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須報”後麵的五行:
3.謹問大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辟禮未Z2F
4.行,祠先聖師。侍祠者,孔子子孫,大宰、大祝令各一人,皆備爵。大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彖雞各一,
5.大司農給米祠。”臣愚以為,如瑛言,孔子大聖,則象乾《,為漢製作,先世所尊。祠用眾牲,長吏備,今欲加
6.寵子孫,敬恭明祀,傳於罔極。可許。臣請魯相|為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犬酒直,
7.他如故事。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
其中第6行“可許”一句的斷句,尚有分歧。丁念先、高文斷作“可許臣請”;永田英正等的錄文則將“臣請”下屬。當從後說。
第3—5行“謹問大常”至“大司農給米祠”數句,是向具體掌管祭祀的太常屬吏問詢有關祭祀的故事,“臣愚以為”以下則是二府提出自己的看法。
朝廷祠先聖師的地點,實際是在都城洛陽南郊的辟雍,並非曲阜。①十多年後立於曲阜的《史晨碑》所載史晨的上奏亦雲:“臨璧雍日,祠孔子以太窄,長吏備爵,所以尊先師重教化也。”此為天子太學中祠先師之禮,源自先秦。二府調查此故事,並轉述太常祠曹掾與史的辭對,是為處理魯相上書提供禮儀上的參考或依據(比)。
調查之外,二府重申孔子在漢代地位崇高,並認為因此要優寵孔子後代,並恭敬祭祀,傳之永遠,這實際是東漢朝廷的指導思想之一。陳述這兩點之後,二府雲“可許”,簡單明了地表達了他們的意見。“可許”中“可”應釋為“宜”①;“許”,《說文·言部》稱“許,聽也”,《廣雅·釋詁四》同。“可許”表示“應該允許”,建議皇帝接受乙瑛的陳請。
“可許”以下至“他如故事”前的四句,是兩府對皇帝提出的具體安排建議,故使用了“臣請”雲雲的表述方式,方案則基本采自乙瑛的上書。
“謹問大常”到“可許”數句記述了二府的處理經過與意見,態度是鮮明而確切的。這種明確的態度是基於桓帝會對上奏答複(“報”)的假定,至於如何“報”屬於二府的職責,所以用了“可許”這樣明確的字眼。
概言之,二府先是暗示桓帝此上書需要回複,又事先精心準備,調查故事,並舉出指導思想,理據充分,還有不增加朝廷財政負擔的方案,桓帝收到上奏後,當天予以批準(第8行)。在此事處理上,桓帝可以說是在二府的步步誘導下裁可的。
文書中沒有出現“尚書”,稍後的《無極山碑》則有“(光和四年八)月十七日丁醜尚書令忠奏洛陽宮”和“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醜尚書令忠下”兩句,二府的上奏通過什麽途徑進呈給桓帝?漢代章奏文書的上行途徑,一般認為最終均要經過尚書②,這裏未提及,或許是一種久已存在的習慣。《史記·三王世家》所錄多份丞相上奏武帝的文書便是如此,
僅第一件大司馬霍去病的上疏,注明經由尚書令,或可為參照。若上奏經過尚書,尚書也隻是起到了簡單的“奏、下文書”的職能。
關於漢代各種類型的朝議活動上朝臣對國家大事,包括人事問題,提出各種書麵或口頭的意見或建議,並對皇帝決策施加影響,以及尚書與西漢昭帝後開始出現的內朝官員對於皇帝決策的輔助作用,前人研究頗多。①對於三公在日常事務中如何發揮作用,前人了解得並不夠。
以往的東漢政治製度研究中,多強調了尚書台的作用,近來則開始重新估計三公的地位,但對三公的地位與作用,見解不一。傳統看法是當時“雖置三公,事歸台閣”;另一種觀點則堅持認為三公依然擁有相當大的權力,仍然是宰相②;第三種觀點認為東漢時期,由於三公分工體製的建立、光武帝與明帝好吏事以及負責監察的大司徒司直的廢止,導致三公統轄和指導地方行政的日常事務的職責受到削弱,出現了三公對於地方行政的“無責任體製”。③情況或許沒有那麽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