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文書是官府文書作業中的一個環節,需要將其置入文書流程中予以研究。首先討論禦史大夫簽發的傳信。

(一)禦史大夫簽發的“傳信”

張德芳撰文對這類傳信做了全麵介紹,披露材料較多,並附有圖版,便於研究。張德芳探討了內容相對完整的文書的具體背景,這裏則對文書形成過程與文書用語及背後所顯示的官府運作流程略做考察。

如張德芳所說,這類傳文書時稱“傳信”。①使者或官員持“傳信”外出多屬日常的瑣事,但要安排此事需要若幹機構的配合,並形成相關的若幹文書。這裏先討論“傳信”的簽發。

前文將“傳信”分為承製與非承製簽發兩類,並指出禦史大夫簽發的傳信實際是由兩件文書組成,這兩件文書當是通過不同途徑分別形成的。先考察承製簽發的“傳信”。上麵的文書A是由秩次為六百石以上的中朝官根據皇帝的“製”下達給侍禦史,告知外出公務的官吏官職、姓名②、具體事由、目的地及調用傳車的類型、有無隨從。出現的官員有各種名號的中朝將軍(1、15)、使主客(2、3)、諸侯(4、6)、光祿勳(4、6)、光祿大夫(8)、典屬國(8)、給事中、侍謁者(7)、禦史中丞(14)、代行禦史中丞職權的符節令(13)、少傅(15)、使臣(7)等,多數為兩官員共同詔侍禦史,涉及朝廷的多種二千石官員、禦史大夫的屬吏與臨時負責某事而秩次低於二千石的官員(使臣、使主客),前兩類官員應為常態。其中均有“承製詔侍禦史曰”一句,且“製”字提行以示尊重,官員均稱臣,表明是秉承皇帝的意見來下達指示。據此,這些官員事先定已將遣下屬外出公務一事通過文書上奏皇帝,並得到批準(製曰可),上奏官員根據皇帝的認可給侍禦史下令,此即詔書中行下之詞所常見的“承書從事下當用者”的具體體現。上述過程是否如其他奏請文書一樣,需要二千石官員等先將文書上呈丞相禦史,由丞相禦史奏請皇帝,獲得皇帝製可後亦先由禦史下發丞相,再由丞相下發有關官員,尚不清楚。

侍禦史在接到其他二千石官員等根據皇帝旨意下達的書麵命令後,將命令上呈其長官禦史大夫,禦史大夫接到文書後根據其中描述的外出路線及使用傳車的類別給有關廄下達書麵命令(文書B),準備車馬。不過,還有另一種可能:所謂“承製詔侍禦史曰”實際就是直接下達給禦史大夫的命令,由於禦史大夫秩亦為二千石,且位次先於其他二千石官員,其他二千石官員移禦史大夫的文書不能直接稱名,而采取給其下屬下命令的曲折方式來表達,就如同太守給都尉移文但稱“敢告部都尉卒人”,而不稱都尉具體人名一樣。①下達給有關廄的命令應抄錄侍禦史(或禦史大夫)接到的與禦史大夫簽發的兩件文書(文書A、B),同時,禦史大夫亦將兩件文書(文書A、B)抄錄於一尺五寸長的簡上,並根據傳車的類別加封,作為“傳信”授予外出的官吏作為憑證。②不過,懸泉出土的完整傳信抄件的長度均是23厘米左右,合漢代一尺。③同時,禦史府保存兩件文書作為“案”以備核查。一旦傳信不慎遺失,禦史大夫則根據存案的傳信文書再抄錄副本下發文書追查,如懸泉所發現的“遺失傳信記錄”(107—114)。

非承製簽發的傳信形成過程大體相同,隻是緣起無須經過皇帝的批準,相對簡單。其流程大體是具體辦事官吏需要外出公務,向長官奏記提出請求,長官將請求移文禦史大夫,禦史大夫據事由與路線給有關廄下令備車馬,並為外出官吏準備傳信。同時,禦史大夫亦留文書備案。根據官吏隸屬關係推斷涉及的長官分別為丞相(19、21)、廷尉(23)、禦史大夫(24)、光祿勳(22、26詳下)。

