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秦漢乃是中國兩千多年帝製時代的創始時期,當時的很多製度與做法為後代所因襲,還有不少則是名稱變化,內涵依舊,認識秦漢時代,對於理解中國整個帝製時代頗有意義。關於秦漢時代,中外學者的看法表述不同,實際近似。中國學界的流行觀點認為其是專製主義的中央集權統治,日本學界則有專製國家論與皇帝支配論。①這些觀點影響下的具體研究涉及諸多領域,具體到官職研究上,成果同樣豐富,有大量針對具體官職及其演變的研究,亦產生了以官階製度為對象的整體分析。關於皇帝與丞相、禦史大夫的關係,以及皇帝與尚書、中朝關係,既存在影響頗廣的“定論”,亦不斷萌發新的看法。

頗為流行的看法是,西漢一朝以武帝為界,之前丞相權力頗重,武帝開始,則中朝(尚書)權力漸起,侵奪了丞相的權力。①近來,亦有從不同角度附和此說的,如比較丞相與禦史大夫的權力,而強調丞相是理念化的存在,禦史大夫才是政務的實際承擔者。②當然,挑戰此說者亦時有所見,最早的似乎是錢穆。他比較了漢代皇帝和宰相的秘書處的組織與大小後,指出:

我們隻根據這(宰相秘書處)十三曹名稱,便可想見當時全國政務都要匯集到宰相,而並不歸屬於皇帝。……可見漢代一切實際事權,照法理,該在相府,不在皇室,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領袖。①

當然,錢穆隻簡單比較了機構與人員的多少,沒有涉及具體事務,看法仍較籠統,且沒有考慮兩漢四百年間皇帝與宰相間的關係是否存在變動,更沒有考慮尚書崛起的影響。1990年,祝總斌對此問題做過係統的分析,作者強調了皇帝與丞相之間的合作,但是依然認為武帝以後,皇帝在和宰相議政上逐漸占據主動,且指出三公隻有建議權,而沒有決定權,決定權在皇帝。②富田健之則提出與主流觀點相反的看法,認為武帝時丞相與禦史大夫的權力在增大。③

顯然,如何看待漢武帝以後丞相在統治中的作用,便成為需要解決的問題。與此相關聯的,則是如何看待丞相與皇帝、禦史大夫以及中朝的關係。此外,基於什麽前提來觀察這些關係,亦頗為關鍵。學界常常是不假思索地根據線性進化論來看待皇帝與丞相,乃至其他大臣之間的關係。武帝一度強勢便意味著其後的所有皇帝均如此,甚至變本加厲,全然無視皇帝與丞相個人因素的作用,且將權力視為一個確定的量,隻能此消彼長,而無其他的可能。①凡此種種,均有反思的空間。1970年,勞翰曾撰文指出:

秦漢的皇帝誠然掌握著國家最高的權力,但一般政務還是在原則上完全交給丞相去辦,皇帝隻是責成丞相。再由丞相把地方的政務信托給郡太守,由太守全權處理郡內的事。

勞翰進而將這種統治方式概括為“君相委托製度”,並認為“漢代到了武帝以後,雖然可以說還是信托式的傳統,可是被擾亂的不純。等到東漢時代就更進一步的破壞,一直到晚清尚不能恢複舊時的原則”②,和他對西漢一朝的認識一致。“信托政權”的說法最早出自錢穆。1941年10月,他提出相對於西方的“契約政權”,中國政權乃是一種“信托政權”。③勞翰指出秦漢時期丞相原本在統治中占有突出地位,但其作用時常會受到皇帝的侵蝕,十分有見地。是否到了武帝以後丞相的作用便“被擾亂”,東漢以後更是遭到破壞,究竟是否如此,還需做進一步的探討。嚴耕望盡管未涉及皇帝與丞相關係,卻歸納史事,指出“(西漢)地方政府直轄於丞相府甚明”④,與勞說相互呼應,並提供了證據;鷹取祐司又從文書下達的角度證明了此點①。祝總斌指出宰相職權之一是監督百官執行權,某種程度上亦可以說與勞翰的看法相應和,隻是勞說側重於丞相對地方的管理,而祝說關注宰相與中央百官的關係。關於東漢時期“三公形骸化”說的問題,渡邊將智在前人基礎上做過充分的分析②,而對於武帝以後西漢後半期曆史中丞相的作用,富田健之與福永善隆多少有涉及,但兩位關注的中心或是尚書與中朝,或是以丞相司直為中心的監察③,富田健之注意到宣帝親政後到西漢末,丞相與禦史大夫不少曾任內朝官,指出內朝與外朝相連的現象④。兩人均沒有正麵分析丞相的作用,仍有必要專門加以研究。

丞相開展工作無法脫離丞相府及其屬吏,丞相府的工作可以說是丞相實際職責的具體體現,所以下文會將兩者並觀。同時,丞相議政問題,前人討論已多⑤,不再專門討論。

與此相關的是武帝時設立的刺史製度,前人對此研究頗多,很多方麵已無須再費心力,隻是關於刺史回京奏事的對象,前人或語焉不詳,或見解有誤,不能不再加辨析。此問題實際與前一問題內蘊相通。過去常常是就刺史論刺史,或是將其放在監察製度下來考慮,實際有必要放在整個朝廷運轉的背景下來認識,故文中一並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