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麵具體估算了西漢末年全國置傳一年的招待開支,下麵轉而依次分析為何會出現招待費用膨脹以及皇帝的詔書為何失靈。單從懸泉漢簡看,就可以發現若幹現象的端倪。

首先,當時已經出現用官府糧食超範圍接待個人的情況。敦煌懸泉遺址發現的西漢出米記錄中就有這樣的事例:

出米一鬥二升,十月乙亥,以食金城枝陽長張君夫人、奴婢三Ⅱ90DXT 0213②:112②人,人一食,東。

此簡無年號,但從已刊資料看,本探方地層②所出的紀年簡最早為甘露三年(前51年)十一月(Ⅱ90DXTO213②:139),最晚為綏和二年(前7年)八月(Ⅱ90DXT0213②:33)③,該簡的年代應不出此範圍,基本應是在元帝、成帝時期。此次招待對象是金城郡枝陽縣縣長的妻子與奴婢一行四人,或是至官舍就夫,或是自枝陽外出,無論哪種,均不是什麽公務,而是私人或家庭事務。

當時女性除去公主之類外,幾乎均無公務身份。①漢代官員妻子通常與官員同居於國家供給的官舍②,不過,這種做法盡管流行,很可能並非出於朝廷的製度安排,而是官員們在任官實踐中逐步爭取來的,且不為時人所認可。《漢書·何並傳》載,哀帝時何並任潁川太守,“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挑選“妻子不至官舍”來表示“清廉”(77/3268),看來在時人心目中,妻子至官舍雖是慣例③,卻常常和貪腐糾纏在一起。時人的這種印象當是來自其接觸、聽到的眾多官員妻子至官舍及隨後發生的事實,這一印象及背後的事實是推斷張君夫人的出行性質時不能無視的。

此次張君夫人帶著奴婢外出,並不符合《二年律令·傳食律》中由官府提供傳食的範圍④,《二年律令》雖是西漢初年的律令,且非全部,不過,從西漢後期的情況看,置傳的支出不斷增加,皇帝反複要求加以控製,對享受傳食者的範圍隻會越發予以限製,而不會放鬆。因此,按西漢初年的規定,張君夫人及其奴婢不應享用傳食,到了後期更應如此。⑤

實際上,她們享受到傳置的接待,恐怕原因就在於她那縣長夫人的身份。說不定縣長張君事先已經和沿途的接待機構打好招呼,或許這類事情已經成為官場上心照不宣的潛規則。我們知道,到西漢末年,官場上交往請托潛滋暗長,已漸成風氣,文獻中的記載已經不少,敦煌這樣的邊鄙之地也難以免疫。①這種情況能夠出現,並堂而皇之地記錄在懸泉置的賬目中,說明直接經手的傳舍與廚的小吏,以及上級負責核查的官吏都默認這種做法。

這一行4人享受官方飲食招待,等於白占國家的便宜。西漢的金城郡枝陽縣在今天甘肅蘭州市西北不遠處。恐怕來的時候從枝陽一路走到敦煌,相當於從今天的蘭州走到敦煌,一路上都是如此,糧食開銷亦可推算出來。根據文末附錄二,可知從枝陽出發到懸泉要經過30個傳舍或置,若在每處都享用一食計算,來回一共耗費米30處×1食×0.12石×2次=7.2石,等於增加支出了3.6人一個月的廩食。如果是自鄉裏至官舍就夫,則是單程,所費的米為3.6石,相當於1.8人一個月的廩食。一次挖朝廷牆腳的行為增加的糧食開支不多,但若此類行為蔓延開來,搭便車的人數不斷膨脹,積少成多,累加起來,多出的糧食消耗一定不是個小數目,現在懸泉漢簡刊布有限,隨著全部資料的發表,一定還會發現更多類似的情況。

