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述而》雲：“子不語怪、力、亂、神。”
殷周之際，岐周的小方國周攻陷了恢宏的大商邑，這已不再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以小博大的政權更迭。牧野一戰，曾經統治中國五六百年的商王朝如夜幕中的驚雷一般，在旦夕間土崩瓦解。可是，文化上的更新與轉型卻像隨之而來的那場春雨，連綿不絕、潤物無聲。
光怪陸離的人間奇談、攻城略地的侵略戰爭、爾虞我詐的宮廷政變、偷偷摸摸的鬼鬼神神……無需再糾結於這世界上究竟有沒有鬼，又有沒有神了。身為殷商貴族後代的夫子已不屑於談論鬼神之事，正如《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和《左傳·僖公十九年》中所說的那樣：“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儒家的民本思想之於春秋之際的中國恍若文藝複興的歐洲人在神的眼眸裏點亮了人性的光輝。當儒生以理性、人文的優雅姿態接過了貞人手中的刀筆，去竹簡木牘上續寫藏在龜殼裏的漢文字時，殷商甲骨文的文化母體，那些承繼了數千年的秘密文化、南來北往的占卜術又該何去何從？
《莊子·讓玉》雲：“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莢（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
在很久很久以前，當周還是一個小部落的時候，他們居住在一個叫邠的地方，他們的酋長名叫古公亶父。有一天，野蠻的狄人部落向周發起了進攻，想要侵占周人的土地。古公亶父便帶領部眾離開了邠，然後一路遷徙，來到了岐山的腳下。在背井離鄉的路上，古公亶父才發出了這句振聾發聵的正義拷問：“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那麽，做我的臣民和做狄人的臣民又有什麽區別呢？何況我從沒聽過因為擔心養育臣民的土地被人奪走，便要讓被土地養育的臣民在戰爭中死去的道理。）
“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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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作為方國存在的漫長歲月中，統治中國的殷商貴族卻擁有極端分裂的生命觀。一方麵，他們素有“載生載育”的生殖崇拜，懷有“萬壽無疆”的生命理想；可另一方麵，他們不斷地發起與周邊方國的戰爭，對外族人的生命極端漠視，不惜通過人牲、人殉謀求自我生命觀的實現。
人殉是以活人陪葬的古代葬製，人牲是以活人為祭品的古代祭祀活動，二者都是起源於原始文化的宗教行為。早在新石器時代後期，人殉和人牲就普遍存在。考古發現表明，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齊家文化、二裏頭文化都有人殉、人牲出現。不過，這種宗教行為無論是從數量上，還是規模上，都在殷商時達到頂峰。據考古發掘，商代的所有貴族大墓中都有殉人，而且數目眾多。其中，安陽殷墟王陵遺址中，已發掘的10餘座大墓中，殉人的總數便多達5000餘人。不過，與豐富的考古實證恰恰相反，由於人殉、人牲製度嚴重違背儒家的倫理道德，所以儒家有意抹去了這段曆史。如今，關於三代人殉、人牲製度的先秦文獻記載僅見於《墨子·節葬》，雲：“天子殺殉，眾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
人殉、人牲的犧牲品當時主要是戰俘。商王朝經常與周邊方國發生大規模的戰爭，崇鬼神，重祭祀，因此，有意識地搶奪人口，有可能也是發動戰爭的原因之一。卜辭《庫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辭》130雲：“辛巳卜，貞登婦好三千登旅萬，伐乎。”卜辭顯示，商王武丁的妻子婦好就曾率領13000人征伐殷商北麵的方國羌方。而迄今發現的卜辭中，與戰爭有關的問卜比比皆是。
當土地、臣民與王的權力和榮耀重新擺在周天子的麵前，一種全新的選擇不僅開啟著一個方國、一個王朝的未來，更預示著整個中國的曆史翻開了道德理想的儒的篇章。而這樣的一種新道德，也隨著商王朝的崩潰，在“率民以神事，先鬼而後禮”的商周社會中，在鬼神支配下的周初世界裏，撕開了一條理性、人文的淺淺的裂痕。這也注定了在以甲骨文為源頭的漢文字昌明光大之後，曾經推動這一文字係統不斷成熟、完善的原動力和它的文化母體，本該長生久視的靈龜占卜術不可能再像從前一樣，再在曆史的前台演繹神秘主義的獨角戲了：究竟是安然謝幕，還是與周的世俗禮樂你方唱罷我登場？不過，真實的曆史卻並非如此，古老的占卜術、占卜文化竟在此後的歲月中重新找到了新的舞台，它要以秘密文化的姿態登上曆史的後台，繼續它永不謝幕的獨角戲。
