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主要分析了傳文書中屬於“形式”的文句。下麵轉而考察文書所記錄的持傳事由,並基於此,對於君臣在處理官吏公出持傳這一日常事務上的分工以及詔書、律令的作用做些探討。

關於帝製時代君臣處理政務時的關係,迄今關注不多。不過,越來越多的學者相信政務中直接由皇帝處理的不多,多數是通過君臣合作的形式完成,另有一些則由中樞機構自行處理。至於這種分工的具體細節,如君臣責權的邊界以及邊界變動的情形與背景,唐宋以後資料稍多,可能容易說清,秦漢六朝時期文獻寡少,記錄的多是以皇帝為中心的活動,難得見到後兩種情形,有必要做進一步的揭示。況且這種分析對於認識帝製時期君臣關係的變化發展趨勢,進而認識王朝運行機製的演變與形態都是有意義的。

王朝統治的基調是各種例行事務的處理,具體則落實到各種文書的來往處理上,分類剖析文書內容或許更能顯見日常政務中君臣關係的一般狀態。漢代官員,無論中朝官吏還是郡縣官吏,外出公務的情況相當頻繁①,簽發“傳”文書則是朝廷與地方官員針對此而反複處理的一項例行工作。目前發現的漢代行政文書很多,但具體到某一類或數量有限,或數量雖多而牽連的機構有限。同一類文書中涉及上至皇帝,下及郡縣官吏的很少,傳文書則是其中罕見的牽涉自朝廷到郡縣多個機構,同時出土數量較多的文書,它們自是窺見君臣關係不可多得的一扇窗戶。通過分析傳文書的簽發分工與外出事由的關係,可以略見君臣在處理外出事務中的分工,進而有助於深化對君臣日常政務中的職責分工與雙方關係的認識。同時,簽發程序、傳文書所調用的資源以及相關機構接待持傳官吏亦有一定之規,從中亦可了解詔書、律令在處理此種日常政務中的作用。

表麵看來,持傳外出的事由相當繁雜,觀察事由處理程序,則可分為三類。第一類事由是需要經過皇帝批示後才能簽發“傳信”,目前所見,具體有如下五種情況:

1.軍吏詣部與返回駐地,如1、4、6、8、9,“有請詔”中的22、26、37亦應歸入此類,5或許亦是,文殘,未計。這是西漢宣帝設西域都護,在西域駐兵戍守後出現的事由。西域都護為加官,由朝廷派遣的騎都尉、諫大夫擔任,元帝時增設了戊校尉與己校尉。②這些官員均隸屬於朝廷的光祿勳③,與郡國無關,所統領的軍隊則出自駐守長安的北軍,所以傳文書中有“罷詣北軍”(26),“更終,罷詣北軍”(37)之說。而到了西漢中後期,中朝將軍常常典兵①,所典之兵當包括北軍。

這些“軍吏”從比二千石的高官至最低級的佐史以下的司馬令史,外派西域駐防均需皇帝下“製”批準,服役期滿返回長安也需要以“請詔”的形式獲得傳文書。比二千石的高官外派需要皇帝批準並不奇怪,倒是區區令史等最低級軍吏外出亦須牽涉皇帝,頗不尋常,顯示了漢廷對中央軍隊控製之嚴密。申請傳信的文書均由兩位,甚至三位(如1)中朝官奏請,具體身份幾乎都是不同名號的將軍以及光祿勳或其下屬。西域都護為光祿勳的屬下,而都護所統領的軍隊則來自中朝將軍所掌管的北軍,因此當派遣北軍軍吏至西域屯戍時,需要雙方的上司聯署奏請,說明官吏的統屬關係在漢代公務運作中的重要性。懸泉所出這類傳文書不少,但從全國情況來看,隻是西域都護一處是由朝廷派遣官員、軍隊駐守,軍吏調動需經皇帝批準,此類傳文書應算是特例。有學者以為“傳”用於無軍籍的吏和民①,看來是不對的。

與此相對,張掖郡內屯戍軍隊的小吏基本上由張掖本郡人擔任,並非出自中央②,相應地,其除授遷轉亦無須朝廷過問,這反映了朝廷控製西域駐防軍隊與一般邊地屯戍軍隊的重要區別。

2.送外國客,如2、3、7、15。“有請詔”中的21亦可歸入此類。這是武帝時張騫通西域後長安以西的諸廄、置獨有的事由。

3.官員赴任,如13、14。持傳赴任的官員為敦煌中部都尉(13)與敦煌玉門都尉(14),中部都尉治步廣候官,為敦煌郡下的部都尉,玉門都尉為玉門關的關都尉③,秩次大約是比二千石。①因是赴任之官而持傳的情形應當多見。《漢官舊儀》卷下載舊製:令(吏)六百石以上,尚書調;拜遷四百石長相至二百石,丞相調;除中都官百石,大鴻臚調;郡國百石,二千石調。這表明至少二百石的官吏就要由朝廷來選任,此處所謂“舊製”所指具體時間不詳,但為西漢製無疑。西漢晚期的尹灣漢簡3、4號木牘中所顯示的由朝廷調任的具體情形與此規定並不相違。牘中有從日南郡象林候長(比百石)以功遷為東海郡建陵侯家丞(比三百石),亦有自西域戊校前曲候令史(鬥食)以功遷為東海郡建陽丞(二百石)的。①象林在漢朝最南端,戊校則在西陲,而東海則位於王朝東部,相距甚遠,顯然是在丞相的安排下才出現上述遷轉行為的,因而,官員赴任而持傳當屢見不鮮,張家山簡《二年律令·置吏律》中對此亦有規定:“吏遷徙、新為官,……皆得為駕傳。”②是否所有官吏遷徙都可動用傳車,是有疑問的,不過,幾乎所有赴任官吏可免費享受傳食應是有保證的。《傳食律》稱:“新為官及屬尉、佐以上征若遷徙者,……皆得為傳食。”③其中需要皇帝出麵下“製”的應限於六百石以上的官員。

4.刺史行部奏事(17)。簡文盡管殘缺,但奏事的製度見於文獻,可相互發明。《續漢書·百官誌五》講到刺史的職責時雲:“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胡廣在注釋中說:“歲盡,齎所狀納京師,名奏事。”又曰:“(中興)不複自詣京師。”西漢刺史奏事長安,文獻有載。何武為揚州刺史,“每奏事至京師”④;翟方進為朔方刺史,“再三奏事”⑤;穀永遷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雲雲⑥。據簡17,刺史從所部奏事京師亦需要傳信,從殘存格式推斷,要承製簽發,這亦表明刺史的身份依然是由朝廷派出的使者,而非地方官員。當然,此類傳信僅此一件,且殘損不全,難以窺測具體簽發步驟。

以上四類主要來自禦史大夫承製簽發的傳信,這裏需要進一步解釋的是皇帝批準的派遣使者外出的文書或皇帝任命官員的製書的內容,即傳信中屢屢出現的承“製”中的“製”是否包含了調用傳車?換言之,傳車調動是否也要皇帝過問?從現存漢代遣使巡行及拜任類詔書看,其中並無涉及調動傳車的內容①,現存北齊武成帝與後主“除拜”類敕旨亦無類似內容②。唐代所見此類詔書,絕大多數亦無“給驛”內容。③據此推測,調動傳車應是承製從事的官員為實施皇帝的詔書而下達給侍禦史(或禦史大夫)的命令,並非皇帝詔書中包含此類內容。因此,皇帝處理的主要是事情是否可行,是否該行,以及人事任命本身。

具體到與傳信有關的事務,屬於皇帝處理的事務包括軍吏調動的批準、高級官員的任命、委派官吏護送外國使者回國等,偏重於人事。至於如何操作,則由官員辦理,官員處理的依據應是律令。這些均屬於日常事務,體現了皇帝與官員的分工。當然,這隻是常態,與此相對,在一些征召類詔書中會出現調發傳車的內容,如漢昭帝時韓福以德行被征至長安,後被遣歸,皇帝特地下詔要求:“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④規定沿途提供食宿。韓福本是一介平民,依律令(詳下),原本無法享受傳舍的食宿招待,因皇帝的詔書而獲此殊榮。①類似的又如漢平帝元始五年(5年)“征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曆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②,這些應征者多半沒有乘傳車的資格,皇帝特地發詔準許。此事亦見皇帝詔書與律令在處理調用傳車一事上的不同。

5.奉詔處理事務。這類事由較多,內容亦複雜,常見的有“為詔獄,有逮捕諸郡”(23),“送詔獄囚”(40、45),“雜治詔獄”(111),另有一例是“以詔書送施刑士”(32)。餘下的有“為詔送徒民”(86)、“以詔書買騎馬”(91)、“以詔書詣太醫”(96)。“詔獄”指皇帝下詔追查的特別案件③,由於皇帝已經對有關案件的處理做過指示,官吏在具體辦理與該案件有關的事務時,如廷尉派遣部下到諸郡抓捕涉案人員(23),與郡守處理案件(111),或郡縣官吏將涉案人員押解到指定地點,如敦煌郡(40)、長安(45),均無須再經皇帝批準,可由禦史大夫或郡的長吏直接簽發“傳信”或“傳”,故《漢官舊儀》卷上有“其以詔使案事,禦史為駕一封”之說。其餘四例均是有詔書為依據的,96或是成帝永始四年下詔征召醫者,李音應選而得傳詣太醫。文獻不載此詔,然上引平帝元始五年(5年)曾經“征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曆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結果“至者數千人”④,成帝時亦與此相仿佛。《漢書·兩龔傳》引龔勝語:“竊見國家征醫巫,常為駕。”“常為駕”當是常為駕傳之簡稱。據此,西漢皇帝征召各地醫巫來長安,下詔動用傳車為常態,但畢竟醫巫不是官吏,他們要乘坐傳車隻能由皇帝專門下詔特許。“馬”在漢代是重要的戰略物資,朝廷控製甚嚴,《二年律令·津關令》不少令文就反映了這一點①,據91,直到漢末成帝時期依然如此,故有居延令以詔書遣亭長買騎馬而發傳的情況出現。這類奉詔處理事務而取得“傳”的情況當比較常見,必須指出的是,在有詔書的情況下,無論是中朝派遣的官吏,還是郡縣的官吏,“傳”的簽發本身並不再需要皇帝批準。

據以上分析,當時的事務分類中有一些特定事務需要皇帝認可才能辦理,上麵涉及的五類均屬於此種,不過,不少經由皇帝批準以詔書形式下達的文書實際是起自朝廷或地方各機構官吏的“請詔”,皇帝在處理這類事務中似乎主要扮演了一個被動的核準者的角色,其中隻是在人事任命上能夠更多地體現出自己的意誌。同時亦應看到,皇帝還可以利用詔書突破律令的規定,給予原本無權享用傳舍食宿與車馬的人員以相應的待遇,則顯示出皇帝在這類事務中所具有的積極、主動的一麵。皇帝的兩種側麵並存顯現了其地位與作用的複雜性。此外,還可以見到一些情況下皇帝的批準也並非必要的條件,表明其權力亦可被預支。這裏需要注意的是傳文書中常見的“有請詔”。

禦史大夫非承製簽發的傳信中有四件注明“有請詔”,分別為20、21、22、26,此外,郡、縣官府簽發的“傳”與性質不明的“傳”中亦有標明“有請詔”或“以請詔”的(37、60?、99、105)。從時間上看,這類傳文書見於宣帝(20、21、22、37)、成帝(60)與平帝(26)時期,另,105出土於Ⅱ90DXT0113②,該探方同層位出土有元始六年(6年)的簡(Ⅱ90DXT0113②:4)②,105或亦屬於西漢末年的傳。“有請詔”至少見於三個禦史大夫及若幹郡守簽發的傳信或傳中,並非偶然現象。

裘錫圭先生曾結合文獻、碑刻研究了居延肩水金關出土的《甘露二年丞相禦史冊書》中的“以請詔”,認為含義如《漢書·宣帝紀》顏注引如淳曰的理解,是“請求皇帝批準”①,可從,不過具體細節還需補充。最近張俊民先生披露了懸泉出土的一枚觚,涉及“請詔”,對於認識請詔的含義頗有幫助。該觚雲:

以請詔擇天水郡傳馬付移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太守。詔書擇天水郡置傳馬八十匹付敦煌郡置,縣次傳牽馬,卒 A得,如律令。七月丙子,敦煌大守步、長奉意、丞破胡謂縣泉,移檄到使遮要、縣泉置,寫移檄到,毋令使檄到不辨,如律令。

此觚下殘,但意思大體清楚,涉及從天水郡向附近五郡的置調撥傳馬事。因是申請將天水郡的傳馬調至金城等五郡,最終向皇帝“請詔”者應不是其中某郡的長吏,而應是級別高於郡且負責傳馬事務之機構的官員,或為朝廷負責馬匹管理的官員,如太仆或其屬吏。不過,最初提議“請詔”的可能是諸郡的官員。“請詔”經皇帝批準則變成“詔書”下發有關郡執行,觚的A麵下半部分“詔書擇天水郡”雲雲即是。具體到敦煌郡,則得到天水郡的80匹傳馬。B、C麵是敦煌太守給遮要、懸泉等置的下行文書。③文書的時間應在漢宣帝五鳳三至五年(前55—前53年)間④,表明這次調動天水郡的傳馬是源於官吏向皇帝的“請詔”,並得到批準。此文書寶貴之處在於“請詔”與“詔書”並存,證明“請詔”的含義確如裘先生所論。簡牘中有“有請詔”與“以請詔”(99)兩種不同的說法,兩者的異同,猶待日後研究。居延舊簡有一枚雲:

守大司農光祿大夫臣調昧死言:守受簿丞慶前以請詔使護軍屯食,守部丞武

以東至西河郡十一、農都尉官二、調物錢穀漕轉耀為民困乏儲,調有餘給

該簡出土於A8破城子甲渠候官治所,此文書顯係從朝廷下發至邊地。簡中的“調”全名為“非調”,時間在元帝永光二年或三年。①此簡盡管下部殘斷,但大意尚明。現存內容從用語看,應是最終形成為詔書的文書中大臣上奏部分,亦被稱為“請詔書”。②據守大司農調所雲,“使護軍屯食”一事是守受簿丞慶先前“以請詔”形式提出的,調本人則將其轉呈皇帝,後應得到批準成為詔書③,並下發到居延。因此,“請詔”也有由低級官吏提出逐級上報的情形。上引懸泉出土的觚可能經過諸郡官吏分別請詔,後由中朝官吏匯總再請詔上報皇帝。

注明“有請詔”的傳文書出自承製簽發的傳信之外的多類傳文書,其格式、用語與其他未標“有請詔”的傳文書並無區別,可證所謂“有請詔”類傳文書簽發時實未獲得皇帝詔書的批準。比較第2、3、7及15與21號傳信,持傳者外出的目的是送西域來的外國“客”(2、3、7)或“侍子”(15),或前去護送回國的烏孫公主(21),任務性質相近,而前麵四傳信均為承製簽發,後一則為“有請詔”。“有請詔”均出現在傳信的文書A的尾部(21、26)或編號前(20、22),應是公出官吏的長官給禦史大夫的移文中的標注。根據上文對簽發傳信程序的推斷,“有請詔”表示公出官吏的長官已經向皇帝奏請外出事宜,即上奏“請詔書”,卻一時沒有得到奏可的情況,因此在移文時注明“有請詔”。

請詔過程可能經過多道程序,其間無論文書遞送或處理均可能出現耽擱與延誤。文書即便按時送到皇帝那裏,理論上皇帝應及時處理上奏文書,但也有“不報”“未報”或“留中不下”“寢”等多種情形①,武帝時朱買臣就曾“詣闕上書”,結果“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②。不過,奏請為公出官吏簽發傳信應多屬於日常事務,請而未報可能更多的是皇帝因出行、生病等而無法視事,或外出的事務緊急等技術性原因,由於史書記載簡略,現已無從確知上述幾件注明“有請詔”的傳信簽發時皇帝的行蹤與工作狀況。

更應當指出的是盡管沒有皇帝“製曰可”,還是由禦史大夫簽發了傳信(如20、21、22、26),看來無論是禦史大夫還是出差官吏的長官均確信奏請之事一定能得到皇帝的批準,因而直接簽發了傳信。可見,一些本需要皇帝批準的公出,在履行了向皇帝奏請的必要手續後,盡管暫時沒有得到皇帝的批準,也可以通過注明“有請詔”的形式提前簽發傳信。而禦史大夫之所以能夠確信移文中“有請詔”的真實性並簽發傳信,是因為禦史大夫負責文書的上奏③,他可以了解是否履行了上奏的手續。此其一。

其二,上述傳文書均發現於懸泉,悉非申請傳的官吏之任職地或始發地。20、21、22均由禦史大夫簽發,應是發自長安;26雖亦為禦史大夫簽發,但持傳軍吏卻發自今新疆輪台附近的西域都護駐地;37、60亦是自西域出發,表明有關官吏確實持此傳外出,並得到沿途機構的接待。可見此種“傳信”具有實際的效力,沿途各機構接待官吏亦認可此種傳文書之效力。綜觀此兩點,帶有“有請詔”的傳文書能夠在帝國上下暢行無礙,證明其至少已成為一種為各方所接受的做法。

進言之,如學者所指出的,“請詔”不僅見於傳文書的申請簽發中,亦存在於其他多種文書中,如果上述分析可通,“有請詔”的存在表明在既有的製度框架下,一些原本需要皇帝處理的事務,隻要履行了向皇帝呈報的手續,即便尚未得到批準,禦史大夫與郡太守也擁有一定自主決定的空間,同時各級官府亦認可此種做法的合法性,執行因此程序而發出的指令。“有請詔”似已經成為一種得到從朝廷到基層各級官府遵從的固定化的程序(故事),這種處理事務的方式或許屬於漢代常見的“故事”之一種吧①,這種“故事”得到皇帝認可,且亦為大臣乃至下級官吏所了解,並允許使用,與擅假天子號令而便宜行事的“矯製”“矯詔”等自然有別②。這種情形下皇帝的批準實則已演變成一種可以預期的例行公事,就此一側麵,皇帝實際上已降為官僚機構中不具有個人色彩與個人意誌、且固定履行特定職責的一員而已。這亦表明君臣分工的界線在一定情形下可以突破,皇帝的某些權限可以被臣下預支,皇帝角色的這一側麵在其統治實踐中究竟占有何種地位值得今後更進一步的研究。

“請詔”的存在亦證明在當時政務處理中身為臣下的各級官吏對於君臣在事務處理上的分工是相當清楚的,盡管生於千年之後的我們對於這種分工相當茫然與模糊。

附帶指出,尹灣漢簡3號、4號木牘《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中有若幹官員“以請詔除”③,李解民、廖伯源先生認為:“所謂以請詔除,蓋其遷除之條件不符合法令,長官特為請詔除官。”①所言甚是。這裏可以補充文獻中的一個例證。《史記·張釋之列傳》載,釋之“以訾為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張釋之能夠補為謁者,完全靠的是其長官袁盎向皇帝的請求,這實際就是“請詔除”。而尹灣簡中通過這一途徑除官的五個人中,一為侍郎,二為郎中騎,一為廷史,另一不詳。郎中騎亦是一種郎官②,故多數以此途徑升遷者是朝廷各部門的下級官吏,以郎為多③,其長官為中朝官,與皇帝見麵的機會很多,亦有向皇帝上奏的職責,可以繞過丞相直接向皇帝奏請,為屬吏“請詔”而申請職位,無須考慮是否有資格,如袁盎為張釋之所為。這種“以請詔除”官與傳文書中的“有請詔”手段相同,目的不同。用今天的話講,前者類似於走後門特批,隻不過走的是皇帝的後門。這種除官的途徑至少孝文帝時已經出現,在後代依然存在,如南朝的特發詔授官④,唐代的特敕斜封⑤。傳文書中的“有請詔”則是處理公務時得到皇帝認可的正常處理方式。

以上兩種“請詔”體現了君臣關係中相反的兩種傾向。前者經由“請詔”反映了大臣對皇帝權力的預支;而後者則突出了皇帝對大臣人事權的侵蝕,顯示了皇帝權力的擴張。這兩種現象是否同時存在是今後需要關注的問題,透過兩者應該如何認識君臣關係亦是需要努力思考的方向。

除了上述各種形式的需要皇帝奏準、下詔批準或報批而簽發“傳信”或“傳”外,還有不少事務無須皇帝出麵,而直接由禦史大夫或郡縣長吏簽發,這些可歸並為第二類。事務比較瑣碎,大體可歸納為如下:

1.迎送郡縣的戍卒(19)、騎士(34)。事由相近而無法確定簽發機構性質的有97、112與113。

2.運送物資,如轉輸(44)、輸錢(90)。

3.案事(50)。事由相近而簽發機構難定的有107、108、109、110。

4.祭祀(24)。

5.上計(35、48、57、74①)。

6.雜事,逐材(29)、市藥(42)、收流民(61)、迎天馬(18)、辦軍糧(54)與逐殺人賊(53、84、89)。

所謂“逐材”應是“求”大木材。市藥、收流民與迎天馬均是偶一為之的事務。追捕殺人犯是緊急事務,麵臨此種緊急情形,可以由縣道簽發“傳”,無須請示上級。這顯示了縣道長官具有律令所賦予的一定的自主行為空間。

第三類是郡守、都尉“以令為駕”傳車而簽發“傳”,簽發此類傳亦無須皇帝出麵,隻要符合“令”的規定即可。

以上三類傳文書在當時日常統治中的比重,需要結合其他文獻做更進一步的分析。具體說來,當時統治實踐中,由朝廷直接派遣軍隊駐守邊地大致隻有西域都護一處,因而軍吏調動而由皇帝製可、禦史大夫簽發傳信的情形僅見於西域。護送外國使者回國亦局限在漢朝與西域諸國,並非全國性事務。而因官員赴任而下製簽發傳信的情形亦不會太多,這與官員的任期有直接聯係。西漢武帝以前,郡縣官員的任期多較長,有的達十年以上,武帝以後則出現以三年為期的現象,而到西漢後期,任期則更短,多數隻有一年左右,東漢前期則又恢複到久任的局麵。②這是全國範圍的觀察,就西北邊地而言,通過排比漢簡中出現郡縣級別的官員的文書的時間,可看出大致的任職期限。懸泉漢簡的資料沒有全部公布①,居延簡中關於居延都尉,特別是甲渠候的任職時間,學者已做過分析。其中首尾時間可知的兩漢時期居延都尉任職最少4年,甲渠候西漢時任職多在6年以上,王莽與東漢初年任期較短。兩職分別為二千石與六百石,均由朝廷任免。②這些僅是根據文書推斷的最短任期,即便如此,任期至少也有4年。這或與張掖、敦煌地處邊境地區,條件艱苦,任務煩劇——後者更是犯人流放之地③——無人願意承擔有關。無論如何,因官員赴任下製簽發傳信應是不太常見的情形。刺史奏事隻是每年一次,全國不過有刺史十三人左右,此類傳信顯然數量很有限。中下級官員赴任亦需持“傳”,但任命無須皇帝過問,簽發傳更是如此。至於奉詔從事,事務較雜,可能比較多。

第二類,即朝廷與郡縣無須經過皇帝而簽發的“傳信”與“傳”應該說占據了傳文書的主體。這類傳文書所處理的事務多是年複一年各地需要不斷重複進行的工作,如送迎戍卒、騎士,運送物資以及祭祀等。從全國範圍看,漢代百餘郡國每年都要送迎戍卒、騎士與衛士,分別至邊地與京師長安,有時改由各縣完成,如尹灣漢簡5號木牘所見。輸錢至都城長安大司農的都內或指定地點亦是內地收支有結餘的郡每年要完成的任務。祭祀則是朝廷與郡國一項日常工作,西漢規定每年對先帝廟祭祀25次,還不包括對五嶽、四瀆等的祭祀。這些亦均需要持“傳信”前往行禮。④“上計”亦是郡國每年要赴朝廷履行的職責。“案事”,應是郡府派官吏下到屬縣追查各類事務,有時為調查某件事務上書朝廷,則由朝廷派官吏下到郡縣“案問”追查。至於需要官吏離開治所下到郡國或屬縣,或其他郡縣的雜事更多,上麵所舉隻是目前所見的,實際當會更多,其中追捕殺人犯應是常見的事由,且縣亦可根據律令發“傳”。附表一所見黃龍二年(初元元年,前48年)與初元二年(前47年)兩年中由敦煌太守千秋一人與長史等簽發的此類傳就有9件之多(45—52、72),這當非他所發傳之全部。如此推算,全國百餘郡,再加上都尉,一年中所發的傳的數量一定相當驚人。

第三類,即郡守與都尉依令調動“傳車”並簽發“傳”,僅限於特定或緊急事務。附表一中54是遣守屬“辦軍食郡中”,而71是使守屬“趣軍食郡中”,工作內容僅一字之差,但有緩急之分,後者就可“以令”調動傳車,並使用傳舍,而前者卻隻能使用傳舍。涉及上計的四件“傳”中,35、48、57與74間亦有此種分別,原因不詳。不過,此類數量應不會很多。總體觀察,不需要皇帝製可而直接由朝廷與郡縣簽發的“傳”為數居多。

以上分析表明在涉及官員外出的各類事務的處理上君臣有相應的分工。其中至少朝廷所轄軍吏的調動與罷歸、外國使者回國、高級官員赴任、刺史奏事需皇帝製可,相應地簽發傳信要根據皇帝的“製”。這些或是皇帝職權範圍內的事務。不過,這些事務也逐漸日常化,皇帝的製可成為可以預期的結果,因而出現了“有請詔”現象,僅向皇帝上奏請求批準而實際未得到批準情況下就簽發“傳信”或"傳"。此外,根據皇帝詔書需從各地調動人員(如詔獄、征召特需人才等)與物資(如馬匹),也可由相關機構簽發“傳信”或“傳”,由此而出現的“傳”不少。

