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行將犧牲的革命者而言,隻有今天,沒有明天。告別人世時,他們的精神就是一麵閃光的鏡子,靈魂在此刻,得以最徹底地**,崇高與偉大、無私與愛,都在那一刻被淋漓盡致地釋放和奔**。

麵對死亡,那一張張剛毅與悲壯的臉龐,是信仰熔煉的雕塑;那一曲曲高亢激昂的《國際歌》,是撕裂心肺的“最後的鬥爭”;那一雙雙眷戀與熾熱的目光裏,是對親人、同誌以及你我的全部愛意……

這些日子,為了寫這部《革命者》,我常常獨自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去走訪或拜謁革命者曾經工作和生活的地方,那些地方或是在狹窄的小閣樓上,或是在很少有人注意的彎曲、陰暗的小弄堂內,幾乎沒有一個獨立和像樣的樓宇亭閣,即使是當時的“中央領導”,更不用說“省委書記”、“市委書記”等幹部,他們居住的地方,無一例外都在最偏僻與不引人注目的旮旯,較之今天處處摩天大廈、豪華樓宇的現代化大上海,我隻有感歎——

感歎我們的先輩當年是如何在極端困難、極端弱小的條件下,竟然轟轟烈烈地把革命事業幹成功了!

而每每站在紀念館內、坐在檔案室裏,凝視和翻閱那些先烈的遺像、遺書以及遺物和遺言時,我更加心潮難平、思緒萬千,尤其是複讀那些滴著淚與血的文字,心頭格外沉重,又時時浮想聯翩……

那一刻,當我抬頭再仰望或俯瞰上海這座城市的每一條車水馬龍的街道與風馳電掣的高速通道,及滾滾東流的黃浦江和潮起潮落的蘇州河水時,便會生發出無限感慨與感歎:假如沒有他們、沒有他們昨天的犧牲與奮鬥,假如沒有他們、沒有他們昨天的起義與掙紮,假如沒有他們、沒有他們昨天的愛與恨,今天的上海、今天的中國會是什麽樣呢?我們大家又會是什麽樣呢?

可以獲知的結論是:肯定不會是現在這個樣,一定不會有如此美好和繁榮的今天這個樣!

那麽又會是什麽樣呢?

是仍在黑暗中探究與摸索?

是仍在悲慘與悲痛中吟歎?

或許都有可能,或許比我們想象的還要悲慘與黑暗……然而,有一點似乎許多人仍沒明白或覺悟:幸福是需要個人去奮鬥與創造的,而如果不是在一個平等、自由和能夠讓大多數人當家作主的製度與社會條件下,即使你再努力和拚命地去拚搏和奮鬥,幸福照樣離你很遠很遠,甚至永不可及。

幸福和美好的生活,首先需要一種理想和美好製度的建立,也就是說我們要有一個偉大的國家以及理想的社會製度作這種幸福與美好生活的依托。而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為之浴血奮鬥的,就是建立這樣的國家和這樣的製度,他們因此毫不動搖,義無反顧,全心全意,視死如歸,死而無悔,以死為榮……

是的,這些人,就是我所書寫的“革命者”。

革命者之所以偉大,在我看來,就是他們付出的所有努力、奮鬥與犧牲,都是無私的,惟有理想和信仰在他們心中擁有最崇高和最重要的位置,甚至生命都無法替代之!

往日上海街頭的血痕斑斑和南京雨花台前陣陣散不去的罪惡槍聲,時常提醒我在心靈深處凝鑄這樣一個冰冷的曆史結論:真正的革命者,在生命的征程上,活著與死亡之間沒有界線,隻有一種神聖的“告別”儀式——這種“告別”儀式,或許就是振臂高呼的口號,或許是仰望蒼天的一個凝視的目光,或許是直麵敵人的憤怒一瞥,或者是子彈射來依然頂天立地、豪歌當哭!