無獨有偶,數百裏外的肩水金關出土的漢簡中的確看到類似的情形:一枚殘牘記載了為接待到來的“居延都尉夫人”,“使守閣熹取二鬥”(以下殘,73EJT30:208B),而簡73EJT7:98為一殘簽牌,A麵載:“永始二年正月以來居延都尉夫人及吏、吏從者。”B麵年號不存,尾部在“吏從者”後還有“庫吏奴婢名”五字。②熹所取的可能是米,用來招待都尉夫人,據後一枚簽牌,這種接待活動似已常態化,因而會形成記錄的簿籍與專門的簽牌。這是金關接待經過的上級官員夫人的記錄,當然也超出律令的規定。一個置如此,全國兩千多個傳舍與置多少都麵臨此問題,一葉知秋,這類額外的糧食支出匯集在一起,數目自然不會少,雖然當時不可能有此類統計。

文獻中也有相類的記載。《漢書·魏相傳》載,昭帝時魏相任茂陵令,有“禦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禦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結果魏相發現有奸,收捕,案致其罪(74/3133)。該客詐稱禦史的目的亦是貪圖傳舍的免費食宿加上車馬服務,之前一定成功過多次,故敢於虛張名號,膽大妄為,此次因魏相洞察秋毫而將其逮捕治罪。類似問題不可能因一次被法辦便銷聲匿跡,且亦不可能僅見於此地此時,盡管文獻沒有更多的記載。

以上種種做法手段不同,目的亦不同,一致之處是擴大了享受傳食者的範圍,成為導致置傳開支膨脹的原因之一。

其次,置傳的馬匹消耗亦常常超過律令規定,這亦是造成開支不斷上漲的又一原因。

透過懸泉簡,不難看到官府對於馬匹的管理相當嚴格。不僅每匹馬都有名字,還要專門為馬造籍,稱為“傳馬名籍”,詳細記錄每匹馬的毛色、性別、標記、體貌特征、年齒、高度、用途與名字等①,定期匯報傳馬的數量。飼料供應亦要編製文書記錄。一旦傳馬死亡,置傳還要專門集合官吏數人一起查驗死因,並寫成“傳馬病死愛書”詳細說明死因與勘驗情況。上級亦不時查看馬匹情況。有時丞相要專門過問馬匹情況。懸泉簡出土了宣帝時丞相黃霸下發的文書:

五鳳四年二月壬寅朔庚戌,丞相霸告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太守、諸侯相,上五鳳三年置傳官用員馬課府書。案:所剝賣馬或不署初病缺年月日、負得算數,又不上官,無蓄積、馬以辜死,告劾。

這是針對全國各地的置、傳,要求以郡國為單位,上報前一年此機構編製內馬匹情況的考核文書②,並羅列了一些應該起訴官吏的情況,其中就包括馬因苦死亡。從“置傳官用員馬課府書”看,此類文書可能是郡國每年都需要編製的,故有固定的名稱,但是否一定要上報丞相,或許未必。此年可能是特例,故需要丞相專門下文書。朝廷對養馬頗為關注,太仆寺下專設機構管理全國的馬政。馬匹不僅與對匈奴戰事關係密切,亦與維護國家正常運轉息息相關,有時甚至要削減宮廷用馬來補充邊郡與三輔的傳馬。③

上文提到,置傳為喂養馬匹所耗費的糧食遠遠超過接待過往官吏使者的需求,另一常見的現象是馬匹死亡常常超過律令的規定,據甘露二年(前52年)敦煌太守下發的一份文書,敦煌郡有廄置9所,傳馬編製360匹,一年中死掉的馬則有368匹,等於全部死掉一次,還多出8匹,因此太守發文嚴詞督責,文中概括的原因是“馬飲食不得度,病不以時醫治,馬死者以故眾多”。④當時對馬匹喂養與管理,建立了嚴格的責任製,並規定了具體的賠償標準:“·傳馬死二匹,負一,匹直(值)萬五千,長、丞、掾、嗇夫負二,佐負一。”(I0205②:8)規定傳置所在的縣的長、丞與掾以及傳置或廄的嗇夫各承擔二成,而廄佐負擔一成。此規定可能是法令中的一條①,賠償的數額相當不少,即便是最少的佐也要交納1667錢,傳舍佐的月俸不過600錢,益俸後才720錢②,廄佐的俸祿亦應相同。為賠償一匹馬,要花掉兩個多月的俸祿。縣丞為二百石,月俸2000錢③,而應納的賠償是3333錢,亦超過一個半月的俸祿。如此高的賠償額度,隻會導致官吏另想辦法,規避懲罰。懸泉簡的傳馬病死愛書恐怕也不能排除有不少是他們合夥編造出來對付賠償的文書,縣裏也樂得如此,不然他們也要分擔賠償。上級對於馬匹狀況也頗為關注,使者行部,亦會專門查看馬匹情況,懸泉簡中有:

