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發端於魯相乙瑛上書請置,二府接到上書後經過調查,亦認為允當,複向皇帝建議批準。這兩個舉動落實在同一個文書用語“請”上。
碑文第2行出現了“請置百石一人”,所缺當為“卒史”。第6行又有“臣請魯相為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雲雲,第18行又有“乙君……請置百石卒史一人”。三句的主語並不一致,一、三是魯相乙瑛,二為司徒與司空,但“請”字的含義卻是相同的,均表示請求,對某種行為提出建議,通常是地位低者向地位高者提出。第三個“請”出現在碑讚中,可不論。
古人稱“請”表示“求也”①、“乞也”②、“求請也”③,後代學者概括為“以卑承尊,有所啟請”。④“請”所包含的乞求之意,不可理解得過於拘泥,相當程度上近乎禮儀上通行的“自卑而尊人”。文獻、簡牘、石刻等出現的“請”不僅君臣之間常見,亦廣泛用於人際間的書麵與言談往來。私人書信頭尾多用“××伏地再拜請”⑤,“請”意為“謁”,整句表示對對方的尊重,兩人間未見得存在尊卑關係,此處“請”已經發展成敬辭乃至套話。
“請”字乃古今常用詞,關於詞性,語言學界尚有不同看法⑥,這裏不擬涉及。如語言學家所示,“請”字最常見的一義是“請求”,是言者對聽者提出建議或要求,或提出自己某種行為的建議,體現了一種人際間的互動。各類史料中常常見到臣下乃至民眾以“請”的方式,對皇帝提出某種建議或意見。
不過,這類情況反複出現,次數之多,難以確計,多到令人習而不察,乃至熟視無睹的地步,幾乎未見史家予以關注⑦,盡管語言學界對“請”字研究不少,討論其語義,乃至句式的變化、與社會心理的關係等。①
“請”使用頻繁,全部考察尚需時日,這裏僅圍繞君臣之間政務處理,包括官府文書中的“請”以及史書中出現的類似語匯略作討論。
上述情境下的“請”均是提出某種行為的建議,後麵均有表示具體動作或行為的動詞或動賓結構。《乙瑛碑》中則是“請置百石卒史一人”,這種語句表達的是臣民對朝政的各種各樣的建議。當時有一種文書稱為“丞相禦史請書”②,應該就是以提建議為主的文書。除了丞相禦史請書,或還存在一般的請書。史家所說的“奏請”或“請”很可能是由此而來。
仔細分析,史書中向皇帝的“請”實分兩類:一是奏疏或文書中實際使用了“請”字;二是史家或他人在轉述中使用了“請”。後一類,文書中原先是否使用了“請”已不可考,既然史家概括為“奏請”或“請”,文書或言辭中一定包含了對皇帝的建議。
首先,陳請者下自平民,上到丞相、三公,普天之下的臣民均可。③秦統一後,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便是丞相領銜請求分封諸子為王。④齊人徐市等上書,說“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⑤
這是百姓給始皇建議而獲準的例子。
漢代亦是如此。《後漢書·宗室·成武孝侯順傳》“(建武)八年……因拜(劉順)為六安太守。數年,帝欲征之,吏人上書請留”(14/566),則是皇帝因吏民陳請而令官員留任的例子。
其次,陳請的事由亦頗為多樣,可謂事無巨細,均可陳請。大到建議皇帝立太子、立皇後,如《史記·孝文本紀》元年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同年三月,“有司請立皇後”;二年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10/419、420、423)。《史記·三王世家》詳細記載了武帝時從議立皇子到最後廟立冊封的諸文書,可見君臣間就此事的往複陳請、拒絕,最初的起意,則是大司馬霍去病上疏的建議。①
陳請的事由甚至包括廢立皇帝。《漢書·宣帝紀》載:元平元年四月,昭帝崩,毋嗣。大將軍霍光請皇後征昌邑王。後“(霍)光奏王賀**,請廢”,又議立宣帝。
又如設立、改變製度。此點在漢初《二年律令·置吏律》中就有明確規定:
縣道官有請而當為律令者,各請屬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上相國、禦史,相國、禦史案致,當請,請之,毋得徑請。徑請者,罰金四兩。