皇帝詔書可超越律令,具體說來,一是縣級機構可據詔書簽發“傳”,而正常非緊急情形下無此權限,二是一些本無資格使用傳舍乃至乘傳的人亦可因詔書而享受其服務,如各地的醫巫、《漢書》所載元始五年詔書所提到的那些人。奉詔而簽發“傳”亦無須再經皇帝批準,亦顯示了詔書以及詔書背後的皇帝意誌所擁有的突破律令的權力。不過,具體執行中對於官吏使用傳舍、享用傳食的待遇等還須依照律令行事,至於百姓一旦奉詔使用傳舍與傳車,享受何種待遇,則可能需要在詔書中規定。

另外,仔細分析,詔書所針對的多是一些偶發的臨時性活動,或許是律令中沒有涉及的,屬於特例;而針對不斷反複出現的日常事務,如涉及物資與錢財的調運、戍卒與衛士的迎送、日常祭祀、郡內事務的處理等,朝廷與郡縣自行簽發的“傳信”與“傳”依據的則是律令。

湖北江陵張家山漢簡中的西漢初年《二年律令》對於乘傳車與享用傳食者的範圍均有規定。關於傳車,《置吏律》中有:

郡守二千石官、縣道官言邊變事急者,及吏遷徙、新為官,屬尉、佐以上毋乘馬者,皆得為駕傳。①

西漢初年的律規定郡守與二千石官可調用傳車,同時賦予縣道官府特定情況下可調用傳車的權限,但如上文所見,出土的西漢中期以後的實際傳文書所遵從的與此有別,當是律令後來做了更改。盡管如此,至少可以認定,漢代律令對哪些官員有權調用傳車是有具體規定的。關於傳食,亦是如此。《傳食律》有:

丞相、禦史及諸二千石官使人,若遣吏、新為官及屬尉、佐以上征若遷徙者,及軍吏、縣道有尤急言變事,皆得為傳食。

諸吏乘車以上及宦皇帝者,歸休若罷官而有傳者,縣舍食人、馬如令。②

規定相對還是較籠統,實際事務的內容隨著時間推移應會不斷增多,衛宏《漢官舊儀》卷上有“(刺史)傳食比二千石所傳”之說,當是武帝設刺史後新增的規定。不過,縱使律令不斷增加,勢必也難以一一涵蓋,其關鍵當在於由官府差遣的官吏,從事的是公務。這類“傳信”與"傳"應數量最多。而“令”則是一調節因素,特殊情況下郡級官府可依令獲得調用“傳車”的權限。依上引律,漢初已有關於傳食的“令”,但對象是特定的官員。懸泉漢簡中發現的《廄令》殘文雲:

馬以節,若使用傳信,及將兵吏邊言變以驚聞、獻寫駕者匹,將以……以除候,其以教令及……孝武皇帝元鼎六年九月辛巳87—89C:9 ①下。凡六百一十一字。廄令。

盡管簡殘斷,文意欠明,但與使用傳信及駕傳有關應無疑問,且屬於“令”,字數亦頗多,當是形成於武帝元鼎六年以前,此後頒下施行。前述“以令為駕”類傳文書或許就是根據此令。漢代君臣在簽發“傳信”與“傳”上的分工是否存在於其他事務中還需要更多的研究。

彰顯律令作用的又一標誌是每件傳文書末尾的“如律令”。各類傳文書均以“如律令”結尾,而漢代官文書中出現“如律令”者極多,自宋代以來學者已做過不少研究,按照最新的研究,“如律令”在秦及漢初尚有實際內容,武帝前後逐漸成為一種固定的文書格式,與具體的法令無關。②不過,辨別“如律令”的含義需要結合漢代的律令與其他有關文書。傳文書結尾處的“如律令”盡管已經成為固定的文書格式,卻依然具有實際內容。就傳文書而言,判斷接待是否“如律令”,必須將傳食文書納入視野。

