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國邸不僅存在於秦漢,亦多見於六朝。此間一個重要的變化是邸逐漸發展成為商業設施,到了唐代,“邸店”甚至成了商店的代名詞。關於六朝的邸與唐代的邸店,學界有不少研究②,不過,對於“邸”為何發展成為商店,並沒有很好的解釋。這裏略作探討。

唐先生認為南朝的屯與邸都與開發山澤有關,屯不限於屯田,邸亦不限於市中邸舍。③實際上,根據《禮記·王製》鄭玄注“廛,市物邸舍”,將邸視為市中的邸舍並不準確,南朝反複見於記載的“邸”或“邸店”還是從漢代的郡國邸發展出來的,基本的含義仍指宗室在京師的宅第。曹魏沿用漢製,所以任城王曹彰黃初四年(223年)“朝京都,疾薨於邸”④。《晉書·食貨誌》:

及平吳之後,有司又奏:“詔書‘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複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處,近郊有芻槁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處。近郊田,大國田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

可證西晉統一南北後恢複了舊製,繼續在京師為封君設立國邸,郊外置田。東晉時大體延續了此製,桓溫廢黜廢帝,迎立會稽王司馬昱便是“奉迎帝於會稽邸”①,蕭齊竟陵王蕭子良開西邸延學士更是熟知的故事。這類邸,或稱為邸第,是王公在京師的住所。而在南朝與“屯""傳"與"冶”一道廣為詬病的“邸”,應是王公乃至官員利用其身份在京師與州郡設立的名義上的住宅或辦事處,實際往往用來經商牟利。②邸閣自三國以後已經成為一種倉庫,與此並無關係。

除了王公,官員亦可立邸。南齊永明四年(486年),湘州蠻動,朝廷遣柳世隆出任湘州刺史,率軍討伐,“世隆至鎮,以方略討平之。在州立邸治生,為中丞庾杲之所奏,詔原不問”。③南齊武帝時的佞臣,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即表除之”。④蕭梁重臣徐勉在誡子書中講到自己對經營產業的態度時說:“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辟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觸臚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眾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⑤文中舉出了三種逐利途徑作為例子:開辟田園、興立邸店與航運貨殖。三者均應是當時流行的興利方式。

立邸地點,會稽較多,亦見於建康與遠在湖南的湘州,如《南史·臨川王宏傳》與上引柳世隆的經曆所示。盡管資料有限,恐怕此類“邸”可能散見各地。

文獻中或稱為“邸”,或稱為“邸舍”,或稱為“邸店”,名稱並不統一,卻均少不了“邸”字,可以說,這類機構與“邸”有直接的聯係。從立邸者的身份看,不是王公,就是顯宦,除去詔書中泛指,沒有見到普通百姓立邸的記載。

為何立邸會成為王公大臣治生牟利的流行途徑?唐先生注意到立邸與壟斷山澤所出的物資的聯係,進而認為與山澤開發產生了關係。①這一點不無道理,不過,此說並不能解釋為何具體采用了“邸”這種形式。想弄清其原委,還要從漢代使用“邸”的製度說起。

如上所述,“邸”在漢代是官辦的機構,要使用它,需要郡守開具介紹信——傳。有了“傳”,不僅到達京師後可入住郡邸,而且沿途關津一路綠燈,還可使用傳舍,享用官府提供的免費食宿,一些特殊情況下甚至可調用官府的傳車馬接力運送持傳的官吏。相形之下,普通商人長途販運貨物,無法使用官方的設施,更談不上免費的食宿,沿途通過關津還不時要交納關稅②,成本高昂。一旦有官吏覺察到外出公幹的種種便利,並借機夾帶私貨時,便開發出“邸”的商業用途。

發現的具體途徑,至少有兩種。敦煌郡的官吏通過護送西域諸國到長安奉獻的使者就不難發現西域物品在長安受歡迎的程度,同時也會捕捉到假公濟私的竅門。其他各郡國的官吏通過上計時帶到京師的貢品亦不難捕捉到商機。我們知道,每年歲末計吏入京上計,除了匯報工作,還要奉獻貢品。①

衛宏《漢舊儀》引《朝會上計律》雲:“常以正月旦受群臣朝賀,天下郡國奉計最貢獻。”②每年歲末郡國上計於朝廷,不但要呈交記錄上年工作業績之文書(計簿),還要向天子進貢。《後漢紀·光武帝紀》載建武十三年正月詔:“往年敕郡國,勿因計吏有所進獻,今故未止,非徒勞役,道途所過未免煩費。已敕太官勿複受。其遠方食物乘輿口實可以薦宗廟者,即如舊製。”③因計吏進貢各地異味食物等,至少東漢初年已然,且沿途運輸動用勞力很多。

貢品為當地特產,詳細名單要到唐代才見於記載。《唐六典·戶部》與《通典·食貨·賦稅下》對各地的天下常貢分別有詳載,此前僅存零星的資料。裏耶秦簡已見端倪(如簡8-769)。東漢時,太山郡要通過計吏向朝廷獻藥,如茯苓、紫芝、鹿茸之類,末年因戰亂道路阻塞而不行,到應劭為太守時,道路稍通,則又“計吏發行,輒複表貢”④,便是一例。

貢品奉獻給皇帝或宗廟之外,亦可多帶一些另作他用。《漢書·循吏·文翁傳》載,文翁為蜀郡太守,選拔小吏送到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並“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文翁便是利用到長安的計吏攜帶蜀郡特產給博士。《後漢書·宦者·曹騰傳》載:“時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種皓於斜穀關搜得其書,上奏太守,並以劾騰。”蜀郡太守亦是利用計吏攜帶物品賄賂宦官,隻是此次不巧被發現,未能得逞。但當時類似情形恐並不罕見。值得注意的是,刺史作為證據搜得的是蜀郡太守給曹騰的書信,並非物品,蓋僅據貢品本身難以分清接受者。這當是利用計吏夾帶物品的好處。①

