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中國有很多稱謂。其中，自稱者有“華夏”“神州”“中華”“九州”，雲雲；他人謂我亦有“震旦”“契丹”“支那”“陶瓷”，等等。不過，千奇百怪的稱謂中，國人最愛者還是“中國”。
中國為什麽被稱作“中國”？這個稱謂、這個詞匯從何而來？如果說中國的主體民族漢民族形成於漢代，那麽早於主體民族的夏商周三代還能不能算是中國？再如果因甲骨文是漢字源頭，而將安陽殷墟算作中國，那麽並無文字係統的夏墟二裏頭遺址呢？仰韶文化、良渚文化呢？這些文化類型如果拋開位於今日地理中的中國的邊界內，又能否算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呢？
凡此種種，很多疑問並非無稽之談。當我們對“中國”這個稱謂習以為常的時候，我們總該知道這個稱謂背後的文化主體究竟是誰，知道我們口口聲聲念著的“中國”究竟在哪裏。
中國，這樣一個詞匯顯然可以從很多層麵去劃定它的邊界，但如果從文化的角度出發，大致可以有兩種理解，即文字上的“中國”和觀念上的“中國”。文字上的“中國”相對容易解釋，這就是“中國”這個詞匯的出現，以及這一詞匯的詞義。
“中國”一詞最早見於西周何尊銘文，雲：“餘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這條銘文大概的意思是說：“我已經占領了中國，自己統治了這些百姓。”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定公十年》雲：“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中國”一詞代表著一個地理範疇，這個地方有博大的禮儀，這裏的人穿著華美的衣裳，而這個地方的名字就叫作華夏。可見，“中國”一詞在西周、東周時可與“華夏”通用。
西周何尊銘文中的“中國”指代的是一個地理範疇。雖然這是已知“中國”一詞最早被使用的記錄，但其實，“中國”概念的形成遠遠早於西周。下麵，我們就將“中”和“國”兩個字拆開，分別考釋一下它們的字義，進而考證“中國”這個概念是在何時形成，又是如何形成、演進的。
我們先來考證“中”。
中，首先是一個方位的概念。《文子·自然》雲：“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作為方位的中，是一個引申的、抽象的概念，它與東、南、西、北、上、下這六個方位相反，所以依附於它們的存在而存在。甲骨文“四方風”是殷商武丁時期的卜辭，記錄了掌管出入風和日月長短的四方神名以及風名。這表明，晚至殷商武丁時，殷人就已經具有了明確的包含東、西、南、北的方位概念，並且將方位與氣象、四季變化，以至於天文曆法相對應。
根據四方風的卜辭可知，殷人看到了風，從東、南、西、北四個方向來。夏商周三代時，華夏民族的活動區域是以中原為中心的華夏，即何尊中所說的“中國”地區。這一地區屬於溫帶、亞熱帶季風區，四季交替明顯。從風向上，春天盛行東風，夏天盛行南風，秋季盛行西風，冬季則盛行北風。因此，東、西、南、北這四種風向，實際上又代表了春、夏、秋、冬這四季的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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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尊是一件青銅祭器，是中國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的國家一級文物。尊高38.8厘米，口徑28.8厘米，重14.6公斤。圓口棱方體，長頸，腹微鼓，高圈足；腹足有精美的高浮雕獸麵紋，角端突出於器表；體側並有四道扉棱；尊內底鑄有銘文12行，共122字。
銘曰：“唯王初壅，宅於成周。複稟（逢）王禮福，自（躬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於京室，曰：‘昔在爾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茲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餘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嗚呼！爾有雖小子無識，視於公氏，有勳於天，徹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訓我不敏。王鹹誥。何賜貝卅朋，用作庾公寶尊彝。唯王五祀。”其大意是：成王五年四月，成王營建都城成周，對武王進行豐福之祭。成王於丙戌日在京宮大室中對宗族小子何，即這件青銅祭器的主人進行訓誥，並講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隨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統治天下。武王滅商後則告祭於天，以此地作為天下的中心，統治百姓。成王賞賜何貝三十朋，何因此鑄造了這件何尊，以作紀念。
