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保存革命實力,現在,大家可以作出選擇:或留在黨內,但得隨時準備犧牲;或退出組織,但希望退出組織的人不要出賣黨的機密……現在你們可以選擇了!”李耘生在召集的黨員會議上,用異常沉重的語氣說道,隨即又用銳利的目光尋問大家。

“我留下,永遠留在組織!”第一個說話的是章蘊。

“我也留下,決不退黨!”又一個黨員說。

“我留下……”

“我們都留下!”

“好!大家的選擇讓我高興,是高興我們平時向黨所宣誓的話現在獲得了承諾的時候了!”李耘生把手第一個伸向了自己的愛人。那握手的一瞬間,倆人的目光碰在了一起,這碰出的是愛情與革命的一生承諾!

隨後,李耘生擔任了中共武漢市委書記。那時,共產黨人的每一次職務升遷,就意味著多了一份犧牲的可能與機會。有一天,李耘生獨自急匆匆地去安排任前的工作,臨走時對章蘊說晚上到煙廠去住一晚,並說自己也會在晚上到那兒去接她。然而,章蘊去煙廠等了一天又一夜,卻不見她的“愛人”來。章蘊的心懸在了天際,她的眼前不時閃動著犧牲的戰友陳定一的頭顱掛在竹篾內的慘狀……

求求馬克思了,你給我保佑耘生吧!章蘊的心頭無數次地為耘生祈禱著。她不能再等了,每等一分鍾,就像等一年、十年般難受!

“蘊,你往哪兒走呀?”她剛剛走出不到百米,一個熟悉的聲音突然出現了。她一看,正是她的“愛人”,便飛步撲到他的懷裏,哭泣了好幾分鍾。“你……以後我都跟你一起出去。我、我受不了等不到你……”在他懷裏的她,渾身都在顫抖。

他輕輕地為她擦著眼淚,然後用熱烈的雙唇,吻幹了她頰上的淚水,幸福地笑道:“我知道,知道。”

可那是個什麽歲月?那是個革命者今天不知明天事、今晨不知晚上事的歲月!所有的革命者都已經轉入地下,即使“市委書記”的家,也隻能在最貧困的角落“窩”起來,事實上也必須如此,而且沒有經費,生活全靠自己維持。章蘊小兩口的生活也隻能靠章蘊一個人支撐著,她還負責地下黨市機關的文件管理和武器看管與搬運。那時她已懷孕,放置武器的箱子很沉,她隻能假裝不費力地搬來搬去。

“天哪,是你一個人搬的嗎?”有一次愛人回來見幾箱武器不見了,問她弄到哪兒去了,她回答說是自己獨自送到該送的同誌那兒去了。他怎麽也不相信竟然是挺著大肚子的她一箱箱假裝很輕便的樣兒“運”走了。

“誰能想得到一個孕婦會提著一箱武器嘛!”她開心地告訴自己的愛人。

愛人感動了。在親吻她之後,他蹲下身子,將頭輕輕地貼在她的肚上,說道:“孩子,你和你媽都辛苦了。”

於是她幸福地笑了,那一份甜蜜深深地注入了她的靈魂。

有一天,他回來很晚,身上還帶著血痕。她以為他受傷了,他搖搖頭,說:“比自己受傷還傷痛。”

“為什麽?”她問。

他說:“今天在罷工鬥爭現場,有不少人當場犧牲了。其中有一個是孕婦,也倒在血泊之中,我們沒有救活她,她斷氣後,可她肚裏的孩子還在蠕動……”

“你別說了!別說了……”她嚇得哭了。

他撫慰著她,一整夜地撫慰著她。

早晨,她從他的懷裏掙脫出來,仰起臉,對他說:“我不再怕了!為了革命,我已經作好了隨時犧牲的準備,包括我們的孩子……”

他沒有說話,隻是又一次地緊緊將她摟在懷裏。

這回,她出事了:有一天出去給另一個同誌送訊,因為走得慢,被一個認識她的工人盯住了。好在那壞家夥並不知道她是黨員,隻知道她在工廠當教員,經常講些反政府的話。

她被捕了。

敵人並不知道她的真實革命身份,又是孕婦,關押著審訊也沒有獲得任何有價值的東西。“關起來再說!”那個時候,隻要有“革命嫌疑”,統統被捉被殺。

她的姨父幫了忙,找關係、托關係,最後關押了一個多月,她被“無罪誤捕”釋放。身懷六甲的她走出鐵牢門口的那一刻,身子如小鳥一般輕盈,飛一樣地回到了他的身邊,嬌嗲嗲地“狠狠”打了他十幾拳,還問:“下次你敢再離開我們娘兒倆不?”

