一樣,我相信她正想著那些烈士們,或者象她在監獄裏隨時準備著這麽唱一樣。

因為聽說她去過蘇聯,大家歡迎她用俄文唱《國際歌》,她唱了幾句,然後我們大家都和著唱起《國際歌》來,是那樣的慷慨激昂,那聲音乘著火光,飛出祠堂,飄進夜空,飛到遠方去了:

“這是最後的鬥爭,

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在以後的幾天,錢瑛找許多學員談話,這是她作為組織部長的份內事。她也和我談過話,問我今後的去向,我和其他許多青年一樣,都向往著去打遊擊,到敵人後方去,她笑一笑說: “各方麵都需要人,由組織分配吧。”

……

上麵這段回憶文章是我國現今活在世上的最長壽的中國當代作家馬識途所寫。我們的“老馬識途”,現年105歲,而且身體仍很健康,百歲時還專門給我題過詞。前些年寫《忠誠與背叛》時,我曾當麵請教其所經曆的崢嶸歲月往事,老人坦然地回答我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假若你當年也被抓捕,會不會也當了叛徒?”他聽後開懷大笑,說:“可惜我沒那機會呀!”

解放前老馬同誌是重慶四川地下黨重要成員,官至省委宣傳部部長。他是錢瑛的部下。馬老對這位老領導的感情非同一般。他曾給我們回憶道:

一九三八年秋武漢淪陷前,領導叫我動員一些工人到平漢鐵路南段打遊擊去。我想這下我一定可以一塊去敵後打遊擊了,誰知錢大姐要我和一批同誌撤退到鄂北襄樊去,不久我被派到棗陽農村去作開辟工作。我工作不幾個月,清理和發展了一大批黨員,建立了縣委。錢大姐有一天告訴我說:“你不是想到敵後打遊擊嗎?這下行了,跟我上大洪山去吧。”原來她要去任鄂中特委書記,棗陽縣委劃歸鄂中了。我跟錢大姐去大洪山,參加鄂中特委,準備打遊擊,十分高興。但是不到一個月,錢大姐又告訴我,她被調到湘鄂西省委工作,決定調我到恩施鄂西特委去工作。說實在的,不讓我去打遊擊,我有點不高興,況且在國民黨地區工作,又危險又憋氣,更不想去。錢大姐馬上看了出來,嚴肅地批評了我:“一個黨員哪能憑個人興趣辦事?叫到哪裏,就到哪裏,叫幹什麽,就幹什麽,到最危險最困難的地方去工作,才是好同誌。”

我在鄂西擔任特委書記工作了大半年後,國民黨掀起了第二次反共**。一九四O年夏天,錢大姐那時已在南方局組織部工作,她不顧長途跋涉和危險,專門從重慶到恩施來檢查工作。她和我們一起擠住在一個農民家裏。她和我的愛人小劉睡在一個**,臭蟲很多,睡得不好。我是一個失業教員的身份,每天粗茶淡飯,她和我們一起過著清貧日子,我們覺得很是過意不去,她卻安之若素。她說:“這總比過去坐牢舒服得多了。”她給我們講過去坐牢,臭蟲多得來不及捏死,用碗水來淹,一捉就是半碗。又說吃的黴米飯,挑出的砂子裝了一口袋。借此向我們進行革命氣節教育。她講雨花台犧牲的烈士多麽英勇,這些對於後來小劉被捕入獄,堅持鬥爭,英勇犧牲,無疑是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錢大姐在特委會上向我們傳達了中央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的政策,並且宣布新來的何彬同誌擔任特委書記。臨回重慶以前,她給我和小劉談了一次話,她說了兩件事:一件是我改作第二把手,絕不是因為我過去工作不好,而是為了重點轉向農村工作,要我去南路川鄂湘邊一帶開展活動,準備武裝鬥爭。她說共產黨人從來服從組織分配,不計較名譽地位的。我一直有一種感覺,錢大姐無論說什麽,不管說得多麽簡單,總有一股異樣的力量,使你不能不欣然同意她的主張,絕無思想包袱可背。第二件事是她對小劉說,準備調她擔任南方局對湘鄂西一帶組織的交通員。她說交通員是上下級的紐帶,十分重要,也十分危險,要隨時準備犧牲。小劉也欣然同意了,並且隨即跟錢大姐去重慶,第一次擔任交通,用很機密的辦法帶回來一些中央的指示文件。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變發生了,反共**達到頂點,由於叛徒的出賣,何彬和小劉連同她剛生下的孩子一起被捕入獄,這是鄂西黨最大的損失。我和特委的小王同誌把組織疏散後,到南方局去匯報。