“傳信”為何由禦史大夫簽發?這當與其負責律令並實際主管官廄馬有關。《宋書·百官誌下》“侍禦史”條:“二漢員並十五人。掌察舉非法,受公卿奏事,有違失者舉劾之。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刻印;三曰供曹,掌齋祠,四曰尉馬曹,掌官廄馬;五曰乘曹,掌護駕。魏置禦史八人,有治書曹,掌度支運……”這條記載不見於兩漢文獻,當是南朝史家據當時尚存的前代史料寫成的,結合其他文獻,可知禦史大夫掌管律令一說確實有據①,而它為何能簽發傳信,給長安諸廄下命令,此條亦提供了線索。

此外,非承製簽發的傳信與郡級官府簽發的傳中多次出現“有請詔”,亦是申請傳文書的一種程序。因其手續涉及君臣分工問題,詳見下節,茲不贅述。

以上討論了傳信簽發環節,下麵轉向“傳信”的格式化內容。幾乎所有由禦史大夫簽發的傳信都要動用“傳車”,或是“為駕二封軺傳”,或是“為駕一乘傳”,傳信文書B均有“下某廄,(承書)以次為駕”的內容。因此,其次討論“下某廄”所見傳車調用與迎送方式。

“傳信”提到的“廄”主要有“扶風廄”(2、3、4、5、6、10)、“右扶風廄”(11、18),另有“高陵”(19)、“渭城”(20、21、23、25)與“長安”(14、24)三縣,其中以“渭城”為多。扶風廄當是右扶風廄的簡稱。傳信下發給何地,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持傳信者出行的路線。

若自長安東行,則下長安,如24。如果自長安向西,則下渭城或扶風廄。這類傳信最多,因出土傳信的敦煌位於長安以西。唯23是例外,原因不明。懸泉所出Ⅱ90DXTO214②:556是為各類馬匹增加飼料的詔書,其中提到“長安、新豐、鄭、華陰、渭成(城)、扶風廄傳馬加食,匹日粟鬥一升”,正如學者所說,前麵四縣屬於東線,即三川東海道,後兩縣為西線,即隴西北地道。②盡管西漢時不存在扶風縣,而右扶風的治所亦在長安城內③,卻有扶風廄。該簡東線的四縣自西向東依次排列,據此,西線兩縣應自東向西排列,扶風廄應在渭城以西某處。①

而19是下給高陵,原因或是丞相史李尊首先要去位於長安東北方向的河東郡(郡治安邑縣,即今山西夏縣西北),故取道渭河北岸,長安東北的高陵。此線是通往太原的主要幹道,周勃等鏟除諸呂之後迎請代王劉恒為帝,劉恒即自中都沿此路至長安,入長安前“至高陵休止”,派宋昌先入長安觀察時局。②至唐代猶循此至太原、安邑。③秦以來自長安出發主要有六條道路通向四方④,其中東北至河東、太原線的繁忙程度大概不如東、西兩線,故不在增加傳馬飼料之列。

西行的傳信為何有些下給扶風廄,有些則給渭城?這涉及影響傳信下發的第二個因素:持傳信者所駕車的規格。承製簽發的“傳信”所調用的多為“二封軺車(傳)”(2、3、4、6),即便是“一封軺傳”,駕車的馬則

有“八乘”(5)。而非承製簽發的則多數為“一封軺傳”(19、20、23、24、26)。“一封軺傳”乃一匹馬拉的車,“二封軺車”是由二匹馬拉的車⑤,乘傳則是四馬下足拉的車。⑥馬多速度快,在相同時間、相同負重情況下,跑得遠,故下發給距長安更遠的扶風廄。各種“傳車”使用的規則,目前尚不清楚。可以肯定,與使者的身份高下以及使命的緊急程度分不開,故文獻中有所謂“急者,乘一乘傳”的說法。①

至於14,目的地是敦煌玉門關,命令卻下達給了長安廄。或許是因為高級官員赴任需動用四馬拉的乘傳,此種車也許是由長安廄統一管理。這是否構成影響傳信下發的第三個因素,猶待更多的資料。

傳信中習見的“以次為駕”,意思是“按照(遠近)次序為(持傳信者)駕車”,應是以一站一站的接力方式完成。具體如何操作,涉及漢代“傳車”使用的製度,史書無載,茲據懸泉漢簡做些考察。

傳信要求調動傳車馬為持傳者服務,大體有送、迎兩種方式。一是由前一置或傳舍派官吏馬匹乃至傳車將使者送至下一置或傳舍②,另一種則是後一置或傳舍根據通知派官吏持傳馬及傳車去前一置迎接使者。有關文書中常見“送”與“迎”之說,正是代表了這兩種不同的方式。前後站的距離則取決於傳車的類型及速度。級別高的傳車,如乘傳為四馬駕車,日行裏程遠,兩站可能間隔若幹置或傳舍。具體情況比較複雜。

根據懸泉漢簡,我們知道置內設有“廄”,按規定應有傳馬四十匹,另有傳車十至十五乘③,廄有廄佐與禦等。簡中亦有數枚記錄了懸泉及附近的置派遣官吏持傳車馬迎送過往使者的內容。如以下三簡:

例1.永光三年正月丁亥朔丁未,淵泉丞光移縣(懸)泉置,遣廄佐賀持傳車馬迎使者董君、趙君所將客柱(住)淵泉。留稟茭,今寫券墨移書,受薄(簿)入,二月報,毋令謬。如律令。

例2.甘露二年二月庚申朔丙戌,魚離置嗇夫禹移縣(懸)泉置,遣佐光持傳馬十匹,為馮夫人柱,廩積麥小卅二石七鬥,又茭廿五石二鈞。今寫券墨移書到,受薄(簿)入,三月報,毋令繆(謬),如律令。

例3.甘露三年十月辛亥朔,淵泉丞賀移廣至、魚離、縣(懸)泉、遮要、龍勒,廄嗇夫昌持傳馬送公主以下過,稟穰麥各如牒。今寫券墨移書到,受薄(簿)入,十一月報,毋令繆(謬),如律令。

淵泉為敦煌郡屬縣,具體位置尚有爭論,大致位於今敦煌市東北,西出長安經敦煌至西域的大道途經淵泉,然後西南行至敦煌。據例3及其他郵書簡,淵泉與敦煌之間自東向西依次為廣至縣—魚離置—懸泉置—遮要置—龍勒縣。②上麵三例是懸泉以外的縣或置派遣官吏持傳車馬或傳馬,連同口糧,去懸泉或沿線多個縣、置迎接過路使者、客人而給懸泉或沿線有關各縣、置的移文,告知被派官吏攜帶了“稟茭”,要求接待方將“稟茭”列入收到物資的賬目中(受薄入),並在次月上報,不得有誤。“茭”指幹芻或幹草③,是馬的粗飼料。三件文書的主旨是通知接待方來者已經攜帶了人馬的口糧,大概他們要在懸泉等置用餐。例2、3隻提到“持傳馬”,例1則是“持傳車馬”,連車帶馬,沿途的縣、置及廄提供馬匹是一定需要的,車隻是特殊情況下才會提供,當然實際運作中也是根據車馬的類別及日行裏程決定在何處換乘,並非途經每一廄或傳舍都要更換馬匹。具體規定,尚待研究。

懸泉出土的簡的V1610②:11—20是西漢建始二年(前31年)三月傳馬名籍,其中四匹注明“駕”,兩匹注明“驂”,前者或是指用於駕轅的馬,後者則為兩邊的馬。①這些馬是用來駕車的。同時,這些馬多注明“乘”,或許表示兼作騎乘。

此外,下麵五簡均是與上引三簡有關的文書:

例4.出粟三石,馬十匹,送大昆彌使者,都吏張掾。陽朔四年二月戊申,縣(懸)泉嗇夫定付遮要廄佐常。

例5.出粟十八石,騎馬六十匹,烏孫客。都吏王卿所送。元延四年六月戊寅,縣(懸)泉嗇夫訴付敦煌尉史褒馬。

例6.出麥四鬥,已。建平五年閏月,縣(懸)泉嗇夫 付宜禾書佐王陽,給食傳馬二匹,迎昆彌。

例7.神爵二年正月丁未朔已酉,縣(懸)泉置嗇夫弘敢言之:遣佐長富將傳迎長羅侯,敦煌稟小石九石六鬥,薄(簿)入十月,今敦煌書言不薄(簿)入,謹問佐長富稟小石九石六鬥,今移券致敦煌

例8.廣至移十一月穀薄(簿),出粟六鬥三升,以食縣(懸)泉廄佐廣德所將助禦效穀廣利裏郭市等七人,送日逐王,往來三食,食三升。校廣德所將禦故稟食縣(懸)泉而出食,解何?

例4—6是懸泉出粟及馬付給其他廄、縣以迎送使者的記錄,例7是懸泉嗇夫向上級的匯報,內容涉及同類事情,隻是收到“稟”的敦煌沒有將稟計入賬目,敦煌方麵來書追查“稟”的下落,懸泉因此向上級報告。例8亦是調查出食問題的,懸泉廄佐廣德帶領助禦郭市等一共七人送日逐王東至廣至縣廄,來回吃三頓飯,每頓一人三升,共食粟六鬥三升,是從廣至出的粟,計入廣至十一月的穀簿中,可核校廣德所帶來文書,口糧由懸泉出,等於廣德將從懸泉帶來的口糧私吞了,廣至發來移文調查此事。此文書表明某置的官吏迎送使者時,可自帶口糧,亦可由接待方出口糧,但均要有文書交代清楚。不過,目前懸泉所公布的有關傳食文書記錄的均是使者及其從者消費食品的數量,未見其他置或廄官吏的消費記錄,因此,自帶口糧可能更為多見。

沿途的置廄不但負責提供傳馬乃至傳車,也要提供駕車的禦者。秦末夏侯嬰任沛廄司禦,常常要“送使客”①,漢代情形當相去不遠。此外,禦史大夫下發的傳信中僅注明隨從人數、身份,如“載從者一人”(1、4、6、13、14、17、22),有時是“得別駕載從者二人”(15),表示從者另乘一車,還有“載奴一人”(18),均未提到“禦”。而懸泉所發現的傳食文書也隻注明使者及從者,如《釋粹》例85(Ⅱ0216③:57)、86(Ⅱ0213②:112),特別是例95(I0112③:113—131)等,均未見禦者。凡此種種,可知禦者並不計入使者及隨從之內。而懸泉置內附設的廄有禦,如簡Ⅱ90DXT0215④:36出現“送使渠犁校尉莫府掾,還會大風,折傷蓋十五枚,禦趙定傷……”,簡Ⅱ90DXTO213②:33“出粟六鬥,馬三匹,送史曹衛卿、書佐宋卿。綏和二年八月壬辰,遮要置嗇夫嘉付縣泉禦忘”②,禦趙定與禦忘大概就是負責駕車迎送過往官員、使者,並隸屬於各置、廄的。而他們的口糧是計入另外的廩食賬目(穀簿?)中,不列入傳食賬目。

上引例1為何跳過中間的廣至縣、魚離置而直接由淵泉縣移文給懸泉置,大概又與傳車的規格、速度及預計的行程有關。懸泉發現的簡中V1611③:39亦是一裏程簡,記錄了以懸泉為中心,距離張掖、冥安、武威、安定高平、金城允吾、天水平襄、刺史與長安八個地點的裏程①,表明各置乃至各縣清楚附近置、縣間的相對距離。同時,置、縣的官吏也熟悉各種傳車的行駛速度,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徭律》中就有“傳送重車、重負日行五十裏,空車七十裏,徒行八十裏”的規定②,不論這裏提到的是牛車還是馬車,車日行裏程是有一定之規的,類似的數據官吏一定心知肚明。因此可以計算出將在哪裏享用傳食,而發移文通知。簡I0309③:134正是一例。簡文雲:“各有數,今使者王君將於闐王以下千七十四人五月丙戌發祿福,度用庚寅到淵泉。”③便是推算到達淵泉的時間,為迎接做準備。

結合懸泉漢簡,《漢書·朱買臣傳》的一段記載能為我們提供更多的信息。該傳說:

拜為(會稽)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

此時正值上計之時,朱買臣在郡邸中遇到會稽郡的計吏,因其身份突然變化,計吏對買臣的態度隨之由輕視到恭敬。傳文傳神地描述完這一幕,複雲:

有頃,長安廄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①

朱買臣在未央宮前殿接受皇帝的製書任命⑤,獲得印綬後走回郡邸,而他將赴會稽上任,需要憑傳信,乘傳車,附表一中的傳信簡13、14就是秩次亦為二千石的都尉“之官”的傳信,需要承製。朱買臣赴任亦應如此。具體細節是他回到郡邸後一段時間,長安廄吏乘車來郡邸迎接朱買臣。朱買臣是出守會稽郡,需要自長安東出,沿三川東海道至會稽,故禦史大夫根據製書將書麵命令下達給負責東線傳送任務的長安廄,長安廄派遣吏駕車前去迎接,首站要出車馬及禦者送至下一站,且需要赴官員住

所迎接,采用的是第一種方式。相應地,朱買臣在獲得任命後亦應得到禦史大夫簽發的傳信,形製應如第一類承製簽發的傳信,同時告知住所所在。唯如此,他與廄吏才能順利接洽。所謂“駟馬”應是指四馬下足的“乘傳”,簡13、14“之官”的傳信持有者乘坐的亦是此種傳車。而朱買臣未到,會稽地方就已經預知,並提前準備,表明另有途徑提前將其赴任的信息通報會稽。懸泉簡Ⅱ0114④:340便是效穀長、丞提前通知遮要與懸泉置,破羌將軍率部來,要求準備各種物資,不得玩忽怠慢①,性質與此相類。朱買臣於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自會稽太守轉任主爵都尉②,出任會稽太守的時間則應在元朔中(前128年—前123年),因而,這套製度至少在武帝前期就已經成形了。

禦史大夫在傳信中隻簡單地注明“以次為駕”,實際操作中則相當複雜而具體,上麵僅是就懸泉簡與文獻所見的初步分析。簡言之,禦史大夫簽發的“傳信”通過文書中的“以次為駕”與“當舍傳舍”實際傳達了兩方麵的命令:一是沿途的廄等要依次提供車馬換乘,二是沿途的傳舍要為持傳者及隨從提供食宿。具體行程、換乘地點直接取決於路線與傳車等級、速度,等級、速度則與事由、緊急程度以及持傳者身份有關。

(二)郡級官府簽發的傳

目前所見郡簽發的“傳”57件(附表一27—83),多於禦史大夫簽發的傳信,顯示了郡在傳文書運用上的重要性。這類“傳”通常由郡守與長史、丞三人聯署簽發,某位不在,則由其他官員兼行其職而參與簽發。兼行太守事的有庫令、長史與騎司馬,長史則由守部千人、守部候與庫令兼行,丞的情況亦近似。有時亦由太守與長史或丞兩者之一聯署簽發,一些派遣官吏去屬縣的傳甚至由郡太守一人簽發,詳見文末附表二。此外,都尉亦可簽發,如53、62與78分別是由敦煌郡中部都尉、行(居延)都尉事的居延城司馬與酒泉玉門都尉簽發的,看來不止是一般的郡都尉,連同關都尉亦有簽發“傳”的權限,58中出現的敦煌玉門司馬褒亦應是代行關都尉的職權。①農都尉是否也有此權力,尚不清楚。

郡府差發屬吏,亦常常派遣下屬諸縣的官員乃至亭長從事各種“吏繇”,這種現象至少秦末就已出現,劉邦在做泗水亭長時就常常做繇使被派遣至鹹陽。①江蘇尹灣漢簡5號木牘所見西漢末年東海郡中13位官員因“繇”,9位因“輸錢都內”而不在崗,就與表4中龍勒縣左尉與廣至長、司空嗇夫外出公務一樣,隻是出差目的不同。

此類傳根據文書形式可分為兩類:一是郡級官員直接簽發的“傳”(27—66),二是郡級官員根據“令”簽發的“傳”(67—83)。

第一類從形式上看,是一件文書,亦應是一係列文書運作中的一件。例行事務可能先經屬吏申請,由太守、都尉簽發。遺憾的是目前還沒有找到類似的文書,這裏隻能以向縣級官員申請“傳”的文書來窺見其仿佛。

居延甲渠候官所出簡EPT 53:46雲:“初元三年六月甲申朔癸巳,尉史常敢言之,遣守士吏泠臨送罷卒大守府,與從者居延富裏徐宜馬……毋苛留止,如律令,敢言之。”盡管簡文殘缺,從文稱“敢言之”看,是上行文書。尉史是候官或塞尉官府中的屬吏②,這裏當是甲渠候官的屬吏,“常”姓“郭”,居延簡中常見③,郭常向候報告派遣守士吏泠臨等送服役期滿的戍卒至太守府,候據此簽發“傳”類文書。此文書或屬於簽發傳的申請。從甲渠候官至張掖太守府所在的解得縣至少360公裏④,折成漢裏當在一千裏左右,途經若幹候官與縣,絕非一日可及,亦需要“舍傳舍”。此簡涉及的送罷卒事應是年度性的工作,前文提到丞相史至諸郡送來年戍卒並接罷卒的“傳信”(19),居延新簡EPT65:37雲:“憲等卒當以四月旦交代,故事候長將當罷卒詣官。”此故事或是罷卒離開戍所前至候官處拜別候,遣送罷卒亦應先送到候官所在地。結合三者,遣送罷卒程序大體是自下而上逐級遣送:先由各候長將罷卒送至所屬候官處,各候官再將罷卒送到郡集中,再由丞相史或本郡官吏接回①,候官向太守府遣送時則需要給負責護送的屬吏簽發“傳”類文書。或許每年定時各候的屬吏就會如此安排。居延肩水金關出土的簡37.56雲:“元康令史昌敢言之,遣亭長宋建太守府,與從者裏王。”這當是申請傳。類似的文書還有同出土於金關的218.3、出土於地灣肩水候官府的346.40、出土於A22的163.18等。為郡辦事(如28),流程應近於此。

非日常的臨時事務(32、33、40、45)蓋是郡或都尉根據上級指示,臨時差遣下級官吏去完成。例如,33“以詔書送施刑伊循”便是郡府在接到詔書後根據要求派遣屬縣的一個亭長去完成,在簽發“傳”之前,郡府一定先下府記類文書將任務安排給浩喜縣,縣裏又委派給亭長,並令亭長至郡府接受任務——西北漢簡中常見時稱為“記”的文書,含有召官吏“詣府”或“詣官”的內容,可見其仿佛②——同時領取“傳”。另一些則是突發事務,如53,“逐捕賊殺人亡施刑士”,事發而隨時差遣官吏。漢代郡的職能經曆了由弱漸強的變化過程③,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屬吏與屬縣官吏的前途,因而,原本應由郡承擔的工作很多都轉嫁給屬吏或屬縣,後者無力拒絕,《鹽鐵論·疾貪》中賢良對此已提出過批評,但在實踐中卻漸成慣例。

這類傳僅要求沿途傳舍為持傳者連同隨從、馬匹提供食宿服務,不需要提供車馬等交通工具。其中37與60比較特殊,涉及的事務均為軍吏在西域完成屯戍任務後返回長安的北軍,有“為駕一封軺傳”的內容,同時亦注明“有請詔”,簽發機構似為敦煌太守,也許另是一種新的類型。不過,兩傳均不完整,詳情難定,暫附於此類中。

第二類“傳”均含有“以令為駕”傳車內容的,悉由上下兩文書構成。應是先移文郡守,列出人員、具體行程、目的與要求,郡長吏①接到移文後行文簽發,同時將移文要點抄錄在“傳”的上部,而將自己的簽發文書置於其下。這類傳文書與上麵不同之處在於要動用傳車,應屬於任務比較緊急的一類。而按照“律”的規定,傳車隻有朝廷的禦史大夫通過簽發“傳信”才能調用,郡守一級本無權調用傳車,最晚在宣帝時又在“令”中補充規定郡守、都尉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擁有此權力,等於擴大了郡守、都尉的權限。不過,內容決定形式,因要動用傳車,文書的形式也仿自禦史大夫簽發的傳信,采用上下兩文書的格式。

此類傳的事由包括出使外國使者遣人上書(69)、護送外國使者奉獻長安(67、73、75、76、77、81?)、派遣屬吏到郡內催促軍糧(71)以及遣吏上計(74)等,或多屬於緊急事務。不妨比照一下唐代的規定。唐代律令規定“諸州有急速大事,皆合遣驛”②,緊急時州可動用驛。唐代為州、縣兩級,“州”即相當於漢代的“郡”。唐代的“驛”包含了漢代傳舍與置的功能③,所以顏師古常常用“驛”來解釋《漢書》中的“傳”④。所謂“急速大事”,唐代另一規定稱驛使耽誤了“軍務要速”要加三等處罰,“軍務要速”包括“征討、掩襲、報告外境消息及告賊之類”⑤,仿此,漢代使臣遣人上書似乎也是緊急事務。上計朝廷時間是固定的,不得延誤①,為了按時抵達,故動用傳車。目前此類“傳”隻見到敦煌郡級官員及玉門都尉簽發的,而上計朝廷是每年各郡均要完成的工作,催促軍糧亦是諸郡要務,故可能所有郡守均有此權力。至於護送外國使者為何亦調發傳車,或許與尊重外國賓客有關。調動傳車亦有級別高下之別,護送外國使者、上計多為駕乘傳,而在郡內催促軍糧則隻能用軺傳。

第二類“傳”與前述“傳信”一樣,實際包含兩方麵的內容:一是使用傳車,要求沿途依次提供;二是使用傳舍,亦要求沿途保證供應。

(三)縣級官府簽發的傳

這類“傳”(附表一84—94)或由縣令長(86)或丞(84、87)、守丞(90)單獨簽發,或由縣令、長、守長與丞聯署簽發(85、88、89、91),此外,邊境屯戍軍隊中相當於縣一級的候或守候亦可簽發傳,如92、93與94。據92、93、94與上麵提到的38、39、53、58、62與78,軍事係統中相當於郡縣級別的官員均有權簽發“傳”,這一點過去並不清楚。

此類“傳”數量不多,一些是因為縣內突**況而簽發的,如追捕殺人賊(84、87與89),86與91則是根據詔書而簽發的,還有是為郡的工作而簽發的,如90。按照律令的規定,私事用傳由縣簽發,而公事主要由禦史及郡級官府簽發,“縣”級官府通常不能簽發“傳”,西漢初《二年律令·傳食律》規定:“丞相、禦史及諸二千石官使人,若遣吏、新為官及屬尉、佐以上征若遷徙者,及軍吏、縣道有尤急言變事,皆得為傳食。”②律令僅規定“尤急”與“言變事”兩種情況下才能為縣道官吏提供傳食,說明縣道一級官吏通常不能享用傳食。享用傳食須持傳,因此,縣道長官一般是不能簽發“傳”的。

所謂“尤急”常見的或是追捕嚴重刑事犯。《二年律令·捕律》規定出現群盜殺傷人、賊殺傷人與強盜,縣令與縣尉必須立即率吏徒追捕,並且要“以窮追捕之,毋敢界而環(還)”①,為此常常要追趕至其他郡縣。而“逐殺人賊”屬於“尤急”,無法通過正常手續申請“傳”。《二年律令·戶律》規定裏門要定時開閉,禁止出行時又列舉了一些例外情況,其文雲:“其獻酒及乘置乘傳,以節使,救水火,追盜賊,皆得行。”②顯然“逐殺人賊”作為“追盜賊”之一種,屬於緊急事務,不得延誤,故賦予“縣”應急簽發傳的權限,因而產生上述三傳。

至於“言變事”,文獻與簡牘中均有相關記載。③《漢書·梅福傳》中,成帝時福“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結果“輒報罷”,據傳文載梅福上奏,他是“數上書求見,輒報罷”,他的上書是借助縣裏使者遞到皇帝處,隻是他希望皇帝能批準他乘軺傳至長安麵見皇帝對策而遭到拒絕,此種情況下不需要“傳”。“上言變事”有時是由縣道遣專人送到長安,此時需要持有傳,並非要上書者親至;有些情況下則由上書者直接乘傳至長安,如漢初賁赫所為④,此時亦需要縣道簽發傳,簽發的根據就是類似上述的律令。此外,《傳食律》中還有“以詔使及乘置傳,不用此律”的規定,為奉皇帝詔書出使預留了活動空間。86與91均是縣長吏依據詔書所開具的傳,根據或即在此。

縣級官府所遣官吏多為下級屬吏,如亭長(84、91、92)、傳舍佐(86)、令史(87)、佐(89)與隧長(93、94),惟90比較特殊,派遣的是丞,而簽發的卻是守丞。

這類“傳”有些是緣於屬下的申請,這可由“符”文書獲得旁證。“符”亦是一種出入關津的通行證,多長六寸,分為左右兩半,有刻齒,合符後方予通過,主要用於關津、邊塞地區。①出於A8破城子甲渠候官遺址的居延舊簡286.11雲:“臨之隧長威為部市藥詣官封符,八月戊戌平旦入。”威當是為所在甲渠候官所轄某候長買藥而至候官所在地申請“封符”。藥大概就近便可購到,因此隻需要申請“符”,如果任務無法就近完成,恐怕就要申請“傳”了,手續亦應相近吧。類似的簡還有新簡中的EPT59:173“第三候長樊隆為社市詣官,九月乙酉蚤食入”。樊隆詣官的目的就是“詣官封符”,另見新簡EPT11:9A、B:

此簡證明詣官申請封符亦需要上行文書,此簡就是申請文書。②文末附表中的帶有“敢言之”的文書(附1、2、3、4、6、8、10、11、12)應是此類文書殘件。

不同於禦史大夫簽發的傳信,郡縣官府簽發的“傳”,除了“以令為駕”“有請詔”者可動用傳車外,其餘外出官吏自備馬(如27、28、29、45、58、84、86),個別的也備有車(如58、86),主要在沿途傳舍解決飲食與住宿,故“傳”中隻注明“當舍傳舍,如律令”,如有隨從,則雲“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意思是住宿傳舍與接待隨從均要依照律令的規定。“傳”所針對的也隻是“過所縣河津”(27)、“過所縣道官”(33)、“過所河津關”(42)之類泛指的沿途有關機構,並不確指某個具體的機構。由此可見“傳車馬”主要服務於朝廷使者,“傳舍”則無論朝廷、郡縣使者均可利用。另有縣級機構簽發的“傳”雲“毋苛留止”,如85、93、附2、附3,此類行文是否表示一種特殊類型或施用範圍的“傳”,限於數據,尚不清楚。

總之,朝廷、郡國與縣道三級簽發的“傳”在調用傳車馬、使用傳舍的權限上有明顯區分,大體呈現遞減狀態,級別越低,權限越小。

緊急情況下,或奉詔其中律令與詔書可以調整權限。一旦動用傳車,傳車級別、事務性質與行程、速度有密切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