護羌使者方行部,有以馬為盜,長必坐論。過廣至,傳馬見四匹,皆瘦,問廄吏,言十五匹送使者,太守用十匹。

這應是一份文書冊書中的一枚,時間不詳,涉及護羌使者視察廄置,見到傳馬不僅數量很少,且體態瘦弱,追問下落與緣由。傳馬羸弱,一方麵是使用過度,另一方麵應是上麵敦煌太守下發文書所說的“飲食不得度”,喂養上未按標準足額供應,與生病不能及時醫治所致。懸泉簡Ⅱ0214②:556載:

製曰:下大司徒、大司空。臣謹案:令曰:……置傳馬粟鬥一升,叔一升。其當空道日益粟,粟鬥一升。長安、新豐、鄭、華陰、渭成、扶風廄傳馬加食,匹日粟鬥一升。……建始元年,丞相衡、禦史大夫譚。⑤

此令當為建始元年(前32年)製訂,哀帝時在一份詔書中引用。這裏僅引用與置傳馬相關的部分。所謂“日益粟,粟鬥一升”,應指增加馬匹每天的糧食供應,一鬥粟增加一升,若日定量為粟二鬥,則增加為粟二鬥二升。若按此令來核查地當孔道的懸泉置的傳馬口糧供應,見文末附錄四,並沒有達標。此前恐怕也是如此,所以太守才會有“飲食不得度”的責問。克扣下來的糧食用來做什麽,現在還不清楚,或許隨著懸泉簡的全部公布,會發現線索。

馬匹喂養打折,加上任務繁重,死亡率高並不奇怪。為滿足置傳的正常運轉,就需要額外調配或購買馬匹,甚至會征調私人馬匹①,相應地都會增加地方的開支,甚至會成為個人的負擔。一旦這種情況擴大蔓延,對各地乃至朝廷而言,開支壓力不會小。

複次,懸泉簡中的文書還顯示當時已經出現了官吏狐假虎威,打著上級的旗號,利用傳置資源來滿足個人私欲的情況。這亦是導致置傳開支增加的又一原因。如以下三簡:

建昭二年二月甲子朔辛卯,敦煌太守強,守部候修仁行丞事,告督郵史眾√欣、主羌史江曾、主水史眾遷,謂縣,聞往者府掾、史、書佐往來繇案事,公與賓客所知善飲酒傳舍,請寄長丞。食或數……

食毋過一月。監史以傳廩米者毋給肉,皆務以省為故,敢不變更而縣享殺食兩肉飲酒與賓客會傳舍,請寄長、丞;征發非法,乘吏車馬,致案。長、丞阿黨聽請不言,必坐。ⅡTO214②:551

各戒慎不可忽,如律令。三月癸巳效穀守長建、丞光謂遮要、縣泉置:寫移書到,如府書律令

此三簡恐屬同一冊書,為元帝時下發,在傳達到懸泉後存檔時與其他文書編聯,後散亂,出土時僅首簡與另外五枚簡編在一起,編繩尚存,餘下兩枚出土地僅隔一個探方,且地層相同。

就內容看,敦煌太守風聞郡府的各種屬吏外出案事時在傳舍中有不法舉動,而下文書約束。這些人離開郡治到屬縣案事過程中,公然與所親近的賓客在傳舍喝酒,喝完之後,還將消費的酒記在所在縣的縣長或丞名下的賬上,即算是縣長、丞消費的。太守隻是對負責監督諸置的監吏重申了要求,如在傳舍享用傳食不得超過一個月,依傳信提供廩米的不給肉,務行節省,並要求所在縣長與丞不得縱容此類行徑,否則要依法處理。文書的言辭看上去還是頗為嚴厲的,卻缺乏切實可行的督察措施,隻是說“各戒慎不可忽”,等於是要官吏自我約束、自我把控。效穀縣接到文書後也隻是例行公事地抄送屬下的兩置,綴上兩句無關痛癢的套話①,亦無具體落實辦法。初次收到這類文書,置吏可能還真的要加以“戒慎”,約束舉止,日久天長,這種缺乏實際措施的文書,其效力能有多大,就很難說了。

