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立刺史,依六條問事郡國,國內外學界研究頗豐,無須詳論。隻是一些問題尚存歧見,其中之一是與本文有關的刺史所屬及奏事對象。

關於所屬,至少兩說並存:一是認為由丞相派出,或強調前身為丞相史,在監察地方之外,尚有部分行政職能;二是認為隸屬禦史中丞(或禦史大夫),是皇帝派出的使者。勞翰、周長山認同前說,論證最為細致的則是王勇華①,福永善隆則認為是由武帝時設立的丞相司直來統轄。②後說最早為王鳴盛提出,櫻井芳郎、安作璋與熊鐵基、林劍鳴、孟祥才、廖伯源、汪清、史雲貴、樓勁與劉光華亦持此說,熊偉有所涉及。③嚴耕望的看法實則前後不一,一方麵認為其後督察州刺史之職任似仍落在禦史府,由中丞主其事,另一方麵後文則又說“今別置專員,直轄於丞相府”④,王勇華認為刺史行政上隸屬於丞相,與禦史中丞之間沒有組織關係,但刺史的監察業務受到中丞的監督,一方麵,刺史的奏事簿要呈送丞相府,以便考核地方官吏的能否,另一方麵,皇帝要通過禦史中丞查看刺史的奏事簿,他並推測奏事簿亦如計簿,分為正本與副本,分別呈送丞相府與中丞。⑤樓勁、劉光華則認為隸屬關係先是丞相,武帝後改為禦史中丞。⑥

相形之下,刺史歲盡回京奏事的對象,學界少有明確的揭示,往往籠統稱為“京師”或“中央”。京師機構眾多,丞相、禦史大夫與諸卿,還有皇帝,相對於郡國,都可以歸為中央,顯然不可能指所有上述機構,隻是其中一個或幾個而已。究竟是哪個機構,前後是否有變化,仍需做出具體的澄清。錢穆認為部刺史上屬於禦史丞,實際卻要報告禦史大夫與丞相,跨越兩說,但最終還是認定是對丞相負責。①紙屋正和簡略提到禦史與刺史向天子匯報,並未詳論②,王勇華的分析最為細致,指出具體時間與持有的文書的名稱、內容等,強調了與郡國上計簿之間的對應關係。③在此問題上,既有的看法不無衝突,還需要進一步的澄清。

關於武帝所設刺史與丞相之間的聯係,除了《漢書·百官公卿表上》“監禦史”條將兩者前後相連敘述之外,再就是唐人杜佑《通典·職官十四》“州牧刺史”條襲用此說。今人則以刺史承擔部分行政職能為由,推定是由丞相派出,實際並無直接證據證明刺史與丞相在工作上的統屬。①

此種看法可無須再論。

對於刺史與禦史中丞的關係,確切記載僅兩處,一是《漢書·百官公卿表上》:

禦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台,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禦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19/725)

另一處見《漢書·薛宣傳》:

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83/3386)

均明確提到在殿中蘭台的禦史中丞“外督部刺史”或“外總部刺史”,學界一般據此來推定中丞管轄刺史,並負責奏事。後一條資料還有具體時間。

此外,《漢書·陳萬年子陳鹹傳》提到:“萬年死後,元帝擢鹹為禦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

(66/2900)所謂“州郡奏事”中的“州"即指刺史無疑,下麵更明言"課第諸刺史”,故《薛宣傳》中所謂“外總部刺史”與此處所說的“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含義應該是相當的。據《百官公卿表下》,陳萬年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五月任禦史大夫,七年卒,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貢禹繼任。陳鹹任禦史中丞當在該年之後。至晚此後,中丞一直承擔“總部刺史”或“督刺史”的職責。

這種被概括為“督”/“總”/“領”/“課第”的職責,究竟何指?亦未見前人有探討。繼續看《漢書·薛宣傳》後麵的記載:“外總部刺史”之後轉錄了他的上疏,對刺史工作中的問題提出批評。薛宣指出: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嗬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眾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歡,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鬲,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雲:‘民之失德,幹糧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83/3386)

