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大辭典》編纂經驗談
作為教育科學研究“七五”規劃國家重點項目，新中國成立以後第一部《教育大辭典》，從1990年7月起陸續與讀者見麵，至今全書12卷已全部出齊。作為這部辭典的主編，我感到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經過六年多的辛勞，千餘名作者的努力，這部大辭典終於像一個新生兒一樣呱呱墜地了。懼的是這部辭典無論在整體結構上，還是在選詞釋義上總還有許多不足之處甚至訛誤之處。雖然我們的作者都是嚴肅認真的，編纂處、出版社的同誌也都竭盡了全力，但由於時間短促，資料欠缺，成書未能盡善臻美，總是一件憾事。不足之處隻好待出合卷本時再來彌補了。
編寫大辭典，在一般人看來，似乎用不著創新，隻需要把前人的創造加以選擇、整理和編纂即可。事實上並非如此簡單。我們在編纂過程中深深感到，這是一項教育科學研究的係統工程。教育是人類社會的一種複雜的社會實踐活動，以教育實踐活動為對象的教育科學經過了產生和發展的過程。如果從我國的《學記》作為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教育專著算起，距今已有兩千多年，如果從誇美紐斯的《大教學論》算起，距今也有三百多年。但是真正形成一個獨立的教育科學體係則還是近百年來的事，特別是進入20世紀以後，隨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以及教育的普及，教育科學才有了空前的發展，產生了許多分支學科。教育科學已經不是一門大教育學所能包含的了，而是成為一個教育科學群體。一部《教育大辭典》要把幾千年來人類教育活動的實踐和理論全部包容，談何容易。下麵我想談談在編纂這部辭典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和體會。
一
我們在設計《教育大辭典》的整體工程時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整體結構問題。教育大辭典既不是教育大事典，也不是教育學大辭典，它應包攬從古至今人類教育活動的實踐和理論。我們為這部教育大辭典定的目標是“匯集教育科研新成果，熔古今中外於一爐”。如何處理古與今的關係、中與外的關係、理論與實際的關係，就是一項重要的研究工作。
通過多次研究，我們決定采取的結構方案是：全書由實際、理論、中國、外國四大部分構成；25個分冊合為12卷；教育實際部分包括各級各類教育，共4卷；教育理論部分包括教育科學的各分支學科，共3卷，中國教育史部分，也是3卷；外國教育部分，包括外國教育史和比較教育，共2卷。
這四個部分的內容有所交叉。教育實際部分中第一分冊《教育學》應該屬於理論部分，但把它作為教育科學的總論、全書的統領放在第一分冊。這部分的各級各類教育分冊，除了列舉教育事實和實體外，也包含了許多該級該類學校需要遵循的理論和一部分外國教育的經驗（包括理論和實踐）。而理論部分也包含了一部分事實材料，如《教育管理學》分冊收集了一些教育行政管理法規和機構，這部分還涉及各分支學科的發展曆史，因此與中外教育部分又有交叉。中國教育部分和外國教育部分也包含了各個曆史時期的各級各類教育和各種教育理論。
這種交叉就帶來了很大的問題：重複。因此解決重複問題成了編纂這部大辭典的最大難題。教育是複雜的，但又是統一的社會現象，理論、實際、中國、外國是不能截然分開的。各分冊在編纂過程中，為了求得自身體係的完整，收錄的詞目與其他分冊往往大量重複。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隻好要各分冊隻求體係的相對完整，不求絕對完整，詞目可有少量重複，但釋義要求各具相應分冊的特色。經過這樣處理，重複問題相對解決了，但有些分冊單獨來看，就顯得內容不夠完整和充實。
