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官的轄區,甲渠候官負責的河北塞、河南塞及有關障隧,總長約200漢裏(80公裏),其他候官轄區的長度幾十公裏不等。③候行塞不止是簡單的巡視轄區,還要具體檢查人員在崗情況、兵器及守禦器具、烽火器具的完損情況等①,實際持續的時間可能要數日②。詣府恐怕也不會當日即可往返。為保證文書工作順利進行,臨時安排兼行候事來處理相關事務是慣常的做法。簡牘中出現的表達方式不完全一樣,有作“以私(小官)印行候事”的,亦有作“以私(小官)印行候文書事”的,後一種表達方式可能是王莽時期特有的說法③,實無不同。其中的“事”本義指文書,後來泛指事務。下麵利用張掖郡範圍內出土的漢簡,具體討論一下兼行候事從任命、通知到工作的細節。

首先,當候要外出離開駐地時,需提前選定兼行候事的官吏,並向選中者下達正式的“除書”,“除書”副本要在候官處存檔,發現於地灣的居延舊簡237.25雲:“關嗇夫王光今調兼行候事。”行文與一般的“除書”無異④,恐即這種副本的殘簡。王光曾於五鳳元年(前57年)十一月與甘露元年(前53年)十一月兩次被肩水候福任命兼行過候事(例6、7),殘簡或與此事有關。

此殘簡出土於原編號P1遺址東側的灰堆,據考古工作者的發掘及研究,這裏是第四隧,同時又是第四部候長的治所①,年代是五鳳二年(前56年)閏八月或甘露三年(前51年)十月,兩行書寫,唯字跡潦草。僅書“候長充”三字類似封檢的木牘,該隧出土過多枚(EPS4T2:39—41、67、87),可知“充”曾任第四候長,因此該文書當是任命候長充兼行候事的命令。②通知則見金關簡:

地節五年正月丙子朔戊寅肩水候房以私印行事,謂士吏平:候行塞,書到,平行候事。真官到,若有代、罷,如律令印曰候房印

此兩枚簡原為一冊書,筆者曾做過複原,排列順序按照行文做了調整。這種格式與“除書”不同,用途是通知而非任命,當時的名稱不詳。“士吏平”又見居延舊簡109.9:“印曰解得令印」元康元年九月乙亥士吏平以來。”此為削衣,右側殘,出土於A33③,時間與上簡同年,為同一人無疑。“躲得”乃張掖郡治,在A33以南,此乃一封自南向北傳遞的文書,士吏平工作地點應在A33或其以南的某地。金關簡中僅有一枚出現了此人,簡73EJT21:103雲:“正月癸巳肩水候房以私印行事告尉,謂士吏平、候長章等:」寫移,書到,除前書,以後書品約從事,毋忽,如律令/尉史義。”這是一道移給肩水候屬下的下行命令。移文中此人名列尉後、候長之前,且金關簡中涉及通關事務的文書中沒有見到“士吏平”,無疑他應是在候官駐地任職的士吏。據以上分析,以及金關乃東部候長駐地,而上述文書發現於金關,可知其乃肩水候房任命士吏平臨時行候事時下發到東部及金關的通知文書正本。

永光四年閏月丙子朔戊戌甲渠障候行塞,書到,強行候事。真該簡字跡潦草,且出土於候官遺址(塢內房間35、36),便是任命士吏強兼行候事所發通知的留底文書。②此外,同地出土的EPT52:787雲:“口到,宗行候事乙。”上下殘斷,從行文看,亦是通知,同屬候官處留底的副本。下發通知的發文記錄,亦有出土,如居延舊簡214.35:

候詣府謂第七隧長由兼行候事一事一封

這是一份奏封記錄③,簡基本完整,出土於A8,從使用“謂”看,應是記述事由(候詣府)與收信人(第七隧長由)兼及命令內容(兼行候事)的發文記錄。④簡264.1“候行塞謂第七隧長由兼行候事”,涉及同一人,但事由不同,應屬於兩次兼行。後一簡書寫工整,且出土於A8遺址,應是任命通知的副本,用於存檔。候給都尉府的通知文書未見,因涉及人事臨時變動,且雙方文書往來頻繁,知會都尉府應屬必須。甲渠候官如此,同屬張掖太守管轄的肩水候官當亦應遵循相同的手續。此外,平行的機構之間恐怕也要相互通知,如出自的居延舊簡:

兼行都尉事。真官到若有代、罷,如律令

八月己亥史長生以來

這兩枚經過綴合的簡是某年臨時任命某人代行某都尉事的文書殘片。據照片,簡正麵為工整的隸書,背麵為收件記錄,字跡潦草,兩麵筆跡不同。大灣是肩水都尉府所在,此文書應是自其他都尉府送到肩水都尉府的通知文書正本①,告知此次臨時人事變動,而非肩水都尉府存檔的文書,不然不應有背麵別筆書寫的文書傳遞記錄。發文機構很可能是同屬張掖太守管轄的居延都尉或張掖都尉。屯戍係統之外的張掖郡民政係統諸縣,乃至屯田係統對應機構是否亦要通知,待考。以上亦顯示兼行者的任命,是由候本人作出的②,無須上請,隻是要向上級報備,同時通知下級與平級機構。