薛宣眼中,造成當時陰陽不和的原因是臣下不稱職,使得聖化未能遍及各地,具體說來,主要要歸咎於刺史。有的刺史不遵循職責,各據個人意誌來行事,幹預郡縣事務,甚至立私門,聽讒言,搜集吏民細微過失加以處罰,使得郡縣乃至百姓的舉止背離人道,導致陰陽隔離,和氣不興。他的建議是當時恰逢刺史回京奏事之時,應明確告誡,讓刺史知曉本朝的關鍵工作所在。成帝欣然接受這一建議。所謂“明申敕”,是皇帝自己來做,還是由身邊貴臣來轉達,薛宣沒有明確說明。①不過,他是希望將皇帝的旨意傳達給刺史,並無疑問,顯然,刺史另有渠道接受皇帝關於本朝要務的說明。

據薛宣上疏,他身為禦史中丞,可以明察刺史工作中產生的弊端,至於如何消除,卻無法自行出麵處理,需要說服皇帝出麵來解決。此上疏被班固置於“外總部刺史”之後,在班固眼中,當是很好地體現了中丞“總”部刺史的職責。本傳中上疏之後還寫道“(薛)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繇是知名”(83/3387)。不難看出,中丞隻是對刺史工作行監督之責,若發現問題,需求助於皇帝;

另外,中丞還要“課第諸刺史”,即負責對刺史工作進行考核,評定高下。課第的依據,主要是問事的六條,以及相關的律令,所以會選用“明習文法”者來擔任禦史中丞,如薛宣。這與禦史大夫本來的職責分不開。①進行監督的具體方式,當是通過“領州郡奏事”來實現。

“領州郡奏事”“領尚書事”以及走馬樓三國吳簡中常見的“右吉陽裏領吏民卅六戶口食一百七十三人”[《竹簡(壹)》·10397]之類的“領”相當,意為“記錄”②,並非“兼領”意。薛宣之所以能發現刺史工作中的諸多問題,並非親自到地方巡行獲得的線索,而是自刺史提交的奏事文書中覺察到的。禦史中丞能夠看到刺史的奏事,是否意味著中丞是刺史奏事的對象?

筆者以為禦史中丞不過是能夠看到刺史奏事的副本,刺史奏事的直接對象通常則是尚書,並有機會麵見皇帝。最為生動的例子,莫過於此前元帝時圍繞京房試圖進行的考功法改革而展開的人事安排上的爭奪。涉及的問題包括是任京房的弟子為刺史,還是以京房為郡守,以及京房能否通籍殿中,隨時與元帝見麵而不被“壅塞”。當時擅權的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充宗等則是想方設法,切斷京房直接與元帝見麵的渠道。京房在這場爭奪戰中,處於下風,步步後退,最終落得被殺的下場。爭執的焦點之一,就是刺史奏事。

《漢書·京房傳》載京房提出“考功課吏法”,討論多次,未能為大臣接受,元帝令京房提供通曉該法的弟子名單,欲試用之:

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雍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75/3163)

京房本希望讓自己的弟子出任刺史,在外試行考功法,自己能夠“通籍殿中”,隨時進入殿中,麵見元帝,匯報試行的結果,以免信息被阻斷,無法上達天聽。不過,因為石顯與五鹿充宗嫉恨京房,不希望京房在元帝側近,故建議元帝直接任用京房為太守,親自實行考功法。京房無法扭轉局麵,隻好退而求其次,請求不要隸屬於刺史,並能任用外郡人,對千石以下的官吏自行考課,且年底可以乘坐傳車入朝奏事。元帝開始是同意了京房的請求,不過,很快就又收回了成命。因與石顯、五鹿充宗有矛盾,京房早就預料到會有此結局,所以建昭二年(前37年)二月朔,拜為太守後便上封事,利用卦象提醒元帝:

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王)鳳欲見未得,至已卯,臣拜為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效也。臣出之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複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

據該封事,京房拜太守的日期應該是二月己卯(十六日),並非二月朔(甲子日),到辛巳(十八日),他複算卦,發現“氣複乘卦,太陽侵色”,認為己卯、庚辰(十七日)兩天中必有人想不讓他乘傳回長安奏事。果然,他還沒有離開長安,元帝便“令陽平侯(王)鳳承製詔房,止無乘傳奏事”

(75/3164),收回了原先賦予的特權。京房大概是不甘心,東出長安,到了弘農郡的陝縣,再次上封事,揭露了一定要將他外放任太守的隱情:

臣願出(弟子)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雲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複雲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75/3165)

元帝朝試行考功法上的爭奪,實際是京房與石顯、五鹿充宗雙方圍繞皇帝獲取信息渠道的爭奪,焦點便是刺史奏事。石顯與五鹿充宗為了徹底隔絕京房與元帝之間的信息往來,連刺史也不能讓京房擔任,而隻讓他去做太守,京房本想從元帝那裏獲得太守奏事的特權,結果最終也被否決,可見“奏事”本身依然有麵見皇帝的可能,盡管也並非必然,所以京房一開始應元帝要求提供弟子名單時,是希望由弟子外出任刺史,自己則能通籍殿中,隨時出入宮禁,麵見元帝,傳遞訊息。

《京房傳》詳述的考功法上的拉鋸戰,顯示“奏事”在為皇帝提供信息上作用關鍵,因而雙方激烈爭奪。刺史乃是每年年底要來長安奏事的官員,太守則無此職責,隻能靠皇帝下詔特許。京房隻是在占據刺史職位上不成,才退而求其次,希望賦予太守特權,最終亦折戟落敗。不過,刺史年底奏事京師,皇帝召見卻非製度化的程序,並沒有保障,所以京房才渴望擁有“通籍殿中”的資格。製度上刺史奏事的對象當是尚書。關於此點,比較明確的記載見《漢書·遊俠·陳遵傳》:

(哀帝末或平帝時,陳)遵耆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嚐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沾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後閣出去。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92/3710)

據本傳,陳遵住在長安,“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陳遵家可以說是長安城裏各地官員雲集之地。“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期會”指約定好具體日期,即漢代文書簡中常見的“會×日”一類,換言之,就是已經定好了見尚書的日期。此理由能為陳遵之母接受,特意讓他從後閣離開,顯然無論是陳遵母親,還是在場的其他官員,都清楚此事耽誤不得。另外,見尚書,亦是眾人,包括身非官員的陳遵之母,都了解的刺史到長安後要履行的公務,且已積澱為官場上盡人皆知的常識,足以成為一個無法拒絕的理由。這件軼事至少表明,到哀帝末或平帝時,刺史見尚書已經不是臨時性的偶然安排,而是一種每年反複出現的常態化活動。哀帝在位前後僅六年,此事發生於何時已不可考,如果僅是哀帝時方開始的做法,每年不過一次,恐怕難以擴散到連陳遵母親都了解的地步。刺史回京奏事見尚書應該並非始於此時,亦可知也。的確,《漢書·穀永傳》載:

(王)音薨,成都侯商代為大司馬衛將軍,永乃遷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85/3458)