在編纂這部大辭典的過程中，特別是在研究整體設計和各分冊框架結構時，我們發現，教育科學近幾十年來雖然有了很大發展，但各門分支學科不能說都發展得很完善，有些學科還很不成熟，它們還沒有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理論體係，隻是把別的學科理論拉到自己學科中而已。有些邊緣學科還僅僅處於把兩門學科拚鑲起來的階段，還沒有做到有機的結合，沒有抽象出自己的規律和理論體係。可以說，這次編寫這部《教育大辭典》，是對教育科學各個分支學科的理論體係和理論範疇、概念來了一次大檢閱，從而發現建立教育科學的理論體係仍然是今後教育理論界需要花大力氣的艱巨任務。各分支學科要真正進行深入研究，建立各自的理論體係，不能輕率地套上一個“學”字，就成為一門學科。
二
辭典的任務是反映科學研究的已有成果，特別是吸收科研的最新成果。但是什麽是最新成果？有些新的理論是否已經算得上是成熟的理論、新的成果？這就要做一番研究、判斷和選擇工作。當然，作為辭典來講，隻需要反映客觀事實，不需要評論事實的曲直、理論的是非；但卻需要判斷事實的真偽，理論是否成熟，是否是新的研究成果。如果把虛偽的東西當作真實，把並非理論的東西當作理論加以收錄，就會以訛傳訛，貽害無窮。因此建立各分冊的框架結構和選詞就成為編好這部辭典的第一關。
這項工作我們大致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即從1986年夏季開始到1987年的秋季，才把基本詞目確定下來。起初全書選詞5萬餘條，後來經過研究討論、篩選，確定收詞約3萬條。詞條初稿撰寫出來後，我們又根據它們的實際內容做進一步的刪削、歸並，最後全書實收詞目2.5萬餘條。例如，《課程和各科教學》分冊最初提出4400餘條，幾經篩選，調整結構，以3000條作為討論稿，又廣泛征求意見，最後審定入選詞目900條。這樣既做到全而不泛，又做到精而不漏，基本上把課程的有關理論和實際、中小學各科教學的演變、課程標準的沿革、教材的革新、重要的教學內容、教學原則、教學方法和手段、課外活動以及外國著名教材、教法等均包括進去了。
這種對詞目的選擇，不僅是一項技術工作，更重要的是一項研究工作。實際上這是對這門學科的理論範疇和客觀事實進行一次科學的分析和整理。例如，過去的大教育學基本上分為基本原理、教學論、德育論以及教育管理四大塊，這個體係已經幾十年沒有變化。它有合理的一麵，但大家總感到不太科學。這次我們編《教育大辭典》，對第一分冊《教育學》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就感到很為難。教育科學近幾十年來已經不是一門大教育學所能包含得了的了，但作為總論的教育學應如何處理，才既不至於與其他分支學科重複，又能起到統領的作用？經過許多專家研究，結果是成了現在的結構，即分為總論、德育、智育、體育、美育、勞動技術教育、教學工作、課外活動、教師、學生、學校衛生幾個部分。這個體係也還不盡如人意，例如，因為課程和各科教學另立分冊，智育部分就顯得特別單薄；因為教育管理學也另有分冊，這裏就缺乏教育管理的基本理論，等等。但總算解決了大辭典前後的關係問題。
選詞中遇到的另一個問題是如何反映教育活動的規律。因為許多教育規律不是一個詞所能表達的。如教育原則中有一條“集體教育與個別教育相結合原則”，它是德育的重要原則，但嚴格講來它不是詞，而是一個詞組。在討論時，有的專家認為，它不是詞，辭典不應收，有的專家則認為這是德育的重要原則，不收不能反映教育科學的現狀和成果。經過研究，大家最後認為，作為一部專業辭典，為了反映教育學科的基本內容，隻好以形式服從內容，突破一般詞的界限，把反映教育規律的、有較固定內涵的詞組也收錄進去。同時我們也翻閱了其他國家的教育辭典，他們也是這樣處理的。這樣處理，有些固定詞組，如一些教育事件和文獻資料的名稱等，就能包括進來，從而使辭典內容豐富起來。
