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煥勳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第一代教育學專家，是從老解放區過來的從事教育和教育研究的老革命幹部和專家。王煥勳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教育係，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在開封、洛陽等地做救亡工作。1938年赴延安，在陝北公學學習，1939年參加了華北聯合大學的創建工作，後來又在邊區政府做地方教育工作，並在《教育陣地》上發表多篇文章。1947年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徐特立主持的教育研究室工作。1948年華北大學成立，王煥勳轉到華北大學二部講授教育學。新中國成立以後不久，華北大學並入新創建的中國人民大學，王煥勳擔任教育學教研室主任。1951年，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教研室並入北京師範大學教育係，王煥勳繼續任教育學教研室主任。那時，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先後開辦了教育學研究生班和教育學大學教師進修班。新中國成立以後建立的師範院校教育學科的教師大多是王煥勳的學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國確立了“一麵倒”向蘇聯學習的方針。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提出：“建設新中國教育要以老解放區新教育經驗為基礎，吸收舊教育某些有用的經驗，特別要借助蘇聯教育建設的先進經驗。”從此在全國掀起了學習蘇聯教育經驗的**。王煥勳就擔負起了這個承上啟下的工作。他以高度的熱情投入到新中國教育理論的建設工作中。他一麵孜孜不倦地學習蘇聯教育學理論，一麵以老解放區的辦學經驗為基礎，領導了新中國第一個教育學教研室的工作。為了更好地理解蘇聯教育學的基本理論，王煥勳撰寫了《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教育學上的三個基本概念：教育、教養和教學》一文，《光明日報》用整版篇幅發表了這篇文章，在全國教育學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可以說，王煥勳為新中國教育學理論建設奠定了基礎。
對於蘇聯教育學對中國教育學理論的影響，學術界一直有議論。但曆史地來看，新中國成立之初向蘇聯學習除了有政治因素以外，也是有其積極意義的：蘇聯教育學力圖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論來分析人類教育的本質和功能，強**育主要是在教學的基礎上實現的，向學生傳授係統的科學文化知識，以及強**師的主導作用等，這些理論對恢複和穩定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學校教學秩序、建立新的社會主義教育理論體係都起了一定的作用。當然，蘇聯教育學本身有許多不足，這是後來我們逐步認識到的。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這段曆史值得我們總結，它在我國教育學科建設中的作用是難以抹去的。王煥勳應是新中國教育學科建設的奠基人之一。
“**”結束以後，王煥勳步入晚年，但他仍然為中國教育學科的建設和培養教育學科研究人才而努力。1980年2月12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不久國務院成立了學位委員會和學科評議組。王煥勳擔任了第一屆教育學科評議組成員，成為我國第一批教育學博士研究生導師之一（被批準為第一批教育學科博士研究生導師的還有劉佛年、張敷榮、高覺敷、李秉德等），並開始培養我國第一批教育學科研究生。這批研究生現在都是我國教育理論界的骨幹。王煥勳為教育學科的研究隊伍建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在教育科學“七五”規劃期間，王煥勳率領他的團隊承擔了國家重點課題項目“馬克思教育思想研究”。其成果《馬克思教育思想研究》獲國家圖書一等獎。王煥勳為該書撰寫了前言和《如何理解馬克思關於教育的論述——學習〈臨時中央委員會就若幹問題給代表的指示〉》一文。該文認真研究了馬克思的英文原文，澄清了許多因翻譯的錯誤所造成的對馬克思關於教育論述的誤解，為馬克思主義教育學的建設做了奠基性的工作。《馬克思教育思想研究》一書雖然執筆的作者不同，但是是在王煥勳帶領的團隊集體討論研究後完成的，滲透了王煥勳的教育思想和心血。
王煥勳在老解放區的報紙雜誌上發表過許多文章，可惜當時均以筆名署名，今天已難以考證，無法收集到這本集子中來。這實在是一件十分遺憾的事。我們這裏收集了《教育陣地》雜誌中有關文章版麵照片，以作紀念。
王煥勳學貫古今，無論是對儒家教育學說，還是對現代教育理論都有深入的研究。他治學十分嚴謹，輕易不動筆寫文章。但發表的文章，總是散發出真知灼見的光芒，就如上麵列舉的幾篇文章，都對新中國的教育學科建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應該說，“**”以前和“**”中我國教育科學研究在“左”的思想影響下缺乏研究和自由發表意見的環境。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才迎來了教育科研的春天。但這時王煥勳已步入晚年，體弱多病，他又嚴格謹慎，因此常常是述而不作，發表的論文不多。但僅我們收集到的幾篇論文，就可堪稱經典之作。加上他在新中國成立前後的教育研究工作和人才培養工作，他應該稱得上是新中國教育學科建設的奠基人。
2010年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