很少有人能去經曆革命烈士在刑場上的慷慨情景,也沒有人能去體驗死亡前幾秒鍾裏靈魂與精神的震懾程度。然而革命者都必須經曆與經受,不管是已經死亡了的還是幸免於難的。

革命,革——命,既革一切反動勢力和腐朽世界的敵人之命,也是隨時準備將自己的命奉獻出去的一種信仰者的終極行為。革他人之命,常豪情滿懷,揚眉吐氣;獻自身之命,才是真正的考驗,真正的痛徹。隻有那些真正的革命者和共產黨人才可能經得住如此最徹底的考驗,才可能成為肉體被消滅、靈魂和精神卻永恒的光榮烈士。

在浩瀚的黨史資料和革命史誌中,我讀到一位幸存者記錄下的5位革命烈士在被槍斃前後的現場寫照,那情景如紀錄電影一樣時常在我眼前閃動著,令我流淚,令我震撼——

……幾位行將被敵人槍決的難友們,靜靜地躺在那裏,旁邊站著的看守們也哭了,哭了。一切聽到這消息的人們都哭了!

這是九月十九日清晨七點半鍾。在六點半鍾的時候,他們分住在三個監房的五位,剛洗完了臉,還沒有來得及開始讀他們的早課,忽然那監獄的副典獄長,走到了他們的門邊。有人一看見就說:“今天有人要吃饅頭了(吃饅頭就是處決)。”朱建國堅定地說:“吃饅頭我一定有份的。”因為那家夥清晨一進屋子,便象征死亡之神的降臨。他打開房門,頭一個就點到謝士炎,接著就是朱建國和石淳,三個人一聲不響地昂著頭走出去。

丁行住在隔壁的屋子,這時點到他了,他隨口罵了一聲:“他媽的,我的遺囑還沒有寫!”趙良璋住在第三個屋子裏,他不等喊著他的名字,就把那件穿在身上的皮夾克脫下來,對同屋子的人說:“一定是有我! 誰喜歡這皮夾克,拿去當紀念。”他最後也被喚出去了。同屋的難友們,在驚慌失措中,不知道說什麽是好。大家都睜著一雙失神的眼睛,望著他們剛強偉大的背影,消逝在甬道中。

照例在死刑執行以前,要進行宣判的手續。他們被領到一間辦公室裏,站成一排。 那姓方的軍法官宣讀了他們的判決書,什麽“匪諜”“顛覆政府”“供認不諱”“應執行極刑”。然後問他們有什麽話說沒有。謝士炎提高了嗓子對他說:“你們今天殺我們,全國的民眾會向你們清算的!”接著他們就寫遺囑,有好多人早已把遺囑寫好了,裝在褲後的袋子裏。另外一張桌子上,放著兩盤菜和一壺酒,一個小碟子裏盛著一包打開的煙卷。謝士炎和趙良璋各吸了一支煙。他們把遺囑交付了以後,就被擁到監門外一片菜園地上。一個衛兵排長向他們發口令:“跪下! ”趙良璋回頭啐了一口:“混蛋!”那聲音使衛兵排長震顫了一下。“要我們跪下,沒有那麽一回事!”這時他們就把拳頭緊緊地握起,伸向天空。槍聲和他們高呼“共產黨萬歲”的口號聲交響在一起。

他們的死,使整個兒監牢震動了,每一顆心都激動了起來。

一個從刑場回來的看守兵告訴我:“我們真難受,沒有辦法做什麽,隻有站在旁邊看著,他們死的時候,挺著胸脯子,一點也不害怕,他們喊著口號時,法官的臉都嚇白了,連忙擺手放槍,放槍的時候,我們靠著不遠,幾乎打著我們。我們知道,他們沒有犯法,他們都是好人,國家為什麽殺他們?我們真不明白!我們看到槍斃人的事太多了,惟有這次使我們太難過了,但也說不出道理來。”說到這裏,他低下頭去。槍殺,對於他們,那是司空見慣的事。每一個人之所以被激動得這麽厲害,都是由於烈士們在苦難中典範的表現。

一個共產黨員所以能具有這麽崇高的品質,並不是偶然的事,他有黨的優良傳統,有馬列主義理論的培養,有組織上的正確領導,加上不斷的實際鬥爭經驗。因此,他就能變成革命中一個戰鬥單位,而整個的黨也就成為革命的總動力。