順便指出,候長不在崗,應該也要臨時委任官吏兼行其職。額濟納漢簡:

此殘簡出土於T9,學者推定為甲渠候官第十六隧,隸屬於第十部。又如額濟納簡中有:

行候長事居攝三年五月戊午第六隧長宣敢言之隧郅卿治所官請醫診治敢言之此簡出土於T13遺址①,推定為第九隧。或許居攝三年五月間第九隧的隧長曾做過行候長事,所以在此出土該封檢兼病書。

這類通知應隻限於在直接上下級和平行機構內傳達,不會涉及更大範圍。這與漢代文書製度有關。當時文書一般是逐級上行、下行或平行移書,通常不會越級送達,因此出現長吏變動,文書行政上隻會牽涉上下一級,更高或更低機構的文書往來不受影響,無須逐級通知。平行移文當會據日常工作中移文對象多少確定範圍,恐怕同屬一官府的平行機構可能是個界限。②不過,A8遺址出土簡牘上萬,似乎沒有發現因“行候長事”上報的文書,倒也有些奇怪。

此簡為兩行,上下殘斷,字跡略草。年代可據肩水候房的任職時間地節二年(前68年)(7.7)到元康二年(前64年)(73EJT21:43)間大體判定。該簡恐是保存在候官處的通知副本,似乎行候長事的任命也要經過候的同意。不過,資料太少,姑備一說。此外,同樣出土於A33的簡31.29為劄,上殘,僅存“口行候長”三字。

此外,兼行的時間或許事先有明確約定。

世至正月丁未日鋪時行候事關嗇夫博、候長龍此簡為一削衣,左側殘缺。“至”字乃書寫完畢後補入的,“世”疑當釋為“卅”。此字上麵一字疑是“兼”字殘筆。此處兼行候事者不明,但與關嗇夫博同時。“正月丁未日時”或是規定的兼行期限,若“卅”字不誤,可能是兼行開始的日期。①

其次,收到通知後,兼行候事的官吏便正式開始履職,工作地點應不加變動,仍在原機構內承擔公務,即便是本崗並不在候官駐地的官吏,不論是金關的關嗇夫或關佐,還是候長、隧長,均無須移步到候官駐地履行公務,隻要下級機構將需要處理的上行文書轉送到兼行者駐地。候對於各種上行文書,特別是附在其中的簿籍有核查的責任②,兼行候事者自然亦應臨時承擔此任務,所以會收到屬下諸部上呈的各類定期文書。A32何以會出土一些看來屬於上呈候官的文書,除了曾成為肩水候駐地外,部分原因則在此。如下簡:

元康二年閏月戊戌朔丁巳西部候長宣敢言之官檄

具體時間乃前64年閏七月二十日,從格式看屬上行文書,接收者應是肩水候。據A33出土的簡20.4A“肩水候官元康二年盡三年詔書”、255.3“肩水候官元康二年七月糞賣船錢出”,可知當時肩水候確實駐紮在

A33,而此文書卻出土於A32,不免讓人生疑。據上表例3,該年閏月庚子(三日),關嗇夫成曾一度兼行候事,兼行截止日期不詳。嗇夫成本來

的駐地就在A32,此文書應是實際呈送給當時兼行候事的關嗇夫成,現身A32便不難理解。

此外,A32還出土了一些以候長或候史名義發出的上行文書(呈文或簿籍的標題),盡管均已散亂,難窺全貌,但從行文格式上依然可以分辨出來,如下簡:

月己巳朔乙酉東部候長=生敢

被兵簿一編敢言之

簡上書寫著十分工整的隸書,兩行,候長長生並非親筆簽名,而是由書吏書寫,當屬簿書呈文之正本。據幹支及候長長生任職時間,可能年份有二:元康二年(前64年)五月與神爵三年(前59年)六月兩簡內容、字跡一致,應是同一簿書的標題及末尾的呈文。建始四年為前29年,四月戊申相當於四月三日,屬按月編寫的定期文書。前一簡為劄,後一簡為兩行,符合文書用簡的慣例,文字工整,亦應是正本。其出土於金關塢的北牆及東牆一帶的探方,而非關口,亦應與上述兩簡一樣,是送來的文書正本。吏俸的發放由候負責,諸部編製的吏奉名籍也應該呈送給候官①,據284.21,建始三年五月時肩水候尚在A33,該名籍之所以出土於A32,原因很可能是當時這裏的某位官吏在兼行候事。以上資料亦證明了兼行者若與候駐地不同,自己無須臨時遷移到候駐紮地來處理文書,而隻是由屬下諸部將文書轉送到兼行者的駐地。

