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肯定地點一下頭。

“她就是這樣一個人。看上去弱不禁風,但說話辦事,利索幹脆,走路如風,筋骨如鐵。生活上有個大姐,工作上又像大哥,總之她是個特殊材料組成的人。”馬識途這樣評價她。

重慶之後,她又回到了上海。

這時的上海,是一個垂死的政權企圖借以作為繼續苟延殘喘的最後一塊“富國之地”,因此反動政府對共產黨的地下活動更加警惕,加倍追尋“苗頭”,一旦發現有“共黨”活動,立即采取殘酷鎮壓。作為中共上海局組織部長的她,承擔著更加艱巨和繁重的任務,既要發展組織,更要保存實力。一向勤儉和清廉的她,現在偏偏要天天裝扮成“闊太太”,穿梭在“十裏洋場”,以求在敵人眼皮底下開展黨的工作——她的性情變得更加“鐵青一塊”,無論在什麽場合,都很少有笑容,即使在黨內,所有的話語也都是“大姐式”的。聽到有人背後議論,她不以為意道:“隻要少犧牲一個同誌,你們恨得我咬牙切齒也無所謂。”她清楚,在革命隊伍裏,多數同誌也是有家有室的人,失去另一半的痛苦,她已經嚐夠了,“我不想讓其他人也去嚐試這份痛……”為這,她作為黨的組織部長,對人、對幹部的要求就是比一般人嚴出許多。

上海要解放了!許多在地下工作的人都渴望早一刻公開自己的真實身份,去自由地呼吸一口新鮮的空氣和敞開胸懷去高唱一首歌,而她,就是為了滿足更多同誌們的這種願望,隻身去了香港,去一家一戶地做工作、作動員,將滯留在香港的那些國寶級知識分子帶回祖國……

新中國成立,她成為了第一任監察部部長。周恩來總理向毛澤東主席建議時就這樣認為:她是一個沒有個人私事掛念的人,也是一個沒有私心影響工作的人。是的,她的愛人早已犧牲在上海龍華,唯一的一個孩子在蘇聯也再也沒有找到。她隻剩下自己一個人,她說她除了是他的“芳妹”外,就是一個“革命的女兒”了!

“生還”何處寄萍蹤,

聚雨狂風肆逞凶。

幾度鐵窗堅壯誌,

千番苦戰表精忠。

丹心貫日情如海,

碧血雨花氣若虹。

三十一年生死別,

遺篇再讀憶初逢。

1962年清明時分,她手捧她的“曼”的遺作《俘虜的生還》再版,一邊拭著淚,一邊寫著如上詩篇,眼淚再次在無人的時候流淌起來……

3年婚姻中不足100天在一起之後,就是31年的漫長永別。她也從一個年輕漂亮的少女,變成一個日無笑臉的“老太太”——除了當年的戰友們依然喚她“大姐”外。似乎,除了“女監察部長”的性別色彩外,她就是一個典型的“革命老太太”!

她以對她的“曼”的忠貞堅守和對黨的忠誠奉獻,作為“修煉”的最高境界,一直到被江青、康生等迫害致死,她連一聲歎息都沒有,隻留下“朝前看”三個字,保全了“芳妹”完美的肉體與靈魂,去天國與她的愛人——“曼”團聚。

後人在議論這位革命的“大姐”時,總有幾多唏噓,因為她一家三口,為了革命,生死三地,絕後無繼。可我想,她留在世上的最後三個字“朝前看”,難道不是一個革命者最完美的希望和理想嗎?

朝前看能看到什麽?朝前看,就是看到了今天的我們和我們偉大的新中國呀!

她和愛人的他,還有他們失落在異國的那個孩子,當看到今天我們蒸蒸日上、如此繁榮富強的祖國時,她和她的“曼”以及他們的孩子,就會在九泉之下笑顏盛開……

上海人民對她感情篤深,對她和他(她的“曼”和他的“芳妹”僅有百日在一起的革命夫妻傳奇與忠貞的故事)格外敬重,將她與她的烈士丈夫——“曼”(譚壽林)一起作為革命烈士列入龍華革命烈士紀念館內。而她一生對革命和黨的忠誠及對愛情的堅貞,以及最終被“四人幫”迫害致死,也夠得上一位烈士的稱號。

寫完錢瑛和她愛人“曼”的鐵血浪漫故事後,我又異常意外且十分驚喜地從一個封存了六七十年之久的“曆史”舊檔裏,讀到了36封由一位革命烈士寫給他愛妻“文妹”的情書。這些“情書”裏每一封都流露著對妻子“文妹”的那般如火如焰的愛,令人熱血沸騰,因為這些“情書”封封猶如火焰一般噴射,恰似決堤的潮流一般奔湧,又好比驚雷後的大雨一般磅礴……一句話:太熾烈,甚至還有些“肉麻”。(不用笑,革命者的年輕夫妻間,難道不允許有些“肉麻”的情調嗎?)