諺曰:“百裏不販樵,千裏不販餘。”長途販運,稀有之物才能贏得暴利。貢物均是各地特產,將多餘或多帶的特產拿到市上出售恐怕自然之事,此時,郡邸或國邸乃至夷蠻邸不但用作住所,亦均成為貯物乃至販賣的場所。東漢明帝時為解決穀貴,朝廷經用不足的難題,尚書張林建議仿照武帝時采取的均輸法,“因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並曾一度實行過②,便已在利用上計吏在輸送殊方異物與謀取經濟利益上的作用。更值得注意的是,各地特產借用免費的官方渠道運到京師,又無關稅成本,價格優勢明顯,頗具競爭力,因而成為獲利的佳途。王公顯貴群起效仿亦是自然。在各地競相以“邸”的名義設立從事買賣的機構來降低成本,增加盈利亦不意外。

從漢代的製度看,諸侯王在京師的住宅稱為“邸”,郡在京師的辦事處為邸,郡治所亦有屬縣立的邸,甚至縣一級的候官也會設邸,用作下屬官吏到候官處辦事時的臨時住所。西晉初年郡治亦設有屬縣的邸,湖南郴州出土的西晉時期簡牘中記“耒陽、便、晉寧、臨武、南平縣氐五所”(簡2-68)①,表明桂陽郡所轄的五個縣在郡治郴縣都建立了“邸”。東晉南朝軍人、士人與二品清官長期不必繳納關市之稅②,減少運輸費用可能是利用“邸”的主要目的。

不過,王公為封爵,世代承襲,立邸後,後代亦可享用。牧守為流官,出掌州郡有任期,在任立邸有時限,更無法傳諸子孫,立邸的積極性沒有王公高不難想見,文獻中立邸經商者以王公為多亦屬自然。

當然,實際利用“邸”來販運、囤積貨物者,並不限於官吏,隻要有相當的背景,至少能與王公顯宦拉上關係均可沾光。手段無非隻有一個:獲得官府簽發的因公出差的文書。有此文書,即便是普通百姓也可以享受途中官方各種免費的待遇,進而可以以相當低廉的成本將貨物送到城市的“邸”中來漁利。③敦煌懸泉遺址發現的西漢出米記錄中就有這樣的事例——身非官吏的縣長夫人與奴婢卻享受官府提供的口糧④,無怪乎西漢時每年上計完畢都要重複同樣的敕,其中就有“詔書無飾廚傳增養食,至今未變,或更尤過度,甚不稱。歸告二千石,務省約如法。且案不改者,長吏以聞”⑤,要求依法提供傳食,不得招待過度。西漢官府管理相當嚴格①,尚且如此,皇權低落的南朝時就更可想見。②

更應注意的是,如果意識到利用官方運輸設施與官方機構的名義可以牟利,豈止是一年一度的上計,隻要能夠獲得相關文書,任何情況下,均可夾帶貨物。

附帶指出,梁大同七年(541年)十二月詔提到:

又複公私傳、屯、邸、冶,爰至僧尼,當其地界,止應依限守視;乃至廣加封固,越界分斷水陸采捕及以樵蘇,遂致細民措手無所。凡自今有越界禁斷者,禁斷之身,皆以軍法從事。

四年後,又下詔曰:“四方所立屯、傳、邸、冶,市埭、桁渡,津稅、田園,新舊守宰,遊軍戍邏,有不便於民者,尚書州郡各速條上,當隨言除省,以舒民患。”③此外,賀琛陳事中也提到:“凡京師治、署、邸、肆應所為,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除其一;及國容、戎備,在昔應多,在今宜少.雖於後應多,即事未須,皆悉減省。應四方屯、傳、邸、治,或舊有,或無益,或妨民,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④賀氏上啟,《通鑒》係於大同十一年十二月。三者在提到“邸”之外,均包括了“傳”,胡三省在注賀琛上啟時雲:“傳,驛傳也。”這是正確的。他們所說的“傳”可以追溯到漢代的傳舍,它發展成為妨害百姓的民患,應該與“邸”類似,均是官員利用其官方機構的特權與便利來謀取私利。①台傳與其同源,性質並不相同。②南齊初年,蕭賾為太子時,親任左右張景真,景真“度絲錦與昆侖舶營貨,輒使傳令防送過南州津”③,利用傳送文書的官吏護送絲錦通過關津與外商交易,即是一例。

這類機構被王公官員濫用,假公濟私在南朝蔚為風氣,與南朝皇權不振,控禦無力分不開。

上述做法不僅見於南方,至晚北齊末期北方應已廣泛存在。因而武平之後,國用窘迫,齊後主先是“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而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題讚成之,後主大悅”。於是“以其所入,以供禦府聲色之費”④,此時北方一定已邸店林立,不然無法迅速增加朝廷的收入。其出現究竟是自發還是效仿南朝,還待考察。此後,南方的陳後主亦因“府庫空虛”,經沈客卿提議,開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估”①,士人原有的免除關市稅的特權不複存在,邸店之類亦不會幸免。

既然稅收競相落到南北邸店頭上,預示其原有的特殊身份與地位開始受到侵蝕。加之隋朝統一南北,皇綱重振,對驛馬使用、王公顯要經商,包括開設邸店的限製執行有力②,最後到唐初“邸店”淪為各類商鋪的通稱,形成“居物之所為邸,沽賣之所為店”③也就水到渠成了。盡管唐代開元之前幾乎沒有關市之稅,但邸店的特權地位不存,自然風光難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