何尊銘文中“餘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一句首次使用了“中國”一詞，其語義是說武王滅商後，占據“中國”、統治天下百姓。其中“中國”一詞有“國之中”，即天下中心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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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風”是知名度極高的一件甲骨文文物。其原係民國著名甲骨、青銅器收藏家、藏書家劉體智舊藏，1953年夏，售歸當時的中央文化部文物局，1958年又由該局撥交給國家圖書館前身北京圖書館。劉氏所藏甲骨有兩萬餘片，是民國時私藏甲骨的大宗。但就其真偽比例，一直眾說紛紜。“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賓去台後就曾撰文，在《甲骨五十年》中稱：“劉晦之所藏甲骨號稱二萬片，但大者多是偽刻。”而這片“四方風”在學界也同樣飽受爭議。不過，著名甲骨學學者胡厚宣先生曾對它進行考證、考釋，認為其“字體遒整，文氣古奧，文理通達，與杜撰不同，應屬武丁時期刻辭”。並在1944年發表了《甲骨文四方風名考》一文。
“四方風”卜辭全文應為28字，因殘隻保存下其中的24字。胡厚宣先生的釋文為：“東方曰析，風曰協。南方曰夾，風曰微。西方曰夷，風曰彝。北方曰宛，風曰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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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概念的直接證據。在上麵的這片甲骨卜辭中，反複出現了這樣的兩個字。它們對應的現代漢字是“土方”。這個“土”，是一個方國、一個酋盟政權的名字，而“方”指的不隻是方向，還是由方向引申的“方國”。
在甲骨文文字體係中，“中”和“方”是一對概念相對、相反的反義字。殷商時，它們被使用的範疇從基本的語義——方位的描述，已經延伸並覆蓋到了文化和文明的層麵上。在方位上，中與東方、西方、南方、北方相對；在文化、文明的層麵，作為中正的、文明的河洛文化、殷商文化又和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這些域外蠻族相對。
在甲骨文卜辭中，殷商的貞人，也就是刻下甲骨文卜辭的“書法家們”記下了很多生活在商王朝周圍的其他部族或酋盟政權的名字，這些部族和酋盟政權全都以“某方”的形式命名，比如經常出現的就有龍方、呂方、土方、危方、刑方、鬼方、羌方、攸方，等等。這些某方，被稱作方國。它們分布在商王朝國境外的四周，是商王朝的“鄰國”，有大量的甲骨文卜辭都直接或間接記載、反映了這些方國與商王朝之間的朝貢、貿易和戰爭的曆史。而如果將視野從商王朝放諸整個先秦三代，夏、商、周三個所謂的“中央王朝”在成為“中央王朝”之前，全都經曆過一個漫長的方國時代。以商王朝為例，商在成為“中央王朝”前是臣服於夏的商方國，它通過鳴條之戰（商滅夏）從商方國變成了商王朝，又因為牧野之戰（周滅商）從商王朝變成了宋國和箕子朝鮮，對於新興的周王朝而言，一分為二的商又變成了接受其分封的“諸侯國”。
由此可見，在甲骨文體係中，“方”有著從方位向文化和政治文明不斷延伸的語義，而與之相對的“中”，也必然會實現同樣的語義延伸。
在《山海經·海經》中，東、南、西、北分別有一位方向神，也同時是季節神：春官東方神是句芒，夏官南方神是祝融，秋官西方神是蓐收，冬官北方神則是禺疆玄冥。而在另外一本先秦古籍《尚書·堯典》裏，也記載了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為了確定春、夏、秋、冬，分別前往了東、南、西、北這四個方向。可見，四方風的記載與這些古籍中的表述如出一轍。在殷人的世界中，風可以從東、西、南、北這四個方向來，而唯一沒有表述的“中”其實代表了殷人自己。這正暗合了《新書·屬遠》所解釋的“中”的含義，即“古者天子地方千裏，中之而為都”。也就是說，沒有表述出的“中”的方位，正是商王和他的臣民們立足的方位。
不過，今天我們知道，“中”不僅具有地理方位的指向性，同時還兼具著不偏、中正的人文精神，甚至代表了一種人生態度，比如中庸之道。因此，“中”其實是一個地理與人文的雙重空間概念。據《史記·貨殖列傳》載：“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而《荀子·大略》則進一步將“王者居中”這一史實表述為：“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也就是說，其實對“中”這個方位的人文精神的肯定，不隻是在今天，早在先秦三代，“中”就已經具備了這種含義。它首先是一個地理空間的概念，這個概念由堪輿的風水觀和三皇五帝時期的部落聯盟或夏商周三代分封製的地緣政治需求共同促成，進而逐漸形成了一種尚中、貴中的都邑製價值體係內的政治觀念。當然，這樣的表述有些抽象，我們不妨從“中”的觀念的形成開始，從頭推演一番。