他們死了,每一個人都清楚他們是為什麽死的,每一個人也都清楚蔣介石為什麽把他們殺死!許多人在政治上覺醒了,看到這流氓的政權,離著崩潰的日子不遠了,殺他們,不過是泄憤,報複,象一隻惡狗在死前向人咬一口一樣。

他們為著革命,為著打倒這最大的漢奸、流氓、特務頭子和他的反動封建集團,為了全民族的獨立自由,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實現,為了全人類的解放和水久和平,流出了他們最後的一滴血……

生命的消失,誰也不能把它拉轉來;感情的留戀,反倒因死別更加深。我的一生碰到朋友犧牲的事多了,卻沒有感到象這一次的沉痛;一年來牢獄中的刺激也不少,但也以這一回為最深刻!我一動念,就想起他們;我一閉目,就看到他們。我覺得他們比生前更可愛,更偉大。我對他們的友情,比在他們活著的日子更加發展起來。

有兩個夜裏,接連我做著幾乎相同的兩個夢;一夜我看到他們五個人正在一個園子裏散步的時候,突然一群野犬竄進來,圍著他們咬,謝的腿被咬斷了,朱的腸子被咬出來,其餘三個人被犬咬倒在地上,還在繼續被咬著。他們向我呼喊,我跑上去也立刻被這些野犬包圍起來。第二天夜裏,他們五個人被綁在一個村子中間,一座破爛的廟宇的柱子上,十幾個凶惡的土匪,手裏握著一柄雪亮的匕首,向他們的身上亂紮,他們大聲地慘號著。我看到了,就在村子裏一邊跑一邊呼救。等到我被睡在旁邊的人搖醒了之後,看守兵也站在門外問著我:“餘先生,你魘住了吧!以後睡覺不要把手壓在胸前。”後來同屋的人告訴我:“你這兩夜都是忽然地大聲狂叫,這是積鬱所致,還是把心放寬一點吧!”

中國革命陣營的英雄們,為了反封建主義,反帝國主義,反官僚資本主義,英勇的鬥爭,前仆後繼地鬥爭,謝士炎他們正是在這鬥爭中犧牲的烈士!

他們在我們前麵走著,是我們的先軀,是我們的榜樣,是我們該追上的巨人!

他們是黑夜的明燈,天上的星光,將永久地照在人間,照在曆史上,照在我們的心上。

他們的精神永遠不死,永遠地和我們,和我們的後一代,和我們的子子孫孫,永遠地、永遠地活在一起。

在他們被槍殺的第二天,天空流著一片熱浪,我們在屋子裏,感到氣悶,身上燥得出汗。將到中午的時候,一陣狂風把院子裏的天棚席蓋,吹得翻過來,覆過去,壁架上的碎紙吹得滿屋飛散,天上的黑雲愈積愈厚,光線漸漸地昏暗起來,我們知道大雷雨將到了。不一會雷聲夾著雨點象千萬發炮彈射出來,地麵浮起一層水紋,每一滴雨打成一個深窩。轟轟、嘩嘩一直的響著, 這是千萬人的怒吼吧!這是千萬人的熱淚吧!這是革命的巨潮,這是革命的進軍!是時候了,天空啊!把你的裂口張得更大一些!豪雨啊!更有力地傾倒下來吧!我們的靈魂已經激惱了,我們的拳頭已經握緊了,準備和你交流起來!衝擊到人間!

……

其實我知道,許多寫下這些“刑場紀錄”和“死亡日記”的人,後來他們也犧牲了,於是他們想盡辦法留下的那些片言碎語也就格外珍貴。也有許多革命者在犧牲前,以各種方式留下遺言和家書,或者是豪情衝天的詩篇。所有這些烈士的遺存,雖然如今已經被無情的歲月覆蓋了不少塵埃,然而它們依舊像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裏的主人公李俠發往延安的那一份份情報一般,一直指引著革命隊伍裏那些有理想、有追求的人的前進步履,也照耀和引領著我們偉大的國家健步地前進在光明的大道上。而我知道,那個“李俠”的原型也是位革命烈士,叫李白,他就是上海地下黨的一名黨員,是參加過秋收起義和兩萬五千裏長征的紅軍老戰士。為了革命,他從延安來到上海,住在貝勒路(現黃陂路)48號三樓的一間14平米的小閣樓上,開始了白色恐怖下的情報工作。1949年5月7日,他被敵人秘密槍殺,此時距上海解放僅有21天。在李白犧牲前,他的妻子帶著4歲兒子曾去監獄探望過,李白樂觀地對妻子說:“不要為我難過,為革命工作是我最大的快樂!這是黎明前的黑暗,待革命徹底勝利後,你和孩子以及全國人民都過上幸福、自由的生活,那該有多好啊!”

一個身經百戰、帶著妻子和幼子的革命者,在一間十幾平米的小閣樓上幾乎是不分日夜地在孤軍作戰,而他那寬闊的胸懷裏卻想著“全國人民”的幸福與自由的生活!你能不為這樣崇高的靈魂所折服嗎?

在彩旗獵獵、五光十色、燈紅酒綠、摩天大樓高入雲霄、高鐵四方奔馳、財富與現代化生活一浪更比一浪高地擁來的當今,我們是否應該靜一靜心,側耳去聆聽下當年烈士們曾經留下的某一句遺言,是否可以放一放手機,騰出哪怕是很少一會兒的時間去讀一段那些沾著淚痕與血水的遺書,恐怕是一堂必不可少的人生精神與靈魂的洗禮課程。

那天我“打的”外出采訪,在從靜安區至長寧區的路上,見一個街口小公園邊熙熙攘攘、很是熱鬧,舉目看去,突然發現那小公園裏疊立著一尊音樂家冼星海的塑像,於是趕緊讓出租車司機停下,我說我要瞻仰一下這位革命音樂家烈士——在龍華革命烈士紀念館內,冼星海是被上海人民奉祭為“革命烈士”的。

在數以千計的革命烈士中,冼星海的身份很特殊,他不是被敵人殺害的,而且也沒有死在監獄,他是在赴蘇聯創作一部《勝利交響樂》時病逝的。上海人民政府和人民群眾將他奉為“革命烈士”,是因為他的特殊貢獻和與上海的特殊感情。

這位天才的革命音樂家,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抗日題材的創作,而冼星海在上海居住的日子裏,對日軍鐵蹄下的上海感觸與普通百姓是一樣的,故他內心對侵略者的仇恨與反抗是必然的和強烈的。另一方麵,作為革命音樂家,他的工作和創作,也是屬於“地下”的。音樂家以其特有的革命方式和犧牲方式成就了自己,成為人民所崇敬的烈士,而他生前留給自己子女的一句話,一直烙在我的腦海之中——

在這個大時代裏,我們要把自己所能做的貢獻給民族,一切貢獻給黨,不要時常掛懷著自己的幸福,因為我們的幸福是以解放民族、解放人類為目的。

革命音樂家的遺言,如同他留給我們的那曲《黃河大合唱》一樣經典,是可以讓我們偉大民族的所有人永遠傳承下去的警世之言。

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的合作者“光未然”,其真名叫張光年,是我們中國作家協會的老領導。我親耳聆聽過光年先生講述他與冼星海合作《黃河大合唱》的過程。“那時星海從上海到延安不久,我寫了一首關於《黃河吟》長詩,是星海建議我改為《黃河大合唱》。譜曲自然由他親自來完成。那時延安條件艱苦,可我知道星海是廣東番禹人,愛吃甜的,所以我給他弄了兩斤白糖,供他創作時吃。後來星海真的一頭紮在炕頭,一邊含幾口白糖,一邊譜他的曲,整整六天六夜,完成了他的警世之作,這就是後來全國人民常唱的‘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的《黃河大合唱》曲譜。作品第一次在延安表演後,立即轟動全場,連毛澤東主席等都讚賞其好。那時我們在延安有個說法,說《黃河大合唱》是星海的靈魂與白糖化成的傑作。”

人民音樂家和作家合成的一曲中華民族的偉大戰歌,鼓舞和激勵著全國人民抗日的勇氣,化作了戰勝敵人的雷霆之力。人民因此無限熱愛冼星海。

從光年先生那裏,我還知道了革命音樂家的另一些故事:冼星海出身很苦,其父親是以航海捕魚為生的貧苦百姓,在冼星海還沒有出生時,便葬身於大海,所以冼星海其實是個遺腹子。沒有文化的母親在孩子出生後,坐在海邊,仰望星空,應景地給兒子起了個富有詩意的名字:星海。