提到古老的占卜術在西周以後的演化和流變，就不能不提到周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鬼神觀。顯而易見，占卜是人與鬼神、與以鬼神為具體形象的超自然力之間的精神橋梁。倘若沒有了鬼神，沒有了原始宗教的鬼神崇拜，人就無需繼續學習占卜術，占卜文化對於文明演進的影響也就無從談起了。
由於孔子是周文化的集大成者，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所以，如果論及周文化和儒家的鬼神觀，或者簡單地說，西周貴族和先秦儒生是否相信世上存在鬼神，那麽，通常不得不提及《論語》中的兩句話：其一，出自《論語·雍也》，雲：“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其二，出自《論語·述而》，雲：“子不語怪、力、亂、神。”不過，這兩句話往往會引發人們對孔子及周文化鬼神觀的誤解，認為西周之後的中國社會，特別是代替商王的周天子和西周貴族隻崇禮樂，不尚鬼神。
事實上，在西周文獻中，關於鬼神的記載還是相當普遍的。如《左傳·莊公三十二年》中就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秋七月，有神降於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魯莊公三十二年秋天的七月，有神下到凡間虢國一個叫莘的地方。史官告訴周惠王，神會下凡考察一個國家的善惡，如果善德，神就會讓國家興旺；反之，神就會讓它滅亡。這位下凡的神在莘住了6個月，虢國的國君祭祀他，並請求神賜給虢國更多的耕地。結果負責祭祀的官員卻說道：“我聽說國運昌盛的國家，國君都是聽從人民的呼聲；快要滅亡的國家，國君才好聽神的。神從來都是依照人民的意願行事。虢國的惡政太多了，國家都要滅亡了，還妄想得到什麽賞賜的耕地呢？”
類似關於西周社會中的鬼神記載，文獻中還有很多。因此，周文化和先秦儒家雖然將鬼神納入到了其民本思想當中，提出例如“鬼神非人，惟德是依”，“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等觀點，但從本質上並沒有將鬼神和原始信仰放到理性的對立麵上，而是將二者並列對待，相互印證。所以可見，周文化和先秦儒生也同樣相信鬼神存在的普遍性。由於相信鬼神的存在，所以一直到春秋戰國時，用來溝通人與鬼神的古老占卜術依舊廣泛流行於貴族當中。如《左傳·僖公十五年》所記載：“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慶鄭將“違卜”視為戰敗的原因，這說明時人對“卜筮”的信任程度甚至不遜於殷商。
《禮記·曲禮上》雲：“龜為卜，策為筮。”
靈龜占卜術在尚禮樂的周貴族中也同樣流行，這樣的曆史同樣見於考古發現。1977年，在陝西省岐山縣鳳雛村一座西周建築遺址的窖穴內出土了13600餘片龜甲和300餘片獸骨。其中，有文字的龜甲就有289片，龜甲上的文字少則幾個字，多則數十字。兩年後，在鄰近的扶風縣齊家村也出土了22片龜甲、獸骨，其中6片刻有文字。岐山南路的岐山縣、扶風縣故城周原，這裏正是牧野之戰前，周人的故鄉。這批被稱作周原甲骨的甲骨文卜辭正像《詩經·大雅·文王之什》中所寫的那樣：“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王朝的興替如同生命，誕生、死亡不過旦夕之間。可與取代強大的商王朝相比，解構河洛地區自裴李崗文化一脈相承至殷商的靈龜占卜術和占卜文化，顯然需要一個相當漫長的時間。這個過程很可能超越了西周、東周的整個曆史跨度。孔子及其後繼儒生，雖然以敏銳的理性對鬼神避而不談，提出了德政優於鬼神、禮樂重於占卜的觀點，進而打破了鬼神與理性、原始與文明的平衡，使曆史的天平逐漸向後者傾斜，可事實上，實現社會的去蒙昧化，需要一段足夠漫長的、漸進的曆史，而且作為信仰組成的占卜術即便消亡，作為文化血緣的占卜文化卻依舊會以另一種活態潛藏下來，並對文明的演進與日常的生活產生著微妙的影響。而這一活態往往就是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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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完整的龜甲在成為靈龜占卜術的卜具和甲骨文的刻劃對象之前，需要經過一係列的加工。這個加工的過程被稱作“攻治”或“整治”。“甲骨四堂”中的董作賓曾提出鋸、挫、刀、鑿、鑽等5種攻治之法。