當時傳舍提供的傳食根據過客的秩次高下,有所不同。酒應非一般過客所能享受的,故郡屬吏想出此種辦法來一飽口腹之欲。不清楚太守是如何了解到這一現象的,或許是監置之類的官吏搜集到的。名列收文方的幾位吏,很可能就是有過此種做法的屬吏,這幾位均屬經常要出差的小吏。與此簡同編在一冊的前麵4枚簡正是一份更換監遮要置人選的冊書,時間是在該年三月,晚於此文書。這幾份文書編聯在一起,事務上應該有些內在的聯係。或許便是圍繞此事的相關文書。

這種現象應該是下級官吏利用製度與管理上的漏洞,以上級名義來滿足自己的私欲。而太守下文督察,力戒此風並強調節儉,最終的動力也許就是來自前引上計時丞相轉達的皇帝的叮嚀。這究竟能否有效遏製此風?未見相關資料,不過從全國情況看,成效並不理想。究其原因,不能不看到官吏,尤其是下級官吏,官俸收入微薄①,生活艱苦,工作繁重,出差更是辛苦,加上很多原應由上級承擔的工作被逐漸轉嫁給屬吏②,加劇了小吏的負擔,同時他們均熟悉律令,不難發現律令的漏洞,上下其手,利用機會鑽空子,為自己謀些好處。此文書所針對的隻是借機蹭公家的油水而已。從另一角度看,這種活動亦可以看作小吏不滿於體製的一種反抗。

最後,導致置傳開支增長的另一原因是接待過往高官費用過高。懸泉簡出土了一冊“過長羅侯費用簿”(I0112③:61—78),由18枚簡構成,記載了元康五年(前61年)正月接待出使西域的長羅侯常惠及其部下的食物賬目。列入清單的食材除了米、粟之外,還有羊5頭、魚10條、雞21枚、牛肉180斤、酒18石、豉1.2石。此使團人員不少,有軍吏20人、斥候50人,還有300名施刑士。從簡中看,豐富的副食都是為軍吏、斥候等準備的,地位越高,副食越豐富,雞、魚和羊都僅供應長史等高級軍吏,隻有牛肉、酒是麵向所有軍吏與斥候的③,而這其中並不包含對招待長羅侯常惠本人所用食物的記錄。如此規格的接待,究竟是按照律令規定,還是當地自作主張安排的,尚無線索。

一旦有此類重要任務,沿途的官府也會悉心安排,提前準備。破羌將軍辛武賢曾兩次率兵到敦煌,其中一次到達之前,效穀縣縣長就部署下去,要求遮要與懸泉兩置調運物資,抓緊時間準備。文書雲:

效穀長禹、丞壽告遮要、縣泉置:破羌將軍將騎萬人從東方來,會正月七日,今調米、肉,廚、乘假自致受作,毋令客到不辦與,毋忽,如律令。

此事具體年代還需要考證,不過事情原委很清楚,就是要調集食物等來提前做好接待大軍的準備工作,不得輕忽大意。前引《元康四年雞出入簿》中消費雞的過客幾乎是朝廷派來的使者,亦暗示官吏品秩越高,所需接待開銷亦越高。

“過長羅侯費用簿”隻是偶然保存下來的一個冊書②,其記錄的內容應該可以反映此類接待任務的一般情況。總之,精心款待朝廷高官,對於郡縣而言,花費雖多,但於當地的長吏本人,一定不會是壞事。食材如此豐富,如此下來,接待一次高官使團的花費要比僅提供粟、米主食的一般的過往小吏要高出很多。考慮到當時的製度與官場風氣,這類高規格的接待恐怕是律令規定與自作主張兩者結合的產物,甚至也不能排除出使一方主動要求提高接待標準。這種假公濟私的做法,對雙方都有好處,遭受損失的隻有官府的財政,最終遭殃的是提供物資的當地百姓與朝廷的律令。

