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帝國建立後,為維持有效的統治,均設立了遍及境內各地的郵傳係統,以保證文書傳遞與人員往來的順暢進行。①就現有資料看,從秦到漢,這一係統經曆了分化與完善的過程,時間可能是在西漢初年。
秦代各地主要設郵亭與縣舍(傳舍),開始設立部分驛、廄與置②;西漢初,則發展為郵(亭)、驛、置、廄與縣傳舍並存,分布上也更合理。
隨著帝國疆域的四下擴展,這幾套機構亦不斷向外延伸,具體設置上亦有為節省開支而並置一處承擔多種功能者,亦有分別設立者。①
從裏耶秦簡的地名裏程木牘看,當時裏程遠近均是以兩個縣之間的距離來累計的②,其時尚沒有普遍在縣治所之外的道路沿線設有專門保障人員食宿的機構——如漢代的置——距離較遠的兩縣之間會設有若幹“郵”或亭,但其主要任務是負責傳遞文書,供應往來官吏食宿隻是附帶為之,條件應該有限。③為外出官吏提供食宿主要應由沿途的縣與鄉來完成④,因而,裏耶秦簡所見類似西漢傳文書的木牘上注明的均是“謁告過所縣鄉以次續食”(秦二世元年七月,簡5-1),普遍設立專門保障往來官吏使者等的食宿與交通的“置”應該主要是西漢的發明。
這些官辦機構中的人員多半為官吏,有些,如郵人,則是征發當地百姓來充任,而其花銷則依靠當地官府的供應。這是為維護統一帝國的持久存在所不得不付出的代價。至於每年這些機構的實際花費,現在已無從知曉,當時恐怕也沒有專門的統計。不過,我們可以根據漢代的情況作一粗略的推算。如果能夠知道漢代傳、置的數量以及每個傳、置一年的基本開支,就可以估算出一年此類機構的花費。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江蘇東海縣的尹灣漢簡以及甘肅敦煌懸泉漢簡提供了不同側麵的資料,加上《漢書·地理誌》的基本數據,這一推算的基本條件已經具備。以下就此問題作一探討。①
首先,估算采用的年代是西漢末年,大體以《漢書·地理誌》所載資料的年代為準,即元延年間。其他資料不少亦是西漢末年的,相互之間亦大體吻合。
其次,關於漢代全國傳、置的數量。《漢書·地理誌下》雲:“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縣級機構一共1587個,與《百官公卿表上》的說法一致。從東海郡看,當時縣級機構均應設有傳舍②,全國應有1587個傳舍。此外,同一交通線上相距較遠的兩鄰縣治所之間還會居間另設“置”,以保障來往官吏的食宿與交通。③
據居延新簡EPT59:582“裏程簡”,從長安出發西北行,在茂陵與好止(時)之間就有“茯置”,好止再向西北七十五裏,另有“義置”;在安定郡境內,涇陽縣與高平縣之間則有“平林置”;張掖郡內,媼圍與觸裏之間有“居延置”,日勒縣與屋蘭縣之間有“鈞耆置”。敦煌懸泉出土的裏程簡Ⅱ90DXT0214①:130中張掖郡的昭武縣到酒泉郡的表是縣之間有“祁連置”,酒泉郡縣置十一,共六百九十四裏。而敦煌郡內從東到西有九個置,知其名者七所,四個位於縣治所,即淵泉置、廣至置、效穀置與龍勒置,三個居間,即魚離置、懸泉置與遮要置。①不僅人煙稀少的帝國西陲如此,百姓輻揍的東部發達地區亦如此。尹灣漢簡《元延二年日記》中十月辛卯(3日)立冬“從卿之羽,宿博望置”②,《漢書·地理誌上》“東海郡·祝其”縣條下注雲“《禹貢》羽山在南,鯀所殛”(28/1588),羽或許就是指羽山。譚圖將其標注在郯縣東。此置當在附近,但不在羽本地,因為墓主師饒二月三、四日二晚均宿過羽。此例表明東部地區同樣會因兩縣距離過遠,居間設立專門的“置”提供住宿。