後經細心地拂去曆史塵埃後方知,這火一般的情書,原來是中共重要領導之一、我黨最早的軍事人才、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王一飛所寫,我感到無比震驚和好奇:原來職業革命家的內心也有“如岩漿噴射一樣的愛情”啊!

還有一點也令我十分意外:他的“文妹”,也就是其妻陸綴雯,竟然還是我的“老鄉”(江蘇太倉人,其出生地與我出生地相距隻有十幾分鍾路程)。可貴的是,我的這位同鄉也是位忠誠的地下黨黨員,不到21歲就到了上海讀書,“五卅運動”中一直站在學生運動的前列,是青年女學生中頗為活躍的人物,由早期革命家宣中華介紹入黨。中共負責人羅亦農出任上海區委書記時,陸綴雯就在區委機關擔任機要員。那個時候,王一飛是中央軍委秘書長,由於軍委機關還沒有建立完備,所以王一飛常把一些重要的機要文件交陸綴雯保管,就在這期間,年輕的我黨革命軍事領導人也悄悄把愛情“存放”在這位秀美端莊的江南女子那裏——1926年2月7日,這是這年農曆春節期間的一個好日子,這對年輕的革命者在上海結婚。在地下鬥爭的特殊環境下,他們的結婚儀式異常簡單,沒有盛宴,沒有喜糖,沒有任何繁文縟節,也不用什麽登記,也不需要誰發證明,隻要用共產黨員的黨性表示自己對愛情的忠誠。王一飛曾在一封家書中如此形容他們這些革命者的婚姻:“一桌,一椅,一張單人床,兩個人睡到一起,就是一個家……兩個共產黨員的結合,除了誌同道合,就不需要其他理由。之後,就可能是因革命工作的需要而分分合合,分比合要多得多!”

王一飛後來的革命生涯,言中了自己曾經對“革命者家庭”的這番理解。

作為我黨第一批被派往國外學習的軍事人才,1925年2月,王一飛與葉挺、聶榮臻等從蘇聯著名軍事學校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回國後,被黨中央留在上海籌備中央軍委機關,並出任軍委秘書長。1927年3月18日,北京發生軍閥屠殺愛國學生的血案後,黨的負責人李大釗不能再公開露麵了,中央便決定派王一飛調往北方工作。剛過新婚蜜月的王一飛將這一消息告訴了妻子,並讓其趕緊收拾行李,準備一起前往北京。但轉眼王一飛又匆匆趕回來說北京不去了,中央讓他馬上到武漢。

“那我還去嗎?”陸綴雯問。

“你暫時不去,留在上海。”王一飛說。

陸綴雯便趕緊把打包好的行李拆開,拿出自己的一半東西,又將另一半捆紮好後,叫來一輛黃包車,送丈夫到了火車站……

這對革命的新婚夫婦就這樣倉促離別。

王一飛乘車到達南京下關碼頭後,匆忙中才趕上往長江上遊開的那班航船。此時,蔣介石反動集團屠殺共產黨人的血腥行動,已在全國各地到處濺血,肩負黨的重任的王一飛一方麵亟待能夠火速趕往漢口,與先前到達那裏的中央領導們會師,一方麵又牽掛著獨自留在上海的新婚妻子。麵頰貼在船艙木窗口的王一飛,雙目凝視著被遠遠甩在船後的滔滔江水,思念新婚妻子的涓涓柔情油然升騰,他知道前麵的九江碼頭可以發信,於是便從口袋裏抽出一支派克筆,給妻子寫下分別後的第一封“情書”——

綴文我愛:

今天是別妹後的第三天了,消磨這幾天的光陰,實在困難!請先讓我把幾件事說一說,然後告訴你“我的胡思亂想”!