或許還有其他原因,但至少從目前已刊的懸泉漢簡能夠發現上麵四種因素,都會增加置、傳的開銷。不過,這四點的實質效果與產生的作用大小有所不同。最後一點的作用恐怕是局部的,不會長期持續性地導致增加開支,畢竟高官外出,無論是出使西域,還是在境內各地的巡行,並不常見,擔負出差任務的主力還是朝廷與郡國的屬吏。因此,前三點當是導致開銷增長的主要原因。

對照宣帝的詔書、丞相的敕,與上文的分析,不難發現皇帝眼中廚傳開支的增加原因是整飭廚傳與提高傳食標準,而筆者的分析則認為此點並非主要原因。如何看待這種不一致?這種不一致亦反映了曆史的真實。透過簡牘與文獻歸納的問題自然是現實中存在的,不過,這些往往屬於“跑冒滴漏”式的隱性開支膨脹,遠沒有一次性接待如長羅侯那樣的高官及其隨從的花費那麽集中和顯眼,後者任務完成後還會形成專門的文書如“過長羅侯費用簿”,亦便於傳置等在應對上級督促節省費用時來搪塞。如此逐級上報,到皇帝那裏,開支增加的原因便隻剩下這最為顯豁的整飭廚傳與提高標準了。

更需要注意的是,前三種情形是各地官吏為謀求自己的私利而產生或習得的做法,寄生在置傳係統中,廣而言之,亦可謂是官僚體係的伴生品,隻能暫時壓製,無法根除。秦代以來官吏中就建立了看起來相當嚴格的物資出入管理、會計與鉤校、差錯補償製度①,很多簿籍文書的編製與這些製度密切相關。懸泉簡中亦不乏此類內容,並包含一些發現差錯而追查的文書。②製度上,鉤校一方麵在本機構內進行,另一方麵,上級亦通過對下級上呈的簿籍類文書加以鉤校來實現對下級工作的監督。在金字塔式的官吏組織結構下,上級總是麵臨以少禦多的難題。麵對眾多的下屬機構,以及這些機構不斷編製的按月、四時與年的定期文書與臨時產生的不定期文書①,上級官府的人員、精力總是有限的,再加上計算手段原始和低效,官吏算術水平不高,要想長年堅持不懈、不留死角地全部予以核校,恐怕很不容易,這實際就為下級官吏利用製度謀取私利、鑽空子創造了可能。②相關文書中不斷出現的“毋令謬”提醒正是在訴說著實際工作中的漫不經心與懈怠。經曆了若幹年文書工作之後③,下級官吏捕捉到製度漏洞恐非難事,為上述現象的滋生提供了溫床。

同時,加上部分官員對自身升遷前途的關注,官場交往的興起,以及官吏外繇導致不同地域間官吏的溝通交流,都會加速這類現象的蔓延。還有,隨著官吏日益看重自身的利益與仕途,上下級之間的共同利益不斷增加,也會使得上級官吏放鬆對下級的拘校與監督,因為在屬地提高接待標準與擴大接待範圍,對長吏的仕進亦絕無壞處。上述情況不過是這種背景下出現的諸般現象中偶然暴露出來的三種而已。仔細分析這類個案,不難管中窺豹,想見其他地區的情形,盡管各地萌生的弊病類別、程度一定參差不齊。

到東漢順帝時,虞詡在推薦左雄的上疏中指出,“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便已看出當時高官已經變得熱衷為自己未來考慮而同流合汙,並廣施恩澤,不肯為國盡節。這種“大臣懈怠”局麵的盛行對於執行律令,自然會打折扣。左雄任尚書令後在上疏中亦說,“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雕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概括了隨著時間推移,弊端叢生的情形。其中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①,就揭露出基層官吏因俸祿微薄而往往魚肉百姓的生存狀況。高官與小吏的不同表現,適可與上文的分析相對照。虞詡時為尚書仆射,曆任郎中、朝歌長、懷令、武都太守、司隸校尉等職②;左雄舉孝廉後逐漸遷升,曾任冀州刺史、議郎。兩人所言是基於各自多年官場生涯得出的印象,應有相當的普遍性。這裏說的是東漢中期的官場,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弊病乃是自西漢初年以來日積月累所致。③兩人上疏並非針對傳置,但這種官場病實際隨處可見。

西漢元帝時任司隸校尉的諸葛豐在上書中就已指出:“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哀帝初立,王嘉上疏論時政,針對官員說,“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不久,鮑宣上書亦抨擊公卿守相“誌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奸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屍祿為智”。①三人為官經曆各異,均注意到官場盛行的牟取私利,迎合他人以求安身,放棄原則的現象,足見這類現象蔓延的程度。

按照時人觀察,此種情形最早出現於西漢武帝時期。《鹽鐵論·救匱》中賢良說:“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之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麵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己以下士,……而葛繹(公孫賀)、彭侯(劉屈聲)之等,隳壞其緒,……廉恥陵遲而爭於利矣。”

當然,仔細分析,確如虞詡與左雄所言,官吏中高官與一般小吏都在謀取私利,但動因與目的並不相同。後者職繁祿薄,更多關注自身的生存,企圖通過各種方式來改善自己的處境;而品秩較高的官員,生計無憂,更多地考慮的是自身,乃至後人的仕途與官運。兩類人在利用製度謀求個人利益上有相同的追求,不難達成默契與共謀,形成上下兼容的局麵。

這類弊病並非個案,而是此起彼伏,反複出現,製造者是無名的官吏群體,且常屬不謀而合的舉動。皇帝所遭遇的,是散布於不同機構、不同地域的眾多中下級官吏乃至部分高官,在製度之中謀求自身利益的自發行為,這些不約而同的行為,就局部而言,可能並不嚴重,但點點滴滴匯合進皇帝的眼簾,並引起其注目,就不再是個小問題。更為棘手的是,看到的問題很明顯,卻找不到明確的施政對象:既不是某個個人、家族,亦非集團或朋黨,無法憑借威權、刑罰乃至殺戮來解決,亦無從撤換。皇帝隻是感到問題泛濫,無法下手根除,隻得自己出麵或透過丞相,無可奈何地反複叮囑,效果當然可想而知。最終的結果隻能是當開銷增加到國家財政無法支撐的一刻,這一機構轟然倒地。這一變化顯現出來是在東漢。當時朝廷已經無法承受這方麵的開銷,隻好大量裁減這類機構。《晉書》卷三○《刑法誌》引《魏律序》稱:

秦世舊有廄置、乘傳、副車、食廚,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而律猶著其文,則為虛設,故除《廄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為《郵驛令》。(924—925)

其中提到“費廣稍省”,即費用增加而逐漸簡省,至於費用增加的具體原因並未說明。就此而言,皇帝本人最終是博弈的失敗者,製度則是犧牲品。

《漢書·王莽傳下》“地皇元年”提到“乘傳使者經曆郡國,日且十輩,倉無見穀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取辦於民”(99下/4158),官府財力已無法維持傳置的運轉。不久,翼平連率(即太守)田況在上言中甚至建議王莽“宜盡征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居延新簡雲:“東部五威率言:廚傳食者眾,費用多,諸以法食者皆自齋(齋),費不可許。”①五威率是王莽所設特使,分部巡行全國②,此簡亦是王莽時期的,此人也抱怨廚傳的開支大,難以支撐。看來,這很可能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從上文的具體探討中,可見不同層級的官吏為不同的追求,走到一起,在體製中挖牆腳的低沉而持續的力量;亦可以看到皇帝個人力量的極限及其無奈,還有眾多官吏作用匯聚成的力量與製度的變遷之間的關係。當然不能否認正常開支同樣存在增加的可能,公允地講,應該是兩者的合力摧毀了這一製度,皇帝或許隻注意到置傳用度鋪張浪費的一麵,忽視了正常接待費用的增長。

此前流行的說法“政令不出×××”,並非獨特的現象。早在兩千多年前,麵對眾多官吏不約而同產生的違法行為,乃至正常的費用增長時,皇帝的反複叮嚀猶如螳臂當車,難以回天,東漢人說當時的地方官吏“得詔書,但掛壁”,就反映了這種尷尬。

同時,還應看到,朝代鼎革,卻又無不重新設立此類機構,如唐代的館驛、宋代的驛館(與遞鋪)、元代的站赤、明清兩代的驛站,一旦製度持續運行,上述現象則如影隨形,反複出現,朝廷三令五申,亦無濟於事。①僅從某一朝代的範圍內觀察,很容易將這些現象歸結為具體朝代製度漏洞與官場腐敗之類所致;通觀秦漢以降的曆朝曆代,注意到不同朝代中此類製度一再重建,盡管名稱前後多有變化,具體規定亦並不全然相同,流弊卻反複出現,則會更進一步引導我們探討其背後的結構性因素。

帝國時代的曆史,一方麵顯示了這套機構與帝國維係之間的依存關係,廣土眾民的格局下,朝廷要有效控禦四方,文書的上傳下達與朝廷和各地之間人員往來流動必不可少,這種信息與人員的流動本身就是帝國存在的一部分,若流動停止,帝國便名存實亡。為供給並維持這種流動,曆朝曆代必須建立並維護此類機構,無論花費多大,弊端多少。另一方麵,機構運作中,管理與使用的官吏日久則會發現漏洞,借機搭便車,利用此製來謀取自己的私利,間接增加官府的開支、民力負擔,降低了公務的效率。更不幸的是,這類現象寄生在此製度之中,如影隨形,無法消除。此製能否順利運行,取決於官吏是否依規行事,要杜絕違規行為,或是靠官吏的自覺,或是依仗上級的審核監督,當上級監督逐漸變得鬆懈與低效時,要想根除違規就難上加難了,除非改變機構的運營與監督方式。在維持官辦、上級監督不變的情況下,皇帝詔令與製度規定麵對潛滋暗長的官吏侵漁時,開始尚可震懾一時,日久天長,隨著此類現象的蔓延,相關官吏從中多少收獲好處,而變得對其熟視無睹,乃至暗中默許、縱容與共謀,詔令與製度的實際效力則逐步衰減,最終淪為一道道堂皇卻乏力的具文,此時,製度與帝國往往也就離末日不遠了,容身其中的官吏自然隨之無處棲身,各方同歸於盡。

對於認識皇帝,上述現象亦不無意義。它們的不斷出現,體現的是皇帝、製度規定與官吏群體實踐之間的反複博弈與較量,暴露出起伏的波濤之下近乎靜止的潛流,借助潛流不難反觀到皇帝詔令與朝廷控禦力量的限度。有如此不同角度的觀察,便不會為傳世文獻單一視角中呈現出的強勢皇帝形象所蒙蔽。反複下達的詔令,與其說傳達出皇帝的威嚴與意誌,不如說折射出皇帝的無奈與無力。

20世紀以降,受到進化論的深刻影響,學界普遍關注的是中國數千年曆史中的變化,對於王朝時期,則有漢魏革命、唐宋變革之說,亦有強調宋元變革、明清變革等,幾近無朝不有變革論。這些變革論或風行已久,或方興未艾,吸引了無數中外學人。我想,在注重變革之外,亦需體察其中的反複、延續與不變,否則我們會迷失在變革與線性進化的敘述中,掩蓋其下的連續或反複,喪失對王朝時代的全麵把握。

閻步克先生在研究古代官階製度時引入了“自利取向”與“服務取向”兩個概念來把握官僚的政治取向與皇權強弱的關係,並對周代以來的皇帝(天子)、官僚與貴族三者關係的演進趨勢做出了宏觀概括。①他的觀察是將整個中國曆史作為一個過程,此外,我們也應注意到,那些享國久遠的朝代內部,皇帝與官吏群體間的博弈中,官吏逐漸占據上風,到王朝末葉,即便是勵精圖治的皇帝(如明末的崇禎皇帝),麵對“自利取向”膨脹的官吏,亦處處碰壁,經曆類似的過程。這便是本文所說的“反複”,這種“反複”本身,內在於中國曆史,是其延續與不變的一部分。

反複與延續的存在,應與自古以來形成的以情境為中心的思維傳統與行為方式有直接的關係。②相近的製度架構下,麵臨相似的情境,身在其中的人,這裏則是各級官吏與皇帝,會采取相近的對策,出現“新瓶裝舊酒”的現象,形成反複與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