此律規定縣、道官員若請求製定某種律令,要逐級上報,到相國、禦史處,再審查是否應當定為律令,最後由相國與禦史請示皇帝定奪,而不能由縣道官員直接向皇帝請示。規定這一程序性的要求,層層上報,增加了審查的次數,其間亦會否定一些提議。這恐怕與減少皇帝的工作量不無關係。
《二年律令·津關令》中由於下級官員陳請建議,逐級上報,最終得到皇帝批準而成為“令”的規定在18條現存令文中占了9條。而由相國與禦史(或禦史個人)商議後奏請,或不經商議直接奏請,得到皇帝批準而成為令的,有6條。①直接由皇帝下製詔形成的令隻有2條。②另外,湖北荊州紀南鬆柏一號漢墓出土的西漢木牘中有孝文帝十六年頒發的“令丙
第九”,亦是丞相提議“請令……”,禦史奏請“禦史奏,請許”,皇帝批準之後出台的。③
文獻中類似例子見《漢書·食貨誌下》:武帝時,桑弘羊因物價貴,運輸成本高,“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影響深遠的均輸之策就是出自大臣的陳請。
又如製定政策。《史記·秦始皇本紀》載,二世二年冬,陳涉部下兵鋒西至戲,二世大驚,不知所措,“章邯曰:‘盜已至,眾強,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二世便是根據章邯的提議赦刑徒為兵來迎戰。《漢書·食貨誌下》載:“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奸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豁。”亦是有司提出改鑄錢的建議。
又如建議皇室的活動。《漢書·五行誌中之下》載,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穀永對曰:“皇後桑蠶以治祭服,共事天地宗廟,正以是日疾風自西北,大寒雨雪,壞敗其功,以章不鄉。齊戒辟寢,以深自責,請皇後就宮,鬲閉門戶,毋得擅上。且令眾妾人人更進,以時博施。皇天說喜,庶幾可以得賢明之嗣。”穀永因天氣異常,建議皇後加以應對。
又如興建工程。《漢書·溝漁誌》載:“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
又如建議官員任免。《漢書·張釋之傳》載,釋之為郎多年不調,打算回家,“中郎將愛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武帝時,公孫弘為丞相,對武帝說:“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汲)黯為右內史。”①
又如重要案件的處理意見。文帝時,對於淮南王謀反,丞相張倉等說:“(劉)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遣其子母從居,縣為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文帝基本采納了張倉等的建議。②早在高祖七年,就規定了郎中有罪耐以上要“請”,此後這類要“請”的人群不斷增加,最終形成所謂的“八議”。③
陳請的事由又小到官員個人乞求田地。《漢書·張禹傳》載:“禹年老,自治塚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
複次,按照陳請內容與臣民職責的關係,可分為製度要求的,與見機行事式的陳請兩類。
某些情形下出現的“請”是出於製度或律令的規定,此時“請”乃是請示,並非基於個人的建議,與本節所關注的不同。此類事務包括:動用州郡倉儲賑濟災民④;朝廷軍隊,如北軍的調動,哪怕是一兩位秩次極低的軍吏遠赴西域,也要經過皇帝同意,為此,也要由長吏奏請①;對死刑的判決,亦需要得到朝廷的批準,需要“上書請”②;對於特定人群的犯罪的處理,也規定要“請”③。
更多的陳請則是臣下根據自己的觀察或考慮而提出的,這些往往越出自己的職分。
再次,陳請的背景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完全由臣民自主提出,二是獲得君主的明確授意,或某種暗示,由臣下秉承上意陳請。