那時重慶形勢很緊張,隨時可能發生突然事變。南方局當時設在紅岩村,在敵特的嚴密包圍和監視之中。錢大姐知道我到了,怕我人生地不熟,自己瞎闖上紅岩村,被敵人攔住抓去。她派老蔡下山來找到我,詳細告訴我怎樣上山進紅岩村。老蔡畫了一張路線圖給我看,叫我不要迷失了方向,落進敵人陷井裏去。老蔡和我約了口號,叫我第二天天黑後上去。大姐還不放心,又叫上過山的小何白天領我到紅岩村對麵的山上看一看路徑。錢大姐對於同誌的安全如此關心,如此仔細地安排,使我感動得要掉淚。

第二天天黑時候,我上山去,一路比較順利,但是,快到大門卻把我搞糊塗了,走到竹籬笆的後麵去了,我著急地從籬笆退轉來,不當心把竹籬笆碰響了,馬上聽到樓上有警鈴響起來,接著聽到許多人在樓上跑,我退回來到底找到了大門,順石梯子走上去,看到樓上的燈光,我真是想哭,到底到了家了。

我進傳達室才坐下,有兩位警衛同誌來問我,我說了口號,他們馬上說:“錢大姐在等你呢!”他們叫我從一個秘密小門進去。才一上二樓,就看到錢大姐迎麵走來。她和我一握手就責備我:“怎麽搞的,教了你還是摸錯了,我們以為發生大事了。”的確是這樣,我看到走道裏有幾個警衛同誌手裏已經拿著手槍戒備了。

我隻是負疚地笑了一下,錢大姐再沒有說什麽,引我進了她的房間,讓我坐下來,默默地給我倒一杯水,卻不發話。真是難堪的沉默呀!我象回到娘家,坐在親娘的麵前一樣,有多少話想說呀,但是我又從何說起呢?當然我首先應該報告的是我們那裏組織遭受破壞的情況,何彬同誌和我的愛人小劉,還有不滿一月的女兒落進敵人的虎口裏去了。但是我才張開嘴叫一聲:“大姐!”她就用手勢阻止我說下去,她用悲痛的眼神望著我,輕輕地說:“不用說了,我都知道了。”

我沒有說下去,可是看到她那種傷悼又很柔和的眼神,我卻止不住熱淚盈眶。這不是因為想起自己的戰友和愛人的被捕,而是看到她那象親娘一般的眼神,我簡直想撲到她胸前放聲哭一場,但是我強忍住了,趕忙用手巾擦去我的眼淚,我沒有權利在她麵前流淚,因為我知道她的愛人在十年以前被捕後,在南京雨花台犧牲了,我為什麽用自己懦弱的眼淚去刺激她呢?她似乎理解了我,隻沉靜地說:“你今晚上早點去休息吧!明天我們再談。”

第二天,錢大姐先給我看一些文件,再和我談,她是那麽嚴肅而又認真地和我檢查我們出事的原因和善後的處理。何彬同誌這個她一直器重的同誌被捕了,難道她不難過嗎?但是在檢查工作時,她還是毫不含糊地批評何彬同誌,說他對當前的白色恐怖警惕性不高,犯了錯誤(後來何彬同誌通過他的父親輾轉送訣別信到南方局,也檢討了自己的不慎)。當我說我們準備匯報後馬上回去時,她又嚴肅地批評了我:“你以為犧牲得還不夠嗎?”於是她給我解釋:“根據中央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的精神,不僅你們特委的人要轉移,下麵的骨幹也要全部轉移到別的地方埋伏起來,沒有暴露的基層組織可以當作根子埋在那裏,將來時機一來,自然會發芽展枝,開花結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