中，首先是一個單純的方位概念。美國哲學家喬治·萊柯夫和馬克·約翰遜提出過“空間方位”（spatial orientation）的理論，他們認為：世界的係統化是由概念完成的，而人類的第一個概念就產生於“空間方位”，這一意識則直接來源於人自身的軀體（physical basis）。[1]包括華夏民族的原始先民在內，全世界的原始先民之所以會形成“空間方位”的概念，其實無非是為了占有更穩定的食物來源與獲得安全保障。《漢書·藝文誌》著錄《屍子》雲：“宓犠氏（伏羲氏）之世，天下多獸，故教民以獵。”在華夏民族的原始先民開始農耕生活之前，存在過一個漫長的以采集和漁獵為生存方式的時代。在這一時代中，遠古先民若要采集野果，則首先需要總結果樹存在和分布的方位經驗，而若要捕獵野獸或者打漁，也同樣要了解野獸出沒的區域以及魚類生活的湖泊、河流的方位。由此，在獲取食物的過程中，原始先民對食物來源的空間方位開始了思維層麵上的標記，顯然這一思維空間標記有別於野獸通過氣味而實現的為獲取食物和**權的領地標記。而與此同時，人們又開始對這些被標記的方位進行邏輯經驗的總結，從而擁有了一定的空間思維能力，並實現了一種對標記區域內的生態認知。而在獲取了穩定的食物來源後，安全則又成了人類的第二個生存理想。是時，作為社會性動物，遠古先民麵臨的安全威脅既來自於自然生態係統，也來自於社會係統。自然生態係統中的氣象和地質災害、野獸以及“疾病毒傷之害”，社會係統中的部落間的戰爭，都將可能對部族以及部族成員的生命構成威脅，這迫使著遠古先民更加全麵地認識他們所處的生態係統，進而選擇一些安全的生存環境繁衍生息。由此，華夏民族的原始先民也就紛紛進入了舊石器時代的定居生活。這大約是距今300萬到距今1萬年之間的事情。
那麽，在所有的空間方位概念裏，“中”的形成，也同樣是從農耕和軍事，或者說是食物和安全這兩個角度出發的。在甲骨文中，“中”字有以下這幾種常見的字形……從字形上看，甲骨文“中”字是由兩麵戰旗組成的。這兩麵戰旗表示兩軍對峙。而有時，甲骨文的“中”字，在兩麵戰旗之間，還會出現一左一後的兩個點，這兩個點象征著在對峙的雙方之間，不偏不倚、不持意見。所以，“中”字本身就象征著在兩軍之間，不偏不倚的非軍事地帶。而“中”這一概念，與軍事安全的緊密相關也非常容易理解。通俗地講，就是“尊貴”的人要站在人群的中間，要居住在國土的中央，因為一旦有敵人過來，或者敵對的部落前來進攻，中間的人可以得到最好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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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被稱作“九朝都會”，是中國曆史上重要的政治中心。如果說，中國的中心是中原，那麽中原的中心就是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平原。河洛平原在堪輿學上被看作典型的風水寶地，這裏突出體現了“中國”的“中”在農耕上的地利優勢。而“中”的表現就是負陰抱陽、背山麵水的堪輿美學，作用到河洛地區就是北依邙山，南麵伊河和洛河，洛陽居於邙山與伊洛河之“中”。這種“中”的地理特征對於農耕有7大優勢：
①河道密布：河洛中心區位於洛水流域，豐沛的水源是理想生態係統的基礎，而這一地區的河道平緩，水流速較慢，既有利於水生動物的生存繁衍，又有利於漁業生產。
②充足的日照：河洛地區位於北緯34°至35°之間，全年日照時間平均約為2248小時，有利於植物及農作物的生長。
③接受東南季風：河洛地區麵南背北，由於地處北半球大陸東岸，屬季風性氣候，春夏兩季，太平洋高壓氣團向亞歐大陸低壓氣團活動，形成東南季風，繼而形成季風雨。而河洛地區北靠邙山，東南季風受邙山地形抬升作用的影響，易在邙山南麓形成地形雨。
④良好的排水係統：北半球季風性氣候具有夏季高溫多雨的特性，而洛水有多條支流發源於邙山南麓，從而形成了一個天然的、網狀的排水係統，加之洛陽盆地南低北高的地勢，極利於排水，既避免了山洪、山體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災害的發生，同時非常有利於南部洛陽盆地農產區內的低成本灌溉。
⑤抵禦寒流：亞歐大陸東岸冬季受蒙古西伯利亞高壓帶影響易形成寒流，而河洛中心區位於邙山以南，邙山的地形抬升對於洛陽盆地而言具有屏擋寒流的積極作用。
⑥北高南低：洛陽盆地北靠邙山、南鄰伊洛河呈現北高南低的地勢特點，季風性氣候夏季高溫多雨，故易發生洪澇災害，但由於地形自伊洛河北岸向北逐漸自然抬升，故北岸不易遭受洪水侵襲。
