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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珓是一種古老的占卜方式，其卜具由成對的蚌殼、竹片、木片等製成。占卜者將其向天投擲，待卜具落地後，根據其俯仰向背和卜具上的刻劃線條方向等信息占卜吉凶。杯珓是我國流行時間最長的占卜方式之一，已知最早的杯珓卜具是出土於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紅山文化遺址（距今約5000至6000年前）的蚌殼杯珓卜具。由此可知，杯珓起源於紅山文化。而這組出土於安陽小屯村的杯珓卜具，同樣由蚌殼製成。這說明，緣起於紅山文化的占卜術，通過貿易、戰爭或其它文化交流方式，傳入河洛地區，並且從夏代一直延續到了商代。
毋庸置疑，河洛地區兼具文化傳播的兩大優越性，故“河洛居天下之中”實至名歸。而世居於此的“夏”或華夏部族亦既擁有文化輸出的內在需求，又兼有文化交流的交通之便。由此，夏都斟鄩的文化空間從一座城邑延展到了廣袤的中原大地，進而波及更遠的地方。這一具有斟鄩式文化特點的考古遺址被統稱為“二裏頭文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已發現的二裏頭文化遺址不僅遍及河南全省，且在河北南部、山西西南部和陝西東部亦有分布。這些遺跡的建築類型涵蓋城邑、村落、宮殿、墓葬群，以及製銅、製石、製陶、製骨、製玉等手工作坊；出土文物類型更包括石器、玉器、青銅器、陶器、漆器、骨角器等，材質豐富、種類繁多。而由於這些外圍遺址是夏文化與周邊部族文化交流的產物，因此依據不同特點，又分為豫西二裏頭類型、豫東下王崗類型、豫北冀南下七垣類型和晉南東下馮類型。二裏頭文化所呈現出的差異化類型特征是夏文化不斷同化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特征的龍山氏族文化所形成的獨特產物，它為我們再現了一幅公元前21世紀至西元前17世紀時東亞地區“國野有別”“華夷各異”的夏文化版圖。
據河洛而中天下，夏都斟的意義或可從定都洛邑的周人文獻中略見一斑。《尚書·周書·康浩》雲：“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周洛，四方民大和會。”又據《史記·周本紀》載：“成王在豐，使召公複營洛邑，如武王意。周公複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裏均。’”可見，在周公看來，居天下之中，則臣服於周的方國，無論自哪個方向前來洛邑朝見，距離都是一樣的。作為一種交通之便，它將文化傳播的優越性和軍事征服的威懾性統一在一起。正如《詩經·小雅·瞻彼洛矣》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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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辭：莆，雨。呂方平伐貞勿。有又呂受貞平伐。正貞平。伐呂勿平。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此，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此，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此，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由此可見，周天子聚軍於洛水之畔，征伐作亂的方國，向四夷顯示“中國”軍威以令夷狄臣服，最晚至西周就已經形成了一種穩固的政治軍事傳統。如我們所熟知的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的故事，當烽火點燃，封國的軍隊會在第一時間向國都即“中國”集結，繼而再開赴戰場。所以，居天下之中的優勢，晚至西周初年，即已從一種地理的利，變成了一種地緣的禮。而對於第一個據河洛而都斟鄩的夏，我們有理由推論這一“中國”傳統的形成即在是時，它既確立了河洛地區地理中心和人文中心重合的空間絕對性，又促使得“尚中正”的環境美學成了華夏民族在此後4000年裏都傳承不息的一種天然的政治合法性。而由於以後的曆史居然“傳奇般”地印證了居“正統”“正朔”則享國長久，若偏安一隅則享國不長的規律，這又使得“尚中正”一語成讖，被後世賦予了更多的神秘主義儒學色彩。
（2）國都斟鄩，斟鄩居河洛之中
夏據河洛而都斟鄩，這算得上是文化意義上的第一個“中國”了。
