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以來,郡縣每年年末要派人向上級匯報一年的工作,是為上計。西漢時期,郡國每年年末派人到朝廷上計,在長安負責受計的是丞相(西漢末改稱大司徒)與禦史大夫,隻有武帝時曾四次親自受計,其餘朝並無皇帝受計的慣例。①兩府在受計結束前,要分別召見郡國計吏,並各自宣敕,告誡一番。兩府召見的順序,應是禦史大夫在先,丞相在後。計吏在聽罷丞相的敕之後,就要打道回府了。
西漢末年兩府接見計吏的儀式與宣敕的內容,東漢初年衛宏的《漢舊儀》有詳細記載。不過,《漢舊儀》全書最晚明代已經亡佚,現存實際隻有一個來源,即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輯錄的二卷本與補遺一卷。孫星衍的輯本則是基於四庫聚珍版的《永樂大典》輯本,並以兩《漢書》、唐宋類書中的遺文校、補而成。①兩本內容大同小異。其他輯本或襲用孫輯,或在孫輯基礎上再加補遺而已。②
關涉本文的部分最早見於《續漢書·百官誌一》“司徒”條劉昭注補引《漢舊儀》③,此外,北宋孫逢吉(11世紀後半期)《職官分紀》卷二《司徒》“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條注亦引此條④,明朝梅鼎祚(1549—1615年)編《西漢文紀》卷四亦收錄此敕,複見於《四庫全書》所收《永樂大典》本《漢官舊儀》。有關儀式則見於《北堂書鈔》卷七九《上計》⑤、洪谘夔(1176—1236年)《兩漢詔令總論》⑥。
茲以點校本《後漢書·百官誌一》“司徒”條劉昭注補引《漢舊儀》為底本,校以他書文字,底本無誤則不出校,錄文如下:
哀帝元壽二年,以丞相為大司徒。郡國守丞①長史上計事竟,遣。公②出③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記室掾史一人大音④讀敕,畢,遣。⑤
敕曰:“詔書數⑥下,禁吏無苛暴。丞史⑦歸告二千石,順⑧民所疾苦,急去殘賊,審擇良吏,無任苛刻。治獄決訟,務得其中。明詔憂百姓困於衣食,二千石帥勸農桑,思稱⑨厚恩,有以賑贍之,無煩擾⑩奪民時。今日公卿以下,務飭儉恪,奢侈①過製度以益甚①,二千石身帥③有以化之。民冗食者請謹⑩以法,養視疾病,致醫藥務治之。詔書無飾廚傳增養食⑩,至今未變,又更過度①,甚不稱。歸告二千石,務省約如法。且案不改者,長吏以〔聞〕。官寺鄉亭漏敗,牆垣他壞不治,無辦護者,不勝②任,先自劾不應法。歸告二千石聽。”
關於丞相召見上計吏的儀式,《北堂書鈔》卷七九《設官部·上計》“大聲上答”條:
《漢書》:哀帝元壽二年郡國計竟發遣,司徒出迎,親問百姓疾苦。所計掾吏各一人音聲大者上答。又讀五條詔書,讀敕畢,罷。③
此段記載與《續漢誌》所引《漢舊儀》出入不少,其中提到各地計吏要選大聲者回答司徒的提問,正與司徒親問相應,當是為《續漢誌》引文所省略掉的內容。而所讀的敕為《五條詔書》,亦是《續漢誌》所引忽略的一點。此敕的內容應是詔書,尚有旁證。宋人洪谘夔《兩漢詔令總論》在講到“奉行之序”時雲:
郡國長史上計,丞相禦史記室大音讀敕畢,遣以詔書。④
此說當是對《漢舊儀》有關內容的概括,“遣以詔書”即指發遣儀式上大聲宣讀的敕。其內容摘自詔書,且涉及五個方麵,故稱“五條詔書”。西漢刺史行部“以六條問事”,循吏好為“條教”,以及王莽執政時頒布的“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⑤,均是其比。孫星衍《續古文苑》卷五便根據《北堂書鈔》的記載將上引敕文細分為五條,茲依校訂後的文字,按照孫氏的區分,分條列於次:
1.詔書數下,禁吏無苛暴。丞史歸告二千石,順民所疾苦。急去殘賊,審擇良吏,無任苛刻。治獄決訟,務得其中。
2.明詔憂百姓困於衣食,二千石帥勸農桑,思稱厚恩,有以賑贍之,無煩擾奪民時。
3.今日公卿以下,務飭儉恪,奢侈過製度以益甚,二千石身帥有以化之。民冗食者請謹以法,養視疾病,致醫藥務治之。
4.詔書無飾廚傳增養食,至今未變,又更過度,甚不稱。歸告
二千石,務省約如法。且案不改者,長吏以〔聞〕。
5.官寺鄉亭漏敗,牆垣他壞不治,無辦護者,不勝任,先自劾不應法。歸告二千石聽。①
孫氏的劃分基本可從,隻是最後一句“歸告二千石聽”或許是整個五條詔書的結尾,要求將以上內容轉告二千石,而不屬於具體哪一條。
此五條詔書的內容涉及郡國治理的很多方麵。第一條要求去殘賊、擇良吏、獄訟平,關注的是治理方針、用人與司法。第二條具體圍繞如何治民,強調勸農桑、保證民時,出現災荒要賑濟。第三條強調公卿以下要儉樸恭敬,不得奢侈逾越製度,二千石要身體力行,以此勸化百姓。百姓有疾病要提供醫藥救治。第四條強調詔書要求不得整飭廚、傳舍,增加飲食,至今未改,而實際上反複超過標準,很不相符,要求計吏回去轉告二千石,務必依法節約減省。追查不加改正者,長吏要向上匯報。
第五條涉及官府設施的維護,官寺、鄉亭設施出現漏雨、破敗,牆體毀壞不加修治,負責官員便是不勝任其職,要先自己舉劾自己沒有按照法令行事。
以上內容,較之西晉以後皇帝接見計吏後頒布的“五條詔書”顯得不那麽係統化,更缺乏思想上的連貫性①,更多地體現了對郡國實際治理中暴露的問題的關注,帶有更多的針對性。
這些內容雖然是以皇帝未駕臨,僅司徒在場,並由記室掾史宣讀“敕”的形式來傳達的,其內容則是皇帝詔書的摘錄與重申無疑,其中幾次出現了“詔書”與“明詔”,代表了皇帝的一貫立場與想法。
此外,如學者指出的,《漢舊儀》的這段記載,實際是大司徒主持的敕戒上計吏儀式單,而敕文可能是某一時期固定使用的禮儀性戒敕。②此說很有道理。類似的禮儀性詔書《漢舊儀》還有保留,如神爵三年丞相初拜策與五鳳三年正月禦史大夫初拜策③,具體內容如下:
惟神爵三年十月甲子,丞相受詔之官,皇帝延登,親詔之曰:
“君其進,虛受朕言。朕鬱於大道,獲保宗廟,兢兢師師,夙夜思過失,不遑康寧,晝思百官未能綏。於戲!丞相,其帥意無怠,以補朕闕。於戲!群卿大夫,百官慎哉,不勖於職,厥有常刑,往悉乃心,和裕開賢,俾之反本又民,廣風一俗,靡諱朕躬。天下之眾,受製於朕,丞相可不慎歟?於戲!君其誡之。”
大夫初拜,策曰:“惟五鳳三年正月乙巳,禦史大夫之官,皇帝延登,親詔之曰:‘禦史大夫其進,虛受朕言。朕鬱於大道,獲保宗廟,兢兢師師,夙夜思已失,不遑康寧,晝思百姓未能綏。於戲!禦史大夫,其帥意盡心,以補朕闕。於戲!九卿、群大夫,百官慎哉!不勖於厥職,厥有常辟,往悉乃心,和裕開賢,俾賢能反本乂民,靡諱朕躬。天下之眾,受製於朕,以法為命,可不慎歟?於戲!禦史大夫,其誡之。’”
兩者文辭仿《尚書》體,與《史記·三王世家》中冊封武帝三子的文辭相類,屬策書無疑。兩者內容幾乎完全一致,差異除了稱呼,基本限於個別字詞,上麵用陰影標出,不難分辨,有實質性區別的一句是策禦史大夫時提到“以法為命”,此應與其職掌有關。①而據《漢舊儀》,兩者分別是神爵三年(前59年)十月與五鳳三年(前55年)正月對即將赴任的丞相與禦史大夫頒布的策書,內容可以說是沒有什麽差別,具體是不是丙吉拜丞相,以及杜延年拜禦史大夫時所用,並不清楚。兩者均未出現丞相與禦史大夫的姓名,與《三王世家》中實際的策書不同,更可能是某個年份之後,每次丞相與禦史大夫之官時皇帝頒授的通用之詞②,神爵三年與五鳳三年或是初次行用的年份。③兩者與上文所討論的“五條詔書”可以為比。