⑦良性循環：由於豐沛的水資源為植物的生長提供了良好基礎，這一地區內的植被覆蓋率高。而植被覆蓋率的提高有利於水土保持，進而形成區域內小氣候調節，從而形成了河洛地區生態係統優越的良性循環。
綜上優勢，河洛平原在距今約8000年前後就進入了農耕時代，而在距今5000年前後，河洛地區的耕地分布麵積就已經與現代基本相似了。這既表明河洛地區的華夏氏族進入農耕社會的時間遠遠早於傳說中的神農氏治五穀的時代，同時也證明了早在文字和國家形成之前的距今5000年前後，河洛地區就已經擁有了發達的農業生產力。顯然，這與負陰抱陽、背山麵水的“中”的地利優勢息息相關。
在農耕、食物方麵，“中”不同於被軍隊包圍，而是表現為“負陰抱陽、背山麵水”的理想生態模型。這一點，需要通過實例加以闡述。
和“中”相比，“國”的概念則相對簡單、清晰。
“中國”之“國”，不是國家、國別，而是相對於“野”的另一個政治概念。《周禮·地官·司徒》雲：“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可見，王都地區包括王都都城和王都郊區，統稱為“國”，其地又稱“王畿”。王畿地分六鄉，六鄉之外的田野稱“遂”，遂之外稱“都鄙”。遂與都鄙合稱為“野”。國野製雖載於《周禮》，但就考古發現來看，華夏“中國”觀的形成卻至晚始於夏，是夏商周三代一脈相承的政治製度。據《竹書紀年》（古本）載：“大康居斟尋（鄩）。”又《水經·巨洋水注》《漢書·地理誌》注、《史記正義·夏本紀第二》皆引臣瓚雲：“《汲塚古文》（載）：大康居斟尋（鄩），羿亦居之，桀亦居之。”又據《竹書紀年》（今本）載：“仲康即帝位，據斟鄩。”1959年，史學家徐旭升在豫西開展夏墟調查時，在偃師翟鎮鄉二裏頭村發現了一處大型建築遺址，在半個世紀的考古發掘過程中，考古工作者在這裏發現了迄今為止可確認的中國最早的宮城。而據考證，這個被稱作二裏頭文化遺址的建築群很可能就是曆史文獻中記載的夏都“太康居斟鄩”。夏都斟鄩、王城斟鄩正是中國觀在實操層麵上的第一次曆史實踐，這也標誌著夏作為一種原始國家抑或是部落聯盟可以有別於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新石器文化，而成為“中國”曆史的開端。而夏都斟鄩的中國觀則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空間布局上。
（1）夏據河洛，河洛居天下之中
在以華夏民族為主導的中國曆史中，河洛地區從古至今，都居於政治版圖的地理中心。而這一地理中心作為一種最終被確立的政治格局，其形成其實是始於石器時代的。在進入夏商周三代的文明史之前漫長的洪荒時代，華夏民族的原始先民締造了異彩紛呈的新石器文化，這些新石器文化類型大體可以分為10大主要類別，分別是：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青蓮崗文化、屈家嶺文化、大溪文化、紅山文化、河姆渡文化、龍山文化、齊家文化和良渚文化。除了這10個特征最鮮明的重要文化類型之外，在南方和北方的草原，還分布著一些其他的文化類型，而這些新石器文化的分布地域幾乎覆蓋了今天整個中國的政治版圖。
河洛地區早在新石器時代就是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聚集區，擁有高度發達的史前文明。河洛地區得天獨厚的地理生態優勢使得世居於此的氏族、部落更早地進入農耕社會，進而在東亞地區獲得了絕對的文明優越性。我們或可將這一以農耕生產取代漁獵采集為核心的農業革新稱之為文化的內容優越性。
其次，河洛地區以黃河中下遊和伊洛河流域為中心：沿黃河下海岱東接大汶口文化；上溯黃河向西有齊家文化；經伊闕通江漢南望京山屈家嶺文化和巫山大溪文化；向北過黃河，則仍有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廣泛分布。可見，河洛地區的地理中心位置並非是單純的地球地理意義上某一板塊、大陸或者次大陸的地理幾何中心，而是以文化，以人類活動為坐標的文化版圖上的地理幾何中心。
人類文明沒有絕對的、孤立的存在方式，文化是傳播的文化，傳播是文化的傳播。交流是人類作為高等動物，作為社會人、人文人的本質需求。因此，獨立的部族之間存在廣泛的多元交流或衝突的可能。在河洛地區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帶有“異域”特征的文物為數眾多，數不勝數。
1961年，在河南省洛陽市洛寧縣陳吳鄉祿北村發現的仰韶文化遺址中出土了一枚珍貴的棗紅擬棗貝，據考證，該遺址存在於距今6000至7000年前，而這枚棗紅擬棗貝則由原產於距河洛1600餘公裏外南海的熱帶貝殼製成。由此顯見，早在新石器時代，東亞地區各部落、各小文化圈之間，就存在著廣泛普遍的、接力式的多元交流。而河洛地區，因地處文明版圖上的地理幾何中心，在交通、交流上，亦具有得天獨厚的優越性。我們謂之文化的載體優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