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分析大致明了《乙瑛碑》所記魯相請求增置一名卒史事的整個處理過程。此事雖小,但因涉及變更律令,要經過皇帝批準。簡言之:魯相創議,提出草案,司徒司空核查、極力促成,皇帝批準後,製定具體實施方案,並由司空監督執行。這種監督可稱為“事務型監督”。上奏若經過尚書,尚書也隻是承擔了上奏、下達文書的職責。

分析處理過程,值得注意的有三點:

一是臣民陳請的作用。沒有乙瑛最初的陳請,並提出草案,就不會產生後續的所有動作。這是件極小的事務,且出現在外戚梁冀掌權的時期,但考慮到臣民陳請十分常見,它促使我們認真思考“陳請”在帝國治理中的作用。雖然相當多的陳請在層層上呈中被上級乃至皇帝忽視或否決,但亦有不少得到皇帝認可(如“報可”之類),並轉化為朝廷的製度、政策(中間往往會經過朝議之類的討論)。陳請的存在,推動皇帝與朝廷吸納獻言獻策的臣民智慧,促進統治者集思廣益,使帝國統治不單是上對下單向度的命令,也包含了朝野的互動。對帝國統治的認識中亦應有這種互動的位置,簡單地使用“皇帝支配體製”之類突出皇帝一方主導作用的全稱概括可能會有意無意遮蔽掉這種互動。

二是東漢後期三公的作用。上奏文書中二府建議皇帝回複的委婉用語“須報”與調查、意見和明確的建議顯示了二府的主動作用,盡管此事過於瑣碎,無法據此推定三公在其他政務中的作用。“書到言”體現的司空對具體事務執行的監督,亦拓展了對三公監督職能的認識,“無責任體製”的說法也許過於絕對。

三是皇帝角色的多麵性。由此事以及其他臣民陳請而終為皇帝采納的事例看,皇帝不僅是帝國的支配者,同時也是臣民建議的傾聽者。這一側麵文獻中常見,但今人熟視無睹,似未納入對皇帝的認識中。

關於皇帝統治,《乙瑛碑》顯示出皇帝在處理政務上的被動性與符號性,或曰象征性的一麵:二府的主動襯托出皇帝的被動;另起一行,並高出一字的“製曰可”則是符號性的最好表達。以往關於中國皇帝的認識上,對此很少關注,往往將皇帝假定為處處主動表達個人意誌的強力統治者,無疑片麵誇大了皇帝的作用,忽視了其不同的側麵。

皇帝的符號性當時立碑的孔氏宗人亦很清楚:碑文第8—9行下端空白處特別刊刻了促成此事的二府的郡望、名諱,以示表彰,末尾的讚中則頌揚了發起者乙瑛和落實此事的鮑疊,而對批準此事的皇帝卻未置一詞,雖然碑麵上“製曰可”三字單抬。時人的觀感應成為今人認識的重要參考。

本文初稿2011年11月26日在愛媛大學“資料學”研究會發表,得到藤田勝久、關尾史郎與金秉駿先生的指教,2012年8月15日又將此文提交清華大學曆史係學術沙龍討論,得到黃振萍、方誠峰、陳侃理、孫正軍與王彬先生的多方指點,“清華大學”(新竹)曆史研究所邱逸凡同學惠寄相關研究論著,2013年1月陳勇先生複糾謬正誤,謹此一並致謝。

本文日本稿承蒙佐佐木正治先生翻譯,原刊藤田勝久編:《東アジ了の資料學上情報伝達》,東京:汲古書院,2013年,第235—271頁;中文稿收入《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會刊》第四卷,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43—69頁。又經增改收入李雪梅主編:《法律文化研究》第十輯“古代法律碑刻專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36—66頁。這次又略做增改,收入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