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文第3行“壬寅詔書”中司徒雄與司空戒上奏中出現的“須報”一句,各家考釋與研究中均未涉及,值得探討。
“報”是秦漢以來官文書與書信中常見的詞匯,多年前,楊聯陛曾撰文討論社會關係中“報”的意義②,傳誦一時。其實它在官文書處理上的日常意義亦值得分析。③
“報”的基本意思是“反”或“複”④,引申為“答”或“答複”"回複"。“報”多見於各種文書,亦見於書信中。司馬遷的《報任安書》就是顯例。秦漢行政、司法文書中反複出現各種“報”,或是上級對下級的要求,或是下級對上級的答複,或是平行機構間的要求與答複。①
此簡似為一殘簽牌。“舉”應指“舉書”,“部”或許指候官下屬的“部”。官府中亦專設官吏負責此事。《續漢書·百官誌一》“太尉”條,下屬的記室令史“主上章表報書記”。司徒與司空的屬吏記載簡略,實際亦應有類似的小吏。①
無論朝廷還是郡縣,內地還是邊塞,不同部門的官府之間(包括上下級與平行的機構間)以“報”為手段之一形成文書往來,往來文書記錄的是各種事務的處理經過。
此外,“報”亦反複見於皇帝與臣下的往來文書中。《續漢書·百官誌三》“少府”條本注述尚書左右丞的職掌時說:
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民章報及騶伯史。
所謂“主吏民章報”應指負責對吏民上給皇帝奏章的回複。這一職掌並非東漢才出現的,應是西漢以來一向負責收發文書的尚書固有的任務。②
皇帝的“報”有時見於製度或律令規定需要由皇帝批準的事務中,常見的有上文提到的州郡開倉賑濟百姓,屬於上文所說的製度上規定要“請”的行為,通常不是針對皇帝某一具體詔書的反應。還有一些詔書會要求執行的機構或官員“報”,這些均非本節關注的重點。
本節關注的是與皇帝對臣下(包括單於之類的外藩)上奏的答複有關的“報”。理論上這類“報”均應由皇帝審閱奏章(省尚書事)後親自做出,但實際上可能是皇帝的近臣,如領尚書事的外戚或尚書,甚至小黃門一類宦官等替皇帝做出,但對受“報”的臣下而言,則視同皇帝本人的意見。
除了明確表示皇帝意見的“報可”與帶有具體內容的“報曰……”外①,見於記載的還有“待報”“不報”"未報"與"須報"等,表達了皇帝對臣下上書、上奏的不同處理方式,也區分出臣下期待皇帝處理意見時的不同感受。
“待報”表示臣下上奏後等待皇帝的答複,或是描述某一上奏正處在等待皇帝答複的過程中,常出於製度性的規定,或從史家或敘述者的角度,對從呈交上奏到預計獲得答複之間狀態的一種不帶有主觀意願或態度的概括。它表達了上奏與報之間的時間差,亦暗示出上奏與報之間並非完全對等,皇帝處理上奏亦未必十分及時。《漢書·王莽傳中》說王莽大權獨攬,導致他要處理的文書極多,徹夜辦公還難以完成,“尚書因是為奸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便是個極端的例子。
“未報”與“不報”均表示上奏沒有獲得皇帝的答複,但所描述的狀態略有區別。“未報”應指“待報”中,對皇帝可能做出答複還抱希望,有時還會得到皇帝的答複。《漢書·趙充國傳》記載平定羌人反叛的經過,雲:
(羌)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複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
“語未卒,璽書報”不免誇張。這段敘述中,作為趙充國處置靡忘方案的襯托,便是充國上奏以聞,從“未報”到“報”的過程,以及“報”中與充國相近的處理,顯示出充國的判斷契合朝廷的決策。此例亦表明,“未報”時仍有“報”的希望。又如《後漢書·馮衍子豹傳》:“豹……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閤,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馮豹之所以在尚書省閤堅守,就是因有奏事“未報”,要等待皇帝的回複。
“不報”則是上奏為時已久,而未見答複,上奏者已經感到皇帝答複無望。《漢書·朱買臣傳》載朱買臣隨計吏到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便是一例。“不報”從製度或皇帝角度又稱“寢”或“留中”。①《後漢書·丁鴻傳》載其父死後,鴻當襲封侯爵,但他“上書讓國於(弟)盛”,結果“不報"。後丁鴻留書與盛而逃走,書中雲:“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這便是將前次上書的結果稱為“章寢不報”。
三者之間如何區分,恐無一定之規,更多的是結合了上奏者主觀的感受,可能與上奏者的地位及其與皇帝的親疏程度有關。越是親近、位高權重者,對“報”的期待越強烈,相應地對“不報”的反應越強烈。皇帝對上奏的反應成為上奏待報者揣測皇帝本人心思的風向標,進而成為考慮下一步舉動的參考。②
文書往來中之所以存在各種“報”,成因複雜。各級官府之間文書往來存在“報”,應與政務分工處理與監督,以及處理事務的官員之間存在空間上的距離或區隔,且通過文字為媒介來傳達意見分不開。③臣民渴望得到皇帝的“詔報”,則是因為許多事務需要以皇帝名義裁斷才可執行,或是臣民的建議希望得到皇帝的批示。
空間距離有些是自然地理因素所致,如居延地區的都尉府與分布在漫長塞牆沿線的下屬候官、部與隧之間,郵路上置與置之間;有些則出於人為,如臣下與皇帝之間,尤其是朝臣(甚至包括太子)與皇帝之間,實際的空間距離可能很近,但絕大多數臣下無法隨時麵見皇帝,處於“君臣不相接見,上下否隔”的狀態①,因而,臣下無法直接獲得所需裁斷,自己的意見、想法,乃至日常的問候無法當麵表達,隻能依靠落實於文字的文書來轉達。空間上的區隔進而帶來時間上的滯後,加上轉呈文書過程中可能存在的篩選、擱置或羈留,以及皇帝對於文書的不同處理方式,造成上述各種“報”狀態。在此背景下,進一步辨析《乙瑛碑》中“須報”的含義。