考居延與懸泉漢簡提供的設“置”所在兩地之間的距離,從100漢裏到180漢裏不等③,酒泉郡則是平均63漢裏一置,兩縣距離平均為126漢裏。取其居中的數據,如果兩縣之間距離超過130漢裏(1漢裏=415.8米④,合54.054公裏),其間就應設一個置。⑤以此距離為標準,觀察《中國曆史地圖集》第二冊中西漢部分各刺史部的詳圖,再結合主要交通線的位置,可以發現:中原地區,郡縣位置亦不平均,有些相距較遠,不得不居間另設住宿機構;而中原以外的邊郡,郡縣更為分散,相距甚遠,很多地區都需要另設“置”。
水路,據新披露的北京大學藏秦水陸裏程簡,規定了四季不同時節在江、漢、燙水與其他小水上每日行船的距離,還要區分上水與下水、重船與空船。①如研究者所言,這些應是錄自官方規定,可以視為秦代關於南方水路日均行程的標準。不過,對水路而言,可不必另外沿水道設立接待設施,船艙本身就可以附帶提供住宿。②如果沿陸路,則需要相應的配套接待設施。而據裏耶秦簡,當時是水陸並用;湖南郴州出土的西晉簡亦記載了不少當時桂陽郡下各縣郵、亭與驛,以及相鄰縣界間的陸路裏程,還數次出現“不在正路,依已卯詔書省”。
基於以上考慮,本文以譚圖為依據⑥,按照刺史部分別具體估算一下在縣級治所之外設立“置”的數目。
與此密切相關的是漢代國內道路的分布。考慮到詔書之類文書的下達是逐級進行的,即在皇帝製曰可之後,經禦史大夫下達給丞相,丞相下發給朝中的將軍、二千石官員以及郡國的守、相,再由守、相向下屬的縣、道、邑與侯國下發,同時還要下發給諸都尉。①另,郡國的長吏每年春天要“行縣”,巡視屬縣,郡吏也會隨時到屬縣公幹,縣級機構每年末還要向郡上計,匯報工作②,郡治所所在一定有道路(無論水陸)連通下屬各個縣級機構以及都尉的治所。當然,因山形水勢的限製,郡內的道路未必均會呈現以郡治為中心的環狀放射布局,其中,各地的大小河穀往往是地區間交通的重要孔道。還有,道路一旦修通,往往會沿用數百甚至上千年,因此,後代記載較詳的道路,往往早年已經出現。這裏也可借用唐代,乃至更晚一些的資料來幫助確認漢代的道路走向。
根據上述前提與條件,具體測算結果是至少需要另外設“置”470個(以郡為單位的詳細分布與統計,見文末附錄一),與縣邑侯國合計為2057個。
進言之,為了更準確地估算西漢末年傳置的接待費用,還需要根據傳、置與交通線的關係做出進一步的區分。重要交通孔道沿途的傳、置日常接待過往官吏、使者任務繁重,開銷更大,郡治所在縣亦是如此,兩者均應單獨核算。根據曆史交通地理與考古學的研究,現在可以大致複原出西漢時期國內主要交通線③,詳見文末附錄二。沿途經過的縣、置一共519個。
傳、置的接待任務與花費,亦可據文獻以及出土簡牘做些估算。
據考,官吏與使者外出的目的主要包含如下內容:到郡或朝廷上計;守、相的行縣、刺史行部以及郡吏的視察、案事、追捕案犯;人員(戍卒、衛士、徭役、係囚、證人、外國使者)的迎送與物資(錢、糧食與貢品、工官的產品)的調運,因公購買物品;朝廷官吏到各地祭祀、案事郡縣、過路軍隊、使者經過、官員軍吏的遷徙調動、官吏的繇使、外國貢獻等①;還有刑徒因赦免還鄉,按照律令規定,亦需沿途提供口糧②。
其中一些,如郡國或朝廷官吏案事、郡吏視察、追捕案犯、迎送係囚與證人、因公購買物品、使者路過、官員的遷徙調動、官吏的繇使,反複發生,時間卻非固定,屬於隨機出現的日常事務;還有一些限於某些地區與道路的事務,如軍吏的遷徙調動、外國貢獻與迎送外國使者,恐怕集中出現在邊郡以及邊郡通往長安的道路,尤其是西域與長安之間;餘下的則是定期發生的日常事務。