選詞中遇到的第三個問題是：有些分支學科中的基本詞匯是跨學科的，表麵上與教育沒有關係，但它們屬於教育學科相關學科的基本詞匯和範疇，不收錄進來，又不足以說明該學科的基礎。例如，教育經濟學就有一些經濟學詞匯，教育管理學又有一些管理學的詞匯，等等。最後處理時是從嚴掌握，確實與教育學科有關的才收錄，如果屬於一般基礎知識則不收。
三
釋義是編纂工作中的最重要的環節。我們為自己定了幾條標準。
（1）科學性。這是最重要的質量標準，也可以說是最起碼的要求。因為辭典是作為一種典範展示給讀者的。如果對詞目的解釋缺乏科學性，就會以訛傳訛，貽害無窮。因此，注意科學性、把好質量關就是辭典的生命線。但要做到這一點卻是極不容易的。一個詞的釋義是否科學，不能憑主觀臆斷，而是要靠科學研究。許多概念有多種定義解釋。例如，“文化”這個詞據說已有一千多個定義，教育詞匯中這類詞很多，如“教育本質”，現在理論界的認識就很不一致，“比較教育”至今還沒有一個確切的定義。因此，要想做到釋義有科學性就需要作者周密地調查，收集各派意見的資料，對各種解釋的來龍去脈進行剖析，選擇其中最科學的解釋。有時需要創造性地加工，把各種解釋中的合理部分吸收進來，變成一種新的解釋。這種工作已經不是一般的擇優、整理了，而是科學創新了。為了不隨意創造，我們一般主張遇到有多家解釋而無法擇優時，則列舉各家意見，由讀者去判斷。即使如此，也不可能羅列所有各家意見，而隻能擇其要者。而擇其要者的工作也是一項十分嚴肅的研究工作。
有些詞的通常解釋不夠科學，則在辭典中應該把它們糾正過來，給出正確的解釋。例如，“教育本質”一詞，涉及近幾年來關於教育的社會屬性的爭論。過去刊物上都把這種有關教育的社會屬性的爭論稱為教育本質的爭論，把教育的社會屬性誤作為教育的本質。我們這次在釋義中聽取了潘懋元教授的意見，把它改正過來，給予了科學的解釋。
對於各種流派的理論，我們都不妄加評論，隻做客觀的介紹。但為了避免客觀主義，我們也介紹一些評論家對某學派的意見，但作者不做個人的評論。總之，對每一個詞的釋義都要做到有根有據。
（2）知識性，也就是要有一定的信息量。要使讀者查閱以後感到有收獲，增加了知識，得到了信息。專業辭典不同於語詞辭典，對每一個詞的釋義要有一定的深度和廣度，要給讀者較為豐富的信息。開始的時候，我們生怕釋文無限膨脹，對詞條釋義的字數限定很嚴。後來發現，限製太死，影響了內容的展開，許多詞條釋文不夠豐滿，缺乏信息量。於是我們又重新要求作者對釋義適當展開，對一些重點詞條要求從古今中外做立體的介紹，增加知識性、可讀性。例如，“教學方法”這一條，初稿比較簡單，隻解釋了什麽叫教學方法和選用教學方法的依據。經過專家討論修改，增加了從教學方法的發展到當代各派對教學方法的分類等內容，這就豐富多了。但要做到這一點，卻非易事，不是可以隨手拈來的，而是要對關於教學方法的各種解釋、各種流派做周密的研究，才能擇其要者向讀者介紹。
（3）資料要有權威性。前麵講到，詞條的釋義，不能隨手拈來，而要有根據有選擇地把最權威的見解收錄進來。辭典的釋義要起到典範作用，就要求不僅具有科學性，而且具有權威性。因此釋義就不能憑作者對詞的主觀理解加以解釋，而要求作者對詞條的內容進行深入的研究，找出最有權威性的資料加以整理和歸納。