簡單來說，在進行占卜或刻字之前，貞人要對所需使用的龜甲進行攻治。常見的甲骨攻治步驟分為以下幾步：
①鋸：鋸開背甲、腹甲，使二者分開；放棄背甲，再鋸掉腹甲兩旁甲橋邊緣的突出部分。
②挫：用銼將甲橋邊緣磨成圓弧狀。
③刀：用刀刮開腹甲甲表軟鱗片，刮平腹甲表麵。
（1）簽：卜筮的遊戲
商人尚鬼神，遇事便要問卜。迄今發現的甲骨文卜辭中，商人問卜的事項幾乎涵蓋了商代社會全部的社會生活內容。這正好印證了《史記·龜策列傳》中關於商人問卜的記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肣首仰有外。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肣，身節有彊外；不疫，身正首仰足開。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彊情。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身節折，足肣有外，若無漁。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仰足肣有外。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肣，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肣首仰，若橫吉安。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呈兆。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
商人通過卜筮求得鬼神的啟示，他們認為，這些啟示的表現就是占卜時灼燒甲骨後，龜甲、獸骨上所呈現出來的裂紋。這些裂紋便是“卜兆”，商人根據卜兆判斷事物的吉凶。而在殷商之後，特別是隨著靈龜占卜術的北傳，黃河以北的一些地區出現了一種特殊的占卜方式。人們將各種各樣的卜兆直接刻在獸骨上，然後在某些特定的儀式下，隨機抽取刻著不同卜兆的獸骨以替代卜筮過程中繁冗的攻治流程。這種簡化的卜筮正是後世“搖簽”占卜的起源。刻著卜兆的獸骨，便是最早的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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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家店文化是內蒙古早期青銅文化的代表，因最早見於今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鬆山區夏家店村的夏家店遺址而得名，分為夏家店下層文化和夏家店上層文化。其中，夏家店下層文化的曆史跨度約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間，上層文化約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300年間。其曆史跨度正好基本覆蓋夏、商、周三代，是堪與夏、商、周媲美的原始青銅文化。
這件骨簽，據傳出土於錫林浩特31團附近地區。其整體由鶴腿骨從中剖開而成，其中凸麵表麵周身陰刻卜兆。卜兆內填色，這種填色的工藝稱之為“塗墨”，是常見於甲骨文卜辭的填色方式。《說文》雲：“鶴，鳴九臯，聲聞於天。”《崔豹·古今注》雲：“鶴千年則變蒼，又二千歲則變黑，所謂玄鶴也。古謂之仙禽，亦名露禽，或又謂之隂羽。”中國古代素來有“鶴壽無量”的說法，鶴一向被視為瑞鳥，稱為仙鶴。因此，這件骨簽以鶴腿骨製成，足見時人有意以瑞鳥之骨做卜具，區別於普通實用器的用意。夏家店文化出土的此類骨簽，也是迄今可見搖簽占卜的卜具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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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視死如生，商代貴族更是渴望將自己在人世間的奢靡生活帶到“陰曹地府”中繼續享樂。因此，自殷商時起，貴族的墓葬都會擁有數量繁多、價值連城的隨葬品，墓主人的身份越尊貴，隨葬品的數量越多，價值也就越高。
