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以後,丞相依然負責郡國事務,此問題史書中並無專門的論述,透過若幹事例,可見一斑。據《漢書·丙吉傳》,宣帝時,吉為丞相,善待屬吏:
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耆酒,數逋**,嚐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複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嚐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禦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禦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74/3146)
本傳記載此事,意在頌揚丙吉為人寬厚,無意中卻透露出皇帝與丞相、禦史大夫之間的分工。據《漢書·百官公卿表下》,丙吉任丞相在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四月戊戌至五鳳三年(前55年)正月癸卯間,其間以五鳳二年(前56年)八月為界,此前任禦史大夫的是蕭望之,後為黃霸。不能確定此事具體時間與任職的禦史大夫。按雲中與代郡的位置,這裏所謂的“虜”指的應是匈奴。此時正值匈奴內亂,五單於爭立,相互廝殺。①
此事關涉本文主旨的有兩點,一是外敵入侵的情報,驛騎要直接送到公車府,上報給皇帝,再次證明皇帝本人對於軍事行動與軍隊要直接掌控。二是邊郡長吏的人事資料,如能力與年齡等(包括上引文提到的“老病不任兵馬者”),卻並不為宣帝所掌握,保存在丞相與禦史大夫手中。馭吏的作用就體現在提前給丙吉通風報信,讓他能準備好遭到入侵的邊郡長吏的人事信息,以備皇帝垂詢。這是他對前次在丙吉車內坐墊(茵)上嘔吐而沒有遭斥免的報答。
上文提到,丞相府的東曹能夠“瑣科條其人”,按師古注引張晏的解釋:“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少及所經曆,知其本以文武進也。”丞相府保存了邊郡二千石及長吏的人事檔案,故可以查看並抄錄。①因西北漢簡的發現與研究,我們已經大致清楚當時官吏人事檔案的基本內容②,可知張晏所言無誤。《漢舊儀》卷下說:“舊製,令六百石以上,尚書調拜遷;四百石長相至二百石,丞相調除;中都官百石,大鴻臚調;郡國百石,二千石調。”③《漢書·張敞傳》雲,宣帝時,張敞拜膠東相,平定境內盜賊,有功的官吏“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76/3220),可知,至晚此時,該分工已然出現。根據這一規定,丞相所掌握的全國官吏的人事資料頗為可觀,從江蘇東海縣出土的尹灣漢簡的3、4號木牘可見一斑。東海郡及下屬38個縣級機構中,六百石以上的官員不過11位,餘下的119位長吏都要由丞相來任命。管中窺豹,西漢末年全國103個郡國,1587個縣級機構的情況當仿此。丞相府掌握的官吏人事檔案的規模亦由此可見。①郡國二千石名義上要由尚書調,實則由皇帝任命,但其人選多半應由丞相提供②,相關官員的人事檔案,亦保存在丞相府中。