“不敢不敢,再不敢了!也不了!”他一把將她抱起,又輕輕地放在**,然後說,“等你把娃兒生下來後,我要帶你到一個新地方去。”

“哪裏?”

“南京。”

“啥?到敵人老巢那兒去呀?”

他點點頭:“嗯。”

李耘生是根據中央安排,去南京出任地下黨市委書記。“可是,你去了,我咋辦?”肚子越來越大的章蘊焦慮地問愛人。

“我已經向組織請求了,此番遠行,我把你的組織關係一起帶走了。”愛人的他說,“現在你的任務是回老家安安心心地把我們的孩子生下來,然後我在金陵等你……”

她明白了。“可我怎麽回湖南呢?”她發愁起來。

“有我呢!”他說,“我必須把你先送到你老家後才走呀!”

這回是她第二次流淚,因為她知道沒有他的話,她和孩子將無法到達湖南老家。

從武漢到湖南老家的一路上,他的手幾乎每分鍾都拉著她的手——這是她所感到的一生中最幸福和最可靠的一段溫馨時光。

愛人肩負的責任重,送她回老家的三兩天後便與她依依惜別。“好好把娃兒生了,我在那邊接上組織關係後就通知你過去。”他再一次輕輕撫摸了一下妻子那碩大的肚子,微笑著說。

她點點頭,一直看著他消失在長長的彎道上……

母親一直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她遇上了難產。產婆使盡渾身解數也沒能保住胎兒,她則折騰得大病一場。就在這當口,南京傳來消息:他被捕了。

因為一時沒有接上當地的組織,一天他在大街上走時,竟被在山東讀書時的一位反動同學指認了出來。好在那家夥並不知道他現在的真實身份,於是國民黨當局無奈隻按在山東鬧學潮罪判他10個月徒刑。

“我要馬上去。”她拖著虛弱的身子,挎著一把雨傘,告別了母親。

在南京的日子,是淒涼的,因為她既沒與組織接上線,又在異鄉陌生地,為了讓獄中的他安心,她邊打工邊為他送去所要的書籍和生活品。鐵窗內外的每一次見麵,便是愛的傳遞和相互的鼓勵。她為他送去各種各樣的書籍,甚至編好號……

他則為她寫下一封又一封沒有發出的“給愛妻的信”。

10個月,如隔千年萬歲,當他被釋放後倆人擁抱在一起時,他便拿出厚厚的一疊“信”,對她說的第一句話是:“我要送你一件最珍貴的禮物。”

她接過那些沒有郵戳的“信”,讀著讀著,淚流滿麵……他太愛她了!她也太愛他了!

他們如此幸福。

1930年,他們的第二個孩子來臨了。就在這個時候,他們因工作需要,來到了上海。身為共產黨的“大官”,他卻幾乎身無分文,隻能給妻子租一間五六平米的“亭子房”。那裏麵,除了一張床外,隻能放一隻箱子,箱子下麵擱著一張小凳子。孩子生下後,無處安放小搖籃,年輕爸爸的他靈機一動:用箱子作小床不是挺好嗎?

她苦笑道:就你聰明嘛。

一日,他外出沒有回來。白天勞累了一天的她,晚上實在太困,便不知不覺中睡過去了。等她被奶水漲醒後,發現孩子今晚怎麽不哭不鬧?再側身一看:一直開著的箱子蓋何時合上了?她“噌”地躍起身子,掀開箱蓋,隻見娃兒的小臉頰憋得發青……好在破箱子上有幾個穿了的洞,不然後果不堪設想。

這個小生命叫“曉林”。他出生在一個動**苦難的歲月,也是反革命對革命者鎮壓最殘酷的年份。

孩子在一歲歲成長的時候,敵人對革命者的鎮壓也在一年比一年更殘酷地進行著。中共江蘇省委和上海地下黨及南京地區的黨組織裏,不斷有蛻變分子出賣黨內同誌,尤其是黨的負責人。身為南京市委書記的李耘生沒有幸免於難,1932年春,叛徒將他出賣。然而這一次特務們並沒有在家裏抓到李耘生,卻把他的妹妹和兩歲半的孩子抓走了……章蘊又因懷孕提前返回了老家待產,所以逃過一劫。

正在湖南老家的她,才知他那一頭出了事不久,又一封署了假名的電報讓她心膽俱碎:老李患傳染病住院。

她一看便明白:愛人的他又遭逮捕了!

心急如焚的她,無奈因為即將臨產,無法前往南京探望愛人的他。“寶貝兒,你快些出來吧,媽要去看你爹爹哩!”她撫摸著碩大的肚子,對腹中的娃兒如此說。

以為老家可以安身,哪知不幾日,湖南的報紙上又登出通緝她的“通緝令”。母親隻好將她藏匿在姐姐家……

他取名的女兒“早力”在憂患中降生了。但獄中的他怎樣呢?章蘊一邊躺在**瞅著肉嘟嘟的新生娃兒,一邊思念和擔憂著遠方的愛人。

遠方的愛人此時在敵人的獄中。在獄中的愛人仍然執著堅守著革命者的信仰,在同敵人作著“最後的鬥爭”——出賣李耘生的反動學生並不知道李耘生作為地下黨負責人的真實身份,敵人也不知他就是組織郊區武裝鬥爭、令他們膽戰心驚的共產黨大幹部,所以李耘生堅持聲稱自己叫“李滌塵”,是名帶領學生罷課的教師。然而,敵人並沒有因此放棄追尋這位“樣子很特殊的人”的真實身份。

一日,監獄看守抱著一個可愛的小男孩來到李耘生所在的7號牢房。那一刻,李耘生愣了:我的兒子怎麽來了?

他並不知道這是敵人用的毒計:讓不懂事的孩子來認爹!

果不其然,兩歲的兒子,已經被抓數天,正在日夜思念自己的爹媽,當兒子一眼看到自己的父親時,突然哇哇大叫起來:“爸爸!爸爸!我要爸爸——”

孩子的哭叫聲,撕碎了李耘生的心。他無法不再理會……他從鐵窗內伸出雙手,捧著兒子稚嫩的臉蛋,靠在自己臉頰,不停地喃喃著:“爸爸也想你,想你……”

“走!”特務們露出了猙獰的笑容,抱起孩子便走。“爸爸!我要爸爸……”孩子撕裂的叫喊聲,也撕裂了李耘生的心。

敵人的毒計得逞了:李耘生的身份徹底暴露。

“現在你麵前有兩條路:一是把地下黨的名單交出來,立馬放你走;二是一紙判決下來,立即槍斃。”頭銜很高的特務分子出現在李耘生的麵前,似乎很“文雅”地來談條件。

李耘生坦然道:“看來隻有後麵那條路可選擇了。”

“何必呢!人生苦短,沒必要一條路上走到黑。”說客道,“你們共產黨內比你職務高的人到了我們這邊來,也有的是……”

“那是他們。我不會。”李耘生說。

“肯定?”

“肯定。”

大特務拍拍衣服上的塵土,站起身要走,又不甘地放下一句話:“好好想想,還有些時間給你留著,也許那時你的骨頭有所變化……”

“不會。真正的共產黨人都如孫悟空,越煉身子骨越硬,還能變成火眼金睛!”

“那就等著瞧吧!”大特務氣呼呼地走了。

李耘生冷冷一笑,昂首回到牢房,哼著那首他特別喜歡的《遊擊隊員之歌》。

5月1日(國際勞動節)前夜,牢房裏一陣**,一隊囚車呼嘯地響徹晨空……又一批共產黨人被敵人殘暴地槍殺。

第二天(五一節)早上的《民生報》上刊登一則消息:“南京警備司令部昨晨(31日)6時,在中華門外雨花台刑場槍決共產黨人25人,茲名單如下……”這是國民黨反動派向無產階級的勞動節宣示的**威,也是在對牢獄中的李耘生他們進行的一種心理戰術。

“現在給你最後一個機會,隻要在這份書麵聲明上簽上名字,你就可以被釋放了。”敵人把一份“懺悔書”放到他的麵前,這樣說。

他憤怒了,回答道:“要殺就殺,我決不會在這種肮髒的地方簽任何一個字的!”