《漢書·刑法誌》載文帝下詔除肉刑,並要求“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為令”。丞相張蒼、禦史大夫馮敬經過討論提出具體律條,兩人上奏言“臣謹議,請定律曰”雲雲,最後複雲“臣昧死請”,文帝則“製曰‘可’”,批準了改動後的律條。這便是典型的據皇帝旨意來提供具體措施,形式上亦采用陳請的方式。此外,審理各種詔獄畢,由臣下提出判決的具體建議亦是奉行明確的詔旨。
漢代皇帝常下詔天下上書言便宜,此時的應詔者很多便會提出許多建議。著名的賈讓《治河三策》便是哀帝時應詔提出的上奏。
有些事情君主想做,又不便明說,自有善於察言觀色的臣下替君主出麵。《史記·呂太後本紀》載:“太後風(諷)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太後許之。”(9/401)七國之亂初起,丞相等劾奏晁錯,請求處以腰斬,亦是事先得到景帝的暗中同意。①武帝時好興利,張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鋤豪強並兼之家”①,均是此類。
不過,尚有很多陳請是臣民自主提出的。前引《二年律令·津關令》中由郡國陳請的均是此類。景帝時晁錯“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結果,“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應亦是晁錯個人根據當時朝廷與諸侯國的形勢而自行提出的。朝臣之外的臣民的陳請很多當屬此類。
最後,陳請的結果,有采納與不采納兩種。有時,最終雖獲準,但是經過幾番文書往返,此種往往與皇帝個人或家庭事務有關,如前述立武帝子為王一事。《史記·五宗世家》載膠西王劉端“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為兄弟之故不忍”,顯然,武帝並沒有聽從公卿的建議。處理宗室犯罪時,皇帝往往因私情而否決公卿根據律令提出的處理建議。
此外,國家事務上有時也會遇到此種情形。《後漢書·馬援傳》載其建議鑄錢事則頗見臣下建議的毅力。“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若非馬援一再堅持,其建議也就不會獲得皇帝同意並付諸實施。
上引晁錯建議與馬援上書事均表明,臣下陳請有時皇帝難以決斷,還要經過公府集議,如果未獲準許,則不會報請皇帝批準。但是否所有臣下的陳請均需要經過集議,恐怕與臣下上奏所采用的文書形式(章、奏、表,還是封事)、進呈渠道(通過公車司馬還是尚書、謁者,或直達皇帝)②、上奏者的身份以及內容的重要性等有關。不過,因史載往往對此類信息省略過多,細節多已難考。
文獻中還可以看到一種特殊的“請”:自請。一般的“請”是向皇帝提建議,建議的預期實行者是皇帝或朝廷,而“自請”則是自告奮勇,建議者自己向皇帝要求由自己來承擔某項任務,或在自己轄區、權限內完成某種工作,這類“自請”往往出自史家的概括。如武帝元狩四年,衛青、霍去病出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①,便是一例。
以上隻是扼要概括了秦漢時期臣民向皇帝陳請來提出建議的情況。因傳世史料有限,無法係統了解不同皇帝統治下,這種建議出現的次數與影響。但無論如何,無法否認其廣泛存在與影響。
《乙瑛碑》文書中的兩個“請”字,亦要放在上述背景下去認識。文獻所見,以直接向皇帝提出建議為主,此處則是首先向三公提出,經三公審查後再請求皇帝批準。郡國屬吏員額由律令確定,魯相乙瑛欲增置一卒史,等於變動律令,屬於改變製度一類的建議。按前引《二年律令·置吏律》規定,此類事務要由“二千石上相國、禦史,相國、禦史案致,當請,請之”。
乙瑛的上書呈交給哪個機構,碑文無明示,但據第二件文書魯相平等的回複是“上司空府”(第15—16行),最初很可能是司空府②,而非二府或司徒府。恐與司空前身禦史大夫的職掌有關。秦與西漢的禦史大夫的基本職責是製定律令草案、保管律令,並監督律令的執行①,雖改名司空,但舊有的職掌恐還保留。此事涉及律令,故先要經其審查。又因事涉祭祀孔子,職屬太常,太常又歸司徒所部,故上書經司徒、司空二府調查、審議後,聯名上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