總之，釋義是辭典的核心，要做到科學性、知識性和資料的權威性，就要對各個詞條進行反複研究、反複推敲。因此，各個分冊幾乎都幾易其稿，有些重點詞條開過審稿會以後又印發給辭典的顧問專家征求意見，再進一步修改。例如，第一卷《教育學》分冊，1989年2月在江蘇太倉開了審稿會。會後把重點詞條打印發給十多位專家審閱，征求意見，不斷打磨修改，又經8個多月的時間，到1989年10月才正式定稿。所以《教育大辭典》在確定詞目以後又經過約三年半的時間才全部完稿。即使花了這麽長的時間，我們仍然感到對有些詞條的研究還不夠深入，隻好留待教育科學研究有了新的進展後再來修訂了。
四
我之所以說編纂這部《教育大辭典》是教育科學研究的一項係統工程，還因為通過編纂這部大辭典我們為教育科學研究積累了大量資料。許多同誌都體會到，為了寫幾百字的詞條，要參閱幾千字、幾萬字的資料。因此，通過編辭典，各分冊都積累了一批資料，為今後的科學研究打下了一個基礎。特別是一些新興學科或者我國科學研究中的空白學科，有關的編寫同誌更感到收獲很大。他們由於收集了許多資料，不滿足於《教育大辭典》的分冊，都想另編專科辭典。如編寫成人教育、教育管理學條目的同誌都已利用在編纂《教育大辭典》過程中收集的資料另行編寫了《成人教育辭典》和《教育管理學辭典》。不僅如此，《成人教育》分冊的作者在進一步挖掘資料的基礎上還準備編纂出版成人教育叢書。
通過編纂《教育大辭典》，我們還挖掘出了許多鮮為人知的資料。例如，我國古代的書院到底有多少，過去誰也說不清楚，開始說有4000多所，經過這次整理，發現有6000多所。當然，《教育大辭典》不可能收錄所有的書院，因此負責編纂書院部分的同誌擬用收集到的資料另編一部《書院辭典》。
軍事教育、民族教育、華僑華文教育和港澳教育是過去辭典中所沒有的，研究的人也甚少。這次《教育大辭典》把它們列為分冊，不僅成為《教育大辭典》的特色，也為這幾方麵的科學研究打下一個基礎。這也是我國改革開放形勢所要求的。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有55個少數民族，共6000餘萬人口，分布在全國各地。他們的教育各有特色，是我國教育事業的組成內容。不研究少數民族教育，就不能了解我國教育事業全貌。特別是在少數民族地區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任務更艱巨，因此研究少數民族教育實際上關係到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關係到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我們整個國家的繁榮昌盛。《教育大辭典》的編纂工作為民族教育的研究積累了資料，組織了隊伍。
香港、澳門將分別在1997年和1999年回歸祖國，在“一國兩製”的基本政策下如何加強內地和港澳教育界的聯係和合作，是迫在眉睫需要研究的問題。過去我們對港澳教育了解甚少。這次編纂《教育大辭典》，我們特地聘請了香港教育界人士參加，在暨南大學張泉林教授的領導下收集了大量資料。由於內地對港澳教育了解較少，因此在收錄詞目時我們對港澳的學校收錄較多。
華僑華文教育也是我們這部大辭典開辟的新領域。我國在海外的華僑有幾千萬，他們關心祖國的建設，他們在發展中外關係中起著橋梁作用。研究華僑華文教育對於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開展中外文化交流都是十分必要的。在剛開始編寫這部辭典時，我們隻注意海外華僑教育，後來才擴展到華僑支持祖國教育事業的情況。近十年來捐資辦學或助學的華僑日益增多，僅福建一省就涉及幾千所學校。當然，這部分中有些不一定屬於華僑教育，但它反映了一個教育發展的現實，值得我們開展研究。
總之，不論是老學科還是新學科，熟悉的教育領域還是不熟悉的教育領域，通過這次編纂《教育大辭典》確實都積累了大批資料，它們將成為教育科學研究的寶貴財富。
五