1932年6月8日,淩晨時分。獄吏高喊一聲:“李滌塵!出來!”

他知道這是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了。他從容地整了整衣服,轉而將鋪旁的書一本一本疊齊,對著同室的難友們說:“沒有什麽珍貴的禮物,這些東西留給你們做個紀念吧!”隨後,他昂首邁步,走出了黑暗的牢房……

雨花台的刑場上,劊子手們最後一次問他還有什麽遺囑,他慨然回答:“家信早已寫好,遺囑就是盼望親人們與你們鬥爭到底,直至消滅你們!”

“噠!噠噠……”罪惡的子彈射向他的胸膛,鮮血頓時濺紅了雨花台的那片草地。他安詳地倒在地上,最後的目光中閃過愛人的她和孩子們的麵容……

27歲,與引領他走上革命道路的王盡美同樣的年齡犧牲在敵人的槍口下,他完美地完成了一個革命者最艱巨的曆練。

他走了,可她更苦了。首先是再次失去了與組織的聯係,如同一隻斷線的風箏,不知飛向何處。身邊尚有一個剛剛出生的女兒,還有遠方的不知是死是活的兒子,以及他的那個有眼病的妹妹……她揪心一般的疼,揪心一般的無奈。

一宿又一宿的徹夜思考,年輕的女共產黨人的她以一個共產黨人對真理百折不撓的追求精神和湘妹子的倔強性子,給自己立下三條原則:一、一定要找到黨,回到“母親”的懷抱;二、除去做工掙錢糊口和撫養兒女外,絕不給國民黨做任何事;三、不再結婚,清清白白、幹幹淨淨為愛人守護他們的純潔愛情。

她認為,她與他之間的愛,是用高尚的理想和崇高的生命與鮮血編織出的世界上最豔麗的玫瑰,這樣的玫瑰不應被任何東西汙染……從此,她抱定這樣的信仰和決心,開始了一生中最艱難的旅程。

她把女兒放在母親家,獨自一人外出找黨。從長沙到武漢,每到一個地方,她都是先找個工作,而後熟悉周圍的人,等待可能出現的“思想進步”的人,而後向他們打聽黨的組織活動……這是多麽艱辛而又危險的事!上世紀31年代初的歲月裏,打聽共產黨,就意味著“找死”——用民間的話說就是這個樣。但她必須這樣,否則她將一生無望,更對不起愛人的他……

她更名改姓,當過電信局接線生,做過撿煙葉的臨時工,幫人養過蜜蜂。在做接線生時,她聽說有個平江人的勤雜工李嫂,便出錢托李嫂回老家平江找找紅軍。可李嫂一走便杳無音信。苦苦等了幾個月的她,隻能另想辦法。

於是她想到了自己的兩個弟弟。她讓大弟弟到蘇區走一趟,並且給他寫了一張紙條,縫在弟弟的帽子內。那紙條上麵寫著:“項英收,章蘊托。”她知道紅軍裏有個項英知道她愛人李耘生,那樣就會派人來找她。

她這麽想,可大弟弟最後連到蘇區的機會都沒有。又是一次失望的寄托。

其實,這時的黨組織也在到處尋找她。1936年秋的一天,突然有個陌生人走到她身邊,悄悄地說:“請你今天到某某地方去一下,有人要見你。”

她根本不認識這人。但為了找黨,她必須冒一次又一次的險。這回,她沒有失望,來找她的是中共湖南地下黨的負責同誌,叫袁仲賢。袁是黃埔軍校出身,曾任解放軍三野參謀長,新中國成立後成為第一代外交官。

“從現在起,你回到黨組織來了!”袁仲賢的一句話,讓她熱淚盈眶。那一刻,她縱然有千言萬語,竟隻說了句:“請組織相信我,快分配我到最艱苦最困難的地方工作吧!”