據《百官公卿表下》,王商代為大司馬衛將軍在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這次成帝令尚書詢問穀永災異,是奏事之後臨時之舉,通常接受刺史奏事的,亦應是尚書。《漢書·成帝紀》建始四年(前29年)“初置尚書員五人”注引《漢舊儀》雲:“尚書四人為四曹:常侍尚書主丞相禦史事,二千石尚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戶曹尚書主庶人上書事,主客尚書主外國事。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斷獄事。”(10/308)①尚書分曹時間雖已不可考,但從裏耶秦簡看,秦代洞庭郡遷陵縣裏便已開始出現了各種“曹”②,朝廷中作為皇帝收發室的尚書,平時處理的文書遠比作為縣級機構的遷陵縣多很多,絕不可能晚到成帝時才分曹,很可能秦代以來便如此。這裏的“事”指文書①,其中負責“刺史二千石事”的二千石尚書,當即每年負責接受刺史奏事的官員。從名稱與職掌上看,其很可能早在武帝設刺史之前便已存在,隻是負責二千石的文書,故名為“二千石尚書”,武帝設刺史後,則增加了接收刺史奏事之職,名稱依舊。

刺史歲盡回京奏事,除了將文書上呈尚書,並與尚書見麵外,亦有可能受到皇帝的召見。《漢書·京房傳》提到,元帝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京)房曉以課事,刺史複以為不可行。唯禦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75/3161),但這種召見恐怕並非常態,這次很可能是元帝為了了解京房的考功法是否適用於郡國,臨時進行的。

皇帝即便不召見回京奏事的刺史,對於尚書得到的刺史奏事,恐怕也要及時過目。據上引《穀永傳》,成帝之所以知道穀永在長安,一方麵和日期有關,即恰逢刺史回京奏事之時,另一方麵,應該也是看到了穀永作為涼州刺史的奏事吧。

刺史奏事如何既上呈尚書,由皇帝過目,同時又要接受禦史中丞的“課第”?具體方式當是刺史的奏事抄錄兩份,一份為“正”,一份為“副”,分別上呈尚書與禦史中丞。《漢書·魏相傳》提到“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魏相因許伯白宣帝,“去副封以防雍蔽”,宣帝“從其議”(74/3135)。此事發生在地節二年(前68年)霍光死後,霍禹、霍山執政時。魏相的建議是為了削弱擔任領尚書事的霍山的權力,由此建立了“封事”製度。②不過,如學者所言,普通奏章,上書者仍須送呈正副兩本,經尚書處理後上奏皇帝,封事則僅須送呈一本,不經尚書。①這種抄錄副本的做法在秦漢文書行政中頗為常見。②刺史每年的奏事,並非封事,要由尚書經手,上奏前便抄錄一份,形成正副各一本,副本給禦史中丞,來接受考課,亦不意外。

據以上考察,大致可知,刺史歲盡回京奏事的對象是尚書,另外一份奏事則上呈禦史中丞。皇帝亦可自尚書處看到刺史奏事的內容,有時也會召見刺史,盡管並未形成固定的製度。刺史工作重點是對守相的監管,依據是六條問事,奏事的內容是監督中發現的問題。郡國的工作主要通過上計來向丞相與禦史大夫匯報,刺史奏事通過尚書可以上達天聽,事實上構成對丞相工作的變相監督與牽製,這乃是過去研究刺史時所未嚐措意的,亦是筆者所希望提醒讀者留意的。①

前節分析了西漢時期丞相乃是王朝統治的中樞,皇帝如何對丞相工作進行監督呢?武帝以後設立的刺史,便是常態化的手段。《史記·平準書》載,武帝巡行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逾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到了新秦中,發現“新秦中或千裏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30/1438),數年後,武帝之所以設立刺史,恐怕與他在巡行中發現的郡國管理上的問題不無關係。通過刺史在郡國的巡行,了解長吏的治績與問題,年底回京奏事尚書,相關情況進而為皇帝所掌握,從而防止丞相壅蔽皇帝。刺史自身工作優劣,則由禦史中丞來考核。這樣相互製約,保證了統治的有效展開。

其實即便如此,亦難以杜絕皇帝乃至丞相受到屬下蒙蔽。前引元帝的遭遇即是一例,而宣帝時丞相魏相恐怕也麵臨此問題,所以他“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漢74/3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