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請得到皇帝裁可成為詔書後,二府還對執行詔書提出要求並督促執行,具體表現在碑文第10—11行。
司徒、司空兩人的上奏於元嘉三年(153年)三月廿七日進呈皇帝,當日獲準。同日,兩人將詔書下發魯相,在詔書行下之辭中不僅有“承書從事下當用者”之類的套話,還進一步對擔任卒史者的條件提出若幹具體要求:
選其年冊以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弘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
要求涉及年齡、經學修養、課試成績、禮儀上的表現,以及在孔氏宗人中的聲望等。①概括而言,這是察舉中所強調的“經明行修”的具體化;而將候選者的年齡設定在四十以上,並要通過考試,應是順帝陽嘉元年(132年)開始的左雄新製的繼承與延伸。②這些對詔書的補充亦可視為二府追加的命令③,後麵附上“如詔書”一句,強調要像詔書一樣對待。魯相平在六月給司空的回複中稱作“司徒司空府壬寅詔書”,顯然是將二府的命令包括在壬寅詔書中。
行下之辭最後雲“書到言”,要求魯相接到詔書後需呈交答複,便是司徒、司空——在此處則是司空——監督詔書執行的具體體現。
在下達的詔書後追加命令,已知最早的一例見《史記·三王世家》。針對霍去病三月乙亥的上奏,武帝製曰“下禦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禦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禦史,書到言”,隨即丞相等集議後上言,附和霍去病的建議。④這裏的“書到言”乃是守尚書令等據武帝製書補充的命令,目的是要聽取眾大臣的意見。
比較完整的例子見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西漢元始五年(5年)“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王莽的上奏得到皇太後的製可後逐級下達,盡管行下之辭有殘損,但仍有共三處出現了“到言”(94行)、“書到言”(96行)與“書到言”(99行),分別附在下達到三公、二千石與敦煌所部都尉一級的行下之辭的末尾。①這些均為同一詔書在逐級抄寫下行過程中由上級官員追加的文字,要求下級回答的,應是執行四時月令的情況。
不僅三公可以在下達的詔書後可追加命令,進行監督,刺史、太守亦有此職責。甘肅甘穀出土的漢簡詔書中第22簡正麵有:
延熹二年四月庚午朔十二日辛巳,涼州刺史陟使下郡國大守、都尉,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各實核準,為州集簿如律書到言。
簡末有殘缺,文意不太完整,“各實核準,為州集簿”雲雲與“書到言”便是涼州刺史陟提出的要求——應該是根據詔書追加的具體指示。前者大概是責令所屬郡國核查境內的宗室的某種情況,後者是要求上報。而第23簡則是次日②漢陽太守接到刺史轉發詔書後下達的行下之辭:
延熹元(當作“二”——引者)年四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漢陽大守濟、長史億下冀中西部督郵口掾術、亮、史敘,屬縣令長,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各實所部,正處。書到言。如詔書律令。③
除了要求下屬執行外,還有根據刺史的命令而提出的“各實所部,正處”,“實”指核實,“正處”是正確的裁斷,結果亦要“書到言”。據此,詔書在逐級下達過程中下級官員還可追加命令,以及依靠逐級的反饋(“書到言”)來監督下級的執行。①
居延與敦煌漢簡中含“書到言”的簡亦不少,前人已有搜集①,不贅。因編繩朽爛,簡冊散亂,多數行下之辭中“書到言”具體所指已難明。不過,這種要求很常見,是可以肯定的。它表明丞相或九卿等朝官乃至郡守等地方長吏對所下命令的監督,普遍存在。下級在接到文書後的回報,漢簡中也有不少。
《乙瑛碑》第12—16行所錄則是兩個多月後,魯相等上呈司空府的答複,匯報了選拔卒史的情況。書到言與魯相的回複,具體展示了二府與郡國長吏之間的監督與執行關係。
學者曾指出丞相權力之一就是監督百官執行,具體而言,主要是年底以律令和詔書為依據檢查官吏執行情況,報告皇帝決定黜陟、賞罰;亦有官吏被告發,平時即加處理的情況。②這裏則是就特定詔令執行情況展開的監督,針對的是具體事務。事務則通過文字描述在文書——這裏則是詔書——中,因此,監督也就轉變成透過文書的書寫與交流而實現,進而間接化,或可概括為“以文書為載體的事務型監督”。“書到言”乃是落實和體現監督的具體方式。③
監督的來源則根據事務下達的來源與層級。若是丞相、三公或九卿直接針對某個問題,對某地官員下達的命令,如《乙瑛碑》中的“司徒司空壬寅詔書”,負責執行的官員直接接受丞相或三公九卿的監督;如果是逐級下達的命令,則是逐級監督,直至最低一級的官吏,各級官吏對直接的上級負責。這種自上而下的命令—監督一體的管理方式或許就是“委事責成”的具體體現吧。是否可以說三公對地方行政形成“無責任體製”,也許還需斟酌吧。
這種監督的終點取決於事務的進展。具體到此事,到魯相回報完卒史的選任情況,就應算處理結束了。最終落實到司空府的文書上,恐怕就是一事形成一組文書,附上一個如“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責寇恩
事”(EPF22:36)一類的簽牌而宣告處理終結,便沉睡在檔案中了。因為孔氏宗人認為此事意義重大,將他們獲得的往來文書刻於碑上,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