這是一個純粹的共產黨人的胸懷。當年的他們就是這樣走過來的,懷著如此崇高和堅貞的信仰。

從此,她就是一團革命的火焰,一顆革命的種子。走到哪兒,就在哪裏生根、開花、結果……

在湘潭,她仍然以“接線生”的身份努力工作著,國民黨黨棍自以為嗅覺很靈,卻不曾想到新來的女接線生竟然是“共產黨”!甚至在“三缺一”時的麻將牌桌上,她常常成為“搭子”,無意間,她獲得了警察局局長口中吐出的許多重要情報。

她來到了新四軍劇團,在江西到蘇、皖、滬一帶的敵後進行宣傳鼓動。那些大城市裏生活慣了的女團員們不適應艱苦生活,她成為了她們的大姐,幫助小姐妹們克服一個個生活困難,甚至在遇到日本鬼子時,她的槍法多次掩護了戰友的安全。劇團團長朱克靖是位1922年入黨的老資格革命者,參加過北伐戰爭和南昌起義的老同誌,但中途因與黨失去聯係數年,後重新回到組織後在劇團工作。章蘊始終將他視為可靠的戰友和兄長。1947年,朱克靖在給國民黨策反工作中被敵人殺害,犧牲在雨花台,是我黨英雄烈士中官職比較大的一位傑出同誌。在朱克靖困難的時候,她給予了他積極的支持與幫助。

很快,她以專注、專心、專業的奉獻,在新四軍裏成為大名鼎鼎的“女三傑”之一,另兩位是鄧六金(人稱紅軍老媽媽,走過長征的老戰士,曾慶紅的母親)和李堅真(走過長征的女戰士)。章蘊的年齡在“女三傑”中居二,故人稱“章二姐”。那時新四軍輾轉到蘇中地區,當時擔任中共地下黨東南局青年部長的陳丕顯才是個十八九的小青年,“章二姐”不厭其煩地教小弟弟陳丕顯如何做地方百姓的工作,像愛護自己的親弟弟一般。後來,陳丕顯成了她的領導,她仍然無時無處不像照顧親弟弟一樣愛護著他。即使幾十年之後的“文革”期間,陳丕顯被打倒的日子裏,她仍義無反顧地親自燒上一碗菜去探訪失去自由的“弟弟”。陳丕顯因此在《人民日報》上著文說:“從組織上,我是她領導;從思想上講,是她幫助我。”新四軍的老戰友們,隻要見到她,都會親切地稱她“二姐”。

敵後的反“掃**”和反“圍剿”是一場場你死我活的鬥爭。即便在這樣隨時可能犧牲的生與死戰鬥之中,她依然沒有忘記愛人的他最後留下的話:“過去一百斤的擔子倆人分擔,以後隻好由你一個人來挑了……”當年她和他一起在城裏從事地下工作時的老房東,因為“通共”也被關進監獄,李耘生在犧牲前曾讓其帶過一封“家書”。房東後來怕麻煩,將唯一的遺物焚燒掉了,但卻牢牢地記著上麵這句話。

愛人的話,凝成簡潔的四個字便是:一肩雙擔。

她將此作為對烈士丈夫的全部的愛的承諾誓言……1945年,抗戰進入尾聲時,“一肩雙擔”的她,正式向組織申請找回自己的兒子、烈士的遺孤——曉林。

幾經周折,15歲的曉林出現在母親麵前。然而她不敢相信這竟然是自己的兒子:又小又瘦,發育不健全……

這怎麽可能是我那活潑的兒子嘛?她緩緩地走近孩子身邊,輕輕地挽起他的褲腿,她一眼就看到了那個十分熟悉的橄欖形疤痕……不錯,就是我的兒子曉林!

她一把抱住瘦小的兒子,淚水一下子浸濕了孩子的小胸脯……“媽媽讓你受苦了!”她哽咽得說不出話。孩子一直在爺爺身邊,已經完完全全成了一個小農民,她決定把他帶在身邊,要讓他成為他革命烈士的爸爸一樣的大男子漢!

在奔向延安的路上,她騎在馬背上,讓自己的兒子也騎上馬,與她一起奔向延安……

參加完延安的會議,她重新回到蘇南地區,出任蘇豫皖地區黨委副書記,參與粟裕將軍的解放戰爭。奪取城市勝利,成為“三野”解放軍的一大任務。城市需要婦女幹部,她被指令出任婦女幹部學校校長。那正是一個大學校,光人數就達一萬多人,於是她也就有了“女軍長”的稱呼。新中國成立之時,陳毅將軍把她領到毛澤東麵前,介紹說:“這是我們三野的女軍長。”

毛澤東笑嗬嗬地把手伸向她,然後幽默道:“那你們為啥不給她授銜?”