類似的上行文書或呈文還有如下數件:

神爵四年(前58年)七月癸亥朔辛未(九日)右後長敢言之:府移表火舉言,會月七日。謹以表火舉書逐辟捕驗問如牒,敢言

永光元年(前43年)八月丙申朔庚子(五日)北部候長明友等敢言口

永光四年(前40年)四月庚戌朔庚申北部候長宣敢言之:謹移吏家屬出入金關簿一編,敢言之。

73EJT31:63建昭五年(前34年)三月丙午朔甲寅(九日)西部守候長一編,敢言之。

另有數件為肩水候官的簿書標題:

候官黃龍元年二月吏卒簿

·肩水候官初元四年吏卒一歲用食度簿肩水候官建昭三年十月候長殿最名

·肩水候官建昭三年吏卒被兵簿

這四件簿書標題多書寫工整,應屬正本,究竟是肩水候駐紮此地時編製,還是A32的官吏兼行候事時完成的定期簿書,尚乏資料說明,姑列此備考。①

A32出土的上述肩水候官下轄諸部上行文書的呈文或標題,並非一兩件,加上文書或簿籍內容簡就更多,很難用偶然來解釋。不少簡應屬於金關的關嗇夫、關佐或東部候長一類駐紮A32的官吏兼行候事時,諸部上呈的定期或不定期文書。這些文書的存在表明兼行候事並非徒有其名,需切實履行候的文書職責,核查文書,並按時上報。

這些文書應該是利用既有的文書傳遞途徑送到金關來的,同在A32駐紮的駢北亭就是個郵亭,承擔自橐他候官的莫當隧與沙頭亭之間的文書傳遞工作。②其他諸部呈送的文書,恐怕亦是先依舊送到候官處,再由此轉送到兼行候事者的駐地來處理。需要繼續上呈的文書處理完,則循相反的路線,先送到候官處,再送到都尉府等的駐地。

需要上呈的文書或簿籍,不僅在兼行候事者處會存留副本(如73EJT22:22),另有一份副本亦由兼行者完成,留在候官處存底,名為“副”。A8出土有木楊“候尉上書/副”(EPT59:578)①,居延舊簡20.11亦是元康二年六月肩水候官移給昭武獄的文書副本,字跡潦草,由當時兼行候事的東部候長陳長生發出,出土於A33。兼行者同時將正本上呈,與候在署時處理文書的方式相同。如果兩人同在一處辦公,則前麵一份副本可省。A8遺址發現了不少兼行候事上行文書的呈文或簿書標題,甚至是文書全部,就屬於此種,隻是現在已不易辨清兼行者的辦公地點。如下列諸簡:

永光二年三月壬戌朔已卯甲渠士吏強以私印行候事敢言之:候長鄭赦父望之不幸死,癸巳予赦寧。

寅士吏強兼行候事敢言之:爰書:戍卒潁川郡長社臨利裏樂

德、同縣安平裏家橫告曰:所為官牧橐他

推種臥草中,不能行。謹案德、橫診橐他,右辟推種毋刀刃木索跡,德、橫皆證所言,它如爰書。

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三年五月庚辰朔甲溝候長隆以私印行候文書事

上述諸簡多為兩行,字跡或工整或潦草,均出土於候官遺址,且注明是兼行候事者上呈的文書,應屬存底的文書或副本。其中個別官吏的工作地點不在候官障城,如候長充、第八隧長敞,A8遺址的F22中出土了多件東漢建武四年塞尉放兼行候事時上呈文書的完整副本,這裏僅引一例:

建武四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放行候事敢言之:詔書曰:吏三百石、庶民嫁娶毋過

萬五千,關內侯以下至宗室及列侯子娉娶各如令,犯者沒入所齎奴婢財物縣官。

餘下尚有同日發出的等,不具引。建武四年五月時的塞尉放的駐地當在候官障城中。上引諸簡涉及定期與不定期文書兩類。鄭赦的請寧書、愛書屬不定期文書,而前引諸多“簿籍”大多是定期文書。

露布之外的正本文書發出時基本都要加封檢,並在檢上施封泥、鈐印,兼行候事者則用自己的小官印或私印。這些印平時要隨身攜帶,因此,正本文書即便可由屬吏抄寫①,發出的正本一定要經過兼行候事者之手鈐印。如果兼行候事者駐紮在候官駐地以外,文書亦需由兼行者駐地發出,經由候官障城,再送到目的地。因為目前出土的簡除了A35發現的一千多枚之外,基本發掘自候官或其下機構,能證明此點的文書很少。出土於A33的簡199.1似是由佐信抄寫的上呈文書正本。

這些文書自代行其事者處發出後,便沿郵路送往目的地,中途未經過開封①,因此,由那些不在被代行者駐地辦公的官吏所簽發的文書,要由代行者抄寫兩份副本,一份保存在自己的官府,另一份隨文書正本送到被代行者的駐地存檔。兼行候事時亦應如此。②: