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有必要據上述傳文書的線索,對郡國官吏赴京師公幹的內容做些考察,從而可以對使用郡國邸的情況有更全麵的認識。
王充《論衡·別通篇》指出:“漢所以能製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禦天下,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強調了文書在漢帝國統治中的重要地位,這自然不錯。不過,我們也不能因此而忽視了漢帝國統治中其他手段與方式。文書之外,人員與物資的流動亦是維持漢帝國存在與運轉的重要途徑,對此前人已有論述①,筆者在討論傳舍時亦曾涉及。②不過,既有的研究偏重於地方與邊地,沒有對都城長安在人、物流動中的關鍵地位給予足夠的重視,以下結合郡國邸,對此做些探討。
先暫時擱下郡國邸,具體看看漢代郡國官吏什麽情況下到京師出差。《漢書·蓋寬饒傳》提到寬饒為司隸校尉執法嚴格,特別舉出“公卿貴戚”與“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稱“皆恐懼莫敢犯禁”,到長安公幹的郡國官吏能與居住在京師的公卿貴戚對舉,可見此類活動之頻繁。具體情形如何,不妨還是從江蘇東海縣尹灣六號墓出土漢簡的五號木牘說起。此木牘正麵記錄了漢末成帝時期某年東海郡官員不在位的情況,提供了一個郡的年度個案。首先,是九位縣級官員“輸錢都內或齊服官”:
郯右尉郎?延年九月十三日輸錢都內海西丞周便親七月七日輸錢齊服官蘭陵右尉梁樊於九月十二日輸錢都內曲陽丞朱博七月廿五日輸錢都內承丞莊戍九月十二日輸錢都內良成丞宣聖九月廿一日輸錢都內南城丞張良九月廿一日輸錢都內幹鄉丞九月十二日輸錢都內南城尉陳順九月廿一日輸錢都內·右九人輸錢都內
其次,有十三名縣級官吏注明“繇”,具體情況如下:
郯獄丞司馬敞正月十三日送罰戍上穀郯左尉孫嚴九月廿一日送罰戍上穀朐邑丞楊明十月五日上邑計費長孫敞十月五日送衛士
開陽丞家聖九月廿一日市魚就財物河南即丘丞周喜九月廿一日市引就
況|其邑左尉宗良九月廿三日守丞上邑計
厚丘丞王恁十月廿?日邑厚丘右尉周並三月五日市材
平曲丞胡毋欽七月七日送徒民敦?煌?司吾丞北宮憲十月五日送罰戍上穀建陽相?唐湯十一月三日送保宮山鄉侯相十月……
·右十三人繇①
餘下與本文主旨無關,不錄。六號墓的墓主名叫師饒,生前做過東海郡的功曹,手中掌握該郡官員的人事檔案自不奇怪。這些木牘或許是用作明器的抄件,然其內容應是錄自實物①,可用來分析成帝時期東海郡的情況。五號木牘正麵抄錄的該郡官員不在崗情況對認識郡國官吏外出(包括到京師長安出差)與物資流動,均具有重要價值。
概括而言,除去1人原由殘缺外,該年東海郡屬縣21名官員外出主要有七種情況:1.輸錢都內,包括輸錢齊服官,共9人;2.送罰戍上穀,共3人;3.上邑計,2或3人;4.送衛士,1人;5.市物,3人;6.送徒民敦煌,1人;7.送保宮,1人。②
再看外出的目的地。七種情況中的1(除去輸錢齊服官)、3、4、7均是要到京師長安;2與6地點明確,或是北邊的上穀,或是西陲的敦煌;5有可能到長安。③
到長安的幾種情況中,有些是年度性的任務,如1、3、4,其餘或許是臨時性的差使。輸錢都內是指根據朝廷大司農的命令,將東海郡貯存的錢運送到長安的國庫。據尹灣漢簡一號木牘《集簿》,東海郡在財政上有盈餘。平時盈餘儲存在郡下各縣,一旦朝廷需要,下發文書由郡派遣屬縣官吏運送到長安或其他指定地點。這類到長安的差事對於東海郡這種財政上有盈餘的郡來說若非年度性的,至少也是經常性的。
上邑計,如滕昭宗與廖伯源先生所論,指的是皇太後或公主所食的封邑的官員到京師向邑主上計。④送衛士,衛士指京師衛尉手下的士卒,負責守衛皇宮外圍牆與陵廟園寢。①衛士每年更換,由郡縣派遣正卒番上替換。②這兩項工作也是年度性的。不僅東海郡如此,王國之外的一般內郡亦要承擔此類工作。③