夏以後，定都於河洛的王朝，還有11個，分別是：商都西亳，周都洛邑，東漢、曹魏、西晉和北魏都洛陽（史稱“漢魏洛陽城”），隋、唐、後梁、後唐和後晉都洛陽（史稱“隋唐洛陽城”）。而這12個王朝一共營建了5座國都（均在今洛陽境內），依次為：斟鄩（偃師二裏頭夏墟遺址）、西亳（偃師商城）、洛邑（周王城）、漢魏洛陽和隋唐洛陽。我們依舊以夏都斟鄩為例：與其他4座洛陽城一樣，斟鄩亦位於河洛之中的洛陽盆地，享有背山麵水、負陰抱陽的“風水寶地”之譽。斟鄩前臨伊洛河口（伊河為洛河支流，伊洛並流後的洛河，又稱伊洛河），後依邙山，雄踞於伊洛河至邙山地勢不斷抬升的高崗上，誠可謂：臨河而不憂澇，靠山而不憂旱，左右有翼，進退有據。斟鄩的選址，是堪輿理論史前史中的無字明證，也是堪輿學在形成期內的經驗總結，而此後營建的4座洛陽城決定選址的風水觀上，也基本因循了斟鄩的經驗，並逐漸將這一生態美學和環境美學的經驗積累上升為了一種人文禮製和政治傳統。這使得王城設計從一種實用的環境藝術變成了穩定的政治需求。
而與此後的4座洛陽有所差異的是，斟鄩是現今唯一坐落在洛河（現洛河而非古洛河）以南、伊河以北的洛陽城。但考古發掘發現在斟鄩城西南有洛河故道，故考古學者推斷太康築城時，斟鄩也必在洛水以北。因此，斟鄩（偃師二裏頭夏墟遺址）、西亳（偃師商城）、洛邑（周王城）、漢魏洛陽和隋唐洛陽這5座國都、王城在興建時又都居於河洛之中。
（3）太康作宮城，宮城居斟鄩之中
在夏商周三代，尚中、貴中的堪輿美學思想不僅在城市的選址，處理城市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中充分體現，同樣也在城市內部，特別是王城、都城內部，在宮城、宮殿與城市的區域規劃上貫穿始終。仍然以第一個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以夏都斟鄩為例：“鑽探與勘查結果表明，現存（二裏頭斟鄩）遺址範圍北至洛河（現洛河）灘（北緯34°42'23"），東緣大致在屹擋頭村東一線（東經112°41'5"），南到四角樓村南（北緯34°41'10"），西抵北許村（東經112°40'16"）。遺址略呈西北—東南向，東西最長約2400米，南北最寬約1900米，現存麵積約300萬平方米。”[2]
考古發現表明，遺址內的斟鄩城邑大體由5個功能區、城市道路和宮城城牆構成。這5個功能區為宮殿宮城區、祭祀區、手工業作坊區、貴族居住區和一般居住區。其中，宮殿、宮城是斟鄩城邑的絕對中心。這一結論表現在兩個方麵。
首先，宮城與外城間存在居中和拱衛的地理存在關係。宮殿被方形城牆包圍，城牆基址外側的4條相互垂直、平行的大路圍城了一個內環線，而其它城市功能區都均勻分布在內環線外，功能區之間仍有與內環線垂直、平行的小路相連，從而對整個除宮城外的城邑實現“井”字形的道路網狀分割。這一特殊的城市結構成了此後中國在現代化造城運動興起前的4000餘年間在平原建城的黃金模式之一。與源起於軍事要塞職能的“八卦城”相左，我們可稱這種服務於行政職能或王權而規劃的城邑作“王城”。而與現代城市地理學的“同心圓理論”有異，華夏城市的宏觀結構雖然也可分為城市中心、城圍和城外，但是其布局形式卻不是同心圓，而是“同心井”。此外，由於宮城居中，因此宮城距離各功能區之間的距離實現了相對的均等。斟鄩城邑功能劃分呈現了顯著清晰的區域性，而除了代表王權和實現行政職能的宮城外，祭祀區和手工業作坊區又分別形成了以“類祭壇”式圓形地麵建築和鑄銅作坊為中心的中央祭祀區和中央手工業區，而“類祭壇”和鑄銅作坊就成為了除宮城之外的亞中心。在這兩個亞中心周圍的祭祀區和手工業區內，還混雜有一些一般居住點和普通墓葬，我們推測，它們的主人可能是從事祭祀活動或手工業生產的從業者，而這些定居點和墓葬則是中央祭祀區和中央手工業區的城市基礎配套設施。如同外城拱衛宮城一樣，這些基礎設施與亞中心之間也存在著一種普遍的居中與拱衛的地理存在關係。因此，我們可以將斟鄩的城市結構概括為“一個中心—多個亞中心”的同心井型構成。
其次，宮城與外城之間體現了人為規劃與自然生長的曆史存在關係。任何一座城市的形成，都是由人為規劃和自然生長共同促成的。而在夏都斟鄩城的營造過程中，這二者存在著先行後續的曆史存在關係。宮城的規劃和營造在前，而外城的營造則是圍繞宮城的城邑功能不斷自然生長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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斟鄩的中央是宮殿建築群，該建築群是夏的中央行政機構駐地，麵積約12萬平方米，位於上圖中心區域V區內。這裏是二裏頭遺址內唯一保留大型夯土建築基址的城市功能區。
宮城以北是祭祀區，位於圖中VI區內。這裏除了保存有一些疑似宗教祭祀用建築遺跡外，還分布大量貴族墓葬。貴族墓葬在宮城的東西南北四個方位均有分布，但以祭祀區最為密集，數量最多。