上圖的骨梳是一件冥器骨梳，其造型呈現典型的商代凸形梳特征，但梳篦的齒隻陰刻出齒形，刻線卻並未刻透。顯然，它不具有任何使用價值，是一把專門用於隨葬的冥器骨梳。
上圖的骨製牙刷則截然不同，它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用品。精細的雕工體現在刷頭處細密的篩眼上：篩眼規矩、精準，孔道通暢、平滑。顯然，它代表了當時骨器和牙角類製品加工的最高工藝。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兩件器物的表麵，全都刻有圓圈狀的卜紋。這種紋飾是以刀工模仿卜筮後鑽孔或鑿孔痕跡的紋飾，而它們的規則排列顯然是為了描繪某一特殊的星象，是占星術和卜筮合流的體現。這兩件器物上的卜紋所呈現出來的，很可能是兩幅上古的星象圖，這兩個特殊的星象則與墓主人的身份或生活經曆息息相關。
（2）牌：占星的遊戲
《文子·自然》雲：“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華夏民族很早就開始懂得觀察天體的位置和相對運動，並對其中的規律加以總結，從而試圖以此對人和人類社會的命運加以解釋和預見。從原始文化一直到今天，通過觀察星象，以星象進行占卜的占星術就在全世界範圍內流行著。而在甲骨文卜辭中，有些卜辭就記載了商人對天象的觀測和商人占星的行為。如《丙編》207、208中，其中一條卜辭是：“乙巳酒。明雨。伐。既雨。鹹伐亦雨。蚑卯。鳥星。”又如關於1843I大彗星的記載，在《合集》13613的卜辭中：“旬有崇，王疾首，中日羽（彗）。”
這表明，早在殷商時，貞人便試圖在人體與星象間建立穩定的關聯，將星象和卜兆相結合實現統一的象征意義。《素問·寶命全形論》雲：“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占星術與靈龜占卜術的融合逐漸促成了天人合一和五行學說的理論形成。無生命的自然物星象所對應的“天”，由木、火、土、金、水5類基本物質同構的世界所對應的“地”，這二者與人體之間構建著穩定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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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卯、嚴卯和翁仲是兩漢時重要的佩飾製式，其材質使用廣泛，有玉製、金製、牙角製、桃木製等。時人相信，佩戴它們可以趨利避害，因此，兩漢時，上至天子，下至寒士，都有佩戴剛卯的時尚。
《漢書·王莽傳》載，“正月剛卯”。顏師古注引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麵，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剛卯長體四方，上下中通可穿繩，四麵刻字。這一護符製式，正是占星術民間化、世俗化的表現。
《靈樞·歲露》雲：“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以占星術和卜筮為重要認知途徑的五行學說逐漸跨越了幾乎所有的傳統經驗領域，其在自然界中對應著五色、五氣、五化、五季、五方、五味和五音；而在人體上，它又對應了五髒、五腑、五體、五官、五誌、五華、五聲和五液。
原始的生殖崇拜和“載生載育”的生命觀通過與宇宙星辰的關聯，逐漸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體係，而作用到占卜上，隨著儒家民本思想的理性興起，占卜術和占卜文化逐漸從廟堂之高的原始宗教崇拜融入到世俗生活當中，其具體的表現就是占卜向遊戲的轉化、卜具向玩具或賭具的轉化。就占星文化和卜筮文化而言，其最突出的表現集中體現在傳統簧牌類遊戲中，牌麵上的圓點狀紋飾就是典型的卜紋的延續。而從文化內涵上，簧牌類遊戲往往也都延續了占星術的精神內涵。以今天普及度最高、在世界範圍內影響力最大的中國遊戲麻將為例。
今天仍被使用的最古老的麻將製式（規則）被稱作“百搭麻將”或“洛書麻將”。百搭麻將的簧牌分為6類，分別是萬字牌、餅子牌、條子牌、風字牌、箭牌和花牌。其中，萬字牌、餅子牌和條子牌屬於序數牌。這類序數牌共36張，從1到9，每個相同花色的序數牌共4張，而三類序數牌加起來，剛好是108張。除此之外：風字牌，東、南、西、北4種，每種風頭各4張，一共16張；箭牌，中、發、白3種，每種同樣4張，共12張；花牌，梅、蘭、竹、菊和春、夏、秋、冬，每種隻有1張，共8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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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傳，六麵骰子的發明者是三國時的陳思王曹植。最初的骰子也是一種簡便的占卜工具，直到唐朝時才逐漸演變為宮廷玩具、賭具。