通過編纂這部《教育大辭典》，我們組織了一支教育科研隊伍。參加這部大辭典編纂工作的有千餘人，他們中間有老專家，有中年專家，也有一大批青年教育工作者。參加這項工作的同誌都感到有很大的收獲，培養了科學的態度、嚴謹的學風，受到了科研的鍛煉。有的分支學科還建立了一支穩定的科研隊伍。如9個省、市的成人教育工作者，雖然完成了《教育大辭典》的任務，但是他們還不定期地集會研究成人教育中的問題。《教育管理學》分冊的編寫同誌，聯合了全國各大區教育幹部培訓中心及其他單位研究教育管理的同誌，組成了一支較穩定的隊伍，正在進一步研究教育管理學的問題。
這支隊伍是很可貴的。大家不求名，不求利，同心協力搞好這項工程。特別可貴的是，大家都對辭典負責，堅持質量第一。有關詞條雖幾次被退稿，編寫者卻毫無怨言，力求精益求精；有的稿子幾經別人修改，也無責難，明白這是相互幫助、提高質量的一個措施。大家為的是什麽？為的是對讀者負責，對子孫後代負責。我們這部辭典就是靠千餘名作者的共同努力完成的。這給我們今後教育科研中的合作攻關提供了經驗。
六
《教育大辭典》分卷已經全部出版，可以說教育科學研究的“七五”規劃項目已經完成，也就是說作為一項科學研究可告一段落。但是，就《教育大辭典》這一係統工程而言，這還僅僅是完成了一半，合卷本的編纂任務還很艱巨，又將是一項新的科研任務。因為在出版合卷本時不能原封不動地把分冊中的所有詞條都收錄進去，而是要根據領導小組會議的精神，做到“再創造，高質量”，要對詞條進行修、並、刪、補的工作，使合卷本達到一個新水平。
首先，要重新確定整個辭典的框架內容。根據原來的編纂方針，將實際、理論、中國、外國四個部分統籌安排，要突出理論，突出中國的現實經驗，同時各部分又要平衡，不能畸輕畸重。
其次，要合並一些詞條。分冊出版時由於照顧到各分冊體係的相對完整性，因此不少條目是重複的，合卷本中就不能再有重複詞目，分冊出版時釋義都各有特色，合起來就要兼收並蓄，要概括詞目的全部內容。也就是說，許多條目需要重新研究和改寫。
其三，要修改錯誤。這是合卷本編纂時的重點。在已經出版的分冊中，我們發現有錯誤之處，有些釋義內容陳舊，沒有反映教育科研的新成果和教育實踐的新經驗，有些詞條內容不夠豐滿。對這樣一些詞條都要進行修改。
其四，要刪節部分詞條。分冊中有些詞目不姓“教”，有些詞目見詞明義，有些概念不夠明確，這些詞條都需要刪節，也就是說對全部分冊的詞目都要重新審查一次，精選一次。
最後是補充工作。分冊出版後，我們發現有疏漏之處，出合卷本時需要補進去。另外，這幾年來教育科學研究又有新發展，因此，新的成果也要反映到合卷本中。但補充不宜過寬。
無論是修、並，還是刪、補，都需要進一步做一番研究工作，才能達到前麵提及的科學性、知識性、權威性。
做好這項工作，需要廣大讀者的幫助。我們希望讀者在查閱這部《教育大辭典》時發現有什麽錯誤，感到缺什麽、多什麽，都能記下來，並把意見告訴我們，以便在修訂時參考。我們要請辭典的顧問、編委更多地繼續關心這部辭典，隨時指點，提出意見。我們還準備請一些專家通讀一部分詞條，然後召開座談會，聽取他們的意見。總之，先要做一番調查研究工作，集中意見、集中問題，再進一步認真研究，提出合卷本編纂的方案。
《教育大辭典》應該對教育的理論和實踐包羅無遺，但卻不是可以隨意選詞的。原來我們製定的“大、齊、新”的方針是正確的，但大、齊、新都有一個度，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要依照學科的發展而定。
六年的工作，盡管做出的成果不盡如人意，但其中甘苦，恐怕隻有實踐者才能體會。這個成果是千餘名作者努力的結果。我深深感到編寫這部《教育大辭典》是教育科研的一項係統工程。這個工程實際上才剛剛開頭，要最後完成還需要繼續努力奮鬥。
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