懸泉所出的傳食文書詳細記載了路過懸泉並享用傳食的官吏消耗的米粟數量、時間、傳食的次數等,如Ⅱ0216③:57雲:“出米一鬥二升,有傳,五月丙午以食金城允吾尉駱建,從者一人,人再食,西。”③據該文書,駱建及一名隨從在懸泉吃兩頓飯,每人每頓用米三升。無論官員還是奴婢,一頓用米三升是通行的標準,幾乎所有享用傳食的過客都是如此。①這一標準應是律令規定的,漢初《二年律令·傳食律》中對傳食有規定:“車大夫牌米半鬥、參食,從者糲米,皆給草具。車大夫醬四分升一,鹽及從者人各廿二分升一。”①漢初規定的具體數額為米一餐5升、一餐313升,而且盡管使者與從者給的米品質不同,但均高於西漢中後期一餐米3升,其間應做過修改與簡化,盡管未見到漢代中後期的有關規定,但可肯定律令對此類瑣事亦有明確的說法。對於從者的數量,根據使者身份的高下,漢初的律令也有明確的規定。據此,傳文書結尾的“如律令”並非徒為文書格式,而應有具體的含義,即按照《傳食律》之類律令的規定為官吏及隨從提供車馬、住宿與飲食,換言之,傳文書的簽發環節可能會出現超越律令的情況,如因皇帝的詔書而下發的特例,而在沿途諸機構接待問題上,則幾乎均需依據律令進行。所以在縣級官府奉詔簽發的傳文書末尾同樣要注明“如律令”。實際上,官府還要定期核查傳舍接待使者情況,包括傳食的消耗、傳車的使用與狀態、傳馬的情況、死亡傳馬處理情況等,這些均根據律令進行。可以說,在簽發傳的問題上,較之更多地體現皇帝一時之意誌與想法的詔書,律令更多地關注的是事務的日常性、連續性與處理的穩定性,這是傳文書得以運轉與執行的基本依據與保證。

漢代許多官吏,上至禦史大夫,下及邊塞的候長、隧長,任職均要求須“明法”“明習律令”或“知律令”②,官員亦保存有律令的抄本③。還應提到的是,郡縣屬吏基本是由本郡人出任,與一年一換的戍卒不同,張掖郡屯戍軍隊中的小吏亦多出自本郡,可長期為吏④,懸泉的情況應相近,因此他們應對與其所處理事務有關的律令比較熟悉。傳文書是公出官吏的介紹信,一方麵用來證明持有者的身份,另一方麵亦是下達給沿途有關機構的書麵命令,置或傳舍的官吏多年負責接待過往的官吏,自然熟諳相關律令的規定,故傳文書無須具體注明律令條文,隻是簡單提示按照律令行事即可。如果不將傳文書置入相關文書及事務的網絡與官吏的知識背景中,很難辨認出“如律令”的切實意義。

這些傳文書不僅幫助我們認識君臣政務上的分工,亦可窺見漢帝國通過律令在統治上所達成的號令統一。禦史大夫簽發的傳信姑且不論,不少郡縣級官府簽發的傳文書的持有者要到距離簽發地相當遙遠的地區處理公務:如34是自上郡至敦煌郡迎接從軍的將士,上郡治所在今陝西榆林南,兩地相距1500公裏以上;61則是自敦煌去東海、泰山郡收流民,自西向東橫跨帝國,兩地的直線距離更在2000公裏以上,來回所需時間至少數月;90是從河南郡平陰縣送錢至敦煌,直線距離亦在1700公裏以上。盡管路途遙遠,且沿途眾多置、傳舍、關、津與簽發“傳”的郡、縣並無直接的統屬關係,卻憑借一枚“傳”與上麵官長的封泥便能通行無礙,並得到食宿供應,顯示了漢帝國日常管理的統一與高效,且這種體製持續運行了數百年,其基礎就是漢代的律令。在漢代簡陋的物質條件下,在如此廣袤的地域內,帝國日常統治運作所達到的如此客觀化的程度令人驚歎。

在讚歎漢帝國製度的客觀統一的同時,我們也應看到,製度設計與運作上盡管已達到相當的水平,但由於生活在這一製度下的官吏的思想世界卻遠未達到如此境地,而是處在神怪鬼魅交織的狀態,而且人們日常的活動空間也是相當狹小的,缺乏對比較遙遠的地區的了解,一旦外出履及陌生地區,常常充滿恐懼,因此,東漢文獻中常常見到有關“亭傳”中的鬼怪故事,體現了製度與人們心理上的緊張與衝突。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