這些事務加在一起,按年度計算究竟有多少,無以確知,隻能利用各種線索做些推測。
一般郡縣的情況,使用縣傳舍與置的頻率和次數,隻能利用個別資料加以估計。據尹灣漢簡《元延二年(前11年)日記》,墓主人師饒該年中曾先後有80晚在傳舍(37晚)、亭(29晚)、置(1晚)、郵(1晚)等官辦機構中住宿。③這些天的活動應該屬於公務,至少是打著公務的旗號。其中九次為郡內出差,六次是到郡外——周邊的楚國、琅琊郡(途經城陽國)出差,僅楚國就去過四次,彭城傳舍一處就至少先後居住過19晚。若按照郡內、郡外出差的劃分,郡內出差曾在外住宿17晚,餘下的63晚(其中13晚在東海郡內的機構,50晚在外郡的相應機構)則是因出差郡外而致。①
據尹灣漢簡的名謁以及懸泉簡中的郵書記錄、郡縣簽發的傳信,郡與其他郡縣間的公務及官吏間的私人往來頗多②,而當時長吏不能隨意出界③,這些往來任務均由屬吏完成。因此,郡吏要到外郡出差,是其正常工作。
不過,師饒此年到外郡,特別是在楚國逗留的時間有些長,如二月十五日—三月六日到楚國,至少9晚宿南春亭,三月廿五日—六月三日之間到楚國出差,先後在彭城傳舍住宿了15晚(另外宿南春宅23晚,未計在80晚內),並不尋常,所以他一年中出差外郡所致的63晚住宿不能算是正常情況。其他4次到郡外出差在外住宿的日期分別為11、6、5(?)、7晚。④若以一次5晚計,6次合計30晚來體現一年中一般到外郡出差住宿的天數,與郡內的17晚合計,一年中因公務外出住宿的天數為47晚(其中在東海郡的機構住宿天數為17+13=30晚)更接近正常情況。
以此為基準,來計算一下東海郡所有郡吏一年公務外出住宿的天數。按木牘2正,太守府員吏27人,都尉府12人,除去太守、都尉及丞,則分別為25人及10人。不過,這隻是編製內的人數,據木牘5反,當時太守府實際在職的府吏為93人。這些府吏職掌繁雜,是否都會外出公務?從上引《日記》看,此年中師饒先後擔任過法曹(七月十五日)、曹書佐(八月廿八日)與功曹(十月十九日),此前擔任職務不明,任四職期間均曾出公差。另據筆者對懸泉簡中郡簽發傳信的分析,實際承擔外出工作的屬吏類型亦頗多①,因此,假定太守與都尉兩府的屬吏均如師饒一樣承擔類似的公務外出任務,則所有郡吏一年外出住宿的天數為(93+10)人×47晚=4841晚,其中在東海郡機構住宿的天數為(93+10)人×30晚=3090晚。
東海郡有38個縣邑侯國,則有38個傳舍,外加1個置(博望置),減去郡治郯縣的傳舍,平均在每個傳舍住宿的天數為3090晚÷38個=81.3晚/個≈81晚/個,這隻是郡吏一年中住宿在該郡傳舍的平均天數。②此外,還有屬縣的縣吏以及朝廷與其他郡縣官吏路過或到該郡公幹住宿該郡的傳舍,假定這幾種情況下住宿傳舍的天數與郡吏使用的天數相當,則東海郡的傳舍一年中的接待任務為81×2=162晚。
關於東海郡內的交通路線,根據尹灣漢簡木牘1與2,該郡設“郵”34,並在6個縣級機構設“郵佐”(下邳2、郯2、費2、利成1、臨沂2、蘭旗1③),途經此6個縣級機構的道路應是主要郵路,故設有郵佐。從地圖看,此六處形成以郯縣為中心的環狀布局,僅郯縣正東方向沒有主要郵路。到彭城的郵路則是南下經過下邳,西轉經呂縣。此條南北走向的郵路恐怕亦是經利成,北達琅琊郡、高密國,南連臨淮郡與廣陵國的大道。①
值得注意的是,據《元延二年日記》,該年師饒四次赴彭城,隻有一次循此路,其他三次均未經過下邳,或是經武原,或是直接從郯縣至呂縣。②看來,在平原地區,盡管存在朝廷設置的郵路,但因縣級設置多、道路交錯,大道之外,還有各種間道、便道,各種接待機構密布,官吏出行道路往往有不同選擇,未必一定取道交通幹線或郵路,因此,在估計東部平原地區傳舍接待任務時,不再依據是否位於交通線來劃分接待任務的數量與等級。山區、丘陵或人跡罕至的邊地,則繼續考慮與交通線的關係。
如果將附錄二所收的交通線繪製在西漢時期的曆史地圖上(見本書附圖),可以看到當時以長安為中心的路網分布情況,同時,根據具體道路是由多少條路匯聚而成,可以推知其承擔的交通與接待任務的多少。如果將交通線之外的郡、縣的接待任務量視為1,起始段的交通線,如西南地區的邛都(越寓郡治)—江原段(成都的前一個縣)的11個傳、置的接待任務量應為2,同樣屬於此路另一分支的味縣—武陽段(成都的前一縣)的20個傳、置的接待任務量亦為2。兩條分支在成都匯合後,到下一匯合點葭明之前的“某置”,共8個傳、置,接待任務為(2+2)+1=5。而江州(巴郡治)—某置(葭明前一置)的11個傳、置的接待任務亦為2,葭明至“某置”(渭河道上的西邊起第二置,與褒斜道匯合前一置)的11個傳、置,接待任務量則為(5+2)+1=8。長安以西的渭河道西通西域,時稱“空道”,任務繁多,其接待任務多於一般的要道,任務量計為4,則龍勒—小張掖的29個傳、置任務量為4。自小張掖始,此道分作南北兩途,北線經安定郡至長安[播(僭)次—茂陵的23個傳、置],南線經金城郡、隴西郡至長安(鸞鳥—虢縣的22個傳置),每線所經傳、置的接待
任務則為2+1=3。其中南線虢縣以東某置至槐裏的道路(4個傳、置),則匯聚了來自西域與巴蜀的兩條道路,以及褒斜道,其接待任務量為8+2+1+1=12。
其他地區的接待任務亦依此類推,唯一有別的是,若當地有數條道路時,接待任務量則平均到各條上,如從番禺(廣州)北上至長沙的道路,中間分為三途,則具體根據分支情況計算:
番禺經郴縣(桂陽郡治)—來陽(鄙縣前一縣)的12個傳、置為1。番禺—某置(廣信的前一置)的8個傳、置為1。
廣信經始安至某置(泉陵的前一縣)的14個傳、置為1.5+1=2.5某置(廣信後一置)經經富川至某置(泉陵的前一置)的11個傳、置亦為1.5+1=2.5。
泉陵—鍾武(鄙縣的前一縣)的5個傳、置則為(2.5+2.5)+1=6。鄙縣—棘陽(宛縣的前一縣)的22個傳、置則為6+1=7。
到宛縣後複分為三途,不過,經武關至長安一線最為近便,亦使用最多,餘下取道洛陽的道路應使用較少。前者計為5,後兩途各計為1。
宛縣(南陽郡治)經武關至藍田(霸陵的前一縣)的12個傳、置則為5+1=6。
宛縣經魯陽至某置(洛陽的前一置)的6個傳、置則為1+1=2。宛縣至襄城(陽翟的前一縣)的6個傳、置①亦為1+1=2。
以上僅是示例。所有各線內各段的接待任務量均標注在附錄二中,按接待量統計的傳、置數量則見下表。
根據附錄三的計算結果,可以將西漢末年全國範圍內的傳、置,按照接待任務的比例劃分為七等①。
如果以上文推算出的東海郡元延二年每個傳舍、置接待任務162晚為一般傳舍、置的年度接待任務①,視為1,則可以根據上表,計算出全國傳置接待任務量與花費。
接待花費主要包括飯食開支以及提供運送服務的傳馬飼料開支。據懸泉漢簡的出米記錄,在傳舍享用飯食的過往官吏,一餐的用米標準一般是3升②,多在一處吃兩餐。當時人一般每日隻吃兩餐。③一行或兩人,或一人④,則按平均1.5人計。因此,一次單程的接待任務至少需要支出糧食3升×2餐×1.5人=0.09石。具體估算結果見上表。