宮城以南是手工業作坊區，位於圖中IV區內。在該區以北靠近宮城的地方是玉石作坊，而中心則是麵積超過1萬平米的鑄銅作坊。此外，在整個斟鄩城內，還分布著數量眾多的陶窯和骨器製造作坊，它們的分布規則性不強，並未集中出現在手工業作坊區內。而在宮殿宮城區的最南端，靠近圖中IV區的位置，還發現了綠鬆石廢料灰坑，據此推斷，宮城內還設有綠鬆石加工作坊。
貴族居住區：在斟鄩城邑的中部、東部和東南部，宮城的四周，廣泛分布著中小型夯土建築基址，據此推斷，這些建築原本的主人應為夏貴族。
一般居住區：在遺址的西部和北部區域，廣泛分布著一些小型地麵式或半地穴式房屋基址以及以陶器為主要陪葬品的小型墓葬。由於當時的營造能力有限，營造房屋的成本較高，因此分析，該區域應為夏國都普通市民的寓所。
此外，斟鄩城邑內還規劃了與宮城宮殿基址成平行或垂直方向的道路。宮城外圍有4條已經探明的垂直相交的大路，大路一般寬12至15米，最寬處達20米。城邑內的建築間普遍有寬約5至6米的小路相連。四通八達的路網對城邑實現了“井”字形的空間分割。宮城還建有城牆，城牆將斟鄩分為市中心的城牆內的宮城和城牆外的外城。城牆以宮城外的4條大路內沿為邊界，東西南北四個方向的長度分別為378米、359米、295米和292米。這表明當時的人已經掌握了一定水平的測繪能力。
夏都斟鄩作為迄今可考中國最早的一座王城，其宮城與外城間的結構關係與城邑整體的環境設計既是“尚中正”環境美學與儒家政治傳統在城市美學和城市空間內的延伸，也是以王權、行政為首要區位因素的王城需求的規劃實踐。
在古代，我們稱王城的基本宮城製為“擇中立宮”。通過與後世王城的考古遺址比對，我們發現：此後的洹北商城、安陽殷墟、鄭州商城亦都完整地繼承了夏都斟鄩的“擇中立宮”製度。這不僅說明了殷承夏製，更表明“擇中立宮”作為“尚中正”的生態美學、環境美學在更為具體、更為特定的人造空間內的無限延伸已經成為了一種穩定的政治傳統和政治習俗，並被後世王朝所恪守。而且必須特別提示的是，“尚中正”作為政治化的美學表現來源於隱匿在“自然—人”抽象關係的堪輿美學之中，而由於華夏民族極富由此及彼的係統論思維習慣，因此人們善於將掌握食物來源的空間概念總結為尋找天然洞穴的經驗，進而推及至洛水之濱，又從洛水之濱推及至風水之辨、山水之間，繼之帶入城市這一純粹化的人造建築空間之內，並試圖以城邑製、宮城製等政治製度模擬存在於天地間的自然美學秩序，以城市環境藝術構建和諧的社會生態秩序，謀求“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的儒家理想。
而與“擇中立宮”並行不悖的，可能還存在著一個更富於神秘色彩的農業生產製度。“傳說”就在城邑之內開始“擇中立宮”、營造宮城的同時，在夏都斟鄩之外的廣袤土地上，一種協調“自然與人即農耕農業空間”的“擇中墾田”運動亦風生水起。這就是井田製。據《孟子·滕文公上》載：“方裏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又據《周禮·地官·小司徒》載：“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史載井田製風行於西周初，而初行於夏。
據最早記錄井田製的文獻《春秋穀梁傳·宣公十五年》載：“古者三百步為裏，名曰井田。”在曆史上，井田製為儒家所推崇，卻被後世史家、學者所詬病。新莽時，王莽改製曾據《周禮》為憑，欲以王田製為名複井田而終成笑談。近代以來，如胡適、範文瀾、郭沫若等大批學者都否認三代井田製的曆史存在，認為井田或隻作為一種農業土地的基本單位而存在，而井田製則是子虛烏有的政治理想烏托邦。
因此，由於缺乏足夠的考古發現，在此我們無意於空談井田製是否是一種真實的曆史存在，也不想過分詳解建立在其準確存在基礎上的井田製與“尚中正”、與堪輿美學的淵源。但無可厚非的是，井田製的農業製度理想或可從另一側麵體現出“尚中正”的政治傳統對城邑外空間的滲透，它與“同心井”的城邑規劃和自然生長呈現出驚人的形態相似性，其“先公田後私田”的等級次序抑或體現了時人以早期農業輪作模式協調農耕生產與土地保護之間生態關係的不懈努力。
在夏都斟鄩形成與規劃的漫長曆史中，從“中國”這一堪輿觀念的實踐到“尚中正”美學精神的形成，“中”開始從一種處理建築、聚落與生態環境關係的美學經驗逐漸演化成服務政治合法性的環境規劃禮製，這樣的嬗變過程，在界定了夏商周三代的度邑和相宅與其它新石器文化類型截然不同的同時，也翻開了華夏民族之於文化中國的曆史篇章。
[1][美]喬治·萊考夫、[美]馬克·約翰遜，《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4頁及其後頁。
[2]徐宏、陳國梁、趙海濤：《二裏頭遺址聚落形態的初步考察》，《考古》2004年第11期，第23頁（總第983頁）。
[3]杜金鵬：《偃師二裏頭遺址重要遺跡分布與城邑格局圖》，載《夏商周考古研究》，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1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