領袖的一句話,笑翻了那些馳騁戰場的將帥們。

1949年5月26日,她一身戎裝,隨部隊走進了她熟悉而又有些陌生的大上海,奉命接管國民黨婦女運動指導委員會。作為中共華東局婦委書記兼華東區及上海市婦聯主任的她,開展了一場特殊的上海婦女解放運動……

那一天,她來到她和他當年住過的新閘路胡康裏B623號的那個亭子間時,她久久地撫摸著那已經被風霜吹散的門板與牆壁,百感交集,熱淚縱橫。

“我的愛人,你我誓言建立的新中國、新上海……現在實現了啊!你睜開眼睛看一眼好嗎?看一眼你的‘蘊’……”她蹲下身子,掬起亭子間旁的一把土,聞了又聞,仿佛聞到了愛人的味道……

後來,她成為了全國婦聯負責人。“文革”中,因為康生是李耘生的同鄉,這位黨內奸臣害怕她知其底細,使盡招數迫害她。然而她以一名共產黨員的堅定信仰,始終不畏其**威。

當重新被“解放”後,她出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主任之職。“你是革命的老大姐,我們信任你。”在給各條戰線受冤的大批同誌平反的過程中,一位中央負責同誌如此支持她。

她因此也在一起又一起大案中仗義執言,讓黨內清風習習而起。

“鐵大姐”的銀絲一根根地布滿她的頭顱,然而她的內心依然思念著她的愛人——1982年6月,在李耘生烈士殉難51周年之際,她帶著子女,從北京專程來到南京雨花台。

51年啊!分離的親人,你讓我想,你讓我念……站在烈士遺像麵前,她心潮難平,不能自已,淚水頓時模糊了雙眼,銀絲在無風中抖動——那是她的身子在劇烈顫抖呀!

51年啊!51年的堅守,51年的苦與難、悲與傷……她獨自擔當,獨自煮熬,獨自企盼!

她都經曆了,也走了過來。

祭奠的肅淚仍在流灑,夜晚的月光依舊清淡。她像當年在黃浦江畔守著孩子等待他回家的時分一樣,提筆給“愛人”的他寫下51年不曾再續的一封特殊的“情書”——

回首雨花台畔,

別語匆匆遺願。

五十易春秋,

日日在肩“雙擔”。

雙擔,雙擔,

未敢白頭言倦。

……

回首雨花台畔,

休說離愁千萬。

血雨又腥風,

奔走後方前線。

彈冠,彈冠,

雙慶地旋天轉。

駭浪惡風難忘,

換得神怡心曠。

春色滿人間,

告慰英靈如上。

如上,如上,

胡不破雲歸望。

1995年,這位忠誠於共產主義事業和忠貞於愛人的老共產黨員,走完了她艱難而壯麗的一生,回到了她九泉之下的愛人身邊。在她去世之前的一個月,她對北京發生的“王寶森案件”十分氣憤,奮筆寫道:“腐敗風氣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死敵。”當有人向她介紹黨中央正在提出消滅貧困問題時,她又欣然提筆,說:“消滅貧困,達到共同富裕,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本色,到成功之日,全世界人民視之,都會向往。”

明年,我國將全麵消滅貧困。她一定會和愛人的他在天堂的高遠處發出朗朗笑聲……

我似乎已經聽到這樣的笑聲。我還聽到許多革命的愛人也在一起對他們用生命與鮮血換來的新中國發展成今天的這個樣在滿意地歡笑——

他們中有蔡和森與向警予,有被丈夫劉少奇稱之為“英勇堅決、為女黨員之傑出者”的何寶珍,有鄧小平讚美其“長得很漂亮、很漂亮”的烈士、22歲便犧牲在上海的鄧小平的第一位夫人張錫瑗,以及坐了4年牢、最後仍犧牲的陳賡將軍的妻子王根英……

自然還有像普通上海工人的愛人陳安芳烈士,如其名字一樣美麗的茅麗瑛烈士,被譽為“申九烈士”(上海申新第九棉紡廠)的王慕楣、蔣楨新……

嗬,還有很多,很多……僅解放上海的戰役中,為這座英雄的城市犧牲的他的“愛人”和她的“愛人”,就有7613人……他們中有的其實還不知“愛情”為何物,“愛人”是誰,因為他們中年齡最小的隻有十五六歲。

他們犧牲在共和國成立之前的艱苦卓絕的戰鬥中。他們其實同樣渴望愛和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