以上數量隻能說是個初值,原因是此處僅是從郡縣的角度來估算的,沒有顧及因朝廷的活動而帶給長安及其周邊郡縣的接待任務。據懸泉簡Ⅱ0216②:866—870元帝永光五年(前39年)的“失亡傳信冊”,朝廷遣官吏到先帝陵前宗廟祭祀,因路途遠,亦需持傳信,並在途中縣、置食宿。而這種祭祀每年有25次之多。⑤這隻是一項工作而已,還有更多為今人所不知的任務。由此不難想見長安周邊傳置接待任務之多。具體數量,可以根據甘肅敦煌懸泉發現的由禦史大夫簽發的傳信編號做一估算。
先就懸泉發現的遺失傳信記錄來看看朝廷簽發傳信的數量。這類記錄最後往往帶有編號,如“外三百五十五”“外七十五”之類。
“大始五年”實際就是“征和元年”,《漢書·武帝紀》未記載此年何月改元及其原因,但最早也應在六月。①或以為此類簡屬於遺失傳信記錄,為事後的追述②,但所謂事後,亦不會相距太遠。傳信為重要憑證,一旦發現遺失會即刻追查。③而發現遺失傳信必在案事期間,一般案事不會拖延時間過久,追查會立即展開。因此,下達追查文書的時間與實際遺失不會相隔很久。值得注意的是“大始五年(征和元年)”的三枚傳信抄件末尾的編號,透露出禦史大夫簽發同類傳信的數量。
三枚傳信末尾的編號同為“外”,應屬一類,另外至少還見到“傳”字、“禦”字編號。對比簽發日期與編號的數字,可以肯定其間編號並非連續的流水號。是否按四時來累計?答案亦是否定的。按四時,七、八、九三個月作為秋季,應連續累計,最後一枚的編號應大於前一枚才對。看來這些編號隻能是逐月或逐日分別累計的,這恐怕是與漢代文書行政中編製“月言簿”或“日言簿”的做法相一致的。
究竟是按“月”還是“日”統計?
若以上釋文無誤,分析例6—9末尾的編號,這些數字恐怕更可能是按“日”累計而成的流水號。若是按月累計,應不會如例7與8,到當月下旬,才簽發到十一或卅一號傳信,平均每天僅1件上下,對控禦廣土眾民的漢廷而言,少得有些不可思議。①
當然,這些傳信的編號一定是據文書送達禦史府的時間,特別是實際簽發的先後順序隨機給予的,單純據數字的大小來蠡測每日的簽發數量並不可靠,亦不能依數字多寡來判斷不同日子的簽發量。但是,從例1、4、6、9與10來看,每天的簽發量相當可觀,恐要以百計。持朝廷簽發傳信外出的官吏與使者無不取道自長安輻射各地的道路,無怪乎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朝廷出台為交通孔道上的長安、新豐、鄭、華陰、渭成與扶風廄的傳馬增加飼料的規定②,這些分布在長安東、西與北方要道上的廄置乃各方人員集散之地,其中傳馬承擔的迎送任務最為繁重。這些持傳者外出目的地與途經道路不可能一一落實,恐怕自中央向周邊由多到少漸減,應該大致無誤。將長安周圍的傳、置設定為使用最為頻繁的設施,應該不成問題。
具體接待任務量,可據上表中禦史大夫每日簽發的傳信“外”字編號數做些估算。假定這些傳信編號是當日的最終數字,可用這些編號的算術平均數來獲得禦史大夫日均簽發傳信數。計算結果取其整數是128次/日。當然,這隻是從朝廷外出的人員次數。一年則為128×(360-10③)天=44800次。若以此作為上引成帝建始元年規定增加飼料的六縣所承擔的朝廷外出人員的年度接待任務,則所需糧食數為0.09石×44800次×6=24192石。連同前表估算所得,全國縣、置一年的接待糧食消費一共為52804.89石+24192石=76996.89石。
糧食之外,見於懸泉簡的還有肉食消費。最集中的莫過於元康四年(前62年)的《雞出入簿》,茲將涉及雞支出的諸簡列於次:
出雞一枚,以食長史君,一食,東出雞一隻(雙),以食使者王君所將客,留宿,再食,東出雞二隻(雙),以食大司農卒史田卿,往來四食,東出雞一隻(雙),以食丞相史範卿,往來再食,東出雞二隻(雙),以食長史君,往來四食,西出雞一枚,以食大醫萬秋,一食,東出雞一隻(雙),以食刺史,從事吏一人,凡二人,一食,東出雞一隻(雙),以食大司農卒史馮卿,往來再食,東出雞一枚,以食使者王君,一食,東①
如學者所雲,此處的“隻”實指“雙”,表示兩隻,一隻則稱“一枚”。②消費雞的幾乎都是朝廷派出的大小官吏或使者,隻有“長史”可能屬於敦煌郡的官員,因此,恐怕隻有一定品秩以上的官吏才有資格在傳舍享受食“雞”,標準均是一次一枚,當為通例。③學者已注意到此簡冊並不完整④,按簡129雲“最凡雞冊四隻”,而簡128雲“今毋餘雞”,當年應消費了44隻(88枚)雞,現存出雞記錄隻涉及了10隻(20枚),相差甚遠,並非當年全部資料可以肯定。
據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與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的《傳食律》,傳置提供的食材均無“雞”,似非全國範圍內普遍供應的肉食。不過,從行文與移文內容看,此《雞出入簿》乃是基於“定期簿書”製作的年度性“定期文書”①,說明對過往使者官吏供應“雞”並非偶一為之的舉措,而是固定化的安排,盡管能享用此待遇的不是所有的過客。的確,數百裏外的甘肅金塔縣的肩水金關遺址,當時隸屬張掖郡肩水都尉府下的肩水候官,出土的漢簡中亦發現了為過客提供雞的記錄:
出粟小石二石為禦史張卿置豚二、雞一隻,南北食
出粟小石三石為廷史田卿買豚二、雞一隻,南北食
兩簡出土時毗鄰,字跡一整齊一略草,用筆方式多有相同之處,似為一人所書,或屬同一冊書。兩次所出的粟用來買豬與雞,價格不同,原因不詳。廷史指廷尉史,兩人均為朝廷派來的官吏。看來雖然律令中沒有規定,現實中“雞”已成為招待官吏,尤其是朝廷派遣的官吏時常見的肉食,且雞的飼養遍布各地③,供應容易,因此,有必要將其消費計入開支中。
若以此年的數據為準,可以以此為標準,推算出全國第四等傳、置中一年消費雞的數量88枚×58=5104枚。
第四等的傳、置中648晚的接待任務中(648晚×2餐=1296餐)有44次提供了雞,消費88枚,比例為88/1296≈6.8%,若以此作為第二至七等縣、置接待任務中供應雞的一般比例,可以推算出一年中雞的消費量。一等傳、置在長安附近,承擔任務的以朝廷官吏為多,可以享用雞的比例應更高,姑且以其3倍,20%計算。
以上七等合計,全國傳、置一年消耗的雞為152686.92枚。其他肉食消費,見於已刊資料的不多,如:
七月十一日庚申,主羌史李卿過西,從史一人,用米六升,肉一斤
出錢六十,買肉十斤,斤六錢,以食羌豪二人……
似乎肉並非普遍可以消費的食材②,加上缺乏足夠的資料,姑且不計入開支。至於醬、豉、酒與蔬菜,相關的記載亦不多,均暫不列入。
綜合上述推算,可以大略估計出西漢末期一年全國各類縣傳舍與置接待過往官吏使者的糧食與雞的支出:口糧76996.89石,雞152686.92枚。
此外,另一項更為沉重的開支是傳舍與置中配備的馬匹的飼料。其消耗量甚至要比過往人員的糧食消費都多。
各地傳置的馬匹數量並不一樣,亦與任務多寡直接有關。西域孔道上的傳置因往來人員多,運送任務重,配置馬匹的數量多。據懸泉漢簡,甘露二年(前52年),敦煌郡一共有廄置九所,有馬360匹,平均每個置有傳馬40匹。③河西四郡恐怕均是如此配備。帝國境內其他重要的交通幹道不同路段,根據附錄三得出的接待任務量,可以區分出多寡,相應地配備的馬匹數量亦有差。大體可以利用唐代的標準做個參照。到了唐代,仍是根據任務多寡為“驛”配備馬匹,分為7等,最多的75匹,最少的8匹。①長安及其周邊的傳舍與置,任務最繁,配備的馬匹應該最多,姑且是每個機構70匹來核算。這是第一等。最少的第七等傳置,可參考《二年律令·津關令》對西漢初年長沙國規定,配傳馬10匹而已。②各等以10匹為差,從最多的70匹到最少10匹不等,其中懸泉置所在的西域空道為第四等,40匹,具體劃分見上表最左邊一欄。