一、重民於我走後,必交一“小書”給亦農,你見亦農時,可告以轉交弼時,他自然會替我交代清楚。

二、我從前曾托替華辦車照,誰知他拆爛汙到今!你可關照他一聲,車照不要了,錢還退還!(如果沒有,也算了!)至於你個人應做的,在我以為:

①經期間,應十分慎重,切勿隨便“服”“食”“行動”!

②仍應按期往婦孺院去看病,多費錢是不要緊的,總以身體為重!

③如果身體好,則每日往石家去一趟,過一二天,往特兄處去一趟;如果身體不好,一切均可托遊兄。

④為防思想上寂寞無聊起見,可溫習英文,或看abc,或往德芷家去玩(這一條,必身體好,為條件)。

⑤如果你願回家,趁此時期,便可一行,作為將來說穿此事之預備,亦可!但必:A)、把地址留給我,B)、27—28必趕回,因為此時我或者已回。

⑥所有新布,均可交裁縫店趕做衣服,可做稍為寬大一點,切勿等時、省錢、把布再藏在箱裏!

妹妹,這是我此時所記得的,第一,必定還有許多遺忘的,第二,上麵我所說的,也未見得全對;總之,還是要我的愛妹自己決定的!但是我願愛妹注意自己的身體,這是“千言萬語並作一句話”的意思,願吾愛有所體會我!

至於我這幾天的胡思亂想,其中最主要者,即是“驟然離開我愛”,忽忽“如有所失”似的!雖然,此次因校事而自動的自願的且有理智的別離,但終不能打消我私心的難受,且深覺很不自然似的!我想,多情如妹,此中別離相思,當比我更甚!妹妹,這完全因為我倆平日的生活,已完全打成一片,一日不見也難,何況更久?!但是我們的生活是奮鬥的,在動的狀態中,如庸夫庸婦之終老牗下,寸步不出雷池者,不可能,亦不願!如此輾轉一想,倒覺得別離是我倆經常的生活,同居卻是偶然的幸遇!我以此**,並願以此慰我愛!

我每次回想我妹天真爛漫的態度,愛我的真切,使我感奮百倍,願振作全副精神為校做事,俾有以副妹之愛!妹妹,枯燥平庸的我,而得妹之愛的培養,促進我的努力自勉者實大!誰謂戀愛不該哉?!我不禁常背人而吻吾妹玉照矣!

妹妹,要說的話還很多,現在不說了,且等到漢後慢慢的告訴你罷!不過有一句話,讓我先在這兒提一筆。妹妹,你這是什麽?就是18—19兩天的赴宴當中,我因病或事務的關係,對妹妹有太重言的地方,雖然這些有的我已認錯,有的妹妹已原諒我,但我事後追想,實深自悔!當此別離中回憶,尤令我深自責備,而深覺吾妹愛我之深切!妹妹,愧我粗魯,以後決不再敢!!!

拉雜亂寫,就此告終,請再說我的行蹤:

別妹後,即抵車站,買一張三等票上車,離開車時間尚有40—50分鍾,然車中已無座位矣!但有的卻一人占三四位,鋪起被來睡覺,而遲到者卻隻好鵠立車中,無秩序,無公德心,可見一斑!我幸帶有鋪蓋,就坐在鋪蓋上,一直等車過鎮江,才得坐位,至七時二十五分鍾到南京。

我即雇黃包車至輪船碼頭,中途為輪船寫票局的招待接去,他為我買了票,送到碼頭,一直等到十二時(中餐)才有船來(瑞和),而此船又是非常起碼的船,坐了官艙,翻反不如他船的房艙!

二十二時船由南京開,至晚上七時到蕪湖,二十一日午後二時到安慶,晚上十二時到九江,預計明日(二十二日)晚上十時可到漢口。我想此行如無耽誤,大約27—28必可到家矣!

時遲了,船要到埠了,下次再說罷!謹祝妹妹康健,努力!!!

你的“歹”小囡

21/Ⅲ—26

長江船中 第一號信

這是一位革命家寫給剛剛離別的新婚妻子的信,原汁原味,所以讀來感覺確實“情意綿綿”。裏麵有許多地下工作的“暗語”,在此不述。

從信中可以看出,王一飛其實是個非常心細的人。在離開上海前,他就安排了軍委技術書記奚佐堯(烈士,江蘇江陰人,1926年11月26日在上海被敵人殺害,時年29歲)與陸綴雯做假夫妻,租住在南市區租界區內的一個弄堂的小房子,這其實也是軍委的秘密機關地之一。王一飛走後,奚佐堯便負責南市區的工人武裝起義。但才幾天後,陸綴雯發現奚佐堯突然不見了,於是到處尋找,可又怕暴露了軍委秘密機關。正在此時,她看到一張報紙上說又有一批“共黨分子”被捕,其中有個眉心上有紅痣的人,陸綴雯馬上知道他就是奚佐堯。驚心動魄之間,陸綴雯機智地轉移了藏於她住處的軍事機關留下的槍支,隨後迅速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幾天後,她看到了做了幾天“假丈夫”的戰友犧牲的消息。那個時候,革命者的生命時刻處在危險之中。

新婚的丈夫王一飛這次到漢口的時間並不長。在完成中央交付的任務後,他因受老戰友任弼時之托,乘船到長沙,將任弼時的未婚妻陳琮英帶到了上海。任弼時與王一飛是同一批入團,同一批出國,又在同一個學校學習,從蘇聯回國後又同在團中央擔任領導,戰友情誼特別深厚。這次受戰友之托帶任弼時的未婚妻,一路上,王一飛關心體貼和愛護戰友親人的情景讓數十年後的陳琮英仍對戰友的愛人陸綴雯說:“你們那個一飛啊,可實在老實。他在船上怕別人擠我,要保護我,可他又怕碰著我,就圍著我轉圈圈……”

結婚不久,王一飛為怕妻子寂寞,便搬到了與瞿秋白、楊之華夫婦和顏昌頤、傅鳳君夫婦同一所房子裏住。(顏昌頤,湖南人,中共早期黨員,介紹人是鄧中夏。1929年8月24日,他與彭湃、楊殷、邢士貞一起在上海新閘路經遠裏12號開會時被叛徒出賣被捕,一周後被敵人殘酷折磨後槍決,犧牲時29歲。)這三對中共重要領導人夫婦住在一起,生活上相互照顧,尤其是對女人們來說,能夠解決生活上的不少困難。但鄧中夏後來來了,立即要求他們“馬上分開”,理由是三個中共重要人物住在一起,“太危險”,“不利於保護自己”。

鄧中夏的這個建議是對的。三個小家立即作了重新安排。

王一飛後來又受中央指派到武漢組織軍委的相關軍事工作。再次分別,王一飛依然沉浸在如漆似膠的小夫妻感情之中,幾乎每三兩天就要給遠在上海的妻子寫信。這裏選上三封,不妨一讀(說明:因有的內容較長,略作刪減):

文妹,我的小寶……!

我已於今日午後四時到此地了,現尚未會見經理,大約明後日必可會到,究竟要留多久,隻好等一二天再寫信給你!

我這次出門,比前幾次還要不放心於你,因為你平日太不知自養身體呀!我現在別的話不說,先請你注意這幾點:(一)早起早睡約合8—9時,(二)多吃有益身體之食物,寧可多費點錢,買好的東西,切勿買小攤的零碎食物,(三)設法看書報,時間不可過多或過長,尤其禁看“哀情”、“失意”等小說,因為無形中要影響你的精神及胎兒的,(四)有時發氣時,總宜設法自製,找書報解悶,切勿向同學及母弟發作,總之,切勿忘記“精神暢快,身體強健”的口號,至要至要!

我身體平安,可勿為念,草此,即頌自愛(自愛即所以愛我!)!

母弟均此問候

你的飛 八月十二日

文妹我愛!

昨日午後到此,曾即草上一函,諒不至為洪喬所誤罷!

此間近來大水,三四日前,租界街道水深三四尺,用車吸出,匯入江中,才算平靜。但我昨上岸後(中國地界),欲至租界雇車,尚遇著數處積水,以至不得不繞一大圈,才至租界(本來近在咫尺)。至於熱度,比上海較好,但早晚不涼,蚊子臭蟲又多,我住的還是上等客棧,但昨夜亦不能成寐!今日午後忽然起狂風,並下大雨,此時還不止,我來此已一晝夜,尚未遇見經理先生,一個人悶坐逆旅,除幾份報一部無聊小說,聊供消磨時間外,其他為一般旅客所盡樂的(唱,叫,牌賭,看戲……),怎能值得一顧?!且更增煩耳!故午覺醒來,等人既不來,不如再給妹妹寫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