這套骰子是北宋磁州窯瓷骰子，也是現存最早的骰子。除了尺寸較小外，它在結構上已與今天廣泛使用的六麵骰子完全相同了。
《甘石星經》雲：“北鬥星謂之七政，天之諸侯，亦為帝車。”晚至戰國，通過占星術，中國人就懂得通過北鬥星的鬥柄方向變化來判斷季節的更替。後來，隨著占星術的發展，兩漢時，中國人給組成北鬥星組的108顆小行星一一命名，並且將它們分為了兩組，其中位於北鬥鬥柄的36顆星被稱作“三十六天罡”，剩下的72顆則被稱為“七十二地煞”。據《抱樸子內篇·雜應》載：“又思作七星北鬥，以魁覆其頭，以罡指前。”
在古代，由於北鬥星組對方向提示、四季劃分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因此它天然地被與農業生產聯係在了一起，由此毫無疑問地成為了農耕中國宇宙概念的重要外化，並成為了一種重要的崇拜物，像讖緯中的“帝王居中”，道教中的“朝真禮鬥”，《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在五丈原的“祭燈借壽”等等，都是北鬥崇拜的體現。而借以北鬥崇拜，36、72和108這三個特別的數字也成為了華夏民族樂於附會的“幸運數字”。如佛教的長念珠除佛頭外，共108顆；參照道教“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概念的《水滸傳》中，第七十回回目為“三十六天罡臨化地，七十二地煞鬧中原”，亦以一百單八將附會其寓意。無獨有偶，麻將中的108張序數牌恰恰是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北鬥崇拜的體現。以此為基礎，同樣值得發掘的是：108張序數牌分為3類花色，每類花色共有從1到9，共9種。而在古代中國，3是基數，9為極數。據劉勰《文心雕龍·書記》中載：
“算曆極數，見路乃明。《九章》積微，故以為術。”
麻將中的108張序數牌的所有組合方式，無一例外地體現出了先進而獨特的中國數學思想，而這些數學思想又恰恰來自於長期的天文學觀察——古人從宇宙中獲得的自然邏輯。而與序數牌相比，風字牌、箭牌和花牌中體現的“天人合一”就更容易理解了。風字牌和箭牌相輔相成，旨在體現在陰陽學基礎上發展出的“五行學說”。麻將中的風字牌，東、西、南、北4張分別對應著東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和北方壬癸水，而剩下的“中方戊己土”剛好對應著箭牌中的“中”。“中”既代表了五行中的中方土，又代表了天、地、人“三才”中的人，箭牌中的“發”對應“天”，“白”對應“地”。天地人三才，構成了一個真正的天圓。古代中國的宇宙觀是天圓地方，而這個天圓與西方“地心說”的“天圓地方”不同，中國的天圓指的是宇宙的“圓”，而非地球的“圓”。餘下的花牌則顯然代表了一年四季和四季對應的花木和景色。如果說風字牌和箭牌的組合描繪的是“宇”，那麽花牌則正好隱喻著“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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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虎城位於吉林省前郭縣八郎鎮北上台子屯5公裏處，是遼金古城遺址。塔虎城所在地，遼代稱長春州，金代稱新泰州，是遼金兩代帝王“春捺缽”（行宮）駐蹕處。
這件骨牌質地細膩、紋理細密，疑似由象牙、犀角類材質製成。其正麵為牌麵，陰刻六點，背麵裝飾有網紋和同心圓卜紋。其紋樣特征疑似受到了占星文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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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九又稱天九，是盛行於明清時期的民間遊戲，也是占星文化世俗化的產物。牌九牌多由竹、木、骨、牙等材質製成，而這套牌九的材質尤為特殊，它由賽璐璐製成。賽璐璐是硝化纖維塑料，係人類最早發明的塑料製品。1846年，賽璐璐由瑞士巴塞爾大學的C·F·舍恩拜發明，約在1860年後傳入中國，當時舊稱“假象牙”。