“須報”一詞秦代官文書就已在使用[《裏耶秦簡(壹)》8-122和《裏耶秦簡(貳)》9-207+9-346],和秦代《行書律》的要求有關。②《後漢書》亦見,舊注將“須”釋為“待”③,“須報”則等於“待報”,即等待皇帝回複。這種解釋忽略了漢代以來“須”字含義的發展變化。
“須”字做動詞,初義是“待”,表示等待,與“需”同源,意思相近④,後來又衍生出“需要”義,最後則發展成為表示意願的助動詞、副詞與連詞,做助動詞時意為“應當”。⑤“需要”義西漢後期已出現。
“須”最初表示“待”,用例極多,無須詳舉。通檢《史記》正文中“須”字,除去用作人名、地名,表示胡須,組成複合名詞(須臾、斯須)外,用作動詞的9例中,含義均是“待”,多數無法釋為“需要”。僅《滑稽列傳》武帝幸臣郭舍人對武帝乳母言:“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釋作“待”與“需要”兩可。①大體可知,到西漢武帝時,“須”字作動詞主要釋作“待”。
“須”發展出“需要”義,目前看,最早見於西漢後期,東漢以後漸流行,三國以後使用漸廣。
最早的用例,見於甘肅金塔縣肩水金關遺址出土的西漢甘露二年(前53年)“丞相禦史書”,文書末尾是張掖肩水司馬行都尉事下發屬下候、城尉的文書,最後寫道:
例1.度索界中毋有,以書言,會月十五日,須報府,毋,如律令。/令史[《肩水金關漢簡(壹)》73EJT1:3]
這裏的“須報府”是肩水都尉府對下屬的要求,顯然不是單純的“等待”回複都尉府,而要下屬在當月十五日前有所作為,釋作“需要”才講得通。文獻中的例子更多,但時間略晚,最早也是成帝時才出現:
例2.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漢98/4018—4019)
例3.(王莽對增加封地表示謙讓,說)臣莽國邑足以共朝貢,不須複加益地之寵。願歸所益。(漢99/4052)
例4.(東漢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後漢43/1460)
例5.(桓帝時劉陶上疏雲)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後漢57/1843)
例6.(桓帝延熹九年,陳蕃上疏雲)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後漢66/2166)
例7.(魏王令曰)老耄須待養者,年九十已上,複不事,家一人。(三1/51)
例8.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塚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三35/927)
這些例子表明,西漢後期起,“須”字已逐漸發展出“需要”義。
正如漢語史研究者所揭示的,“須”字含義在發展中主觀色彩日益濃厚。表示“待”,突出的是句子的主語,其中很多情況下是“人”在聽天由命式地坐等某種條件或人、事務、機會或狀態的出現或到來,動作的主角並不需要主動作為。隨著“需要”義的出現,“須”的主角的狀態已經不僅是坐等,所須者已經成為主角主觀上要求的對象,或被表述成主觀上要求的對象。而做助動詞表示“願望”義中主觀色彩就更濃。①
東漢大臣在給皇帝的上言中(例4、5、6)已在此種意義上使用“須”字。西漢末以降,包括刊刻《乙瑛碑》的桓帝朝,朝廷的文書與言語中所涉及的詞匯庫中“須”字並不單純表示“待”,還有“需要”一義。“須”字的多義化,是認識“須報”的含義的背景與出發點。
《乙瑛碑》中“須報”一句正是出現在上述言語實踐環境中。考慮到西漢後期不斷豐富的“須”字義項,“須報”顯然不隻是“待報”,還要注意其包含的“需要回複”這一層含義。明白了“須報”的含義,自然清楚“須報”應出自二府之口,而非魯相乙瑛。
大概正是注意到“須”的多重含義,二府在上奏時選用了“須報”,目的不止是提醒桓帝此上書等待批複,還暗示它需要答複,以此來對皇帝施加影響。桓帝在上奏當日即予批準,算是對此的積極回應吧。
“須報”二字,透露出二府在處理此事上的主動態勢——是他們在引導桓帝如何處理,盡管表現方式是委婉的。這種委婉,應源自雙方職分的不同。是否要“報”,畢竟當由皇帝(或代行皇帝職責的近臣)決定,二府隻是建議,故須婉轉表示。
這究竟是梁冀炙手可熱下的特例,還是一般現象?《後漢書·梁冀傳》載元嘉元年(151年)有司奏冀“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史稱“機事大小,莫不諮決之”,“百官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親豫”,但他不可能事無巨細,都要過問,況且他隻是十日一入,並非常駐省中平尚書事。
有一點不能不注意,東漢以來,三公的職責在減輕,尚書的職責在加大是個難以否定的現象,安帝時身為尚書仆射的陳忠因“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非國舊體”,上疏進諫,其中說到“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①,西漢時是否如此,姑置不論,至少東漢中期人有此種觀感,且不說“選舉誅賞”之類大事上三公的權力已漸被尚書侵奪,就是此種小事上,對皇帝施加影響時也頗費心機。況且此時的二府中,趙戒自順帝永和六年(141年)以來已經做過十多年的三公,曆侍四帝,吳雄雖任司徒不足兩年,但也是久經官場。②這一用語或許是二府自感“任輕”局麵下無奈的選擇。
盡管如此,二府的作用不僅限於提示皇帝需要回複,他們還做了充分的調查與論證,並提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