後來母親帶著星海,到南洋打工為生,吃盡天下之苦。但她是個樂觀者,常常哼著小調,唱著民歌,苦中作樂,給兒子帶來許多樂趣。冼星海後來一直說他母親是他的音樂啟蒙人。

上學後的冼星海因為喜歡樂器,被老師引上了音樂之路。具有音樂天賦的他,回到祖國後,就讀於嶺南大學附中,後到北京藝術專門學校學音樂。該校停辦後,他又考到上海音樂學院,從此也開始了他真正意義上的音樂生涯。1929年,懷揣“音樂救國夢”的冼星海,靠著在海輪上做鍋爐工賺學費的機會,漂洋過海,赴法國求學。在巴黎,他遇到了同在學音樂的同鄉馬思聰,並經其介紹,師從著名小提琴家奧別多菲爾。為了學音樂,冼星海拚命學習與工作,每天早上5點起床,晚上12點才能休息。有一次他在飯店端盤子,因為乏力,眼睛一花,連人帶盤從樓上滾到樓下,還被老板狠狠地打了一頓。重新找工作也是難事,無數次他成了街頭的流浪漢。也因為有流浪漢們的幫忙,他在暈倒後才沒被拉屍車拖走……七年的非人生活,冼星海依靠頑強的毅力,一邊學習,一邊打工,創作了飽含人間滄桑甘苦的《風》,並以此作為參加巴黎音樂學院考試的作品,竟一舉成功,還得了個獎項。當主考官向他宣布“我們決定給予你榮譽獎,按照學院規定,你可以提出相應的物質要求”時,冼星海顫抖著雙唇,隻說了兩個字:“飯票。”

這就是音樂天才所走過的路。之後,他成為了該校的世界級大作曲家保羅·杜卡先生的得意門生。

1935年,冼星海回到祖國,再次來到上海,開始了他革命的音樂生涯。當上海灘上有權有勢的人勸誘他去寫“合胃口”的歌曲而不要去寫“那種危險的救亡歌”時,冼星海斷然拒絕,說:“我為什麽要寫抗日救亡歌曲呢?連有些同行都譏諷和輕視我,但我是一個有良心的音樂工作者,我第一要寫出祖國的危難,把我的歌曲傳給全中國和全人類,提醒他們去反封建、反侵略、反帝國主義,尤其是反日本帝國主義,我相信這不是沒有意義的。”之後的近兩年時間裏,冼星海全身心投入於抗日救亡的音樂戰鬥之中,他與田漢、吳永剛、麥新等著名音樂人,合作創作了著名的《救國軍國》《黃河之戀》《熱血》《青年進行曲》等211多首作品。

1937年,抗戰全麵爆發。冼星海參加上海話劇界戰時演出二隊,到全國抗戰前線演出。一路上,被戰鬥洗禮的冼星海,創作熱情異常高漲,一批優秀作品在他筆下誕生,如《保衛盧溝橋》、《遊擊軍歌》、《在太行山上》和《到敵人後方去》等,這些作品後來都成了抗日隊伍中的戰歌,極大鼓舞和激勵了前線將士和廣大民眾的抗日**。

在那段艱苦的歲月裏,冼星海深情地給母親寫信道:“我不能不忍痛地離開你而站到民眾當中……把最偉大的愛來貢獻國家,把最寶貴的時光和精神都要化在民族鬥爭裏!……我們在祖國養育之下正如在母胎哺育一樣恩賜,為著要生存,我們就得一起努力,去保衛那比自己母親更偉大的祖國!”正是革命音樂家的這等胸懷與情操,他才有可能最終創作出了不朽的史詩性作品《黃河大合唱》。

“它那偉大的氣魄自然而然使人卑吝全消,發出崇高的情感,光是這一點,也就叫你聽過一次就像靈魂洗過澡似的。”茅盾先生如此評價冼星海的偉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