送保宮。如廖伯源先生所示,保宮蓋宮中暫時安置宮外人之場所。此種到京師外出恐是臨時性的任務。
其他幾種情況目的地並非京師,無關主旨,姑不論。
這些遠赴京師公幹的官員多半是替郡出差,肯定持有郡守及佐官簽發的“傳”,沿途得以使用傳舍與亭等官方設施。④抵達京師後住宿何處?上邑計的官員可能入住太後或公主的府邸。和每年到京師上計的官員一樣,其他官員大概多半要住在各自的郡邸或國邸吧。
除了學者提及與尹灣漢簡所揭示的工作之外,西漢時刺史向皇帝奏事也要回到京師,並在邸中安頓。《漢書·何武傳》載,成帝時何武為揚州刺史,“奏事在邸”,何武過去的府主何壽時任大司農,具酒食招邀何武弟與故人,並令其兄子與客人見麵,意在為提拔其兄子疏通請托。在何武弟與故人的強迫下,何武不得已召見了何壽的兄子,後來果然受到提攜。何武召見自然也是發生在“邸”。本傳師古注稱:“刺史每歲盡,則入奏事於京師也。”若此,每年歲末13部刺史回到京師奏事也應下榻於邸,至於是所部諸郡國的哪個邸,尚不清楚,或許是住在後來成為刺史治所的郡的邸。
再者,遣送各地刑徒到京師服役恐怕也是一項常見的差事,自然也會因此而入住京師的郡邸。《史記·高祖本紀》載,秦末,劉邦便曾“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秦代郡、縣尚未確立統屬關係①,縣亦可直接遣送刑徒。漢代以後當由郡,或郡差遣屬縣官吏承擔,所以《漢書·高帝紀》注引應劭曰:“秦始皇葬於驪山,故郡國送徒士往作。”《漢書·惠帝紀》三年(前192年)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亦是沿襲舊製。上引尹灣漢簡
五號木牘正麵有“平曲丞胡毋欽七月七日送徒民敦煌”,就是送刑徒與平民到敦煌郡②,類似的送刑徒到兩漢首都的情況更常見。統計1964年發掘所得的洛陽南郊東漢刑徒墓的823塊墓磚,死去的刑徒來自11個州,51個郡國與229個縣,這些郡縣應是刑徒來洛陽前被囚禁的郡縣③,自此不難覘測當時各地向洛陽輸送刑徒之普遍。從發現的墓磚看,墓地使用時間是從漢明帝至靈帝,前後111年④,這一任務持續時間之長亦可想見。押送刑徒至京師亦是郡縣官吏的重要任務,到京師後,郡國邸當是官吏首選的落腳地。
此外,上引何武的逸事透露出京外的官員到京師公幹,也是官員之間私下交際、往來,甚至請托的機會,“郡邸”也就成為實現這一目的的重要場所或依托。何武的經曆是朝官請托刺史以提攜其親戚,還有不少事例是地方官員利用自己入京,特別是利用屬吏進京的機會籠絡朝官。
尹灣漢墓出土的名謁字跡相同,可能是作為明器放入墓中,不過,應是抄錄的死者生前收到或使用過的名謁。②此件是師饒作為東海郡功曹委托“吏”謁見長安令兒君,即兒威卿時所持的名謁的抄件。同墓出土的名謁一般作“遣吏”或“使吏”,體現了上下關係,而這裏用的是“請”字,估計“吏”與師饒並無上下級的統屬關係,而是受師饒之托去謁見兒君。此次謁見的目的不詳,不排除是覲見東海鄉賢,聯絡感情。
兒威卿有可能來自東海郡昌慮縣。《元和姓纂》卷三“倪”姓條雲:“邾武公封次子於鄖,是為小邾。後失國,子孫為邾(當為“鄖”)氏,避仇改為倪,鄖城在東海。”“倪”又作"兒"。③《左傳·莊公五年》“秋,鄖犁來來朝”,杜預注曰: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鄖城。兩漢至西晉惠帝時期前昌慮縣的位置沒有變化④,鄖城亦是在西漢東海郡昌慮縣的東北。當地姓倪或兒者一定不少,兒威卿也許是其中之一。漢代“同鄉”是混跡官場中的官吏以及試圖躋身官場者可利用一種重要的關係資源。⑤師饒以官方身份遣吏謁見兒君,突顯他是東海郡的功曹,是否也帶有這類意圖呢?而被遣的吏恐怕也是利用赴長安公幹的機會私下幹謁兒威卿。①東海郡的郡邸或許再次成為實現此次官場交際的空間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