相比之下,因無人事先通風報信,時任的禦史大夫則不那麽走運,沒能提前有所準備而遭到宣帝的批評。顯然,這不是首發或偶**況,而是遇到類似情形時的慣例,所以來自邊郡的馭吏習知該如何處理,故能提醒丙吉要有所準備。對丙吉而言,倒有可能是首次遭遇,由此,或可推測此事發生於丙吉為丞相之初。宣帝手邊,包括身邊的尚書與中書處,並無相關資料,需要召見丞相與禦史大夫商討如何應對。霍光死後,宣帝親政,勵精圖治,管理郡國頗為用心,自《漢書·循吏傳》可知。看來確如該傳序所言,宣帝的改革,是增加了召見刺史與郡守國相的環節,並未改變丞相主導郡國的舊有格局。
另一事見《漢書·於定國傳》。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春天出現霜凍,夏天寒冷,氣候異常,太陽光線亦不正常。《漢書·五行誌》兩處更詳細地記述了異乎尋常的天象與持續時間(27中之下/1427、27下之下/1507),《元帝紀》亦載該年三月“雨雪,隕霜傷麥稼”(9/287),篤信天人感應的漢人見此,自然頗為緊張。元帝因此下詔條責備丞相於定國:
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禦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對,毋有所諱。(71/3044—3045)
元帝因身邊擔任侍從的郎官從東方了解到的情況,而向丞相於定國下詔提出一串的責問。郎官大概是因休假回家,返回關東,了解到父子相棄的情況,回到京城後向元帝匯報。但丞相與禦史大夫並未向皇帝報告此事,元帝感覺受到蒙蔽,心生不滿,要求丞相如實上奏。元帝由天象異常與百姓“父子相棄”聯想到陰陽不調,擔心田作收成不好,令丞相與禦史大夫提供防備水旱之災的預案。若非擔任宿衛的郎官向元帝報告見聞,恐怕元帝不會知曉東方的民情。此事亦暴露出丞相控製信息上傳下達的樞紐作用。
於定國拜為丞相,在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五月①,至此任職已八年光景,久經曆練,絕不是個新手。他當時已70歲左右,年高德劭,本傳說“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71/3043),作為元帝父親宣帝時的舊臣,於定國遭到元帝責問,恐亦不多見,甚至極有可能是頭一次,嚇得他趕緊上書自劾,打算辭職回家。元帝在給於定國的回複中撫慰了一番,並引述《論語·堯曰》所言“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將責任攬在自己身上。最後實質性的部分則說:
其勉察郡國守相群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71/3045)
要求於定國去用心督察郡國守相,發現不稱職者及時撤換,不能長期危害百姓。定國恐怕是感覺難稱上意,堅持“乞骸骨”,元帝隻好賜他安車駟馬,罷相就第。一道乞骸骨並獲準的還有禦史大夫薛廣德和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71/3048)。元帝為何將落實監督郡國守相的任務交給丞相,而不是由自己直接了解郡國守相的表現?背景就在於當時依然實行的由丞相負責督導郡國的慣例。
此外,成帝時丞相王商彈劾失職的琅邪太守楊彤,而不顧領尚書事的大將軍王鳳的阻攔,亦顯示丞相對於郡國守相擁有直接管理的職權,前人已有分析,無須贅述。②
以上隻是文獻中偶然保留的事例,涉及武帝之後的宣帝、元帝與成帝三帝。透過這三個例子,應該說,丞相並非作為理念的存在出現在現實政治中,《漢書》中這類例子不多(原因詳後),難以詳盡展示各朝丞相如何開展工作,及其與皇帝的關係。但可以從其他角度,間接了解丞相在當時統治中的作用。
首先,從丞相府屬吏的機構設置與編製,可以窺見其作用。如錢穆所指出的,對比一下西漢丞相與尚書的編製。《漢舊儀》卷上載:
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丞相吏員三百八十二人:史二十人,秩四百石;少史八十人,秩三百石;屬百人,秩二百石;屬史百六十二人,秩百石。皆從同秩補。①
四類吏員數相加是362人,較總數少了20人,或是屬史的“百六十二人”中的“六”原為“八”,原因待考。②隨後又說“丞相典天下誅討賜奪,吏勞職煩,故吏眾”,“誅討”看上去涉及的是軍事活動,實際丞相通常並不領兵,從文獻看,“誅討”亦針對個人,實帶有懲處意③,賜奪,其賓語應是功勞,指對官吏的考核。四字相連,恐怕指對官吏的獎懲,這應該是丞相負責的核心工作之一,可惜,不清楚這四個字的根據為何?“吏勞職煩”倒是點出了丞相府吏員眾多的原因。人員多少,與其工作多寡成正比。《續漢書·百官誌二》雲:“(太常)其署曹掾史,隨事為員,諸卿皆然。”《百官誌五》複雲:“使匈奴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護南單於。置從事二人,有事隨事增之,掾隨事為員。護羌、烏桓校尉所置亦然。”上述並非東漢一代設置屬吏的原則,聯係《漢舊儀》關於丞相府吏多的解釋,西漢亦是如此。①過去在分析丞相的作用時,往往忽略丞相府的吏員問題。
與丞相府相對,整個西漢時代,尚書的編製(員)卻很少。成帝以前,一直隻有四人,到了成帝建始四年(前29年),才增加一人到五人。即便按照最多的估計,不過11人。東漢以後,才逐漸膨脹。②平時工作中若人手不足,則通過郎官給事來臨時分擔其工作③,這種做法一直沿用到東漢,顯示了尚書靈活與不穩固的特點。即便昭帝以後出現了“領尚書事”之類的中朝官員,真正不經過丞相而直接由官民上奏公車司馬,經由尚書拆封並處理的文書,相比丞相收到的文書,還是要少很多,盡管現在已無從知道具體的收文數量。
其次,武帝以後,直至王莽新朝,丞相(或改名後的司徒)府依然是詔書下發京師與郡國的發出機構,因而也是文書實際處理的中樞。即便原先並非通過丞相上達天聽的奏章,得到皇帝批準後,若要成為詔書頒布全國,亦要由上奏者將詔書轉給丞相府來下發,如居延漢簡18.5:永光四年閏月丙子朔乙酉,大醫令逐、丞褒下少府中常方,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閏月戊子少府餘、獄丞延請」丞相府,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 /掾未央、屬順、書佐臨
府騎將軍、禦史、中二千石、郡大守、諸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書到言/掾|、令史相①
此簡左上側殘缺,中間有一圓孔,出土於A8甲渠候官遺址。對照元康五年詔書,可知最初裁可的詔書是下達給原先上奏的太醫令,太醫令將其上呈給自己的上級少府,由少府轉呈丞相府來頒下各地。這隻是偶存的一例,聯係文獻中常見的上書“待報”與待詔,可知此乃常見的情況。兩者均屬等待皇帝對自己上奏的批複②,如果得到批複,且需全國執行,則要由丞相府來執行。鷹取祐司匯集了文獻與出土的資料,時間則從西漢前期一直到王莽時期,可以看出前後的連續性。
不過,鷹取祐司認為丞相隻是形式上的存在,現實中主要是禦史大夫在發揮作用。此說實有偏差,換個角度看,本文可以說也是在回答這一問題。
簡牘中的情況亦與文獻記載相吻合。《漢書》卷五九《張湯傳附張安世傳》雲:
(宣帝時)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2649)
這一記述意在揭示張安世為人如何低調,不希望群臣知道他在禁中參與大政決策,不經意中透露出更多的信息,包括詔令要經由丞相府下發。