五條詔書若是禮儀性戒敕,可能是某段時間內每年上計結束前反複宣讀用的文本,其內容體現了這一時期內皇帝關於二千石治理郡國的要點。要想考證出此詔書最早究竟何時出現,可能性不大。也許它經曆了一個不斷豐富、調整的過程。至少我們知道,第三、四條在宣帝時均曾專門下過詔書④,加之宣帝本人十分重視二千石對郡國的治理,常稱“庶民所以安其田裏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並拔擢重用循吏⑤,現在係於哀帝元壽二年的五條詔書很可能最後定型於宣帝時期,一直使用到哀帝朝。
這裏令人感興趣的是詔書第四條。在這樣一個重要的場合,為何會專門提到“無飾廚傳增養食”,涉及這樣一類具體機構及其工作?
所謂“廚傳”,《漢書·王莽傳中》記載始建國二年冬,莽複下書曰:“不持(布錢)者,廚傳勿舍,關津苛留。”顏注雲:“廚,行道飲食處。傳,置驛之舍也。”(99中/4122)當時皇帝分布各地的行宮內亦有廚或共廚,主要為帝王提供祭祀用品和飲食①,詔書針對的當然不是這類廚,而是泛指分布帝國各地的負責接待公務外出官吏,為其提供飲食與住宿的設施。例如,位於敦煌郡效穀縣境內的懸泉置,就下轄有“懸泉廚”與“懸泉傳舍”,為過往官吏、使者以及西域諸國入漢貢獻的使者提供食宿服務,附近的魚離置、遮要置、龍勒置、廣至置與淵泉置亦設有“廚”②,這類設施當時遍及全國。傳舍的分布亦如此。③這些機構數量雖多,但規模不大,官吏秩次甚低,一般主管者官不過嗇夫,秩級也就百石甚至更低④,在帝國整個官吏隊伍中微不足道,以至《漢書·百官公卿表》《續漢書·百官誌》等論述官製時並未正麵提及。
“養食”中的“養”指做飯或做飯之人⑤,“養食”連用,當指飯食。“廚傳”與“養食”指是西漢時期官辦的公務接待機構及其主要花費。如前所述,此條意在強調實際運轉中,或整飭/裝飾廚傳,或增加飯食的做法一直沒有改變,花費超標,要求務必節儉行事。詔條中所謂“詔書無飾廚傳增養食,至今未變,又更過度,甚不稱”,指此前曾頒下要求整改此類行徑的詔書,但沒能得到嚴格執行,如學者所言,宣帝元康二年(前64)五月詔,其中就提到:
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逾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漢書8/256)
宣帝已然對此類現象提出批評。這裏針對的主要是擅自興發徭役,整飭/裝飾廚傳,來滿足接待使者過客,逾越職分與律令,以邀取名譽,沒有提到提高飯食標準。①能引發皇帝下詔專門就此問題加以批評約束,說明此時此風蔓延以及危害都已達到相當嚴重的地步。
這一告誡相當具體乃至細碎,顯非治理郡國的原則,無法與五條詔書中前麵三條相提並論。如此內容卻收入針對計吏的敕,與為政方略一道年年宣讀,並要求轉告府主,是小題大做嗎?一定不是。在皇帝與丞相心目中,此弊恐怕已經滋長到危害國政的程度,無法容忍,不得不在如此重要場合當眾再三叮囑。同時,隨著這一內容變成禮儀性戒敕的一部分,似乎也在暗示問題並沒有隨著丞相反複宣讀皇帝的詔書而明顯改善,暴露出皇帝自身的力不從心。
皇帝為何對廚傳與養食的花費如此關注?我們不能不順著皇帝的目光,去看看這些無足輕重的機構及其開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