馬匹每日的飼料標準,《二年律令·金布律》有規定:
馬日匹二鬥粟、一鬥叔(菽)。傳馬、使馬、都廄馬日匹叔(菽)一鬥半鬥(簡425)
此處的傳馬、使馬與都廄馬的飼料量應是每日粟二鬥,再加上菽一鬥半。這恐怕是與這三類馬經常要承擔各種任務,體力消耗較多有關。隨後的建始元年(前32年)還曾專門為不同用途的官府馬匹加食。③實際傳馬每日的飼料消耗,懸泉漢簡中有一些記載,詳見文末附錄四。一般的日飼料量應為粟或麥二鬥,外加茭一鈞。以此實際飼料量為標準,可以推算出全國所有傳舍與置中的傳馬一年所耗飼料數量。
這些均是未經去殼的原糧。若折算成米,以60%的出米率計算,折合米1364256石。②如果全吃糧食,馬的飼料消耗,遠高過人員。
全國傳置一年的馬匹飼養與接待過往使客的原糧消費為2273760+76996.89×10/6=2402088.15石,據《漢書·地理誌下》,西漢末統計,全國“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以畝產3石③,田租為三十稅一計算,一年的田租收入為827053600畝×3石×1/30=82705360石。傳置一年的糧食消費占國家田租收入的比例約為2.9%。
換個角度來對照。據《史記·平準書》,武帝時“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雜乃足”;《漢書·食貨誌上》載,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在五鳳(前57—前54年)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一年中傳置消費的糧食相當於武帝時期一年關東地區向關中運送漕糧的60.1%,相當於六成。
最後一項開支是傳、置中傳車的日常購置與維護費用。懸泉置大約有傳車10—15輛,且要定時清點、統計傳車的狀況。①漢代車輛種類繁多,但幾乎均為木製②,道路主體乃泥土修治,不曾硬化,崎嶇顛簸,車輛使用中損耗極為常見。越是接待朝廷官員繁忙的傳、置越是如此③,懸泉簡中有關記載很多。另外,修治車輛似乎亦非各地工匠均能完成,懸泉簡中便出現了“為郡治傳車長安”而簽發的“傳信”④,證明了此點。凡此種種,均需要相當的花費,統計起來,亦應頗為可觀。可惜,目前資料尚無有關的費用可供推算,暫付闕如。
李錦繡曾計算過唐前期各項交通費的支出,並折合成錢,為589.95萬貫,超過了可計算的官吏待遇(558.2萬貫),認為其數額之大,費用之廣,堪稱支出之最。⑤漢代的數額雖然難以折算成錢,但僅就糧食數量而言,亦不算少。當然,這些恐怕還隻是正常的消費,實際支出應不止於此。
不過,即便能夠準確推算出當時傳、置年度接待費用開支,亦隻能說是今人之見。就已刊簡牘看,當時除傳置機構及其上級縣邑道國外,郡國一級應無針對此類費用開支的專門簿籍①,皇帝自然也無從掌握實際花銷的數額。皇帝之所以會關注此問題,要求厲行節約,恐怕主要是源於其個人的“感覺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