安世深度參與內朝政治始於地節二年(前68年)三月霍光死後,至元康四年(前62年)八月死①,前後六年。並觀張安世的例子以及元康五年詔書的下發途徑,宣帝朝無論涉及大政還是日常事務,如要下發詔書給內外諸官,都是要通過丞相府來進行的。
此外,丞相亦是郡國與長安各官寺上行文書的主要接受者,很多需要轉呈皇帝的文書亦需經過丞相來轉交。②此前筆者曾分析過兩漢時期郡國每年到都城上計的受計機構,西漢時期是丞相與禦史大夫。③著名的“元康五年詔書”的形成過程,亦是大(太)史丞定→大(太)常昌→丞相(魏)相→禦史大夫(丙)吉→皇帝④,由朝廷某機構草擬,皇帝隻批示“可”的詔書恐怕都遵循這種方式。郡國上書一般也是呈送到丞相府,若需要由皇帝裁決或丞相認為事務重大需要皇帝定奪的,則轉呈皇帝。最終得到皇帝批示,成為詔書下發的,不過是其中的部分,懸泉漢簡中的ITO309③:221便是如此,簡文雲:“禦史中丞臣強、守侍禦史少史臣忠,昧死言:尚書奉禦史大夫吉奉丞相相上酒泉太守武賢、敦煌太守快書,言二事,其一事,武賢前書穰麥皮芒厚,以廩當食者,小石三石少不足,丞相請郡當食廩橫麥者石加……”⑤這應是一道關於穰麥皮厚,去皮後所得少,請求增加廩食供應的上書,丞相魏相應該是同意了這一請求,不過需要皇帝最終批準,因此將文書轉呈宣帝批準。目前所見,應是批準後下發到敦煌的詔書殘簡。《二年律令·津關令》中相國上××書言類的“令”文便是如此,《置吏律》中有相關規定,到西漢後期依然如此。
綜合而言,丞相府應該是整個王朝文書上傳下發的中樞。
複次,丞相本人亦可以直接對郡國下發文書,安排工作。邊地的屯戍係統同樣要接受丞相的領導。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發現的一件西漢宣帝時丞相黃霸下發的文書:
五鳳四年二月壬寅朔庚戌,丞相霸告中二千石、郡太守、諸侯相,上五鳳三年置傳官用員馬課府書。案:所剝賣馬或不署初病缺年月日、負得算數,又不上官,無蓄積、馬以辜死,告劾。
宣帝五鳳四年,即前54年,這是丞相黃霸給朝中的二千石以及郡國下達的命令,要求上報前一年官府所轄的接待機構——置與傳中因公而使用機構中的官有馬匹情況的審查報告,原因是發現這些機構中並沒有按照規定來出賣死馬,有人在馬生病後亦不在文書上注明生病時間,以及何人對此問題負責,同時,這些情況亦不向上級匯報,更沒有準備備用馬匹,等等。因懸泉簡沒有全麵公布,是否還有後續文字見於其他簡,以及是否還有涉及此事的簡牘,均待考。但此為丞相下發的文書,應無疑問。
丞相下發的文書或稱為“丞相府書”。居延新簡是一件武威庫令的上行文書,其文雲:
元康二年五月已巳朔辛卯,武威庫令安世別繕治卒兵姑臧,敢言之:酒泉大守府移丞相府書曰:大守」迎卒受兵。謹掖檠持與將卒長吏相助,至署所。毋令卒得擅道用弩射禽獸鬥。已前關書
三。居延不遣長吏逢迎卒,今東郡遣利昌侯國相力、白馬司空佐梁將戍卒①
此木牘分三行書寫,字跡工整,出土於A8甲渠候官遺址,下端略殘,事涉迎接新到役所的戍卒。文書起草人安世的官職(武威庫令)與工作地點(姑臧,武威郡治,武庫所在),與文書中提到的酒泉太守府移丞相府書,以及出土地點(A8,甲渠候官駐地,隸屬於張掖郡的居延都尉府)之間各自不統屬,且相距遙遙,該文書為何出土於A8,頗難索解。或許因為居延(都尉?)沒有按規定派人迎接新來的戍卒,而給居延都尉發文,但從用“敢言之”看,應該是給武威庫令上級的文書,但此文書卻出土於距離武威郡甚遠的A8甲渠候官遺址。盡管該簡難解處頗多,其中“酒泉太守府移丞相府書”十個字還是很清楚的。此外,敦煌懸泉簡
九月甲戌,效穀守長光、丞立,謂遮要、縣(懸)泉置:寫移。書到,趣移車師戊己校尉以下乘傳,傳到,會月三日,如丞相史府書律令。/掾昌、嗇夫輔。②
