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通過分析西北出土的114件漢代傳文書,可以看出從朝廷的禦史大夫到地方的郡守乃至同級的都尉均可為外出公幹的官吏簽發介紹信與通行證——傳信或傳,以備查驗並作為沿途傳舍、廄與置提供免費食宿的憑據,而縣與同級的候官隻有緊急情況或奉詔才能簽發。郡縣簽發傳通常需要副職的聯署。其中禦史大夫所發的傳還可調用沿途廄、置的傳車馬以接力方式載運持傳官吏,郡級官府所發的傳隻有個別情況下,依據“令”規定才能調用沿途廄、置的傳車馬,縣級官府則無此權限。需動用傳車馬時,駕車的禦者亦由相關廄、置提供,具體采用迎、送兩種方式載運持傳官吏。傳車馬有不同等級,速度有快慢,迎送官吏時沿途停經的置、廄與傳舍亦不同。從這一製度不難看出漢帝國統治所達到的統一與高效程度。
從持傳公出涉及事由分析,朝廷所轄北軍軍吏調動、送外國使者、高級官員赴任等少數事務需經皇帝批準才能簽發傳信,有時亦可以“請詔”形式奏請皇帝備案,未經皇帝批準情況下提前獲得傳文書,此種情形下皇帝的批準成為可以預期的符號,君臣分工的原有界線則可被臣下跨越。其餘大量日常事務,如迎送戍卒衛士、運送物資、調查案件、祭祀與上計等,朝官經由禦史大夫,地方由郡,緊急情況下縣亦可直接簽發,無須皇帝過問,它們顯示了君臣政務處理上的分工。這類傳文書最多。
而“詔書”則可突破既有律令的規定,賦予原先無權發傳的機構相應權力,讓無資格使用傳舍者使用傳舍,體現了皇帝個人意誌在事務處理中的突出地位。不過奉詔情形並不多見。簽發途徑盡管有區別,但以源於律令規定為主,而傳文書均要求沿途廄、置與傳舍按照“律令”接待,從現存傳食記錄看亦基本依律令行事,均顯示了漢代日常事務處理中“律令”的規範作用。
透過傳文書,亦可認識到漢代皇帝角色的不同側麵。既有發揮個人意誌突破律令的一麵,又有例行公事的一麵,在特定情況下,其權力甚至亦可被臣下預支。
68以下為郡府“以令為駕”類的傳文書。“O”:參與簽發;“×”:未參與;“?”:殘缺不詳。“庫令”等文字表示簽發時由此官員“兼行”相應職務。中間編號缺的或是文殘無法確定,或是由都尉簽發,未計。
本文寫作過程中得到台灣史語所邢義田先生,本所馬怡先生,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德芳、張俊民先生與楊眉小姐的惠助;2008年4月15日將此文提交本所第76次中古史研討會,得到馬怡、楊振紅、宋豔萍、趙凱、孟彥弘、黃正建、胡寶國等先生的指教,謹此一並致謝。
2007年4—10月初稿
2008年3—5月修訂
2008年11月15日修訂
2009年9月1日修訂
原刊《文史》2008年第3輯(總第84輯),第5—54頁。本文撰寫時懸泉漢簡與玉門關簡尚無係統公布,金關簡、地灣簡均未公布。此後也有不少學者對此問題加以研究,如楊建《西漢初期津關製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藤田勝久《中國古代國家上情報傅達——秦漠簡廣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6年)、鷹取祐司先生《肩水金関遺址出土の通行証》(收入鷹取先生主編的《古代中世東アジアの関所と交通製度》,東京:汲古書院,2017年),畑野吉則《秦漠文書通伝システムの研究》(日本關西大學博士論文,2018年)、富穀至先生的《文書行政的漢帝國》中也有所涉及。迄今懸泉漢簡隻公布了兩卷,還有六卷待刊,其中還會有不少相關資料。關於金關簡中的各類通行證,鷹取先生做過係統整理,郭偉濤也在開展這方麵的研究。有鑒於此,本文一仍其舊,沒有補充新刊資料,隻是訂正了引文,論著略做增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