賽璐璐是晚清及民國初年特有的高級工業材料，也是這一類別工藝品斷代的重要標誌。但因為賽璐璐在當時的產量很小且全部依賴進口，因此成本高昂。以賽璐璐製成的牌九、骰子、眼鏡、台球等，在當時都是達官顯貴的奢侈品。特別是牌九和骰子，它們不僅是漢族傳統民間遊戲與西方工業化的結合體，更是晚清時中國貴族在海外的私人訂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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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令是漢族民間酒席宴飲上的一種助興遊戲。一般是指席間推舉一人為令官，餘者聽令，輪流說詩詞、聯語或其它類似遊戲，違令者或負者罰飲，所以又稱“行令飲酒”。酒令是漢族特有的酒文化，其曆史可追溯至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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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椎骨，滿語音譯為“嘎拉哈”，這是清代玉雕佩飾的重要製式，其造型完全來源於北方草原地區長期流行的椎骨杯珓卜具。清代嘎拉哈的材質多為白玉和瑪瑙兩種。
這是一組纏絲瑪瑙嘎拉哈，今台北故宮亦藏有一組白玉嘎拉哈。嘎拉哈在清代作為佩飾的流行，反映了滿族在入主中原後，由於文明程度的提高，實現了民族社會內的去蒙昧化，因此，其在繼承了金代女真人杯珓卜占卜文化的同時，又自然而然地實現了古老占卜文化的世俗化。由此，古老的椎骨杯珓卜具褪去了其占卜的神秘麵紗，成為了貴族享樂的佩飾和普通百姓的民間遊戲。
以麻將為例，與占星術有關的，起源於卜具的玩具、賭具還有很多，比如骰子和絕大多數的簧牌類玩具、賭具，等等。
（3）拐：杯珓的遊戲
緣起於紅山文化的杯珓卜，特別是椎骨類杯珓卜具是中國流傳時間最長，且流傳過程中變化最小的占卜文化和卜具樣式。杯珓卜在紅山文化、夏家店文化和安陽殷墟均有發現，是與靈龜占卜術和占星術同樣古老的古代占卜術。杯珓卜中，有一類卜具以脊椎動物如牛、羊、豬、鹿等的椎骨作為材料，然後通過中間打孔，或中間打孔、兩麵磨平的方式製成，兩兩一對。占卜者將繩子穿過椎骨中間人工加工的孔洞，然後把兩個椎骨杯珓卜具連在一起，掛在腰間。占卜時，占卜者將它們從腰間取下，解開繩子，然後擲向空中。待卜具落地後，分別觀察兩個卜具的陰陽向背，根據陰陽向背的組合以及與周邊環境或地理方位的關係來預判吉凶、卜問事物。
椎骨類杯珓卜是杯珓卜的重要類型，由出土的卜具可知，最早的椎骨杯珓卜起源於紅山文化，此後一直在北方地區流傳。而在卜具方麵，早期的椎骨杯珓卜具均係骨製，西漢時才出現了青銅製椎骨杯珓卜具。大約到了遼金以後，北方草原文明的杯珓卜逐漸退出了曆史的舞台，椎骨杯珓卜具逐漸演化成了清朝時的貴族佩飾嘎拉哈和今天依舊流行於中國北方的民間遊戲——抓拐。
抓拐，又稱“抓齒齒”，是在中國北方地區流行的一種民間遊戲。這種遊戲在今天依舊常見。人們通常是去羊肉鋪買肉，吃羊肉後，挑出幾個剔幹淨的羊椎骨，俗稱“羊拐骨”或“羊拐”。然後先用沸水讓羊椎骨裏的油脂析出，再在椎骨的四麵圖上不同的顏色。此外，這種遊戲需要沙包配合進行。遊戲時，遊戲者將沙包擲向天空，在沙包落地之前，要將地上的羊椎骨依次翻轉，最後再接住落下的沙包。遊戲以翻轉成功羊椎骨的數量作為評判標準。翻轉的數量越高，得分則越多。有這樣的一首兒歌，唱的就是抓拐的遊戲：
“陽婆烈，雲彩稀。樹陰涼，葉兒低。雀兒叫，蟲兒飛。鋪報紙，抓齒齒。羊拐骨，撒一堆。輸者氣，贏者嬉。玩不起，耍賴皮。不玩了，回家去。”
時至今日，不僅僅是從羊拐骨這一材質上，更是從抓拐的過程與規則上，我們依舊能夠清晰地看到五六千年之前，紅山文化占卜術的影子：擲向天空的沙包，象征著古老的杯珓；依次翻轉的羊拐骨，象征著陰陽向背裏的神秘預言。
古老的占卜術在現代文明麵前淪為了孩童的兒戲。“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戰爭還是那場殘酷的戰爭，可獻祭卻永遠不再是那場莊嚴的獻祭了。在科學主義興起之後的世界裏，我們再也不需要靈龜和貞人去建立自己與神秘的超自然力之間那座虛幻的橋梁。當創新與創造成為了新的曆史道德的時候，當人終究取代了神成為了新的造物主的時候，《論語·雍也》中夫子的論斷才變得清晰起來。原來，夫子所說的“鬼神”不隻是占星卜筮裏的鬼神，更是朝經暮史裏的鬼神。當那些龜殼裏的三代之英遲遲吾行，誠所謂：“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