此處的“史”字疑為抄寫產生的衍文,本應作“如丞相府書律令”。這可能主要是根據丞相府書下達的命令,因無年號,此簡是附在下行文書後麵的移文。
西北簡中除了“丞相府書”,更多見的是“太守府書”或“都尉府書”:
前者如居延舊簡10.35A、居延新簡、金關簡、金關簡;後者見於居延新簡、金關簡、金關簡。還有不少簡稱的“府書”,所指亦應不出上述兩類。文書中常可見到“如太守府書律令”或“它如府書律令”之類的語句,如60、73,EJT37:743等。“如××府書律令”的表達方式與“如詔書律令”相同,恐怕“府書”與“詔書”一樣,是對某些具體問題提出處理意見,構成相關律令規定的補充或調整,需要接受文書的機構遵照兩者來執行。這類府書均屬太守或都尉本人(或臨時代行其職務者)下發的文書,應無疑問。由此逆推,丞相府書亦應代指丞相本人下發的文書。
這是成帝時的簡牘,簡首半圓形,有網格,中間有孔,形製屬典型的簽牌,出土於A8甲渠候官遺址。陽朔五年改元鴻嘉,為前20年。此年改元於何月,史書無載,從西北簡推測,可能是在四五月間,六月以後的簡牘改用鴻嘉年號。①此楊當係於該年甲渠候官收到的都尉府抄送的丞相、禦史大夫與刺史的“條”。
亦是一枚楊,短而略寬,形製與上件一致,是甲渠候官收到的自居延都尉府發來的大司農部掾的“條”的標簽。兩相對照,很可能每年都會有類似的“條”要匯總存留。這裏的所謂“條”或屬於“詔條”或“條教”類的文書,形式上體現為敦煌懸泉發現的《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那樣以“·”區分開的命令或要求。所謂“丞相條”,應源於皇帝的詔書,為丞相所摘錄作為管理的依據。金關簡中有如下三簡:
建始元年七月癸酉肩水關嗇夫賞以小官印行候事,移橐他、廣地候官。案丞相板詔令第五十三:過塞津關獨以傳致籍出入
金關。往者令史歆以檄書為吏卒遣出入,關止不內還道
前兩枚簡編號相連,應是采集時相鄰。從字跡、筆道與用筆看,兩簡相同,特別是分見於兩簡的“官”“候”與“關”三字,兩簡當原屬同一文書。另檢得采集簡中的72EJC:9+61,釋文見上,此簡中的“關”“令”“以”“出入”諸字的字跡、結構與前兩簡相同,“板”與“檄”字左邊的“木”旁的寫法亦一致。三簡的長度亦相差無幾,分別為22.7、22.8與22.9厘米,書寫方式相同,均未留編繩空間。三簡原同屬一個冊書,應可斷定。文書的時間是前32年,成帝即位的次年。
第二枚簡出現的“丞相板詔令第五十三”內容應該就是後文的“過塞、津、關,獨以傳、致籍出入金關”,是一條涉及金關出入的具體規定,當為此前某位皇帝針對出入金關問題專門下發的詔書,被納入令中持續行用,編入丞相板詔令第五十三條。類似說法又見金關簡73EJT31:142“中禦府板詔令第冊四”,據照片,是枚標題簡,下殘。又,居延漢簡553.1“版詔令男子狗六勿論毋輒上廷尉以為常”,此簡出自A3遺址,上殘,查圖版,字跡清晰,書寫工整。內容當與斷案有關,可能出自廷尉版詔令。
這種某個機構的“板(版)詔令”恐怕就是文獻與簡牘中出現過的、前人多有探討的某機構“挈令”的別稱。①《漢書·張湯傳》注引韋昭的解釋“在板挈也”,《後漢書·應劭傳》出現過“《廷尉板令》”,兩者實無不同。進言之,地方官府引用的丞相板詔令,很可能就是以丞相條的形式下發到郡國相關機構的。
丞相板詔令恐是要長期遵行的規章②,而丞相府書則是具體針對某件特定事務而下發的文書,兩者反映了丞相職能的不同側麵。某種意義上講,皇帝的詔書能否得到持續的貫徹,與其能否成為令,進入各種機構的“板詔令”(挈令)有直接關係,其中最為重要、輻射麵最廣的當屬丞相板詔令。如何進入其中,恐怕需要皇帝詔書中“具為令”或“定著令”之類的指示或臣下請許之後的“製曰可”。③丞相府有眾多的屬吏與手段來持續督促執行詔令,皇帝本身能直接調動來深入地方的人員,原本反而隻有偶一為之巡行郡國的使者。④西漢中後期每年上計結束前,丞相(或司徒)見計吏,並由記室掾史大聲宣讀的“敕”(五條詔書)亦屬此類“板詔令”。①甚至可以認定,丞相府的記室便是保存這類板(版)詔令的具體機構。
最後,從地方的角度看,丞相府派遣到郡國,乃至邊塞的屬吏(丞相史),亦是丞相伸向郡國的觸角,間接體現了丞相的作用。以往隻能從文獻中略知丞相史的存在,至於其如何工作,則難曉詳情。西北漢簡的持續出土,提供了了解其活動的窗口,盡管也隻能算是管中窺豹。
其一,漢簡中所見丞相史承擔的一項日常工作是到邊地核查兵器保管情況。這類丞相史當時稱為“行邊兵丞相史”,如居延漢簡7.7正麵:
地節二年六月辛卯朔丁巳,肩水候房謂候長光:官以姑臧所移卒被兵本籍為行邊兵丞相史王卿治卒被兵以校閱亭隧卒被兵,皆多冒亂不相應,或」易處不如本籍。今寫所治亭別被兵籍並編,移書到,光以籍閱具卒兵。兵即不應籍,更實定此籍。隨兵所在亭,各實弩力、石、射步數,」令可知。齎事詣官,會月廿八日夕。須以集,為丞相史王卿治事。課後不如會日者致案,毋忽。如律令。②
這是前68年,宣帝在位時肩水候房給屬下候長光的命令,出土於A33地灣遺址。內容是為應對行邊兵丞相史王卿核對戍卒武器裝備,肩水候房對照姑臧武庫移來的被兵本籍與候官手中的被兵簿,發現問題多多,而要求候長光核對卒被兵籍與兵器的實際配發地點與狀況,以求兩者相符,來迎接丞相史的檢查。同樣的行邊兵丞相史又見金關簡
五鳳四年十一月戊辰朔己醜,居延都尉德、丞延壽謂過所縣道津關:遣屬常樂與行邊兵丞相史楊卿從」……
此簡出土於金關門道旁邊的房址,是居延都尉簽發的“傳”殘簡,左側缺,具體外出任務不詳,同樣是宣帝朝,時間是前54年。另有一枚出土於金關遺址的殘簡
移簿行邊兵丞相史
卒史通、書佐護
時間不詳。據背麵屬吏,當是太守或都尉的下屬①,因涉及核查兵器,更可能是某位都尉發出的文書。以上三簡盡管數量不多,特別是最後一枚亦不能排除與前兩簡有關,如果考慮到西北漢簡中大量存在按月、按年編製的各種“被兵簿”或“永元兵物簿”之類的簿書,以及從隧到都尉府逐級上報的製度②,恐怕行邊兵丞相史到邊郡檢查武器裝備,即便不是定期的,也是經常發生的。
其二,敦煌懸泉置出土的傳信中有一枚是禦史大夫為護送戍卒到邊地的丞相史所發,內容如下:
神爵四年十一月癸未,丞相史李尊送獲(護)神爵六年戍卒河東、南陽、穎川、上黨、東郡、濟陰、魏郡、淮陽國詣敦煌郡、酒泉郡。因迎罷卒送致河東、南陽、潁川、東郡、魏郡、淮陽國,並督死卒傳葉(槽),為駕一封軺傳。禦史大夫望之謂高陵,以次為駕,當舍傳舍,如律令。I 90DXT0309③:237③
神爵四年為前58年,亦在宣帝朝,是由禦史大夫蕭望之簽發的傳信。丞相史李尊此番出差目的是護送諸郡戍卒到敦煌與酒泉兩郡,迎接罷卒,並將死去戍卒的棺槽迎回故裏。傳信中並沒有提及此次迎送工作的背景,亦沒有上奏皇帝,而直接由禦史大夫簽發了傳信,很可能是日常性的任務。迎送戍卒當屬每年均要進行①,其他年份若亦如此的話,丞相史少不了要往來內郡與邊郡。
以上隻是可以分辨出具體目的的工作。西北漢簡中不時浮現丞相史的身影,無論是在元康四年(前62年)的雞出入簿中②,還是其他不甚清楚的場合③。這些也都應納入丞相職能的延長線中去認識。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即便是武帝以後,丞相及其屬吏,依然在王朝統治中發揮重要作用,將其視為日常統治的中樞,恐非誇大之辭。
對於這樣一個龐大的日常統治樞紐,皇帝如何加以監管,不能不說是個難題。武帝以後設立的刺史,某種意義上,便是應對此局麵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